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第一章 小康社会的内涵
“小康”、“小康社会”、“小康生活”、“小康水平”，这些是极具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概念，所描绘的是千百年来劳动人民所追寻的未来理想社会的美好图景。而现代意义上的“小康社会”是邓小平首先提出来的，并且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阶段性的战略目标而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以后党的历届领导人结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实际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多次对小康社会的内涵进行了阐释，从“解决温饱”到“小康水平”，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展示的不仅仅是步步推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还有小康社会的内涵不断深化和拓展，内容不断丰富和完善，要求不断更新和提升。
一 传统文化视野下“小康”思想
“小康”思想来源于我们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小康”具有双重内涵，其一是指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一种介于温饱与富裕之间的生活状态，即温饱有余而富裕不足。如《诗经》中所描述的“小康”生活理想。《诗·大雅·民劳》中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在这里，“小康”是用来表达人们面对周厉王的暴虐统治，民不堪命，与“汔可小休”、“汔可小息”、“汔可小愒”、“汔可小安”等一起构成一种反暴政、追求安逸、自由生活的强烈诉求。[1]其二是作为知识分子或政治家的理想社会模式，是指仅次于大同社会的理想社会，这实际上将一种生活状态提升为一种理想的社会模式。
（一）人民群众日常生活语言中的“小康”
作为经济宽裕、不愁温饱的生活象征，“小康”一直是旧时代经常陷于穷困之中的普通百姓所梦寐以求的生活。宋代洪迈所著的《夷坚志·五郎君》就描写道：“（刘）库不能治生，贫瘁落魄……然久困于穷，冀以小康。”清朝蒲松龄《聊斋志异·丁前溪》有这样的描述：“问主人何业，则家无资产，惟日设博场，以谋升斗”，后因有恩于丁前溪，当大饥之年，“杨困甚，无所为计”之时，丁前溪派“‘车徒赍送布帛菽粟，堆积满屋，云是丁客所赠……’杨感不自已，由此小康，不屑旧业矣”[2]。古代劳动人民心目中的“小康”，所指的就是衣食无忧的生活。
能够过上小康生活的人家，自然就是小康之家。所以，对小康之家的描绘常见于文人墨客的笔端。而且，在不同时代、不同阶层人们眼中的小康之家是不一样的。老舍的《四世同堂》描绘我国20世纪30年代抗战时期农村小康之家为“家里有房子有地”。[3]看来，这样的小康之家起码是小地主了。而茅盾所著《锻炼》则这样描写这一时期城市里的小康之家：“一架塌车上满堆着衣包、箱笼、不成套的家具，锅子、水桶、瓦罐，甚至旧式蓝花瓷便壶，——堆的那么高，显然是一个小康之家的全部财产，像一座小山。”[4]这应该是城市中薄有资财的小康之家了。
在中国，小康之家不仅具有一定的经济地位，而且还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虽不像钟鼎之家那样地位显赫，但至少是能够被左邻右舍看得起的。鲁迅在《呐喊·自序》这样描写其家道中落的感受：“有谁从小康之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办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5]所以，他的母亲便为即将与儿子分别而感到伤心流泪。可见，小康之家与贫困之户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的反差是比较大的。
（二）知识分子或政治家视野中的“小康”社会理想
1.传统儒家视野中的“小康”社会
作为一种未来理想社会模式的系统描述，最早出现在《礼记·礼运》中。《礼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是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有不如此者，在氛者去，众以为殃。是为‘小康’。”
《礼记·礼运》描绘了大同社会和小康社会的图景。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大同社会是一个财产公有、政治民主、社会文明、社会保障健全和社会秩序稳定的理想社会形态，而小康社会则显示出不同的社会面貌：经济上财产、劳动力私有，政治上实行具有伦理特征的礼制，采取家庭赡养的社会保障模式，依靠兵刑制度维持社会的稳定和秩序。
《礼记·礼运》关于“小康”的系统描述，勾勒出孔子理想的社会模式的基本框架和大体雏形，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小康社会思想又在儒学框架内不断被后世儒家补充、发展和完善。
孟子设计了比孔子更为完整的“仁政”、“王道”的“小康”社会。在政治上，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他提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在经济上，孟子提出“为民制产”。他认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有了“恒产”，就可以“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恒产”是使人民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的经济基础。
在孟子看来，“小康”除了社会相对安定之外，具有了更多的经济内涵，成为摆脱了贫困，虽然不算富裕，但也比较宽裕，可以安然度日的生活状况的典型概括。
荀子则设计了一个“隆礼至法”的小康理想社会模式。这个社会是“隆礼贵义”等级制的大一统的君主专制社会。荀子说：“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故而，“士以上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以法数制之”，使这个社会的各种角色都能在礼法的规范内发挥自己的功能。荀子既强调礼，又重视法，使儒家小康社会理想进一步丰富了。
在儒家看来，小康就是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之治，是一种仅次于大同的理想社会状态，它所反映的就是那种自给自足、丰衣足食、无忧无虑、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状态。
2.康有为对传统小康社会思想的改造
在近代中国社会，醉心于改良的进步知识分子，曾经托古改制掀起了对“大同”与“小康”的一轮阐释浪潮，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康有为的《大同书》。该书历时二十年写成，康有为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
康有为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由“乱世”到“升平”再到“太平”不断更新、发展、进化的历史过程。第一阶段是“据乱之世”，是人类社会的初级阶段，其经济特征是“大农之世”，文化特征是“文教未明”，政治特征是“人主总揽事权”；第二阶段是“升平之世”，其经济特征是“大工之世”，文化特征是“渐有文教”，政治特征是“人主垂拱无为”；第三阶段是“太平之世”，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经济特征是“大商之世”，文化特征是“远近大小若一”、“文教全备”，政治特征是“一切平等，贬及天子，无王可言”。其中，“升平世”就是“小康”社会阶段，“太平世”就是“大同”社会阶段。康有为用资产阶级思想阐述了他的社会发展观，从而改造了古代小康社会思想。
在康有为看来，在西方，“机器日出精奇，人民更加才智，政治更有精密”，“然新业虽瑰伟，不过世界之外观，于民生独人之困苦，公德之缺乏，未能略有也”。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富必不均而人格不平”[6]，并把进化论与传统理想结合起来，把对大同的向往从歌颂古代转向了追求未来，提出了一个文明发达、民生幸福、社会和谐、天下为公的世界大同远景。
