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中东地区作为一个五海三洲交界之地，[1]其特殊的战略位置和丰饶的石油资源，历来是大国必争之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和苏联都大举向中东地区渗透。伴随冷战的爆发与渐次展开，中东逐渐成为美苏争夺的重要地区，美苏卷入中东危机的程度也越来越深，这使得中东局势变得更为错综复杂。1948年5月以色列的建立，使得长期以来的阿拉伯与犹太民族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从1948年以色列建国至1968年间，中东地区先后于1948年、1956年、1967年发生了三次以阿以大规模军事冲突为标志的地区危机。1967年六日战争（即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后，联合国通过了旨在解决阿以冲突的第242号决议，但这份模棱两可的决议不仅未能实现阿以之间的和平，相反却又引起了双方在撤退范围等问题上的分歧，这些久拖不决的分歧与纷争使阿以冲突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并由此引发了新的地区危机。
一 研究内容
尼克松政府时期，中东危机此起彼伏，从1969年3月起先后爆发了埃以消耗战、1970年约旦危机、1973年十月战争（即第四次中东战争）及由此引发的第一次石油危机。[2]就危机本身来说，从1969年到1973年爆发的三次中东危机均有其典型性：1969年3月爆发的埃以消耗战，是一场典型的地区性有限战争；约旦危机则是在中东地区第一次出现的由恐怖活动导致的，并将美苏引向对抗边缘的危机；十月战争，是阿以之间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爆发的第四次战争，也是继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又一次引发美苏直接对抗的国际危机；而对整个世界都产生重要影响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也是由于十月战争而引发的。在应对危机的政策方面，尼克松政府主要采取了平衡政策。对于这种平衡政策，本书根据美国政府对阿以争端的立场及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而将其划分为对等平衡与威慑平衡。
所谓对等平衡，实际上是一种对阿以双方相对公平的平衡，这主要是因为即使美国对阿以双方采取最为公平的方式，也是以保证以色列的安全或优势地位为前提的，这也正是美国支持以色列建国，并承认以色列的前提条件。本书为研究及表述方便，将美国采取的这种相对公平的平衡政策称为对等平衡政策。从肯尼迪政府时期开始，美国开始与以色列形成特殊关系，尽管这一时期肯尼迪还在极力拉拢埃及，但此时美国已开始大力支持以色列。到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将美以关系实质化，并首次向以色列出售了战略轰炸机，采取了加强以色列绝对军事优势的措施。1970年约旦危机之后尼克松政府也公开采取这种措施，本书将美国这种保证以色列绝对军事优势的政策称为威慑平衡政策。
美国在阿以之间采取平衡政策的目的，一方面是希望在维持与以色列的传统关系的同时又能获得阿拉伯国家的好感，并以此瓦解埃及、叙利亚等国与苏联的友好关系；另一方面，则是利用这种平衡政策作为遏制苏联在中东的势力和政治影响的重要手段。美国在解决消耗战中提出的罗杰斯计划、约旦危机中尼克松坚持由美军而不是以色列军队来援助约旦国王侯赛因、十月战争中美国为解救被以军围困的埃及第三军而向以色列施压、石油危机中基辛格利用阿以脱离接触和石油禁运对阿以双方进行互反掣肘所实施的对等平衡政策；美国在约旦危机后的短暂和平时期所采取的维持现状的威慑平衡政策，都表明了尼克松政府危机管理政策的平衡特性。尼克松政府采取这些政策的主要动因就是要使阿以双方都依靠美国，使美国处于解决阿以争端的国际舞台的中心，通过争端的解决来彰显其掌控国际局势的能力，增强其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从而达到遏制苏联的目的。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尼克松政府遏制苏联的政策，还是对阿以双方所采取的平衡政策，都并非这一时期所独有，尼克松之前的各届政府也都做了不同程度的尝试。自1948年杜鲁门政府承认以色列始至艾森豪威尔政府前期，美国一直对阿以采取比较严格的平衡政策，从公开的资料上来看，美国在这一时期几乎没有对以色列进行公开的军事援助（见图1）；从艾森豪威尔后期，尤其是到肯尼迪时期，美国开始将天平向以色列倾斜。美国在这一时期不仅对以色列进行了公开的军事援助，而且还与以色列形成了特殊关系。这一方面是由于以色列采取了依靠美国的政策；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与苏联逐步加强对中东的渗透并取得显著效果的情势相比，美国却在争取阿拉伯国家的支持方面屡屡受挫。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努力拼凑的巴格达条约组织，不仅没有达到美国建立中东集体安全体系、排挤苏联的目的，相反却加剧了美国与埃及、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间的矛盾。[3]因此，直到艾森豪威尔政府后期，美国才逐渐认识到以色列的战略作用。[4]
图1 1959—1973年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
资料来源：Clyde R.Mark，Israel：U.S.Foreign Assistance，Foreign Affairs and National Defense Division，1994，CRS-14.[2010-03-16] http://pdf.usaid.gov/pdf_docs/PCAAA469.pdf.CRS-14.
