第二章 “红学”史迹
第一节 “红学”起源
提起“红学”一词来源，几乎都引用晚清李放《八旗画录》中的一段话为据，而且一般还会加上“最早见于”字样。实际上，同义语又见于同时代徐珂所编《清稗类钞》。李放(1884—1924)，奉天义州(今辽宁义县)人，曾任清廷度支部员外郎，其《八旗画录》(六卷)成书于1919年。徐珂(1869—1928)，浙江杭县(今杭州)人，光绪举人，曾任商务印书馆、《外交报》、《东方杂志》编辑，其前人笔记集《清稗类钞》编于1911年前后。《八旗画录》载:“光绪初，京朝士大夫尤喜读之(指《石头记》)，自相矜为红学云。”《清稗类钞》云:“《红楼梦》一书，风行久矣，士大夫有习之者，称为‘红学’。而嘉、道两朝，则以讲求经学为风尚，朱子美尝讪笑之，谓其穿凿附会，曲学阿世也。独嗜说部书，曾寓目者，几九百种;尤精熟《红楼梦》，与朋辈闲话，辄及之。一日，有友过访，语之曰:‘君何不治经?’朱曰:‘予亦攻经学，第与世人所治之经不同耳。’友大诧。朱曰:‘予之经学，所少于人者，一画三曲也。’友瞠目。朱曰:‘红学耳。’……朱名昌鼎，华亭人。”[1]关于朱子美事，民国初年均耀《慈竹居零墨》又有大同小异的记载:“华亭朱子美先生昌鼎，喜读小说。自言生平所见说部有八百余种，而尤以《红楼梦》最为笃嗜。精理名言，所见极有心得。时风尚好讲经学，为欺饰世俗。或问:‘先生现治何经?’先生曰:‘吾之经学，系少一横三曲者。’或不解所谓。先生曰:‘无他，吾所专攻者，盖红学也。’”
用传播学的眼光来看，这是“红学”一词传布之始，显然带有调侃、游戏色彩。然而，这种历史的“不经意”，又成就了一桩“文化趣事”，若用文化学的眼光考察，恐怕其间亦有规律可循。当然，作为一门学问的“寻根”，却要比“红学”一词的出现早半个多世纪。具体来说，“红学”应肇始于脂砚斋的《石头记》评批，它几乎与曹雪芹的小说创作同步。
“红学”，就是研究《红楼梦》的学问。一部“红学史”，就是历代学人和读者对《红楼梦》不断了解、探索、研判的历史，也是对其价值不断发掘、发现和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的历史。《红楼梦》研究走过了崎岖而漫长的道路。
那么，“红学”这门学问的研究范畴又是什么呢?周汝昌先生认为，“红学”应该包括“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四个方面，认为只有“讨寻本事的学问，才是红学的本义，才是红学的‘正宗’”。针对有学者对他将“文本”研究排除在外的批评，周先生则强调“红学”的特殊性，认为“不应该把红学拉往一般化”“而是应该有‘红学’和‘红楼梦研究’两个既有关联又有区分的名称和概念”。[2]
这里有必要厘清几个问题。一是将文本与作者、版本、探佚、脂评区隔开来有无必要?二是“脂评”能否独立成“学”?三是“红外”与“红内”的关系到底应该怎么界定、应不应该拆分?
笔者以为，“红学”一旦不含文本，那就是舍本逐末，就是喧宾夺主;“红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学问体系，应该是“一体多面”的，不宜人为拆分。脂砚斋研究与曹雪芹研究交接、搭界，很难各自独立;“脂评”又是评点本文学文本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红楼梦》文本研究所绕不开的。另则，“脂评”的资源体量也不是很大，没有必要独立为“红学”的一个分支。《红楼梦》是文学巨著，“红学”的主要目的指向是发掘、弘扬其丰富多元的文学价值;文本之外的诸多研究，应该是为文本研究服务的。
因此，笔者以为，“红学”应该是包括曹学、版本学、探佚学、文本学四大支系的一门综合性学问;尽管各分支研究都很重要，各具相对独立价值，但文本文学研究无疑是重中之重。
第二节 “红学”史上的几个亮点
关于“红学史”著述，就笔者所见，有郭豫适的《红楼梦研究小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及《续稿》(1981)，韩进廉的《红学史稿》(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潘重规的《红学六十年》(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版)，白盾主编的《红楼梦研究史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欧阳健、曲沐、吴国柱的《红学百年风云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杜景华的《红学风雨》(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刘梦溪的《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陈维昭的《红学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等。为了剔繁择要，这里仅从正面建树中酌选几个“亮点”略作介绍。
一 关于“脂评”
冯其庸先生说:“有清一代的‘红学’，我以为可以概括为是评点派的‘红学’。”[3]“评点”是西方与苏俄文艺理论传入中国以前的文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自晚明李贽评点《水浒传》之后，效法者代不乏人。到了清代，竟出现了未经评点的小说无人问津的现象。可见这种形式已经得到了广大文学爱好者的认同和欢迎。为《红楼梦》作评点者甚多，其中最有影响、最有价值的，大概要数“脂砚斋”对《红楼梦》的批评文字了。
“脂砚”原是一块小歙石砚，微呈椭圆形，刻成果状，上端两个果叶左右分披，为明万历时京师名妓薛素素调和胭脂所用。素素小字润娘，号素卿，多才艺。[4]砚背刻有明代著名文士王稺登题赠素素的一首五言绝句，[5]遂为名石。依周汝昌先生之意，此石二百年后辗转到了脂砚斋之手，因以为斋名，并以斋名自称。石侧刻有分书小字一行:“脂砚斋所珍之砚，其永保。”至于脂砚斋是谁，历来有堂兄、叔叔、续弦夫人诸说，难以定论;但此人与曹雪芹关系密切，对《红楼梦》的创作、修改产生了重要影响，则是确定无疑的。周先生猜测，这行字很可能是“曹雪芹代为题记”的。周先生还据其赏识、珍藏名娼之砚的行至，推断脂砚斋“绝不是‘正统’、‘礼法’、‘道学’、‘名教’所能羁绊的腐俗之辈”。又传此石至清末为端方旧藏。实物已在四川发现，今藏吉林省博物馆。[6]
那么，何谓“脂评”呢?孙逊为之“正义”说:“‘脂评’即以脂砚斋为代表、包括作者周围圈子里的一些人的评语。”现存“脂本”，评语甚夥。据统计，其中有脂砚斋署名的仅35条，由系年可推知为他所评的23条，疑为其评又难以确认的尤多。署名“畸笏叟”的有55条，可推知为他所评的38条，疑为他评的亦不少。另外署名“常村”“梅溪”“松斋”的评语，也都属“脂评”范围。而署名“玉蓝坡”“立松轩”“鉴堂”“琦园”“左绵道人”等评语者，则属稍后或更后的评者，不在“脂评”之列。[7]
那么，“脂评”的贡献何在呢?
第一，指出了作品内容与现实生活的诸多联系。如第1回在写到葫芦庙遭火，“接二连三，牵五挂四，将一条街烧得如火焰山一般”处，甲戌本有眉批道:“写出南直召祸之实病。”所谓“南直”，是明代“南直隶”的简称。明成祖迁都北京后，江南各府、州直隶南京，故此处以“南直”指称南京。这条脂批，指出了作者以“大火”影射曹家因政治原因在江宁织造任上“召祸”被抄的史实。又如第5回，在巧姐判词“势败休云贵，家亡莫论亲”两句旁有夹批云:“非经历过者，此二句则云纸上谈兵。过来人那得不哭!”再如第13回在写秦可卿给凤姐托梦，说道:“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语，岂不是虚称了一世的诗书旧族了”一句处，庚辰本有眉批云:“‘树倒猢狲散’之语今犹在耳，屈指卅五年矣，哀哉伤哉，宁不痛杀。”法国陈庆浩先生在《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导论》中说:“此批是庚辰眉批，批于己卯(1759)以后。壬午(1762)年畸笏正式署名主持批书，假定批语是这一年批上的，上溯35年是1728年，恰好是曹(
)被罢职抄家的一年，正是‘树倒猢狲散’的结局。”这当然是一种“假定”，事实未必果如其说;但是，作品所写贾家的荣枯巨变与作者的家族痛史、人生阅历密切相关，则是毫无疑义的。还有甲戌本第25回，写马道婆向贾母说鬼话，旁批:“句句是耳闻目睹者，并非杜撰而有。作者与余，实实经过。”等等。由这些评点，我们可以知道，《红楼梦》所写内容，处处都有曹家的影子，有深厚的现实生活依据，绝非“杜撰而有”。
第二，揭示了作者的创作意图和作品的思想意义。如甲戌本卷首一段批语:“此书只是着意于闺中，故叙闺中之事切，略涉于外事者简。”第2回在冷子兴讲到荣国府如今“萧疏”时则有批曰:“作者之意，原只写末世。”第8回有脂批云:“作者是欲天下人共来哭此情字。”再如，甲戌本第16回有一回前批语:“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昔感今。”这些，一方面道出了作者的情感指向、创作意旨;另一方面也言明了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发出抚今追昔的沧桑之叹。还有，第8回在写到贾政的帮闲清客詹光、单聘人处，甲戌本有脂评云:“妙!盖沾光之意。”“更妙!盖善于骗人之意。”庚辰本第24回回前总批中说:“醉金刚”一回，“亦书中必不可少之文，必不可少之人。今写在市井俗人身上又加一‘侠’字，则大有深意存焉。”在该回的倪二赠银处又有眉批曰:“余卅年来得遇金刚之样人不少，不及金刚者亦不少，惜书上不便历历注上芳讳，是余不足心事也。”庚辰本第25回写马道婆害人一处有眉批曰:“三姑六婆之为害如此。……此作者一片婆心，不避嫌疑，特为写出，看官再四着眼。”这些批语，揭示了作者对封建末世世道人心的感慨、褒贬，几多愤世嫉俗。
第三，发掘出了作品的许多艺术特点，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艺术见解。如第1回写到甄家丫鬟娇杏“生得仪容不俗，眉目清朗，虽无十分姿色，却亦有动人之处”时，脂评曰:“这便是真正情理之文，可笑近之小说中满纸羞花闭月等字。”同回写贾雨村是“面阔口方”“剑眉星眼”，其貌“雄壮”。对此，脂评指出:“最可笑世之小说中，凡写奸人则用鼠耳鹰腮等语。”脂砚斋从诸如此类的笔法中，发现了曹雪芹不落俗套的人物外貌描写。第43回，写尤氏为凤姐生日凑银子，体恤周、赵二姨娘的艰难，拒不收她们的份子钱，脂砚斋由小见大，指出:“尤氏亦可谓有才矣。论有德比阿凤高十倍，惜乎不能谏夫治家，所谓人各有当也。此方是至情至理。最恨近之野史中，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何不近情理之如是耶?”第20回，从写湘云的“咬舌”这一细部，发掘、引申出“真正美人方有一陋处”这一重要的美学原理。还从《红楼梦》对宝钗和黛玉，宝钗与湘云，赵姨娘与周姨娘，李嬷嬷与赵嬷嬷，王一贴与张道士的不同描写中，发现曹雪芹善于在对比中塑造形象、“特犯不犯”的艺术特点。这些发现和见解，不仅是对《红楼梦》艺术成就的精到总结，而且也是对中国小说美学理论的有益贡献。
第四，透露了作品的创作过程、修改情况和曹雪芹对80回以后的情节的构想。据脂批透露:“曹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甲戌本第1回)这条批说明，曹雪芹曾写过一本《风月宝鉴》的小说，它与《红楼梦》是“旧作”与“新作”的关系。有专家研究结果认为:《风月宝鉴》是曹雪芹的一部旧作，主要是写贾瑞的故事，也包括秦可卿的故事，立意是“戒妄动风月之情”。它与《红楼梦》是“既有前后继承关系、又有新旧质的不同”的“特殊关系”。关于删削的情况，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甲戌本第13回回末总批中说:“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有(其)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这不只说明了《红楼梦》的删改情况，也可以看出脂砚斋对作者创作的影响。另外，“脂评”还透露了原作80回以后的情节发展趋向和主要人物的结局。如黛玉的“泪尽”而亡，宝玉的“对景悼颦儿”和“悬崖撒手”，青埂峰木石“证前缘”，以及探春“远适”、惜春“缁衣乞食”和太虚幻境揭“情榜”等。这对后人揣摩曹雪芹本意，研究作品的思想、结构，以及评价读书，都是珍贵的资料。
此外，“脂评”还提供了有关作者家世、生平的点滴情况。比如第22回写全家聚乐，因贾政在，宝玉便不似往日“长谈阔论”“惟唯唯而已”。庚辰、戚序本于此处均有夹批云:“写宝玉如此。非世家曾经严父之训者，断写不出此一句。”说明作者是“世家”子弟，受过严格的家教。再如甲戌本第1回于“满纸荒唐言”一诗处有一条著名的眉批:“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这是迄今而至，考证曹雪芹卒年的最过硬的根据之一。
总之，“脂评”者们“得天独厚”，不仅熟悉曹雪芹的一切，而且有幸与之感受着共同的时代氛围，呼吸着同样的生活气息，再加上他们较高的文学素养和鉴赏能力，因此，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信息和精辟见解。他们不愧是曹雪芹的第一批“知音”，同时也为“红学”发展铺设了第一级台阶。当然，由于主客观方面的种种限制，“脂批”也有不少瑕疵，比如批语中不时流露的消极悲观、虚无宿命的思想情绪，虽然与作者的思想气质、与作品的精神气韵多有吻合，却也未必完全符合此书本旨。[8]总体来说，“脂评”之于“红学”，功不可没。
二 王国维和他的《红楼梦评论》
该文发表于1904年。全文共五章:第一章阐述了对人生和艺术的基本看法，重在说明人生的不幸，“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第二章谈“红楼梦之精神”，认为它是宣扬“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的。第三章论述“红楼梦之美学之价值”，认为她是中国文学中一部真正的“具厌世解脱之精神”的“彻头彻尾之悲剧”，有极高的美学价值。第四章论证《红楼梦》的伦理学价值，认为她能引导人们纠正“吾人类之祖先一时之误谬”(指人类的生育繁衍)，彻底走入“解脱”之域。第五章“余论”，谈他对《红楼梦》研究的意见和对文学特征的理解。
王国维的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