康有为根据他的“三世”历史进化论，在描绘了由低级到高级不断进化发展的三种社会形态时，也阐明了与之相应的三种不同的政治法律制度，用资产阶级政治模式改造了古代小康社会思想。实际上是把当时世界上并存的三种政治制度——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制度一一看作人类社会进化的三个不同阶段，并说这是“时命”决定的。专制政治法律制度由近代民主政治法律制度取而代之，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必然。康有为赋予“小康”以资产阶级政治哲学的色彩，从总体上突破了儒家小康社会思想的框架，其实质是对儒家小康思想的否定和升华。
3.孙中山“民生主义”与小康社会
孙中山是中国20世纪站在时代前列的第一位伟大人物，他所提出的“三民主义”都是围绕“振兴中华”这一总目标而展开的。在“振兴中华”总目标的统领下，“三民主义”的“民族、民权、民生”形成了孙中山先生救亡图存、建设中国的思想和民主革命实践的内容。民生主义是孙中山民主革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即“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7]。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辛亥革命时期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主要内容的民生主义。他指出：“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肇造社会的国家，稗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8]第二阶段是民国初年以振兴实业为主要内容的民生主义。他强调指出，中国的出路“非振兴实业不能救贫”，“余观列强致富之原，在于实业。今共和初成，兴实业实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莫要之政策”[9]。第三阶段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对外开放、发展实业为中心内容的民生主义思想。第四阶段是国民党改组前后，以“平均主义”和“节制资本”为主要内容的民生主义思想。他指出，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一曰节制资本。
在他心目中，“民生主义若是不能实行，民权主义不过是一句空话”。“民生主义如果能够实行，人民才能够享幸福，才是真正以民为主。”[10]民生主义就是“要把社会上的财源弄到平均”，“就是要全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都不致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11]。民生主义的精髓就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住房、交通问题，“为众生谋幸福”，就在于“打破社会上不平等之阶级”[12]，防止出现严重的贫富对立，避免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祸害。他在1924年4月4日的《在广东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庆纪念会的演说》中说，美英国家“富者愈富，穷者愈穷。所以他们的社会，小康之家是很少的。没有中产阶级，只有两种绝相悬殊的阶级，一种是资本家，一种是工人。在这两种阶级中间，不穷不富的人很少。这种现象不是好现象，这就是社会上的毛病……现在是民国十三年，再过十三年，到民国二十六年，中国或者不穷，也是像英国、美国一样的富足；所得富足的利益，不归少数人，有穷人、富人的大分别，要归多数人，大家都可以平均受益”[13]。很明显，孙中山的目标是实现一个众多“小康之家”的社会，希望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实现全民的富裕和国家的富强。
经过多年的考察、思考，孙中山认为要想在中国真正实现国强民富，唯有实现中国的工业化，为此他制订了中国工业的详细方案——《实业计划》。孙中山先生比较详细地设计了一整套中国经济的现代宏伟构想。它由八个方面和六大计划共33个部分组成。这八个方面：一是交通建设；二是开辟商港；三是在铁路中心、商港等地的都市建设；四是发展水力；五是建立钢铁、水泥工厂以供国内建设所需；六是发展矿业；七是发展农业、灌溉，移民东三省、蒙古、新疆、青海、西藏；八是在中国北部、中部造林。六大计划：第一计划包括建设北方大港、建设西北铁路系统、移民蒙古新疆、开浚河道、开发山西煤矿设立钢铁工业等五项内容；第二计划包括建造东方大港、整治扬子江、建设内河商埠、改良水路及运河、创建大士敏土厂等内容；第三计划以南方大港为中心，包含改良广州水路系统、建设西南铁路系统、建设沿海商港和渔港、创立造船厂等；第四计划为建设中国全国铁路之总规划，分为中央、东南、东北、西北、高原五大铁路系统以及建设火车工厂的计划；第五计划中孙中山提出了吸引外资，发展中国民生工业的主张；第六计划为采矿计划。
应该说，孙中山为未来理想的中国设计了一个宏伟庞大的计划，将未来的理想社会的实现融入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融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方案之中。但由于时代背景、历史条件及计划本身的某些空想性所限，孙中山“振兴中华”的理想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而未能完全付诸实践。
无论是古代儒家思想中的小康社会构想，还是近代维新志士、共和政治家对小康社会的新设计，都只不过是空想而已。
二 小康社会在当代中国的新内涵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在设计中国现代化建设未来图景时，邓小平提出了“小康社会”这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概念，将其确立为20世纪末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目标，赋予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
（一）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
1.邓小平对20世纪末中国发展目标的新定位：小康社会
根据现在已有的文献，邓小平提出的“小康”概念有“小康之家”、“小康的状态”、“小康的国家”等几种不同的表述方式。后来，邓小平在描述20世纪末的中国发展目标定位时，还使用“小康水平”、“小康生活”来表述。这一概念的提出是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目标联系在一起的，是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表述方式。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大平正芳向邓小平提出了两个日本国内议论较多的问题：“中国根据自己独自的立场提出了宏伟的现代化规划，要把中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将来会是什么样？整个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思的？”邓小平沉思了大约一分钟的时间，才缓缓地说道：“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只是一个小康的国家”[14]。邓小平第一次用“小康”来描述“中国式的现代化”。
1979年12月29日，在会见新加坡政府代表团时邓小平又重申这一设想。他说：“所谓四个现代化，只能搞个‘小康之家’，比如说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即使我们的经济指标超过所有国家，人均收入仍不会很大。总之，既要有雄心壮志，也要脚踏实地。”[15]这里，邓小平首次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加以定量化、形象化，提出具体设想，从此，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在20世纪末的发展目标定位于“小康”。
1981年4月，他在会见由日中友好会馆会长古井喜实为团长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讲到“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概念”时，说：“一九七九年我跟大平首相说到，在本世纪末，我们只能达到一个小康社会，日子可以过。”这一表述告诉我们，作为世纪末奋斗目标的“小康”，是指进入小康社会，这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讲的。他接着说：“经过我们的努力，设想十年翻一番，两个十年翻两番，就是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千美元。经过这一时期的摸索，看来达到一千美元也不容易，比如说八百、九百，就算八百，也算是一个小康生活了。”[16]这里，邓小平又使用了“小康生活”的概念，把它包括到小康社会的概念之中，这是从人民生活的角度来讲的。