肯尼迪政府试图通过对埃及进行经济援助，以达到支持以色列、与埃及建立友好关系、限制苏联在埃及的影响的多重目的，但由于美埃在也门内战问题上的分歧及埃及军事力量的迅速增进，肯尼迪通过经济援助这一“强大的看不见的武器”所极力维系的美埃关系也最终走向瓦解。[5]在冷战已蔓延到中东而又得不到阿拉伯国家的有力支持的情况下，肯尼迪政府开始利用以色列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立足点。因此，肯尼迪的平衡政策并未获得预期效果。鉴于与苏联在中东进行争夺的需要，约翰逊政府延续了肯尼迪时期支持以色列的政策，进一步加大了对以色列的支持力度，并使在肯尼迪政府时期形成的美以特殊关系实质化。1967年六日战争结束后，约翰逊政府试图在阿以之间采取对等平衡政策，但由于以色列在战争中取得的压倒性胜利，使以色列并不情愿接受美国的提议，这使得约翰逊政府的平衡政策收效甚微。
因此，从以上内容来看，无论是从美苏冷战的角度，还是从美国历届政府中东政策的平衡特性方面，尼克松政府都继承和发展了冷战爆发后美国各届政府基本的中东政策取向。这其中既有冷战以来历届美国政府遏制苏联势力在中东扩张的共性，也有尼克松政府利用危机提高美国的国际形象、显示美国国际权势及遏制苏联的个性。
在美苏冷战时期，遏制苏联是美国对苏政策的主旋律，尼克松时期的遏制战略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于深陷越南战争而导致自身实力的下降，美国被迫实行全球战略收缩，与苏联缓和也正是美国当时实力的需求。美苏自冷战爆发以来的全球对抗态势进入新的转型时期。因此，与杜鲁门以来的历届美国政府对苏联实施显性遏制的情形相比，尼克松政府则更侧重于隐性遏制：即通过缓和实现苏联的自我克制，从而达到遏制苏联的目的。尼克松政府应对阿以争端的策略，就是要通过与苏缓和，维持中东现状，最终通过政治途径来解决阿以冲突。1972年、1973年年标志着美苏缓和高潮的两次美苏会谈，使苏联对阿拉伯国家的政策进退失据，也为美国实现对等平衡外交提供了条件。十月战争之后，美国将苏联排挤出中东和谈之外，并先后与埃及和叙利亚恢复了外交关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等平衡，也有效地实现了对苏联的遏制。
在应对中东危机的政策方面，尼克松政府经历了一个从对等平衡—威慑平衡—对等平衡的政策演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1970年9月爆发的约旦危机是促使尼克松政府转变中东政策的转折点。约旦危机中以色列所彰显的战略作用使尼克松政府意识到，只有保持以色列的绝对军事优势才能使阿拉伯国家放弃使用武力改变现状的意图，才能最终通过政治途径来解决阿以冲突。但这种威慑平衡及美苏对缓和的追求，不仅没有解决阿以之间的争端，相反却激起了阿拉伯国家用武力解决领土问题的决心，从而导致了1973年十月战争与第一次石油危机的爆发。然而，这也为美国在阿以之间实施平衡政策提供了条件。因此，与此前的历届政府相比，尼克松政府在承继过去美国中东政策的基础上所采取的平衡政策，有其独具个性的方面，这主要表现在美国对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上。
在与以色列的关系上，美国以往各届政府主要是为了保证以色列的安全。尽管在艾森豪威尔后期美国认识到以色列的战略作用，肯尼迪明确了与以色列的特殊关系，约翰逊政府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关系并使这种关系实质化，但真正发挥以色列的这种战略资产作用的是尼克松政府。尼克松政府不单是要保证以色列的安全，更重要的是要借以抗苏，同时希望通过加强以色列的军事优势来解决阿以冲突。尼克松政府对以色列的支持可以从军事援助的力度上反映出来。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始于艾森豪威尔政府后期，当时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仅有40万—50万美元；1962年，肯尼迪政府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首次突破1000万美元。尽管在肯尼迪与约翰逊时期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但除了1966年达9000万美元外，其他各财年均在2000万美元以下，这些都无法与尼克松政府相比。在尼克松上任之初的1969年，美国就向以色列提供了85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1971年，即在约旦危机后的第二年，美国对以色列军援达5亿多美元，这大大超过了自杜鲁门以来历届政府对以军援的总和（见表1）；1974年更是达到了近25亿美元之巨。[6]此后的美国历届政府每年都向以色列提供数亿甚至几十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因此，尼克松时期是美国大规模援助以色列的肇始，这表明美国对以色列在中东战略作用的重新认识，也反映了美国在中东政策上的重大转变。