首先，《红楼梦评论》发表的当时，评点派与考证之风主导“红坛”。王国维第一个自觉地摒弃“评点”的方法，走出考证、索隐的迷宫，对《红楼梦》做了文学艺术的考察。当然，他并不是笼统地反对考证，认为对这部“美术上之唯一大著述”的“作者之姓名，与其著书之年月，固当为唯一考证之题目”。但同时又清醒地指出:“自我朝考证之学盛行，而读小说者，亦以考证之眼读之。于是评《红楼梦》者，纷然索此书之主人公之为谁，此又甚不可解者也。”就是说，在王国维看来，关涉《红楼梦》的考证，是应该有“疆界”的，是应该对解读作品有必要“意义”的。于是，做此宏观性考察专论以“破其惑”。
其次，他第一次把美学的方法引入《红楼梦》研究。在“西学渐进”的大背景下，王国维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敞开胸襟，领风气之先，潜心研究康德、叔本华、尼采哲学，并把它运用到文学研究领域，独树一帜。特别是他运用西方悲剧理论，看到了《红楼梦》有着“大背于吾国人”之“乐天”精神的“价值”，是“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实在堪称曹雪芹的隔代“知音”!另外王国维还将比较的方法引进《红楼梦》研究。从中西文学比较的角度，他得出了“法斯德(浮士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的结论。从中国文学比较的角度，他以为《牡丹亭》、《长生殿》是具“乐天之色彩”的大团圆式的喜剧;而最具“厌世解脱之精神”的悲剧，则“仅有《桃花扇》与《红楼梦》耳”。他又把《桃花扇》和《红楼梦》作比较，认为“《桃花扇》之解脱，他律的也;而《红楼梦》之解脱，自律的也”;又因《桃花扇》是“借侯、李之事，以写故园之戚，而非以描写人生为事。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还用比较的方法分析作品人物，认为金钏、司棋、尤三姐、潘又安之死“非解脱也”，因为“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故此书中真正之解脱，仅贾宝玉、惜春、紫鹃三人耳”。对此三人，他亦进行了比较，认为惜春、紫鹃之“解脱”是“观他人之痛苦”的结果，所以是“宗教的”“平和的”;而宝玉之“解脱”则是“觉自己之苦痛”的结果，所以是“美术的”“悲感的”。王国维的结论，我们未必都要苟同，但其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则不可低估。
最后，他对文学艺术本质的把握，也有独到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文艺本质和文学典型的认识。他说:“夫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惟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他对文艺的特质和文学的典型概括性的理解，确实代表着那一时代的最高认识水平。二是对典型形象与典型环境关系的认识。他认为《红楼梦》主人公的悲剧，“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而是“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周锡山对此高度评价说:“这就深刻阐明《红楼梦》表现人物和环境的典型性和批判现实的普遍意义。”[9]很难说王国维的论述达到了“真理”的境地，但至少是在向“真理”迈进的道路上大大前行了一步。
毫无疑问，王国维是有偏颇的。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秋八月《静庵文集自序》中，他已发现叔本华“人生哲学观”“有矛盾之处”，并说:“去夏所作《红楼梦评论》，其立论虽全在叔氏之立脚地，然于第四章内已提出绝大之疑问，旋悟叔氏之说，半出于其主观之气质，而无关于其客观的知识。”他能及时看破叔本华哲学之不足，并勇于自我校正，应该说这是难能可贵的。
总之，王国维尽管有偏颇，但毕竟是他为“红学”打开了一扇新窗户，走出了用美学方法研究《红楼梦》的第一步。可以说，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是“红学”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三 从胡适到周汝昌的“考证派红学”
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张起了“新红学”的大旗，宣告了“旧红学”时代的终结。
胡适的主要功绩，在于开创了“考证派红学”。
“红学”之考证，并不始于胡适。但把《红楼梦》研究纳入考证的道路，赋予红学以特殊的对象、范围和方法，并逐渐发展为一种在社会上有广泛影响的学派，确实自胡适开始。
微观地看，胡适通过考证，奠定了曹雪芹对《红楼梦》的著作权和高鹗的续作权;对曹雪芹的家世、生平也大致正确地勾画了一个轮廓;对“本子”问题亦做了有益的探索。这都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方便，是有贡献的。从宏观上看，“历史上创立新学派的人，主要意义是提出新的研究方法，建立不同以往的研究规范，为一门学科的发展打开局面，而不在于解决了多少该学科内部的具体问题”。所以，尽管胡适的考证，也有非科学的主观臆测成分(例如说脂砚斋就是贾宝玉亦“即曹雪芹自己”，以及版本问题上的某些论断等)。但是，第一，这与当时的资料占有不足有关;第二，胡适后来不断地对以往的观点有所修正;第三，在客观上他毕竟推动了“红学”的发展。所以，这“并不影响胡适作为考证派红学首倡者的地位”，功不可没。
胡适的“考证”着重解决的是《红楼梦》的作者和年代的问题，而俞平伯的《红楼梦辨》(1923年)重点则在辨析作品本身的内容。“一个是历史考证，一个是文学考证，这是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的《红楼梦》考证的根本不同之处。”俞平伯的研究，“一开始就包含有与小说批评派红学合流的趋向”。
“考证派红学的中坚、集大成者”是周汝昌。“就捕捉的对象和运用的方法来说，他是承胡适而来”，与俞平伯“无涉”。[10]
周汝昌的代表力作是《红楼梦新证》(1947—1950年写成，1953年棠棣出版社出版)和《曹雪芹小传》(1980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红楼梦与中华文化》(1989年工人出版社出版)。与胡适相比较，他的贡献在于:
第一，拓宽了研究范围。胡适最早提出的“红学”考证，包括作者、时代、版本三项。周汝昌在此基础上，确认曹学(“芹学”只是其中组成部分之一)、版本学、脂学、探佚学为考证的主要对象。
第二，占有了更丰富的资料。《红楼梦新证》有“史料编年”专章，援引书籍达120种以上(后来又有扩展)。1962年在《光明日报》连载的《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和《曹雪芹小传》，虽不能说已将有关资料“一网打尽”，但“确实所剩无多”。还有曹家上世的三轴诰命、四轴《楝亭图》、敦敏的《懋斋诗钞》、裕瑞的《枣窗闲笔》、萧奭的《永宪录》等孤本秘籍，也都是他“以惊喜的心情一手发掘出来的”。“他凭借这些资料，运用严格的考证方法，建构了自己的红学体系。”
第三，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首先，他通过考证，康、雍、乾时期的社会政治特征，皇室的倾轧与攘夺，得到了生动再现，为读者理解作品提供了较充分的背景材料。其次，他对曹雪芹的家世，包括籍贯、所属旗籍、祖父等长辈及几门重要亲戚的状况，都有翔实的考证。最后，对曹雪芹的生卒年，生平概况，抄家后回到北京的行踪，以及晚年在西郊“著书黄叶村”的经历都有自己独到和系统的看法。
当然，正如陈维昭所说:“其《红楼梦新证》所搜集的资料之丰富在红学史上堪称一流，他发挥了诗人的丰富想象力和学者的博闻强记，运用诗化的语言，在一般人所无法过渡的地方，他借助想象的翅膀而飞渡。诗人的才气，使他习惯于在想象中翱翔，这想象有时借助于他的学力而创造奇迹(如对曹宣的考证)，有时则因其在材料与观点之间强行飞越而令人瞠目结舌(如关于湘云的考证)。”[11]王利器先生在《〈红楼梦新证〉证误》中指出其中的10类40多处硬伤。[12]笔者曾在《诗心史笔结红绪——拜读周汝昌先生〈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一文中指出周先生存在“诗人”与“史家”双重身份的自在矛盾，这是他遭人诟病的个性原因。[13]
总之，在“红学史上影响最大、实力最雄厚”的考证派红学队伍中，周汝昌是用力甚勤、著述颇丰的。他的研究成果，尽管有不少地方尚未被“红学”界认可，但仍不愧为“带有系统性的红学一家言”，显示着考证派的实绩。[14]
当然，一两棵树难以成森林。作为“影响最大实力最雄厚”的考证派红学，自然是学人济济，专家密集:吴恩裕、吴世昌、周绍良、朱南铣、冯其庸、陈毓罴、邓允建、刘世德、胡文彬等，亦各有建树，恕不一一评说。
四 鲁迅论《红楼梦》
鲁迅没有论“红”专著，但他在《中国小说史略》(1923年)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1925年)中均有专章、专节论述。另外，在《论睁了眼看》《怎么写》《言论自由的界限》《〈绛洞花主〉小引》《〈奔流〉编校后记》《“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看书琐记》《谈金圣叹》《〈草鞋脚〉小引》《〈出关〉的“关”》《上海文艺之一瞥》《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等二十多篇杂文中也都曾论及。由于鲁迅先生独到深刻的见解和他的崇高声望，因此在《红楼梦》研究中，他的实际影响很大。
鲁迅的独特贡献大致有三:
其一，他以文学史家的眼光，最先肯定了《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王国维曾把《红楼梦》与歌德的《浮士德》相提并论，认为她是“宇宙之大著述”。俞平伯则从王国维那里大大倒退了，他说:“平心看来，《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不是很高的。……其用亦不过破闷醒目，避世消愁而已。故《红楼梦》性质亦与中国式的闲书相似，不得入于近代文学之林。”[15]如果说王国维的评价虽然也很高但却略嫌笼统的话，那么，鲁迅的评价则明确中肯多了。他在《〈草鞋脚〉小引》(英译中国短篇小说集)中说:“在中国，小说是向来不算文学的。在轻视的眼光下，自从18世纪末的《红楼梦》以后，实在也没有产生什么较伟大的作品。”[16]这话，一方面是对《红楼梦》在小说史上地位的誉肯，另一方面也是对那些“以轻视的眼光”看待包括《红楼梦》在内的中国小说的历史偏见的批评。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他就讲得更直接:“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的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17]从“清之人情小说”这一范畴考察，他看到了《红楼梦》的不同流俗之处:“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18]
其二，从“自传说”到典型论。“自传说”是“新红学”派的“最主要的观念”。鲁迅早年认同此说。1923—1925年，他先后讲过“《石头记》实自叙也”，“乃作者自叙”，“《红楼梦》一书说是大部分为作者自叙，实是最为可信的一说”的话。到1936年，鲁迅在《〈出关〉的“关”》中，对以往的观点作了重大校正:“然而纵使谁整个的进了小说，如果作者手腕高妙，作品久传的话，读者所见的就只是书中人，和这曾经实有的人倒不相干了。例如《红楼梦》里贾宝玉的模样儿是作者自己曹霑，《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的模样儿是冯执中，现在我所觉得的却只是贾宝玉和马二先生，只有特种学者如胡适之先生之流，这才把曹霑和冯执中念念不忘的记在心里:这就是所谓人生有限，而艺术却较为永久的话罢。”[19]这里，鲁迅把艺术形象与模特儿严格地区分开来，认为二者是“不相干”的。作为模特儿的人，其“人生有限”;而作为艺术形象的“人”，其生命“较为永久”。在同一文里，鲁迅还说:“作家的取人为模特儿，有两法。一个是专用一个人……二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例如画家的画人物，也是静观默察，烂熟于心，然后凝神结想，一挥而就，向来不用一个单独的模特儿的。”[20]
应当说，鲁迅先生对典型创造的论述，是切合艺术创作实践和典型创造规律的。问题是，具体到《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这一特定的对象本身，他到底是“专用一个人”而成，抑或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呢?这个问题曾经被认为是已经解决了的，然而在新时期却出现了某些反复。这里所说的“反复”是指由“典型说”(或曰“合成说”)向“自传说”的回归。在1995年岁末于武汉召开的“第七次当代红学研讨会”上，湖北大学张国光教授从“红学史”的角度阐发“自传说”的“历史性贡献”说:“它乃是廓清笼罩红坛多年的索隐派的迷雾的最有力的理论武器，也是我国科学的红学大厦所由之以建立的事实基础”;认为胡适当年是在“力求较全面地掌握确凿的证据基础上，得出《红楼梦》(程本前80回)是曹雪芹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自传说’创获不易”。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梦与中华文化》《曹雪芹新传》等论著中谈及《红楼梦》的性质时也认定它是“一部‘伪装’的写实小说”，是“自传性的小说”，是作者“自况”。毋庸讳言，这些说法与鲁迅先生晚年的观点是抵牾的。但却不应视为是向胡适观点的简单复归。因为，一则从新红学到当代红学之间许多新的资料发现，为人们重新认识提供了新的依据;二则在此期间“红学”曾屡受强劲的“政治干扰”，红学家们有着拨正的内在冲动;三则对《红楼梦》的认识，谁也难以做到一言定鼎，万古不易;四则最主要的是《红楼梦》本身所写的内容，说它作者“自况”，是作者形迹、心迹的诗意呈现，又有什么大错呢?