1982年8月，他在会见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时又使用了“小康水平”的概念。他说：“一九七九年我回答日本大平首相说，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达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17]1985年3月7日，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说：“达到小康水平，就是不穷不富，日子比较好过的水平。”[18]
正是由于邓小平使用不同的术语表达，也由于研究者从不同的学科来研究小康问题，所以理论界对邓小平“小康”思想有多种多样的理解。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社会发展说和生活水平说。持前一种说法的研究者认为，翻两番，实现小康，是指实现小康社会。[19]而持后一种观点的研究者认为，“小康是介于温饱和富裕之间的一个生活发展阶段”。[20]这是从生活水平的角度来理解的。
实际上，邓小平使用的关于“小康”目标的多种说法，虽然着重的方面有时有所不同，但却大都具有同样的意义，是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述。
在邓小平看来，小康生活水平是小康社会的主要标志或者说基本标志，小康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是达到小康生活水平的必备条件，没有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人民就不可能过上小康生活。邓小平所说的“小康”，不仅是一个人民生活水平的概念，也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水平的概念，它还是一个社会发展水平和状态的概念。他所说的“小康的状态”、“小康的国家”、“小康社会”就是从整个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讲的。长期以来，许多人忽略了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而侧重于把小康理解为一种生活水平，甚至简单地视之为800或1000美元的问题，这样来理解邓小平提出的小康思想是不完整的。
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概念，邓小平的“小康”概念，有小康生活和小康社会双重内涵，具有这两个方面的内在规定性。作为小康生活，它是指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所享有的介于温饱和富裕之间的比较殷实的生活状态；作为小康社会，从后来邓小平的有关论述看，它是指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社会发展阶段，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后期发展阶段，从2000年底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到基本实现现代化都是小康社会历史阶段。小康生活是小康社会中广大群众的生活状态，是包含在小康社会总概念中的一个概念，其他关于小康的种种提法和表述，只是用语或重点有所不同，都是小康社会这个总概念中的一个概念或者一个方面的表述。
2.邓小平实现小康社会的新战略：“三步走”
在制定和不断完善20世纪末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同时，邓小平还在思考中国下一个世纪的发展目标。他说，我们虽然活不到那个时候，但有责任提出那个时候的目标。
早在1981年9月9日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为团长的日本公明党第十次访华代表团时，邓小平就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相当大的目标，要相当长的时间。本世纪末也只能搞一个小康社会，要达到西方比较发达国家的水平，至少还要再加上三十年到五十年的时间，恐怕要到二十一世纪末。”[21]同年11月17日，他在会见美国财政部部长唐纳德·里甘时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在实现小康的基础上，“在下个世纪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接近西方的水平”[22]。
1984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时再次指出：“我们的第一目标是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第二个目标就是要在30年至50年内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23]
1984年是我国新时期经济发展最快、最好的一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增长率为14.2%，比“六五”计划确定的1981年到1985年年均增长4%至5%的目标高出了近10个百分点。国民经济发展形势大好，邓小平乐观地预见，20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800美元的“目标肯定能实现，还会超过一点”[24]。因此，他又对人均指标作了一个调整，把人均800美元改为800至1000美元。1986年6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马里总统特拉奥雷时说：“到本世纪末，我们的目标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八百至一千美元，实现小康社会。”[25]此后，他就一直沿用800至1000美元或1000美元的说法。
1987年2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加蓬总统邦戈时，提到“到下世纪中叶我们建成中等发达水平的社会主义国家”，把他之前提出到21世纪中叶我国要“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的目标，修改为达到“中等发达水平”[26]。这一修改，无疑使这一发展目标更加符合实际，也更加好把握了。1987年4月16日，他明确提出：“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近达到800至1000美元，看来1000美元是有希望的。”“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个基础，再过50年，再翻两番，达到人均4000美元的水平……那时，15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就是6万亿美元，这是以一九八○年美元与人民币的比价计算的，这个数字肯定是居世界前列的。”[27]这样，邓小平就把21世纪中叶的战略目标具体地确定为“人均4000美元”和“国民生产总值6万亿美元”。
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同西班牙政府副首相格拉会谈时，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概括了从新中国成立到21世纪中叶100年间中华民族百年图强的“三步走”经济发展战略。他说：“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28]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正式确认了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29]
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我国经济从1984年到1988年经历了一个加速发展的飞跃时期，除了1986年增长率为8.5%以外，其余年份的增长速度都在10个百分点以上。国民生产总值从1984年的7206.7亿元，增长到1988年的14922.3亿元，整整增长了1倍，提前实现了原定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的目标。“三步走”战略目标的第一步目标基本顺利实现。这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向20世纪末“翻两番”的小康目标迈进。