自从冷战爆发以来，美国历届政府都试图通过拉拢、援助阿拉伯国家等方式改善美阿之间的关系，进而遏制苏联在中东势力的扩张。在这一点上，尼克松政府最大的不同在于：尼克松政府利用平衡（包括对等平衡与威慑平衡）政策推动阿以问题的解决，使阿拉伯国家意识到只有依靠美国才能解决阿拉伯国家所要求的领土问题，而不是依靠苏联，从而达到以此遏制苏联在中东的势力和政治影响的目的。而在美以关系上，尼克松政府逐步将自肯尼迪政府时期开始构建的特殊关系付诸实施，使以色列担当起实现美国在中东利益的角色。尼克松政府时期中东政策的这一特点，在美国应对这一时期的各个危机过程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尼克松政府时期中东地区先后爆发的埃以消耗战、约旦危机、十月战争（含石油危机），无论是在发生的背景、频率、冲突的规模与复杂性方面，还是在影响的范围与程度上，都有其典型性。尤其是约旦危机和十月战争，对美国中东政策的转变、阿以和谈的开启、美苏在中东的影响和攻防态势，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此，通过对发生在美苏缓和时期的三次中东危机的研究，及对冷战时期这一特定阶段的美国对中东政策的分析，我们可以更为深入地理解美苏的缓和观与美苏缓和的本质，考察中东危机背后的大国因素，把握尼克松政府对中东政策的实质。这对于探讨美国政府在冷战背景下应对危机的共性、缓和时期的个性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缓和时期中东危机在美苏冷战中的地位，以及尼克松政府在解决中东危机中的主旨思想等问题，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中所论述的中东危机，主要是指与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相关的、发生在1969年至1974年间的危机，而与阿以争端关系甚微的危机则不在本书论述范围之内。从以色列建国至尼克松政府时期，中东地区先后于1948年、1956年、1967年和1973年爆发过四次大规模的、以战争形势出现的危机。其中1967年6月5日爆发的、持续6天的第三次中东战争又称“六·五战争”、“六日战争”，本书统称为“六日战争”。十月战争爆发于1973年10月6日，这一天是被以色列视为最神圣的赎罪日，在月份上又适逢伊斯兰教斋戒月，因此这次战争又被称为十月战争（October War）、赎罪日战争（Yom Kippur War）或斋月战争（Ramadan War），本书统称为“十月战争”。关于“阿联”，即阿拉伯联合共和国（United Arab Repulblic，UAR）的简称，由埃及、叙利亚和也门三国于1958年2月1日宣布成立。1961年9月28日，叙利亚宣布退出共和国，埃及和也门共和国也陆续退出，这标志着阿联的终结。但埃及一直使用该名称作为国名，直到1972年改称埃及。本书在涉及阿联时期的埃及时，一律称为埃及，而不再称之为阿联。
二 研究综述
目前国内外关于尼克松政府对中东政策的研究成果颇丰，尤其是随着相关当事人的回忆录、传记、口述史料等文献的相继出版、专题研讨会的召开及尼克松时期的相关档案的逐步解密，都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同时，伴随网络及信息数字化的发展，对尼克松时期的外交文件的获取已相当便捷，尤其是一些专业网站与数据库，为该研究提供了强大的信息支持。如美国的数字国家安全档案馆（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DNSA）、国家安全档案馆（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NSA）等数据库和网站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大大深化了对尼克松时期美国中东政策的研究。此外，随着苏联、以色列和阿拉伯等国家当事人的回忆录的出版和各国相关材料的公布，使得从多维度研究尼克松政府对中东危机的政策成为可能。各国学者与政策参与者从不同的角度、利用各种资料，对尼克松政府的中东政策进行了解读。