当然，尽管我们说“红学”史上的这种“否定之否定”的论争与反复各有所据，各有其理，然而并不能改变《红楼梦》的“小说”性质;就宝玉形象而论，即使以作者经历为主，但亦杂有脂砚斋的影子，更有小说式的夸饰与虚构，因此仍不应以曹雪芹“自传”视之。
其三，对《红楼梦》艺术成就的高度赞扬。首先，鲁迅极其推崇《红楼梦》的现实主义成就。他在谈到《红楼梦》“不可多得”的“价值”时说:“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人物，都是真的人物。”[21]这是从文学史的角度和塑造人物的“写实”性特点上对《红楼梦》的崇高评价。另外，他还把诸种“结以‘团圆’”的续貂之作与《红楼梦》的“如实抒写”“绝无讥弹”相比较，认为，“此足见人之度量相去之远，亦曹雪芹之所以不可及也”，[22]高度赞扬曹雪芹以大悲剧打破传统的“大团圆”模式的不可企及的天才艺术家气度和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贡献。
其四，鲁迅对《红楼梦》卓越的艺术技巧也激赏不已。在《看书琐记》中他曾说:“中国还没有那样好手段的小说家，但《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23]对《红楼梦》语言的高度个性化特点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另外，他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对《红楼梦》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的小说语言风格，也不无称赏之意，可惜没有展开论述。
除上述几点外，鲁迅的涉“红”文字，还对高鹗续作给予了大体肯定的评价，认为基本上与曹著风格相符。此外，鲁迅有时还借“说红”指斥时政或批评某种流习。如《言论自由的界限》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批评“中国人看小说，不能用赏鉴的态度去欣赏它，却自己钻入书中，硬去充一个其中的脚色”等，也都能给人以启示和教益。
总而言之，尽管鲁迅的论“红”文字不太多，然而，是他奠定了《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他在对“自传说”进行自我校正的同时，也动摇了这一说法的权威性;同时，对《红楼梦》非凡的现实主义成就也给予了言简意赅的评价。正由于这些，他的名字便醒目地留在了“红学”史册上。
五 改革开放以来的《红楼梦》研究
“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红楼梦》研究，尽管也有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何其芳的《论红楼梦》、蒋和森的《红楼梦论稿》等颇有影响的著作问世，但总体来说，受政治风潮影响，建树不多。“文革”更是中国文化、中国学术的大劫难，教训深刻，乏善可陈。改革开放以后，思想解放，文化复苏，学术渐趋繁荣，佳绩迭出。
回顾三十多年来的“红学”发展，大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红楼梦》研究空前活跃，研究成果数量惊人。1979年5月，中国艺术研究院创办《红楼梦学刊》，始为季刊，2005年改为双月刊，至2013年底，共刊行157辑，发表文章约4000篇，4000余万字。中国社科院文学所1979年5月创办《红楼梦研究集刊》，出刊14辑(1989年停刊)，发表文章400余篇，530余万字。1978年8月始，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心编印《红楼梦研究》专辑，1993年起，将相关内容并入《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转载了大量“红学”论文。贵州省红学会创办于1986年12月的内部刊物《红楼》杂志，至2011年7月，出刊100期，发表文章1500余篇，还出了3期专题论文集。另有《南都学坛》《咸阳师院学报》《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等设有“红学”专栏。更有全国各高校学报、各种报刊及全国各地的红学会、曹学会的会刊，都定期或不定期地有“红学”论文发表，数量难以统计。再从“红学”论著方面看:杜景华“初步统计”了1987—1990年出版的论红专著，计“有100种以上”;苗怀明逐年罗列了1990—1998年出版的“红学”论著，计有134种之多。这当然都是不完全的统计。学术研究不像粮食产量的有限递增，它需要积累，厚积薄发。因此，从1978年至今的36年间，中国大陆出版的涉红著作应在1000种以上。其“学术体量”之庞大，非任何一部经典名著可比。
第二，研究机构多，参与面广，大大推动了“红学”的普及。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于1980年7月，是中国大陆《红楼梦》研究的核心社会团体，也是罗致、团结海内外“红学”人士的组织、协调机构;先后由吴组缃、冯其庸、张庆善任历届红学会会长。目前，中国红学会有300余名会员，是全国各种学术性组织中规模最大的社团组织。除中国红学会外，20世纪80年代，辽宁、上海、黑龙江、贵州、江苏、山西、南京、辽阳、大同等省市先后成立分会，还有浙江平湖市、上海松江区也于1988年先后成立红学会，扩大了研究队伍，拓宽了研究范围，推动了地方文化建设和文学名著的普及。1980年以来，在中国红学会的组织推动下，先后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哈尔滨、扬州、北京、扬州、大同、马来西亚吉隆坡召开了七届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在哈尔滨、济南、上海、南京、贵阳、芜湖、莱阳召开了七届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此外，还有全国中青年学者《红楼梦》研讨会、全国红楼文化艺术研讨会、海峡两岸中青年《红楼梦》学术研讨会、《红楼梦》与翻译学术研讨会、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四十周年红学大会等。这些学术活动的开展，大大调动了红学专家和《红楼梦》爱好者的研究兴趣，全面推动了《红楼梦》研究向更深更广的领域发展。如果再加上各地区、各高校一些红学机构组织的讲座、研讨、调查或其他形式的活动，其量之大、参与者之众，应该十分可观。值得一提的是，随着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播放，在全国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红楼梦》热”，不仅促使文学名著《红楼梦》持续热销，而且使《红楼梦》成为“公众话题”。还有一个现象: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无数网民非常便捷地参与到《红楼梦》评论的行列中来，谁都可以在网上指点“红坛”，评头论足。
第三，多元探索，争奇斗艳。“红学”的多元化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传统研究方法的多元并存，形成了思想分析、艺术分析和考证三头并进的腾跃局面，体现了中国批评模式的全面的运用。这种宽容、宽松的学术气氛，使“红学”研究者能根据各人所爱和所长，找到自己驰骋才能的场地。另一方面，随着对外开放，各种新思想、新方法被介绍进来并运用到“红学”领域，如心理批评、美学批评、原型批评、文化批评、哲学批评、叙事学方法等，正如陈维昭所说:“这一时期的红学，就在这个多元化语境中展开，人们从各个角度实现《红楼梦》的意义生成成”，使“《红楼梦》在现代语境中展现出多种多样的面孔”。[24]如冯其庸的《曹雪芹家世新考》，吴新雷、黄进德的《曹雪芹江南家世丛考》，吴世昌的《红楼梦探源》《启功给你讲红楼》《蔡义江论红楼梦》，朱淡文的《红楼梦论源》，刘敬圻的论文《红楼梦多义性论纲》，张锦池的《红楼梦十二论》，李劼的《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周汝昌的《红楼梦与中华文化》，胡文彬的《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论稿》，何永康的《红楼美学》，王蒙的评点本《红楼梦》及《红楼启示录》，刘再复的论文《红楼梦哲学论纲》及系列红学论著，梅新林的《红楼梦哲学精神》，铙道庆的《〈红楼梦〉的超前意识与现代阐释》，刘上生的《走进曹雪芹——〈红楼梦〉心理新诠》，等等。这些难于一一列举的红学著述，呈现出亦老亦新、多元开放的学术格局，标示着《红楼梦》研究的“盛世”气象。
第四，红学论争，推进研究深化。学术的生命在于有学术争鸣。当今之世，“有倾轧而无批评”似乎是一种不少见的文化现象。吴组缃先生曾表达过这样的意思:有学派乃学术之福，有宗派则是学术之祸。红学界有主流与非主流、学院派与非学院派、“庙堂”与民间之别，有团队、有“山头”，也有散兵游勇，有专家、学者，也有“野狐禅”，有严谨、专业的宏言正论，也有莫名其妙的奇谈怪说。在一个言论相对自由的时代，这种现象应属正常。刘梦溪在《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第八章“拥挤的红学世界”中，介绍了从“胡适与蔡元培论战”到“唐德刚与夏志清之间的红楼风波”等17次红学论争，介绍了从“钗黛优劣”到“靖本迷失”等9桩红学公案，介绍了《红楼梦》研究中的“四条不解之谜”(元春判词、《好事终》曲词解读、书名之谜、明义诗解)和“三个死结”(脂砚何人、芹系谁子、续书作者)。以上33个问题有些虽然由来已久，但大部分问题都在新时期被重新讨论，而且不同程度地都有新的资料发现，都有新的研究进展，例如曹雪芹遗稿、画像的真伪问题，祖籍问题，续书作者问题等，通过讨论，也有了渐趋一致的认识[25]。刘著没有列入的如北京通州区张家湾发现曹雪芹“墓石”问题，经过许多专家反复考论，否定的意见似乎占了上风。实践证明，只有健康的学术批评、严肃的学术争鸣，才是推动学术发展的不竭动力。
“只缘”我们身在新时期之中，所以未必能看清“庐山真面目”。因此，我们只作粗略概观，没有多涉及个人的成果、贡献。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这是一个“红学”研究的“暴发”期，是“红学”史上的丰收季节，其重要性，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示出来。
以上我们对《红楼梦》诞生以来的建设性研究，作了挂一漏万的简单回顾，我们既未作“线”的细描，也未作“面”的铺张，仅取几“点”，略予评说而已。然而，从这简陋的评说中，我们不也听到了《红楼梦》研究前进的足音吗?
第三节 《红楼梦》研究曲折
《红楼梦》研究的历史，是一部曲折的历史。《红楼梦》的价值，不是一下子就得到公认、确认的。当它呱呱问世之初，就有曲解、蔑视伴随。有人谓其为“淫书”(陈其元《庸闲斋笔记》) ;有人说它是“启人淫窦，导人邪机”(梁恭辰《劝戒四录》) ;也有人主张将此类书收集起来“一火而焚之”(齐学裘《见闻随笔》)。尤其荒唐的是，竟有人别出心裁，编造谎言，中伤我们已故的天才艺术家说:“入阴界者，每传地狱治雪芹甚苦，人亦不恤。盖其诱坏身心性命者，业力甚大，与佛经之升天堂正作反对。嘉庆癸酉，以林清逆案，牵都司曹某，凌迟覆族，乃汉军雪芹家也。余始惊其叛逆隐情，乃天报以阴律耳。伤风教者，罪安逃哉?”(毛庆臻《一亭考古杂记》)这种咬牙切齿、妖言惑众，既是可笑的“门外文谈”，也是可怕的文化偏见和可恶的报复心理的袒露。然而，他高高举起的，却是捍卫“风教”的堂皇大旗;也正是由于此，便又平添了三分“业力”!