在完成了前两步战略目标，达到总体小康以后，第三步应该怎么走？邓小平并没有设计出具体的步骤，但他告诫后来人：“第三步比前两步要困难得多”，“我们还需要五六十年的艰苦努力”，“相信我们现在的娃娃会完成这个任务”[30]。1989年6月，邓小平郑重地向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建议：“组织一个班子，研究下一个世纪前50年的发展战略和规划。”[31]
3.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邓小平将传统的小康社会概念赋予现代意义，并且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密切联系在一起，经历了逐渐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小康思想”从领导人的话语提升到党和政府文件的正式政治话语，从一种理想生活状态提升到社会发展的重要阶段性特征，从经济发展水平的一元目标提升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元发展目标。
第一阶段，“小康社会”概念的提出。以1979年12月6日与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谈话为标志，“小康”被邓小平用来描述“中国式的现代化”。这里“小康”的内涵主要是指处于温饱水平和富裕水平之间的一种经济社会发展状态。其评判标准和主要依据是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实际收入。邓小平强调，即使达到了这个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1982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人邓昌黎、陈树柏等时又提出，我们说20年改变中国社会面貌，不是胡思乱想、海阔天空的变化，而是达到一个小康社会的变化，“小康是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人均八百美元”[32]。并强调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合理的收入分配，因此到中国实现小康社会时，可以消灭赤贫现象。这是邓小平首次对“小康社会”内涵和内容作出的明确和直观的阐述和说明。
第二阶段，“小康社会”从领导人的话语提升到党和政府的政治话语。邓小平提出“小康”概念，并对小康社会进行阐述后，“小康”概念逐步成为言简意赅地表达中国老百姓对实现美好生活愿望和目标的代名词。但在很大程度上领导人的话语，虽多次出现在各种谈话、会谈中，却并未正式进入党和政府文件。1982 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将邓小平多次提出的“小康社会”的构想确立为我国未来2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指出从1981年到21世纪末的20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实现了这个目标，我国国民收入总额和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将居于世界前列，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过程将取得重大进展，城乡人民的收入将成倍增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33]。“小康社会”被正式写入党的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标志着党对这一概念的普遍认同和接受，“小康社会”也开始逐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中形象表示符合中国实际的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发展目标的重要概念和范畴。
第三阶段，“小康社会”战略地位的提升。从1983年起，邓小平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对“小康社会”的内涵和地位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小康社会”轮廓更为细致的描述；二是“小康社会”目标定位：从一元化的经济生活目标发展成为多元化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1983年 2月6日至18日，邓小平对江苏、浙江、上海等地进行了10多天考察。他在3月2日同胡耀邦等人谈话时，提出小康社会的六条标准。他指出：“我经江苏到浙江，再从浙江到上海，一路上，看到情况很好，人们喜气洋洋，新房子盖得很多，市场物资丰富，干部信心很足。……现在，苏州市工农业总产值人均接近八百美元。在这样的水平上，下面这些问题都解决了：第一，人民的吃穿用问题解决了，基本生活有了保障；第二，住房问题解决了，人均达到20 平方米；第三，就业问题解决了，城镇基本上没有待业劳动者了；第四，人不再外流了，农村的人总想往大城市跑的情况已经改变；第五，中小学教育普及了，教育、文化、体育和其他公共福利事业有能力自己安排了；第六，人们的精神面貌变化了，犯罪行为大大减少。”[34]江苏的实践经验给了邓小平极大启发，他把“小康社会”从单一的经济发展拓展到政治、教育、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使“小康社会”的内涵进一步丰富，轮廓更加清晰，形成了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新的社会发展目标。1987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阐述了中国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提出要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较为完整地概括了“三步走”目标，把“小康社会”提升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高度。1987年10月25日，党的十三大正式向全党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由此，“小康社会”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和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成为指导和引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
第四阶段，“小康社会”思想内涵的深化。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邓小平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现实，提出实现“小康社会”要坚持的两个基本原则。第一，要适应我国发展实际，实现社会全面发展。邓小平指出，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同时，在城乡、东中西部、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等方面都要全面发展。七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中，根据社会发展实际和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对“小康社会”所包含和坚持的全面发展，做了更清晰的阐释：“我们所说的小康生活，是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体现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人民生活的提高，既包括物质生活的改善，也包括精神生活的充实；既包括居民个人消费水平的提高，也包括社会福利和劳动环境的改善。”[35]第二，要坚持共同富裕原则。邓小平在提出小康社会目标的同时，始终强调坚持共同富裕原则。针对如何才能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强调，首要的和最根本的是坚持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他还把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共同富裕原则并列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特征。邓小平对共同富裕的强调确保了“小康社会”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又把共同富裕上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扫清了人们的思想障碍，为“小康社会”建设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