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这些成果可大体分为综合性研究和专题性研究。综合性研究主要集中于美国对阿以冲突的政策方面；专题性研究则主要针对尼克松时期美国对中东危机的政策或针对消耗战、约旦危机、十月战争和石油危机中的一个或几个具体危机展开分析、论述。目前国内外关于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中东政策的研究状况如下：
（一）国内研究状况
关于美国对中东政策的研究，目前国内著述较少，这与西方异彩纷呈的情形相比，略显单薄。到目前为止，国内与本论题有关且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多为综合类研究，专题性研究较少。
1993年，张士智、赵慧杰合著的《美国中东关系史》一书出版。[7]作为一部综合性著作，该书的主要内容是美国与中东各国的关系发展史，对中东地区的主要国家都有涉及。尽管该著作在行文中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但作为一部全面论述美国与中东国家关系的著作，则清晰地勾勒出历史发展的脉络，对尼克松时期的中东政策也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
赵克仁的《美国与中东和平进程研究（1967—2000）》[8]是一部研究巴勒斯坦和平进程的力作。在该书中，作者以中东和平进程为主线，探讨了美国在这一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与所起的作用，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该书试图运用国际关系理论来进行的分析，无疑为跨学科研究中东问题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角。由于该书是以中东和平进程为主要议题，而且时间跨度较大，所以除了在十月战争的影响方面的论述稍有深度外，对尼克松政府对中东危机的政策方面的论述极为简少。徐向群和宫少朋主编的《中东和谈史》亦属于研究中东和平进程的著作，书中对罗杰斯计划、雅林使命及基辛格的“穿梭外交”等问题进行了阐述。[9]
赵伟明主编的《美国与中东》系列是目前国内对美国中东政策研究的新成果之一。[10]其中的《中东问题与美国中东政策》，全面论述了自“二战”至小布什政府期间美国对中东的政策，对尼克松时期的中东危机则主要从美苏对抗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该书对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美国对中东的政策、罗杰斯计划、十月战争、各危机期间美苏间的博弈及战争所产生的影响等问题都做了深入的阐释。[11]应当说，这是目前国内关于尼克松政府对中东危机的政策，分析较为全面的研究成果之一。
《以色列与美国关系研究》一书则从美以两国的战略关系、军事合作、经济关系、政治制度、文化及犹太人与美以关系等角度分专题论述了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该书的这种多角度分析为进一步研究美以关系提供了思路，但从总体上来说，无论是资料的利用还是论述的深度，都有进一步挖掘的空间。[12]
从石油的角度分析美国外交的著作，国内较有影响研究成果较少。2002年出版的江红的《为石油而战：美国石油霸权的历史透视》一书，是一部全面分析美国的石油经济、外交军事与战争的著作；其中涉及尼克松政府应对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内容，并论及中国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中的立场与作用。[13]赵庆寺的《美国石油安全体系与外交（1941—1981）》，主要阐述了美国应对第一次石油危机的措施、石油危机对美国经济与盟国关系的影响，以及基辛格利用石油禁运解决阿以冲突问题等方面的内容，作者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美国石油安全体系的结构、演进与变革过程。[14]
相对于以上综合性研究成果，目前国内关于尼克松政府对中东政策的专题性研究则主要是期刊论文和博士论文。孙德刚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与美国政府的危机管理》是研究尼克松政府应对第四次中东战争的专论，该文利用美国最新解密的有关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外交档案，对美国的中东政策进行了梳理，分析了美苏缓和背后的现实主义外交取向。[15]而在另一篇文章《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研究述评》中，孙德刚则全面介绍了战争涉及国与战争的关联，其中以“美国精英与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危机管理”为题介绍并评析了美国在这方面的著作。这两篇文章，应当说是目前国内较为前沿地论述与评介十月战争的文章。[16]相关文章对尼克松时期的中东政策也有所涉及，但与本论题有关的内容相对较少。[17]