以上数例，可以说是在“红学”初始阶段企图将这部杰作“打杀”、扼死在摇篮中的代表。然而，正如这帮卫道士所担心的，《红楼梦》之“散播何能止息”(毛庆臻) ?于是，在后来的岁月里，“打杀”之声渐弱，“捧杀”之声时起，更有许多别有用心的曲解和庸俗社会学的阐发，成为《红楼梦》研究中的几缕杂音。这里仅对“索隐派”、1954年的论争和“文革”期间的“评红”闹剧作点评介，以窥一斑。
一 关于“索隐派”
构成“旧红学”主体的，除了评点派，就是索隐派。
要把“索隐派”说得一无是处，显然不够公道，因为其中不无启发人的议论和见解。但从整体而言，则牵强、穿凿之处太多，游离于真正的文学研究之外。
“索隐”即“钩沉索隐”。新旧“索隐派”们，或钩索作品中所“隐寓”的“本事”、探测“微言大义”，或硬把《红楼梦》说成是某部作品的翻版、某人是某人的“化身”，或者用猜字解谜的法子对书中人物的关系、命运、结局作歪曲性的推断和臆测等，其结果是“可怜无补费精神”，甚至造成人们阅读和理解《红楼梦》的迷误。
王梦阮、沈平安的《红楼梦索隐》(1916年)认为:“是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诸名王奇女也!”其所赖以立论的“本事”，早已为史家否定(孟森的《董小宛考》和冒辟疆的《影梅庵忆语》都说明秦淮名妓董小宛与清世祖无涉)，那么，他们的洋洋宏论也就成为无稽之谈了。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1917年)认为该书是“清康熙朝政治小说”，并把书中人物与历史人物逐一关合，说贾宝玉即康熙帝的太子胤礽，林黛玉即影射朱竹垞(彝尊)等。他还从《红楼梦》的“红”字中，发现了“微言”中之“大义”:“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余也!”寿鹏飞的《红楼梦本事辨证》(1927年)认为该书是一部“康熙季年宫闱秘史”“所隐括者，明为康熙诸皇子争储事”。作为“确证”，他认为贾宝玉是玉玺和帝位的象征，“惟玺为诸皇子及群雄所争窥，故见宝玉者，人人皆生恋爱关系也”。认为贾母是康熙帝的影子，“贾母者，言伪朝之母也”:“其姓史者，明示野史秘史之义”。又说:“林黛玉者，废太子理亲王胤礽影子也。……黛玉者，乃代理二字之分合也。分黛字之黑字与玉字合，而去其四点，则为代理两字。明云此代理亲王也。”景梅九的《石头记真谛》(1934年)认为该书“确有所影射，大半写明清之间隐事”。说“黛玉代表亡明，故写得极瘦弱，风吹欲倒。宝钗代表满清，故写得极丰满，气吹欲化”，等等。他们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宣传“排满”，其用心可谓良苦，但可惜却把这部文学巨著的社会意义简单化、庸俗化了。
阚铎的《红楼梦抉微》(1925年)论证了三个问题:《红楼梦》从《金瓶梅》“化出”;其中人物是《金瓶梅》人物的“化身”;其中一些事件、故事是《金瓶梅》中某些事件、故事的仿写或续写。该书旨在说明:《红楼梦》与《金瓶梅》同为“淫书”，只不过后者粗俗、前者文雅罢了:唯其文雅，读者不知避忌，“反得肆其蛊惑之毒”，所以，《红楼梦》这个“伪君子”比《金瓶梅》这一“真小人”更其“可畏”，更为有害。[26]这不仅是对《红偻梦》的“莫须有”式的诬蔑，即使对《金瓶梅》来说，也是不公允的。
景梅九之后，好长时间不见索隐“巨著”，“红学”史家引为幸事。从1984年底到1990年，香港葛量洪书院的退休讲师李知其先生先后自费出版《红楼梦谜》四本，洋洋洒洒，穷其胸臆。该书斥“新红学”为“一场闹剧”，尊新旧“索隐派”为“正确而高明的导航线”。他以为《红楼梦》即由大小不等的众多的“谜”组成，因而研究它的最好方法便是“猜谜”。经旁征博引、苦心求索，他“猜”出的“谜底”是:甄英莲的“影射陈圆圆”;薛蟠的“影射吴三桂”;薛宝钗的“正射是顺治帝后，副射是洪承畴”;秦可卿的“影射崇祯帝”;贾母的“正射是假朝的母后”(顺治帝的母亲)，“副射故明帝室的宗主”;林黛玉的“正射是董小宛”，“副射是亡明帝统”;贾宝玉的“正射”是顺治帝，“副射”是传国玺;等等。总之，在他看来，“《红楼梦》就是这样一本灵气十足，一分尘味都没有的谜语小说。”[27]经他一番“索隐”“猜谜”，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巨著，竟成了“一分尘味都没有”的“谜语大全”!于是，小说严肃的悲剧主题被儿戏化了，作者十分担心不为人解的作品的“其中味”被严重曲解了!
1986年6月，笔者在哈尔滨国际《红楼梦》研讨会期间，有幸聆听了泰籍华人张硕人先生关于“金陵十二钗”的演讲。他认为曹雪芹写小说，是先写好诗、词、曲(人物判词)，然后从词中找人物的名字及其结局。例如，有“金簪雪里埋”，宝钗就非姓“薛”不可，其结局也只能是“冻饿而死，葬身深雪中”;有“玉带林中挂”，黛玉就非姓“林”不可，结局也必是“吊死林中”。关于史湘云，他从“云散高唐，水涸湘江”一句判词断定:湘云后来做了妓女，卫若兰去看她，两人欢爱非常，一夜千秋，在性高潮中双双而死。又说，此判词出现于《乐中悲》，即是说湘云“悲”死于“乐”极之时，很惨，亦很臭，应入于“薄命司”。这种望文生义的主观臆测，何其刻板、教条，但又那么坚执、自信，实在令人难以苟同。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著名作家刘心武以“秦可卿出身之谜”为突破，引发轩然大波。其基本观点是:秦可卿为废太子胤礽的私生女，辗转出宫，后做了贾家媳妇，其身份、命运与宫廷争斗、贾府盛衰息息相关。尽管故事编得扣人心弦，但基本事实于史无据，如沙滩建塔，徒劳而已。他还对贾元春其人编织了匪夷所思的动人故事，亦如“秦学”之昙花一现，随风而逝。刘心武的“学问”，被称为“新索隐派”，无疑将作为新时期红学的一段插曲而留存史册。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索隐派”的两个明显的失误:一是对文学特点的疏忽。文学是形象化的社会生活。它常常与曾经实有的某人某事相联系，但又绝非某人某事的简单复制。“索隐派”硬要把文学创作还原为生活事实，企图证明它就是“秘史”“野史”，这就模糊了文学与历史的界限，犯了个常识性的大错误。这个错误如果说出现在半个世纪以前还勉强可以理解的话，那么，时至今日犹自津津乐道就有点令人费解了。二是方法上的极端片面性。“索隐”作为一种方法，其基本特点就是主观臆测，不厌其烦。那种拆字、解谜、破译“密码”式的研究，完全是一厢情愿地想当然，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煞有介事，又离题万里。将一部完整的小说零割碎剪，任意拼接，破坏了文学作品的整体美感，使读者如坠雾中。
当然，如前所述，视“索隐派”为一无是处也有欠公允。首先，“索隐派”并不完全是“千人一面”，有的还是比较严肃的。如蔡元培等人，除了用心良苦外，他们关于明清之交政治历史的许多考证(“索隐派”常常借助于考证的方法)，对人们了解《红楼梦》的时代背景进而理解作品不无裨益。其次，有些见解对人还是有所启发的。如笔者亲聆过许宝骥先生《焦大“胡唚”辨》的讲演，尽管也有“索隐派”那种烦琐求证的通病，但他关于贾府三代“爬灰”及惜春出身问题(他认为惜春是贾敬与儿媳尤氏的孩子)的观点，还是值得人们寻思的。但总的来说，“索隐派”的文字牵强生硬，矛盾百出，从观点、方法到结论，可取的东西不多。而今，“索隐”余风虽未完全消歇，但却后继乏人，“和者盖寡”，这便是其不景气之状的明证。
二 1954年的批判“唯心论”运动
1952年9月，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一书出版。次年5月，《文艺报》第九期发表静之的介绍文章，赞扬该书“细密的考证、校勘，扫除了过去‘红学’的一切梦呓，这是很大的功绩”。1954年3月，俞平伯又在《新建设》上发表了《红楼梦简论》一文。
早在1952年11月，白盾针对俞著中《红楼梦底风格》一章的观点，写了《红楼梦是“怨而不怒”的吗》一文，给予尖锐批评(当时此文未能在《文艺报》发表，两年后发表于《人民日报》)。该文认为，“怨而不怒”的风格是封建地主阶级“温柔敦厚”说的翻版，这不符合《红楼梦》的实际。并从人物形象的角度批判说，贾宝玉所表现的“叛逆精神”，“岂仅‘怒’而已，几乎可以说是个‘蔑圣教，毁伦常，非孝道’的充满反封建色彩的闯将了”。文中说，俞平伯的“风格”论“不折不扣地是封建士大夫阶级的偏见和私好”，说明他的“灵魂深处还蕴藏着一个欣赏温柔敦厚的中国士大夫和崇拜康德式西洋美学的知识分子的‘王国’”。
《红楼梦简论》发表后，李希凡、蓝翎撰文批评，《文艺报》未予刊登，后辗转发表于山东大学《文史哲》1954年9月号上。李、蓝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从俞平伯关于《红楼梦》作者的态度，关于《红楼梦》的主要观念是“色空”，以及关于林黛玉、薛宝钗两个对立形象所作的无所褒贬的评论，得出结论说:“俞平伯先生是以反现实主义的唯心论的观点分析和批评了《红楼梦》。”同年10月10日，李希凡、蓝翎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评〈红楼梦研究〉》一文。
该文在着重批评了《红楼梦研究》的一些“错误”观点和研究方法之后认为，俞先生这样评价《红楼梦》“也许和胡适的目的不同，但其效果是一致的。即都是否认《红楼梦》是一部现实主义杰作”，“把《红楼梦》歪曲成为一部自然主义的写生作品。这就是新索隐派所企图达到的共同目标”。
假如仅此而已，那么，问题基本上还是学术、文化领域内的问题。然而，事态严重了。同年10月16日，毛泽东就此事给中央政治局及有关人写信，同时将李、蓝的两篇文章附上。信中说:“这是30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并在追溯了这两篇文章辗转发表的过程后说:“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毛泽东进而严厉地批评了“大人物”们“同资产阶级的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明确指出，对“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正如郭豫适先生所说:“毛泽东同志这封重要的信，实际上成了1954年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学术文化领域里资产阶级思想的动员令和指导文件。”[28]
嗣后，就是对“动员令”的响应风从，对“指导文件”的贯彻、落实了。从上到下，各种批判会、座谈会、报告会相继召开:全国各大报刊，连篇累牍发表文章: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作出关于端正《文艺报》编辑方针和改组编辑机构的决议;有关“大人物”纷纷检讨……
1955年2月，俞平伯写出了《坚决与反动的胡适思想划清界限——关于有关个人〈红楼梦〉研究的初步检讨》一文，发表在《文艺报》1955年第5期，该文认为自己“主要的错误在于沿用了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方法”，其具体表现在于“大胆的假设”“猜谜式的梦呓”“繁琐的所谓考据”和“趣味性的演绎”等;并深挖阶级根源说:“我出身于一个封建家庭，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和感情，于五四前后又沾染了资产阶级的思想”，“我个人的兴趣，其实质乃是在《红楼梦研究》中所持的‘自传说’，在《红楼梦简论》、《读红楼梦随笔》中所表现出的‘索隐派的精神’，‘考证的面貌’”，承认自己“跟胡适的观点方法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又对自己的“错误”所造成的危害自责说:“试问我的研究能引导青年们往哪里去呢?第一，往烦琐的考证里去;第二，向资产阶级以至于封建统治的趣味里去;第三，往五花八门的迷魂阵里去。”“多少年来，我的《红楼梦》研究实已帮助胡适引导青年们去脱离现实了。”
诚然，就学术思想、研究方法而论，俞先生的检讨确有中肯的一面。学术在发展，方法在更新，人的认识与思想方法相应地也在发展与更新，“权威”也不例外。从这个意义上讲，俞先生的反省无疑是应该的、必要的。但就造成学术上偏颇的阶级根源、思想根源以及研究的社会效果而论，俞先生的检讨显然又有过于“言重”之处。问题在于，这种“言重”，并不完全出于自觉，而是一种强大的政治气流冲击的结果。历史一再证明:这种“结果”常常是不牢靠的。
作为这场批判运动的实际对象，俞平伯在检讨之后的另外一大“进步”就是，发誓再不“谈红”。当然，他并未“彻底”实现自己的誓言，在30多年后，他又“开禁”了。然而，在我们一代“红学”“权威”的这一“否定之否定”的大弯路中，有没有值得思索的东西呢?