（二）“小康社会”内涵的深化拓展
1.“新三步走”战略与全面小康社会
1997年国民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8.8%，达到74772亿元，提前三年实现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1992年10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在90年代，我们要初步建立起新的经济体制，实现达到小康水平的第二步发展目标。再经过20年的努力，到建党100周年的时候，我们将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样的基础上，到下世纪中叶建国100周年的时候，就能够达到第三步发展目标，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36]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对第三步战略目标作出具体的规划。[37]1997年9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对21世纪前50年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明确地提出了分阶段的发展构想。他指出：“展望下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10年的努力，到建党100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38]2000年10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又提出“比较宽裕的小康生活”，并对如何实现“比较宽裕的小康生活”做了重要部署。“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和“比较宽裕的小康生活”，就是指经济得到又好又快发展，民生问题得到较好解决，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民主法制更加健全等。从“小康”到“更加宽裕”、“比较宽裕”的小康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不断适应人民群众的诉求和愿望。
江泽民提出的21世纪前50年分三阶段的发展构想，被称为“新三步走”发展战略。这是对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的新发展，是小康社会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新成果。
20世纪90年代奔向小康的一个显著特点：从邓小平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到确保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促进社会全面进步。1995年9月，江泽民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提出“必须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的指导方针。他强调：“要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统一的奋斗目标，始终不渝地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精神文明建设要同经济发展战略相适应，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39]
除了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还提出了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思想和方针。199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指出，党的基本路线和十三届七中全会提出的12条原则，“总起来说，就是要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以适应和促进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40]。1992年10月在十四大报告中，他又明确提出：“我们要在九十年代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快改革开放，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同时，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41]党的十五大，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上升到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且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42]。
2001年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江泽民宣布：“我们仅仅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不仅改变了旧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而且建立起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十二亿多中国人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43]“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包含双重含义：一是我国人民物质文化生活质量和水平在整体上得到极大提高；二是我国社会还处于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不平衡的状态。“低水平”，就是说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很低，仅仅跨入下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不全面”，就是说人民物质生活满足程度虽然比较好，但教育、文化、社会和生态等方面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需求；“发展不平衡”，就是说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不同阶级阶层之间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较大。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概念，认为“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44]。同时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六个“更加”的任务，即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45]六个“更加”不仅第一次完整地描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蓝图，而且体现了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小康社会”基本内容的丰富和完善。
2.科学发展观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