从博士论文的选题来看，近年来我国也出现了若干篇以冷战期间或涵盖冷战期间的美国对中东政策为选题的论文。如西北大学樊为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中东政策研究》，是一篇涉及范围广泛的论文，其中对尼克松时期的中东冲突有所涉及。[18]就作者目前所掌握的信息来看，关于美国对中东危机的政策的博士论文选题主要集中于复旦大学，如2003年赵庆寺的《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与美国石油安全体系：结构、进程与变革》是对第一次石油危机的专论，该文从美国石油安全体系的角度出发，阐述了美国石油体系的嬗变，分析了十月战争期间爆发的石油危机对美国石油体系、石油政策的影响，在美国应对第一次石油危机的研究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19]2008年姜淑令的《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政策研究（1967—1988）》对第三次中东战争后美国支持以色列的原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20]2009年白玉广的《美国对以色列政策及美以关系的发展（1948—1980）》，从美以关系的奠定、发展、战略合作与微调等方面分析了美以关系的演变，从美以关系的角度对美国应对约旦危机、十月战争的政策进行了阐述。[21]2010年，李智的《美国的中东政策研究（1967—1974）》，梳理了从约翰逊政府时期的六日战争直至1974年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对中东的政策。应当说，该文与本书在选题上有相似之处，但其在关于消耗战、约旦危机、十月战争及石油危机等在尼克松时期爆发的重大危机方面，梳理得并不透彻。如其中的罗杰斯计划，就仅涉及了第一个罗杰斯计划，对于第二个罗杰斯计划及临时运河协议计划等方面都未涉及。此外，对于国务院的平衡政策（该文中称之为“公平政策”）也没有进行深入分析。[22]
从目前国内的研究现状来说，国内学者对尼克松政府应对中东危机的政策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尤其是随着相关档案材料的解密，都为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但是，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存在选题范围太广、时间跨度过大、论著所用的支撑材料多为二手文献、基本史实不够准确等问题，多博、杂而少专、精。因此，目前国内在这方面的成果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借鉴，也使本书有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空间。
（二）国外研究状况
国外对尼克松时期的中东政策的研究，无论是从时间段上还是从研究人员的类别和著述的多样性上，都不胜枚举。在这些著述中，既有当事人的回忆录，也有学者利用解密档案和相关回忆录进行的专门研究；既有针对尼克松政府对中东政策的宏观性研究，也有针对这一时期某个危机的专题研究；既有历史著述，也有利用国际关系理论进行的个案分析；而在研究的延续性上，则是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都有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持续关注。根据这些著述研究的内容及视角的不同，可将其大致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主要是针对尼克松时期的中东政策的综合性研究，其中既包括历史著作，也包含依据国际政治理论进行的分析；第二类是对这一时期的中东危机的个案研究，这方面的成果丰富，本书将主要评介其中与消耗战、约旦危机、十月战争和石油危机有关的著述。鉴于国外有关尼克松时期的中东政策方面的著作繁多及作者对语种的掌握能力有限，本书将仅选取其中的主要英文著述进行介绍。
1.关于尼克松政府中东政策的综合性研究
这类著作，主要是从国家间关系或美苏冷战体系、美国政府内部官僚机构间的互动、决策人的个性等角度，对尼克松政府中东政策所进行的综合性研究。