自然，问题的实质，远不在乎于某人(哪怕他是权威)的洗手不干或禁忌重开，而在于:政治空间应当在怎样的意义上和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和学术发生关系?这种总是用一种“一言堂”取代另一种“一言堂”的非此即彼式的循环，究竟对学术、文化的发展有什么好处?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评价这场批判“唯心论”的运动呢?著名红学家魏同贤先生的一段话，笔者颇以为然:“1954年对俞先生的红学研究进行过一场大规模的批判运动，作为历史回顾，有值得深刻记取的历史教训。学术上的是非问题，本不能也不应采取批判运动的方式去解决，因为它是直接背离了被学术发展史一再证明是正确的、行之有效的‘百家争鸣’方针的。学术问题固然与政治问题不无联系，但毕竟是不同范畴的两类问题，自然应该严加区分。但是当时一是把俞先生学术思想上的失误，说成是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二是把一大批文化艺术界的负责人，说成是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对他们投降，从而也就不可避免地混淆了学术与政治，乃至敌与我的界限，而把正常的学术批评和讨论推上了一场大规模的批判运动。以至有人把这说成是‘对敌斗争’，说俞先生‘考证和评价《红楼梦》，也是有引导读者逃避革命的政治目的的’。简单粗暴、无限上纲，达到惊人的地步。这场批判运动，从指导思想上说，很明确地就是关于《清宫秘史》和《武训传》问题的批判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它是实际存在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路线在学术方面的又一重要表现。……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领域一连串批判运动的重要一环，1954年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在总体上是应予否定的。”[29]
1986年1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隆重集会，庆贺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胡绳(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指出:俞先生从20年代初开始的《红楼梦》研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当时任文研所所长的刘再复在贺词中也特别强调了俞先生对《红楼梦》内蕴探索、审美批评和考证、辑佚方面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客观估价了他在“红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三 “文化大革命”的评“红”闹剧
如果说1954年还出现过一些“有生气”“有见解”的“评红”文章的话，那是因为，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潮虽然已露端倪，但毕竟还没有达到“极致”，“政治”尚未完全挤掉“学术”地盘的缘故。历史，终究让极“左”思潮推涌到了1966年。一场政治台风席卷了中国——“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灭”，随着一阵“横扫”“打倒”，学术园地只落得“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1966—1971年，“红学”出现了空前的“空白”。1972年之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评红”热，被美其名曰“群众性的‘评红’运动”。与其说这是《红楼梦》的“幸蒙恩宠”，不如说是《红楼梦》的惨遭蹂躏!因为，从其实质上来说，这实不过如王熙凤之“弄小巧用借刀杀人”一样，既有宣扬“以阶级斗争为纲”、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寻找“经验”的政治目的，更有将其纳入所谓的“评法批儒”的轨道，作为“石块”去击杀“敌手”的险恶用心;毫无实事求是、发展学术之诚意，唯有运动群众、假“公”济“私”之野心!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场“评红”闹剧的基本特点是:按“最高指示”立论，依“首长讲话”撰文。“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社会上广泛流传着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的一些只言片语，如“《红楼梦》是四大家族兴亡史”“第4回是总纲”“《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爱情掩盖政治斗争”等。作为学术上的一家之言，当然无可非议。然而，时当“个人迷信”登峰造极，“金口玉言”即是“绝对真理”，人们“思想的自由”被剥夺，只能按“指示”立论，这当然就是极不正常的了。自称为“半个红学家”的江青，拉大旗作虎皮，每每以传达和解说毛泽东的有关“指示”为借口，大放厥词。然后就是“梁效”“柏青”“方岩粱”等写作班子、御用文人舞笔弄墨，借题发挥，强词夺理，推波助澜。一时间，举国上下，千部一腔，热闹非凡。
笔者据胡文彬所编《红楼梦叙录》，统计了从1972年至1976年在全国各种报刊上发表的“评红”文章，共计582篇。这个数字，与1956年中国作家协会所编有关批判“唯心论”的“评红”文章的数量相比，是其4.5倍多(据郭豫适统计，《红楼梦问题讨论集》一至四集，共收文章129篇)。
从内容上来看，这一时期“评红”文章的特点是众口一词，言必称“阶级斗争”。仅以1973年为例，报刊上光是《(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要把(红楼梦)当作历史读》这类题目的文章就有20多篇。另外，还有什么《试谈(红楼梦)中的阶级关系》《大观园里血泪多》《从大观园里的十几条人命说起》《有压迫就有反抗》等。至于“丰收”的1974年，那就更是愈出愈奇了:有某大学中文系师生《走出校门，同工农兵一起评论〈红楼梦〉》的座谈纪要，有《〈红楼梦〉中的血泪账》《一部〈红楼梦〉，万家血泪史》，有《林彪与贾雨村》《林彪一伙为什么欣赏贾探春》《林彪一伙为什么欣赏平儿》，有《〈红楼梦〉的反儒倾向》《贾宝玉的反儒倾向》，有《试论〈红楼梦〉的反潮流精神》《大观园里的造反主力军——从苏州买来的十二个女孩子》，有《大观园中的阴谋家一薛宝钗》《一场争夺继承人的大决战——从“抄检大观园”说起》……总之，是无奇不有，又千篇一律。
我们从以上所援引的这些“群众性”的“评红”文章的题目中，已经约略可以看出这场闹剧的基本面貌了。但是，要清楚地看出这场闹剧的实质，那最好还是来看看江青的“偶尔露峥嵘”吧。
江青曾多次在多种场合(包括1972年8月同一位外国女作家)谈到《红楼梦》。每一谈及，总不免眉飞色舞。她屡屡夸耀自己在1954年批判“唯心论”斗争中的作用;常常炫耀自己对《红楼梦》当之无愧的发言权，说她在延安时期就多次看过《红楼梦》，现在“读了几遍，我记不得了，大概七遍以上”;说自己对《红楼梦》“考证了很多”，“研究过多种版本的目录”，“是半个红学家”。其实，她不过是个浅薄至极又狂妄至极、不惜滥用“第一夫人”特权的跳梁小丑而已。她认为“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是作为汉人的曹雪芹在发“汉人为满人作嫁衣裳”的牢骚;宝黛钗的关系纠葛是写“母党与父党斗争”，宝玉娶钗说明“母党胜利了”;说“我最喜欢晴雯，晴雯专门注意右派:袭人是特务，专门注意左派，是被收买了的”。完全是蹩脚的借红言政，自说自话的“女皇”梦呓。
我们这里要补充说:江青及其追随者的“评红”谈话、文章，与大量的《红楼梦》研究者、爱好者和“工农兵”的“评红”文字，是性质不同的两类文字。前者是主动的，后者是被动的;前者是有组织、有计划、另有所图的，后者是被那咄咄逼人的政治气浪所裹挟的;前者是居心叵测，后者则是应制、就时之作，有时只不过是一种盲动和“起哄”而已。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这场“乱自上作”的空前的历史灾难中，《红楼梦》也惨遭了空前的厄运。一部象征着民族文化精华的、举世公认的文学经典，被权势者玩乎于股掌之上，时而如一团任人拿捏的泥巴，时而像一块“所向披靡”的石头，导演出了如此声势浩大又丑陋不堪的“影射红学”“棒子红学”“阴谋红学”，诚如纳兰性德词云:“此夜红楼，天上人间一样愁”。这不仅是“红学”之耻、中国文化之耻，也是国耻!试问: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及其作品，可曾有过如此遭际?
蛲蛲者易折，皎皎者易污。自《红楼梦》诞生以来，作貂续、添蛇足者有之;索沉隐、猜笨谜者有之;钻牛角、想当然者有之;挂羊头、卖狗肉者亦有之。或者是由于景仰而东施效颦，弄巧成拙;或者是由于愤世而别有寄托，言不及义;或者是出于猎奇而玩“文”不恭，儿戏“学问”;或者是居心不良而肆意歪曲，作践斯文……总之，都扭曲了曹雪芹的苦心孤诣，背离了《红楼梦》研究的正确方向，真如《红楼梦》中说的，“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
“莫道浮云终蔽日。”历史法则总会无情地校正幼稚和偏颇，战胜丑恶和荒唐。《红楼梦》研究终归还是跨越了稚嫩而渐趋成熟，走过了曲折回复到了健康发展的道路。这当然是可喜的，也是必然的。
第四节 海外“红学”
海外“红学”这里是指中国大陆以外的《红楼梦》研究。这是个大题目，这里仅做鸟瞰斑窥罢了。
我把海外“红学”分作两条线索:一条是海外华人的《红楼梦》研究;另一条是非华裔学者即外国专家学者的《红楼梦》研究。海外“红学”常常被看作是海外“汉学”的一部分。
一 海外华人的《红楼梦》研究
海外华人《红楼梦》研究的重镇在中国台湾。早在清道光戊申年(1848)，太平闲人张新之即携未竟百二十回评点本《石头记》到台湾，“客都署”，不顾“衰且病”，“日出不过数言”，终于在道光三十年(1850)完成了《妙复轩评石头记》。作为清代三大评点家之一的张新之，第一个将《红楼梦》带到宝岛，成为台湾“红学”的播火者。晚清时期，昆曲《葬花》的作者孔昭虔，《红楼梦分咏绝句》的作者邱炜萲，《绮楼重梦》的作者王兰沚以及《红楼梦分咏绝句》的“题词”者丘逢甲、丘树甲、谢道隆、王咏裳等学人，都是《红楼梦》在台湾的早期传播者。[30]日治时期(1895—1945年)的1925年，两本《台湾诗荟》中刊载了四位福州籍文人杨维屏、何大经、曾元海、杨庆琛“相和”咏《红楼梦》十五位人物的诗作。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新红学”创始人胡适先生携甲戌本《石头记》到台，使台湾“红学”声势大振，成果渐丰。他们在《红楼梦》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人物评价、创作过程、版本源流、作者考证、脂评、续书等问题上，都有自家见解。“红学”专著有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林语堂的《平心论高鹗》、梅苑的《〈红楼梦〉的重要女性》、苏雪林的《试看〈红楼梦〉的真面目》、潘重规的《红学六十年》、萨孟武的《〈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高阳的《红楼一家言》等20余部。[31]胡文彬、周雷编《台湾红学论文选》，收录了包括胡适、林语堂、张爱玲、高阳、潘重规、吴宏一、柯清明、梅苑、刘广定、康来新等28位学者的44篇文章。[32]这些著述，论题广泛，各有偏重，呈现了那一时期台湾“红学”的研究格局和主要成就。1990年，康来新组织了“红楼梦之旅”，率领一批“红迷”来大陆考察有关曹雪芹、《红楼梦》的遗迹、名胜，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海峡两岸“红学”界的隔膜。1994年，冯其庸先生一行13人赴台参加由“中央”大学举办的“甲戌年红学研讨会”。1995年，台湾索隐派“红学”代表杜世杰《红楼梦考释》由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1998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组织的“红楼梦文化艺术展”赴台北展出一个月，参观人数逾10万人次。2001年，海峡两岸中青年学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在北戴河召开。据胡文彬先生不完全统计，1961—2002年，台湾出版的《红楼梦》各版本有53种，1954—2002年台湾出版的当地及各国红学家的“红学”论著有180种，[33]体现了台湾出版界开放的视野，也展示了台湾学人的研究实绩。21世纪以来，两岸“红学”界的互动交流不断，民族文化情感的认同，促进了文化学术发展的相得益彰。