2003年7月28日，胡锦涛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全面总结抗击“非典”疫情的经验，用“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概括了新“发展观”。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46]。胡锦涛同志在全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党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及要求进行调整。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利益关系日益复杂，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难度加大。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大力促进社会和谐，“这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重要前提”[47]。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党要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48]由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布局，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新目标、新要求：一是“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二是“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三是“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四是“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五是“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49]。同时，又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提出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建设”和“建成”虽只有一字之差，但体现了党对小康社会目标实现的新的更高要求，标志着我国社会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所谓“建成”，即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人民享有更加充分的民主权利、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等。[50]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大会的主题，并对其做了具体阐释。与党的十七大相比，这一目标有三个显著变化：一是强调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顺应了广大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二是强调增强文化软实力，提升了文化发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战略地位；三是强调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要求。
[1] 葛培岭：《五经四书全译·诗经》，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7—1020页。
[2] （清）蒲松龄：《聊斋志异》上，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257—258页。
[3] 老舍：《四世同堂》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4页。
[4] 《茅盾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
[5] 《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7—438页。
[6] 以上引述均出自康有为《大同书》，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7]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9页。
[8] 同上书，第297页。
[9]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39、341页。
[10]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62页。
[11]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7页。
[12] 《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页。
[13] 《孙中山全集》第10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页。
[14]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7页。
[15] 《邓小平思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82页。
[16] 同上书，第361页。
[17] 同上书，第424—425页。
[18]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108页。
[19] 陆学艺：《2000年中国的小康社会》，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5页。
[20] 国家统计局：《中国小康标准》，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21] 《邓小平思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84页。
[22] 同上书，第394页。
[23] 同上书，第494页。
[24] 《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3页。
[25] 《邓小平思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80页。
[26]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4页。
[27]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6页。
[28] 同上书，第226页。
[29]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
[30]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6—227页。
[31] 同上书，第312页。
[32] 《邓小平思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25页。
[3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页。
[34] 《邓小平思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53—454页。
[3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06—1507页。
[36] 《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3页。
[37]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81页。
[38] 《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39] 《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74页。
[40] 同上书，第152—153页。
[41] 同上书，第224页。
[42] 《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29页。
[4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97页。
[4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45] 同上书，第14页。
[4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65页。
[4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97页。
[4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648页。
[4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6页。
[50] 同上书，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