自20世纪70年代，就有学者与当事人开始研究尼克松政府应对中东危机的政策。作为美国布鲁克林研究所外交政策项目的主要负责人、曾在尼克松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的威廉·匡特（William B.Quant），参与了尼克松政府中东政策的制定，他对尼克松政府的中东政策有更深的理解。1977年，匡特的论著《十年抉择：美国对阿以冲突的政策（1967—1976）》出版，该书是研究尼克松政府对中东危机的代表作之一，在这一领域至今仍有较大影响。该书以1967年至1976年十年间发生的六日战争、约旦危机、十月战争和黎巴嫩内战为研究基点，从战略或国家利益、国内政治、官僚政治和总统的角色等不同维度阐释了美国在这十年的决策。[23]该著作既是尼克松政府对中东政策的综合性研究，也是针对尼克松时期中东危机的专题性研究，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1981年出版的丹·考尔德维尔（Dan Caldwell）的著作《美苏关系：从1947年到尼克松—基辛格的宏伟计划》，从美苏在危机管理中的互动出发，认为美苏在缓和时期处理危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双方加强了多种形式的直接交流，如热线电话、多勃雷宁—基辛格秘密渠道都在危机解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1973年中东战争期间，勃列日涅夫在危机的高潮阶段邀请基辛格到莫斯科就结束战争问题进行商讨，这在冷战时期是绝无仅有的。就该书对尼克松时期的政策而言，作者则分别将尼克松政府的宏伟计划和伟大战略，归类于美国的缓和与冷战政策，这是本书的一大特色。[24]美国冷战史专家雷蒙德·加特霍夫在《缓和与对抗：尼克松至里根时期的美苏关系》中，阐述了美苏缓和的发展历程，并通过1973年中东战争分析了美苏之间既缓和又对抗的关系及战争对美苏缓和观的影响。[25]
调停问题专家萨迪亚·图维尔（Saadia Touval）试图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角色出发来阐释美国对阿以冲突的政策。在《和平掮客：阿以冲突的调停者（1948—1979）》一书中，他从美国的现实动因方面来分析和平推动者的动机，认为罗杰斯与基辛格这些和平掮客的调停是出于美国在中东的利益需求，如罗杰斯计划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减少阿以冲突来弱化苏联在中东的影响，从而加强美国在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中的地位。[26]而沃恩·香农（Vaughn P.Shannon）在《平衡行为：美国外交政策与阿以冲突》一书中认为，美国在中东冲突中试图扮演不偏不倚的调停人的角色，但最终都站在了支持以色列的立场上；在以色列逐渐从美国“特殊关系”国演变为“战略资产”后，如果美国在十月战争中失去以色列这样一个可靠而强大的反共产主义联盟，那么这将不利于美国的国内与战略利益；而十月战争和石油危机所带来的后果，就是美国试图重新探求在阿以之间实现对等平衡。[27]该书采用了一个较好的支点来阐明美国对阿以冲突的政策，但作者主要是侧重于危机过后美国对中东的政策，而对于危机处理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平衡性却较少论及；而从该书所用的资料来看，仅依靠第二手的资料难以把握美国在危机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平衡性，其论述的准确性尚待商榷。
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研究国际关系与冲突解决的雅各布·巴西曼托夫教授（Yaacov Bar-Siman-Tov）在其著作《以色列，超级大国与中东战争》一书中，从以色列的角度对尼克松时期的中东危机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他认为，消耗战爆发后，以色列的决策者们准确地认识到埃及发动战争的目的主要是政治解决阿以之间的冲突，为防止给埃及和苏联落下口实，以色列试图避免沿运河一带敌对状态的升级。对1969年12月罗杰斯计划失败后提出的旨在解决以色列和约旦冲突的约斯特文件，以色列认为其中从约旦河西岸撤退的条款是对以色列安全的侵犯；而十月战争中以色列之所以受到阿拉伯国家的突袭，是由于美国的限制与以色列的自我克制使然，因为以色列的先发打击会影响到来自美国的援助。[28]以色列学者对以色列政策的解读，从客观上丰富了研究阿以冲突的维度，有利于对阿以冲突的多方位探讨。《运河战争：埃以美苏四国在中东的冲突》一书与巴西曼托夫分析问题的角度相似，该书选取了1967—1974年间在苏伊士运河爆发的六日战争、消耗战与十月战争为例，通过阐述美、苏、埃、以四国在这些战争中的互动，探讨了苏美对埃以的军事援助与战争的政治解决问题。[29]