中国香港的《红楼梦》研究起步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主要研究者有李辰冬、宋淇(笔名林以亮)、四近楼、潘重规等。70年代以后，由于余英时、赵冈的一场论争，使“红学”研究蔚成风气，涌现出一批研究者和研究成果。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出版于20世纪40年代，用西方文学观点对曹雪芹的时代、个性及其人生观，红楼人物，作品所反映的家庭、教育、政治、法律、婚姻、社会、宗教及经济等问题，《红楼梦》的艺术价值等，作了较全面系统的论述，认为可“将曹雪芹置于莎士比亚之旁，作为客观主义作家最伟大的代表”。宋淇是香港红学前辈，在海内外有较大影响，蔡义江称他是“香港的俞平伯”“香港最有权威之红学家”。他早年有涉红论著《〈红楼梦〉西游记——细评〈红楼梦〉新英译》。2000年，由中国书店出版社推出其《红楼梦识要——宋淇红学论集》，收录了他的主要代表性论文21篇，集中体现了他在红学研究领域的成就，如其中的《论大观园》《贾宝玉为诸艳之冠》《论冷月葬花魂》等，均在海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坚持把《红楼梦》当作小说来读、来研究，十分注重对其文学成就、人物形象、艺术特色及其在世界文学史上地位的研究，十分强调用比较文学的方法研究《红楼梦》的重要性。四近楼于1960年8月至12月，在香港《星岛日报》上连载研红文章，内容包括红学史、曹雪芹、脂批、作品研究和欣赏、《红楼梦》做法等，产生了一定影响。潘重规1952年在香港新亚书院中文系开设《红楼梦研究》选修课，1966年成立“红楼梦研究”小组，创办了《红楼梦研究专刊》，通过研究生教育，培养了陈庆浩、叶玉树、邓美玲等一批卓有建树的《红楼梦》研究者。1973年秋，以治中国思想史闻名的余英时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学术报告会上，作了题为“《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的讲演，后结撰成《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两篇论文，发表在《香港中文大学学报》1974年第2期，并被《明报月刊》和《幼狮月刊》分别转载。赵冈于《明报月刊》1976年6月号上发表商榷文章，题为《“假作真时真亦假”——红楼梦的两个世界》，认为余英时批评的自传说为“旧理论”，以“旧理论”判定书中“真的部分”(指曹雪芹在著书时曾大量取材于自己家庭的真实历史)是主，“假的部分”(指书中的虚构部分)是从，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导致研究方法与途径的差异”。余英时的答复文章，连载于1977年2月至5月号《明报月刊》，题为《“眼前无路想回头”——再论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兼答赵冈兄》，辩解说:“以真假主从而论，曹雪芹所经历过的现实世界和他所创造的艺术世界恰好是颠倒的。现实世界的‘真’在艺术世界中都转化为‘假’;而现实世界的眼光中所谓的‘假’(虚构)在艺术世界中则是最真实的。”两人观点各异，互不相让，但均不失学者风度，起到了学术互补、启迪他人的作用。[34]20世纪80年代初，胡文彬、周雷从100多篇文章中，选出23篇，编辑出版了《香港红学论文选》，包括宋淇《论怡红院总一园之首》、曹聚仁探讨大观园轮廓的《布局三议》、[35]牟润孙的《论曹雪芹撰红楼梦的构想》、蒋凤的《红楼梦警幻曲之研究》、梅节的《史湘云结局探索》等。[36]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出版了《耦耕集:梅节马力论红楼梦》，收录了1979—1984年二人的考证类论文共22篇，其中有梅节的《曹雪芹卒年新考》《红楼梦成书过程》《论〈红楼梦〉版本系统》《曹雪芹“佚诗”真相》等15篇，有马力的《从叙述手法看“石头”在〈红楼梦〉中的作用》《关于庚辰本〈石头记〉第四十二回回前的一条脂批》《郑藏本〈红楼梦〉简论》等7篇。文集出版后，中国红学会在北京组织了专题研讨会，两位先生的研红成就得到了与会专家的高度评价。
海外华人学者多有跨国、跨地者，如胡适居美九年回台，潘重规足跨港台，余英时曾任职香港中文大学、后任教美国，赵冈毕业于台大、后任教美国，皮述民由台入新加坡等。美国的华人学者甚多，自然成为《红楼梦》研究的另一重镇。胡适1949年4月至1958年4月居美期间，关于《红楼梦》的书信甚多，[37]关注中国大陆的研红、批俞动态，与周策纵、唐德刚等学人经常探讨“红学”问题，对旅美华人学者的《红楼梦》研究有重要影响。陈维昭说:“60年代的夏志清、70年代的余英时，他们强调红学的文学性立场，这对海外红学的发展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也鼓动着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新一代的研红者。”[38]夏、余都是主要在美担任教职的著名学者。夏志清1963年就有论文《〈红楼梦〉中的爱情和同情》在美国《批评》杂志发表。
他的《中国古典小说导论》1968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第七章是讨论《红楼梦》专章，对作者、脂砚斋、小说人物、作品思想义涵、艺术成就都有精到阐述，特别是能用中西文化、文学比较的方法观照作家作品，如将其与《追忆似水年华》《源氏物语》《白痴》《麦田守望者》等比较分析，在当时实可新人耳目。[39]余英时关于“两个世界”的宏论，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活跃了学术气氛，引发了对学术思想、研究方法的反思。1980年6月，由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发起、主办了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周策纵策划并主持了此次研讨会，我国的周汝昌、冯其庸、陈毓罴应邀参加并提交了论文;来自日本、英国、加拿大及我国台湾、香港的8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共发表论文45篇。这次盛会，直接催使“中国红学会”的诞生:同年7月，全国二十几个省市自治区的130多名代表，在哈尔滨召开《红楼梦》研讨会，并成立“中国《红楼梦》学会”。1986年10月20日，美国《中报》刊发了一篇特稿《震动海内外的红楼梦论战风波》，文中报道:“数月以来，海外华人学术界爆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红楼’论战，由于交火的唐德刚与夏志清两位教授都是名重士林而且著述甚丰的学者，此事很快引起学术界人士和广大读者的兴趣。”事起唐德刚的《海外读红楼》一文，认为中国明清以来白话小说得到发展，“听的小说”向“看的小说”转变，而《红楼梦》则是这一转变过程的定型之作，“其格调之高亦不在同时西方，乃至现代西方任何小说之下”。夏志清则认为，“我们不应指望中国的白话小说，以卑微的口述出身，能迎合现代高格调的口味”。
于是，唐德刚便斥之为“崇洋西化”。夏有《谏友篇——驳唐德刚〈海外读红楼〉》的挑战，唐以《红楼遗祸——对夏志清“大字报”的答复》还击，火药味甚浓，一时难解难分。后来由于萧乾夫妇访美，在朋友的斡旋下，借一次酒会，握手言和，“重修旧好”。[40]那宗训曾执教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有专著《红楼梦探索》，编著《红楼梦研究书目》及《续编》。赵冈有《红楼梦新探》《红楼梦论集》《漫说红楼梦》等，著述颇丰。周策纵2007年逝世，其涉红著述有:主编《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合著《〈红楼梦〉大观》(香港百姓出版社1987年版)，专著《红楼梦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他为国际学术交流和“红学”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刘再复的“红楼四书”，[41]是在侨居美国时的学术收获，在海内外都有较大反响。
此外，加拿大的叶嘉莹，澳大利亚的柳存仁，法国的李治华，新加坡的皮述民，泰国的张硕人等外籍华人，都有关于《红楼梦》的专著或论文，在国际汉学界和红学界也都有一定影响。[42]
二 外国人眼中的《红楼梦》
《红楼梦》对外国非华人世界的影响，主要是两个看点:一是文本的流传与译介，二是作家、版本、作品研究。
《红楼梦》诞生260年来(最早是1754年的甲戌本)，先后传入日本、朝鲜、越南、泰国、缅甸、新加坡，于19世纪30年代开始流传到俄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希腊、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荷兰、西班牙等国家;被翻译成近20种文字，成为世界文学家族中的一员。
据日本著名汉学家大庭修和著名红学家伊藤漱平考证，早在1793年(清乾隆五十八年)，南京王开泰寅贰号船载9部18套《红楼梦》，从浙江乍浦港运往日本长崎;这时，距曹雪芹逝世仅30年。另据长崎“村上文书”记载，1803年(清嘉庆八年)，有亥七号船载《绣像红楼梦》2部4套到日本。《红楼梦》传入欧洲，以现藏于俄国亚洲人民研究院彼得堡分院的一部早期脂评抄本为最早，那是1832年(清道光十二年)，沙俄东正教传教士帕维尔·库尔亮德采夫趁出使清朝之机带回俄国的，上面有其他版本没有的脂批，是以珍贵。
国外译本，有摘译本、节译本、全译本三类。
摘译本是《红楼梦》外文译本的早期形式，所译仅是原小说的个别片断或数回。如1830年，英国人约翰·佛朗塞斯·戴维斯摘译了《红楼梦》第二回里的两首《西江月》，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红楼梦》片段译文。再如1868—1869年，波拉译了《红楼梦》的前八回，刊发在《中国杂志》的上海版、香港版上。1928年，伊·赫德生译第四回，题为《一个古老的故事》，刊发于《中国杂志》上海版第8期。这些英译片段，多为英汉对照，旨在供在华英人学习中国官话的“课本”用，虽然译文质量较差，但对《红楼梦》的对外传播颇有意义。在日本，森槐南于1892年译出《红楼梦》第一回楔子;岛崎藤村于同年摘译了《红楼梦》第十二回，载于《女学生杂志》第321号。除英、日文外，还有德国人丁某译的《红楼梦》第二十一、二十二两回，以《红楼梦小说选》为题，发表于法兰克福版的《中国学》1928年第四卷上。
节译本。目前所见最早的节译本是当年英国驻澳门副领事克拉夫特·裘里于1892—1893年翻译出版的《中国小说红楼梦》，共56回，分两册。又有王际真的英译本，共39回，1929年于纽约、伦敦的两家出版公司同时出版。日文的节译本，首推岸春风楼的《新译红楼梦》，共39回，1916年日本文教社出版。在欧美读者中影响最大的节译本，是德国人库恩的德文译本，1932年莱比锡岛社出版，共788页。此本一出，法国的葵尼、美国的麦克休姐妹、意大利的波维罗和黎却奥、荷兰的沃斯德曼、匈牙利的乔齐等，纷纷据此将《红楼梦》译成本国文字。泰文本的《红楼梦》是由泰国汉学家哇拉它·台吉高翻译的，共40回，曼谷建设出版社1980年出版。
全译本。又分80回译本和120回译本两种版本。80回译本，以日本幸田露伴、平岗龙城合译并注释的《红楼梦》为最早，1920—1922年由日本国民文库刊行会出版，共三卷。此本以有正书局印行的戚蓼生序本为底本，有插图，有脂批，为读者所喜爱。英国大卫·霍克斯的译本《石头的故事》，三卷，80回，1973年由英国企鹅书店出版。这是一部深受好评的英译本。120回译本，以日本红学家松枝茂夫的译本为早，1940—1951年，由日本岩波书店陆续出版，共14册。1977年，译者改译全书，调整为12册，仍由岩波书店出版，“面貌焕然一新”。1958—1960年，著名红学家伊藤漱平120回译本由东京平凡社出版，三卷; 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又出新译本，并重印。120回英译本，以杨宪益和他的英裔夫人戴乃迭合译本为代表;北京外文出版社1978—1980年出版，精装三册。著名红学家吴世昌说:“我曾把前八十回的译稿对照《脂京本》(即庚辰本)逐字逐句审校过。我敢说，这是目前几个英译本中最完备最正确的译本。”法文全译本，是侨居法国的华人李治华和他的法籍夫人雅克琳·阿雷扎伊斯合译的，从翻译、修改、校审到出版，花了27年时间;它作为法国“七星文库”名著丛书之一，1981年由法国盖理玛图书社出版，立即轰动世界。法国评论家米歇尔·布罗多和玛丽·霍尔兹芒撰文说:“现在出版这部巨著的完整译本，从而填补了长达两个世纪令人痛心的空白。这样一来，人们就好像突然发现了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七星文库’使我们结束了长达两个世纪的对《红楼梦》愚昧无知的这种令人痛心的状态。”朝鲜文、越南文、罗马尼亚文、匈牙利文、俄文等语种的全译本，多是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相关国家学者获我国外语专家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为底本翻译的，译文尚好，对《红楼梦》在这些国家的传播起了奠基性作用。
关于国外非华裔学者的《红楼梦》研究，情况很不平衡。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文化交流由来已久，堪称《红楼梦》研究的先驱。如前所述，18世纪末，《红楼梦》诞生不久即传入日本。20世纪30年代，日本已由初期的一般介绍评论转入深层次研究阶段。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红迷”大高岩。大高岩(1905—1971)，在1927—1932年来华期间(曾旅居北京、上海)，对《红楼梦》产生浓厚兴趣，一发而不可收。一生撰写论文、著作16种，代表作是其专著《红楼梦研究》，伊藤漱平说它“目前在日本可称是空前绝后”。他在书中写道:“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生活的曹雪芹，以其深刻的洞察力注视着他亲身体验了的一切，用反儒教的、人类解放的精神写作了《红楼梦》。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值得予以大书特书的。”他认为“这样一部倾注着美好感情和思想的小说，并在这样早的时候就闪现出民主的、自由进步的思想，是实在令人惊异的!”“曹雪芹那双面对现实、严峻地注视着人生的眼睛，也就是凝视着明天的眼睛。”与大高岩同时代的译介、研究者，还有猪俉庄八、桥川时雄、太田辰夫、松枝茂夫、吉田幸夫、大原信一，以及稍后的村松暎、饭塚郎、金子二郎、斋藤喜代子等。日本的另一位红学大家是伊藤漱平。伊藤漱平(1925—2009)，自号“红楼梦主”，一生执教日本多所大学，除翻译《红楼梦》外，发表红学论文17篇，如《试论曹雪芹与高鹗的关系》《李渔与曹霑作品表现的一面》《关于脂砚斋及脂砚斋评本记述》《〈红楼梦〉在日本的流行》《程伟元刊〈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小考》等，在中日乃至国际红学界均产生了重要影响。总体来看，日本学者的“红学”研究，具有起步早、关注面宽，注重资料的搜集、梳理与利用，学风严谨、文风朴实等特点，是域外“红学”的典范。[43]
姜其煌在《欧美红学》“自序”中说:“广泛地考察了欧美红学之后，我得出的一个最令我们中国人伤心的结论是，《红楼梦》在欧美文化界遇到了很不公平的待遇。直到今天，在欧美知识分子中，除少数汉学家以外，知道《红楼梦》的没有几人。相比之下，《战争与和平》、《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这样的作品，不仅欧美家喻户晓，对中国人也不陌生，谁不知道它们，就会被看作没文化。”之所以有这种“不公平”，与其责人，不如责己。从某种意义上说，《红楼梦》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大家闺秀”;所以如此，与生养它的那个贫弱落后的封建王朝有关，与后来的战乱频仍、文化不彰有关，也与我们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不开放有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的影响力，取决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影响力;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的地位，取决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再过几十年、上百年，一个不知道《红楼梦》的外国人，也许就会被视为“没文化”呢。
话虽如此，欧美红学还是有可称道之处的。一方面，它的确受到中国红学的影响，如索隐派的“董小宛说”，新红学的“自传说”，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说”等。例如，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理查德·威廉教授1926年在其《中国文学》一书中就认为《红楼梦》“像《绿衣亨利》一样，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另一方面，由于文化背景不同，欧美红学也有自己独到的面目。下面就从五个方面略作介绍:
关于题旨。欧美学者普遍认为《红楼梦》写了一个恋爱故事。如英国汉学家贾尔斯说，“简单说来，这是一个富有独创、内容深刻的恋爱故事”。苏联学者波兹德涅娃认为，“小说的主题是宝黛的爱情”。德国学者米勒说，曹雪芹“选择了一个爱情故事作为他的长篇小说的主题”。当然也有不同看法，如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她是曾在中国生活多年的“中国通”)，她认为“这部小说十分吸引人，这是因为它描写了中国的家庭制度问题，描写了家庭中妇女的绝对权力”。再如德国著名汉学家弗兰茨·库恩则认为小说有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道家思想”。小说序幕即“道教天国”(太虚幻境)，落幕为“真如福地”(同一场合的另一名称) ;小说人物跨进太虚幻境，在道教的意义上说，这就是放弃世界;聪明人能够克制情欲，即中国人所谓的无为。第二个主题是“母爱精神”。这个精神，通过善饮、常乐和团结了整个贾氏家族的贾母这个完整形象而得到了体现。此见解不同流俗，可备一说。
关于社会学意义。俄国汉学家瓦西里耶夫在1880年就评价过《红楼梦》的社会学价值:“如果你想知道至今我们仍然一无所知的中国生活，那么你可以从这部长篇小说中得到了解。你会知道他们如何过平常的太平日子，如何与熟人聚会，如何交谈，如何请客，如何庆贺一年的初雪。”英国的贾尔斯认为:“小说把社会生活的每一种特征一一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作为中国生活的全景照片，《红楼梦》是无与伦比的。”俄国学者费德林认为:“小说以封建贵族经济崩溃和精神堕落为背景，揭示了一个贵族大家庭三代人的命运和这个大家庭的兴衰，对18世纪的清代社会生活作了击中要害的中肯描述。”德国学者米勒则认为:“《红楼梦》的故事情节，特别是小说的结尾，指明了要皈依佛教禅宗。这一教派把冥想和内省看作是走向光明和尘世再生的唯一道路，它变成了中国很多知识分子的精神寄托，他们用消极避世或拒绝参政的办法，来反抗执政的皇朝或现存社会制度。”
关于小说传统。多数欧美学者认为，《红楼梦》既有对中国小说传统的继承，也有重大超越。如英国学者阿瑟·韦利认为，《红楼梦》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三部传奇故事的“继承者”，“它也具有说教倾向”，“不过，《红楼梦》毕竟不同于以前的一切中文小说。曹雪芹并不去铺叙已有的传奇或历史，而是描写了一大群读者以前一无所知的人物。更奇异的革新是，这些人物竟是作者自己和他的家庭”。德国学者埃娃·米勒说:“中国古典小说与说书人有紧密的关系。在每一回的结尾，总是要谈某一位人物的命运，很容易与整体脱节而拿来作单独的叙述。全部活动并非自始至终围绕着一些中心人物展开。各个人物差不多完全是静止的，常常是按照口头文学所规定的模式制造的。能够引起听众兴趣的，只是狂暴的、激动人心的事件，而不是对内心体验的深刻描写。……《红楼梦》在小说结构和人物刻画方面，与以前这种深受说书传统影响的中国长篇小说有着明显的不同。”
关于小说艺术成就。1910年出版的《英国百科全书》第11版在“中国”条目下介绍中国文学时说，“《红楼梦》是一部非常高级的作品”，“它的情节复杂而富有创造性”。“有四百多个人物，每个人物都有独特的个性，并以奇妙的技巧写成。”英国《大条目百科全书》第13卷“小说”条介绍说，“中国18世纪的小说”，“曹雪芹所写的《红楼梦》的特色，相似于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世家》和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其题材与技巧的丰富多彩，不亚于欧洲”。1964年法国《大拉罗斯百科全书》第三卷介绍《红楼梦》说:“18世纪下半叶，(中国)出版了一部极为成功的小说《红楼梦》，这部长篇小说内容广泛，意趣横生，语言纯洁，充满诗情画意，心理描写也十分深刻。”德国的埃娃·米勒说:“中国古诗所特有的内心思绪与自然景色、季节转换的紧张联系，使曹雪芹的写作方法具有一种在中国长篇小说中迄今仍然无与伦比的诗意魅力。”“《红楼梦》的另一个特点，是经常使用象征和历史、哲学、文学隐喻。这在中国知识分子看来，是一种特别精练的艺术，它们是衡量作者教育程度高低的温度计。”苏联汉学家菲什曼评价《红楼梦》说:“小说的严整结构、准确的语言表达、人物的刻画、对人物行动的心理分析以及优美的文字，都加强了小说的现实主义力量，提高了它的艺术价值。”美国学者珍妮·诺勒在《红楼梦评价》一书中认为“《红楼梦》中的细节描写光润细腻，比之为‘优美的金银丝细工’”。1987年，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副校长胡安·弗朗斯科·加西亚·卡萨诺瓦在西文版《红楼梦》前言中说:“阅读曹雪芹的巨著《红楼梦》使我们无法平静，它向我们提供了无比丰富的情节，从而使我们对中国文化和智慧的无限崇敬更加牢固。对西方的传统来说，这种崇敬几乎向来是直观而朦胧的。”
关于曹雪芹与《红楼梦》的地位。20世纪70年代，英国《大条目百科全书》介绍《红楼梦》时，说它是“第一部杰出的中国小说”“世界最佳小说之一”。1981年，当法文版《红楼梦》正式出版时，有评论家在法国《鸭鸣报》撰文说，“曹雪芹具有布鲁斯特的敏锐目光，托尔斯泰的同情心，缪西尔的才智和幽默，有巴尔扎克的洞察和再现包括整个社会自下而上的各阶层的能力”。“曹雪芹可与莫里哀、大仲马、巴尔扎克、左拉、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塞万提斯等世界一流文豪相媲美而不逊色”。美国的马克·范·多伦在王际真英译本《红楼梦》序文中说:“《红楼梦》像不同地点、不同时间的任何伟大小说一样，会令一位西方读者感到既陌生又熟悉，既不同又相同。这里有很多陌生的内容让人感到吃惊，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一个18世纪的中国家庭，是西方人的想象不大容易达到的。但也有相当多的内容却并不陌生。确实，既然是一部真正伟大的小说，那么它的基本特征总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们是人类思想和心灵的特征，这些特征决不受时间、地点的制约而有所改变。”1975年出版的《美国百科全书》第六卷“中国”条评价《红楼梦》“进入了世界最伟大的小说之林”。美国学者普拉克斯认为“《红楼梦》是中国文化中的一部百科全书”。1989年，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出版社社长马诺罗·巴里奥斯在接受报纸采访时说:“这部中国小说(指《红楼梦》)的译本在全国各地所赢得的反响，促使我们大学出版社要改变自己的方针，我们要与那丑陋的、令人反感的图书决裂……”[44]
此外，在亚洲的朝鲜、韩国、越南、泰国、新加坡、缅甸，澳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欧洲的意大利、荷兰、希腊、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国，都有非华裔研究者，也有一些评介性文字或论著，但总体来说，体量不大，深度研究不够，恕不一一介绍。非洲目前依然是域外“红学”尚待开垦的“处女地”。
综上，可以说是对海外“红学”作了一个粗疏的勾勒。由于笔者手头资料和学术眼光所限，定然是挂一漏万，只能说是给有意了解这方面情况的读者一个概观式印象罢了。
第五节 《红楼梦》研究走向
瞻顾这条艰难曲折的“红学”道路，面对着浩若烟海的研“红”文字，我们不禁要发出探问:这滚滚“红”流，而今正流在哪一地段?它将流向何方?借用纳兰性德的诗句表达，那就是:“今宵便有随风梦，知在红楼第几层?”
是的，前人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珍贵资料、丰富的研究成果和有益的治“红”经验;但与此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的问题、教训和麻烦。这些将从正反两个方面形成“红学”发展的动力，促使《红楼梦》研究不断深入、不断进取、不断攀越。看来，“红学”不仅势在必“流”，而且任重道远。
学问之事，我国历来就有“义理、考据、辞章”之说。我国现、当代的古典文学批评，也不外乎是思想意蕴的析理，艺术结构与技法的研判以及诸多与作品内容相关的本事、知识或问题的考证、注释三种主要途径。这些基本的研究格局之所以能够代代相因，就是因为它把体现文学存在的种种价值，以及这些价值借以实现的审美要素和知识要素都包含其中了，而这些又恰恰是文学研究的最基本、最主要的方面。
从这些基本方面考察《红楼梦》研究的“流向”，我们看到:
首先，《红楼梦》研究面临着艰巨的考证任务。
有人担心“考证派”已近末路，理由是，有限的史料挖掘殆尽。也有另外一种担忧，认为新一代人很难对考证葆有兴趣。这些担心固然都有一定道理，但也并不完全符合事实。1980年在美国召开的第一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上，冯其庸公布了关于曹雪芹祖籍辽阳的新材料: 1986年6月在哈尔滨召开的第二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上，胡小伟又公布了关于曹
犯罪原因的新材料。1980年第3期《红楼梦学刊》上发表了《〈秦可卿晚死考〉质疑》的文章，作者是当时北京景山学校高二的学生。1992年北京通县张家湾农民李景柱献出了他于1968年平整土地时发现的一块刻有“曹公讳霑墓”的石碑，石碑左下角又有“壬午”二字，引起红学界、文化界的普遍关注，也引发出关于曹雪芹祖籍、经历和卒年的又一番论争。1995年3月14日晚，中央电视台播放了由中央电视台、唐山电视台、丰润区委区政府联合拍摄的电视专题片《〈红楼梦〉与丰润曹》，为“曹雪芹祖籍丰润说”张目;同年3月29日，中国红楼梦学会、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红楼梦学刊》杂志社联合召开了“关于曹雪芹祖籍、家世和《红楼梦》著作权问题”研讨会，强烈批评了以杨向奎先生为代表的“新丰润说”，也批评了中央电视台的“误导”。后来的又一件具轰动效应的“红学”公案是:欧阳健从1992年在《贵州大学学报》第1期发表《脂本辨证》，到1994年5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红楼新辨》的专著，力证了程本为早出的真本，脂本为晚出的伪本，脂本中有关作者家世和素材来源的批语不足靠，应当还程甲本以应有的崇高地位的“震撼红学的新说”，不仅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而几乎对簿公堂。还有多年来刘心武关于秦可卿出身问题的观点所引发的讨论等。诸如此类的“红学纠葛”，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证明了红学考证、去伪存真的必要。
刘梦溪在《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第八章中，列举出17次“红学论争”、9大“红学公案”、4条“不解之谜”和3个“死结”，其中许多问题还将继续论争下去，而有些问题则有待新资料的发现，仍需进一步考证，如作者问题、探佚问题、文本解读问题以及所谓的“三个死结”(脂砚何人、芹系谁子、续书作者)问题，恐怕都要借助于考证的方法，不断探究下去。另外，还有新问题不时被提出，如2013年9月30日中国新闻网报道:一个叫张贵林的人，称他1983年从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手中得到流落海外200多年的曹雪芹后28回手稿。这个消息一经披露，就有红学家提出质疑。后经记者追问，爆料人又称他得到的是法文手抄稿，此稿为李约瑟听他人讲述的记录，张将其译成中文带回。此类问题在“红学”史上屡见不鲜，常能蛊惑人心，须得小心识辨。
其次，关于《红楼梦》思想意义方面的探索，也是难以穷尽的。
关于《红楼梦》的思想意义，早些时候的见解，如鲁迅所概括: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后来呢，就是“左先生”看见“阶级斗争”，野心家看见阴谋诡计。再后来，就是有人打破以前那种种僵化单一的思维模式和实用主义的偏见，看到了《红楼梦》主题的多义性、多层次性、美学意蕴、哲学内涵等。
已故红学家吴世昌先生曾慨叹“红楼一世界，世界一红楼”。就是说，《红楼梦》所描写的是整整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是这一时代的人们，特别是青年男女们共通的人生经历和相近的社会命运;但同时，它又不仅属于一个特定的时代，它还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也就是说，《红楼梦》所描写的，不只是历时性的具体的社会生活(在这个意义上，“红学”乃是特定的“一世界”)，同时也是共时性的抽象的生活哲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流动变化的“世界”常常尽在“一红楼”)。也正是由于《红楼梦》所反映的是超越时空的人生真谛、生活哲理，所以它具有世世代代打动读者心灵的力量，也才具有了永恒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吴世昌先生在同一首诗里，还从小说史的角度肯定了《红楼梦》的特殊贡献:“说部千百种，此是情之尤，不独儿女情，亦见世道忧。”[45]这正如鲁迅早就指出的，《红楼梦》是一部“言情”小说、“世情”小说。
曹雪芹是他那个时代的精灵，也是我们民族痛苦灵魂的象征。他对生活、对人类，有着太多的爱，对理想、对人生有着太多的追求，然而，“红楼世界”却是那样地冷淡他、漠视他、排压他、折磨他，使他有那么多的困惑、烦忧、郁闷、伤感，从而，绾下了那么多“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结”。同时代人早已发现了这一点，称《红楼梦》是“柔肠一段千般结”(戚序本第64回回末总评)。当他用这“一段”“柔肠”来体味人生、摹写世态，为“闺阁昭传”再现出“红楼世界”的时候，那就是“心情魔态几千般”(戚序本第19回回前评诗)了。
问题还在于，这种暂时性的“往事风流真一瞬”(明义题“红”诗句)，“心情魔态几千般”，诉诸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就会抹上另一种时代精神和另一种感情生活的“投影”，人们就必然会有另一种体味、理解、认识和感慨: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不朽的审美价值，即蕴含于这一规律之中。美籍华人学者周策纵的一首诗说得好:“一生百论红楼梦，借问如何趣益浓?只为书中原有我，亲闻亲见更亲逢。”[46]这就道出了《红楼梦》无穷魅力的奥妙所在。
《红楼梦》的这一特殊性，决定了《红楼梦》思想意义的不可穷尽;顺理成章的，也就决定了《红楼梦》研究的不可穷尽。“不废江河万古流”。“红学”是一门永恒不废的学问。它将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给世世代代的人们提供一份享用不尽的精神食粮。
最后，作为中国民族文化的结晶和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红楼梦》在艺术方面的经验、成就，也是取之不尽、咀嚼不尽的。
关于《红楼梦》的艺术成就、特点的研究，已经可以说是笔触深细、成绩丰饶了。然而，“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对《红楼梦》艺术旨趣、笔法、技巧、语言特色进行探索的前景，正未可限量。
一般地说，一部文学作品，特别是文学名著，总有它受到公认的突出的艺术成就，《红楼梦》也是如此。例如，大家都承认《红楼梦》伟大的现实主义成就，塑造人物是“一人一态”，结构上的恢宏、严谨、前后钩连，以及语言上的质朴、典丽、雅俗共赏等。但是，在具体的研究、把握中，由于各人观察问题的角度、方法、标准的不同，又能够写出千变万化、殊不雷同的文章来。艺术鉴赏同内容分析一样，也允许见仁见智——这是一个极富弹性的领域。例如1983年前后，曾有人撰文指出“《红楼梦》里歪诗多”，引起了一阵骚动。这种异样的声音，其实我们应该学会耐心听取。一方面，有人认为《红楼梦》中的诗词与唐诗宋词比肩并秀;另一方面，也允许有人发表相反的意见，这样一种宽容的学术气氛，必将使问题的讨论更加深入，使《红楼梦》在艺术性诸方面的长短、得失更为显豁，有什么不好?
历史是一条川流不息的长河。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审美趣味的尺度、视角和方法也在变化。这种万花筒般的变化本身，必然会给文学作品艺术性的研究带来无穷课题，从而使它得以无尽延展。
应当指出，思想内容研究、艺术成就研究与实证性考据，三者并不矛盾，倒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思想分析，艺术分析易流于表层的琐论，难以切中肯綮:反之，脱离了艺术分析，所谓思想分析也只会是架空之谈，言不及义。至于考据，若没有它来垫底，思想、艺术分析终属沙上建塔，或不能烛幽探微;反之，若失去思想、艺术分析的引导，考据工作会陷入烦琐而迷失方向。”[47]愿此三者交互配合、齐头并进，共同建构富丽堂皇的“红学”大厦!
“红学”不仅要继承，更要创新。而今，门洞四开，雄风八面，“红学”的视野十分开阔。外部的新思想、新方法纷至沓来，形成了强劲的冲击波。我们上述的三种文学研究路径和传统的社会、历史、道德的文学批评模式已经不能完全满足“红学”发展的需要，心理批评、形式主义批评、原型批评、模糊批评、文化批评，以及哲学的、美学的、系统的、比较的、宏观的、微观的等研究方法，都可能给“红学”带来新的生机、新的成果。“开放性”必使学术事业获益良多，“红学”不会封闭自己，一定会在开放中求生存、求发展。“红学”将热情地拥抱未来。
笔者以自己的寡闻浅识，粗略回顾了《红楼梦》研究中的几个“亮点”，几次曲折，还以自己极其有限的视力，目测了《红楼梦》研究的趋向。
很难说，《红楼梦》研究不会再出现坎坷。然而，可以预言:那种“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剧不会重演。因为，不仅历史已经证明，它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而且，它已然遭到整个民族文化心理的厌弃。
“红学”发展中的若干“亮点”，以及更多的尚未囊括进来的劳作和建树，都构成《红楼梦》研究的丰厚积淀，并且是“红学”走向未来不可或缺的阶梯。“红学”将永远珍视自己的历史。
[1]转引自孔另境《中国小说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98页。
[2]参见杜景华《红学风雨》，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45—248页。
[3]冯其庸:《红学随想》，《红楼梦学刊》1986年第4期。
[4]王书奴:《中国娼妓史》，“薛五素素姿态艳雅，言动可爱。能书作黄庭小楷，尤工兰竹。下笔迅扫，各具意态。又善驰马挟弹，……绝技翩翩，亦青楼中少双者”，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99页。
[5]王稺登诗:“调研(砚)浮清影，咀毫玉露滋;芳心在一点，馀润拂兰芝。”经周汝昌先生“目验”，其行草体“与所见王氏手迹笔法正同”。
[6]周汝昌:《红楼梦及曹雪芹有关文物叙录一束》，《文物》1973年第2期。
[7]孙逊:《红楼梦脂评初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4—26页。
[8]孙逊:《红楼梦脂评初探》从五个方面对“脂评糟粕”进行了“批判”。现在看来，显然带那个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深刻烙印，有苛责过多之嫌。
[9]周锡山:《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前言》，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
[10]这一节引文均见刘梦溪《考证派红学的危机与生机》，《红楼梦学刊》1986年第4期。
[11]陈维昭:《红学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29页。
[12]红楼梦研究集刊编委会编:《红楼梦研究集刊》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3]贺信民:《红楼拾翠》，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9页。
[14]这一节引文均见刘梦溪《考证派红学的危机与生机》，《红楼梦学刊》1986年第4期。
[15]俞平伯:《俞平伯说红楼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3页。
[16]《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
[17]《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8页。
[18]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1页。
[19]《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8页。
[20]同上书，第537—538页。
[21]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8页。
[2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6页。
[23]鲁迅:《看书琐记》，《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9页。
[24]陈维昭:《红学通史》(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43—477页。
[25]佚著问题在前一章已有介绍。画像问题也已被证伪。祖籍问题应该说“辽阳说”证据更充分。续书作者问题，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红楼梦》署名“(前八十回)曹雪芹著、(后四十回)无名氏续、程伟元、高鹗整理”，说明了关于续书作者问题有了新认知。
[26]参见韩进廉《红学史稿》，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3页。
[27]李知其:《红楼梦谜》(上下篇)，香港九龙1984年、1985年非正式出版物，第1—35、44—76页。
[28]郭豫适:《红楼梦研究小史稿续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336页。
[29]魏同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再评价》，《文学遗产》1986年第2期。
[30]参见胡文彬《红楼梦与台湾——跨越海峡的记忆》，白山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31]这里统计的是1954—1977年中国台湾出版的部分“红学”论著，参见胡文彬、周雷《台湾红学论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780—783页。
[32]胡文彬、周雷:《台湾红学论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1—3页“目录”。
[33]胡文彬:《红楼梦与台湾——跨越海峡的记忆》，白山出版社2009年版，第315—335页。
[34]参见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370—373页。
[35]作为著名学者，曹聚仁曾于1955年在香港出版《新红学发微》一书。
[36]胡文彬、周雷:《香港红学论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37]参见宋广波《胡适红学年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27—352页。
[38]陈维昭:《红学通史》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47页。
[39]此书后由安徽大学组织翻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年出版。
[40]参见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373—378页。
[41]刘再复“红楼四书”指:《红楼梦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共悟红楼》(与刘剑梅合著)、《红楼人三十种解读》、《红楼哲学笔记》(均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42]如叶嘉莹的论文《从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之得失谈到〈红楼梦〉之文学成就及贾宝玉之感情心态》，柳存仁的著作《关于苏联藏八十回抄本红楼梦》，李治华的《红楼梦》翻译，皮述民的《红楼梦考论集》，张硕人的《红楼梦研究点滴》等。
[43]参见胡文彬《红楼梦在国外》(中华书局1993年版)有关章节，胡文彬、周雷编《红学世界》(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之“代前言”。
[44]参见姜其煌《欧美红学》(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作者自序及有关章节、胡文彬《〈红楼梦〉在国外》(中华书局1993年版)有关章节。
[45]吴世昌:《为红楼世界题辞》(仿《子夜歌》)，载《红楼梦学刊》1986年第4期。
[46]周策纵为哈尔滨国际《红楼梦》研讨会题词，载《红楼梦学刊》1986年第4期。
[47]杨光汉:《红学研究应向多元化发展》，《红楼梦学刊》198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