1985年，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史蒂文·施皮格尔（Steven Spiegel）的著作《美国政府内部的阿以之争：从杜鲁门到里根美国中东政策的制定》出版。这一从官僚政治角度分析美国中东政策的制定的著作，在阐述尼克松政府对中东冲突的政策时，分析了美国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之间，尤其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和国务卿罗杰斯间的争斗，并阐述了官僚机构间的这种斗争在埃以消耗战和约旦危机中对尼克松政策选取的影响。[30]
相对于从宏观角度对美国中东政策的研究，也有学者试图从影响中东和平进程的关键人物的角度，分析他们在解决中东危机中所起的作用。肯尼斯·斯坦（Kenneth W.Stein）在其著作《英雄外交：萨达特，基辛格，卡特，贝京与对阿以和平的探求》中，通过对自1970年以来的中东冲突的梳理，分析了埃及总统萨达特对中东和平的追求及基辛格在解决中东冲突中所起的作用。[31]2004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曾在哈佛大学任教的尤西·哈尼马基教授（Jussi M.Hanhimäki）的论著《有缺陷的大师：基辛格与美国的外交政策》。作者认为，基辛格之所以认为中东在1970年变得尤为重要，是由于中东在当时已经更为直接地关系到苏联的利益；而对于基辛格本人来说，约旦危机则确定了他在中东地区重要决策者的地位。对于十月战争，作者通过对新解密的档案文献的解读，认为基辛格的莫斯科之行使苏联外交部部长葛罗米柯意识到苏联会陷入困境；而基辛格与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的谈话，既体现了基辛格支持以色列的立场，也反映了基辛格不认真遵守正式停火协定的态度。[32]这些解密文档的解读，反映了基辛格在冲突解决中的另一面，使研究更具说服力。其他的一些综合性研究，也涉及消耗战、约旦危机与十月战争爆发的前因后果；巴解组织在这些危机，尤其是在约旦危机中的作用及美国对这些危机的政策等方面的内容。[33]
2.专题性研究
目前关于尼克松政府对中东危机的政策之专题研究，有关消耗战和约旦危机的专门研究还较少，而对于美国为解决消耗战和约旦危机所采取的政策，多见于综合性研究中。诸多关于尼克松政府对中东危机的政策的专题性研究，主要集中于十月战争和石油危机，其中研究最集中的则是美国对十月战争的政策。
关于1969年3月至1970年8月期间的埃以消耗战的专门研究，《僵局：消耗战与中东的大国外交》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著作。该书作者戴维·科恩（David A.Korn）在对埃以消耗战进行细致梳理的基础上，阐述了埃以双方与美国、埃及与苏联间的互动及美国在消耗战中的政策。这本著作在材料上的突出特点，是广泛采用了对以色列、埃及及美国等国曾在消耗战期间任职的高级官员的采访材料，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档案文献解密不足的缺憾。但在对美国和平计划的失败原因进行分析时，作者认为这主要是尼克松政府内部官僚政治斗争的结果。[34]事实上尼克松对罗杰斯第二次提出的和平计划是持赞成态度的，这使得埃以双方的态度在对于和平计划的成败上更为关键，因此作者的分析还需进一步商榷。
1980年出版的希伯来大学雅各布·巴西曼托夫的《1969—1970年埃以消耗战：有限局部战争的案例研究》，是关于消耗战的另一部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作者认为，消耗战是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的结果，由于埃以之间的根本分歧而无法实现阿以冲突的政治解决，因此埃及发动战争的目的之一是要通过战争改变以色列的意图。对于消耗战的解决，作者认为1969年底罗杰斯计划失败，应归咎于美国对其压以色列接受和平协议会获得苏联对埃及的对称性行为的错误认识，也在于美国忽视了埃以双方对和平解决冲突的认知。但消耗战的最终解决证明，超级大国的政治约束对战争的结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35]尽管该书并非是关于美国对消耗战的政策的专门研究，而是从有限局部战争的角度进行的研究，但却有利于从以色列的角度来认识美国应对中东危机政策的实质。
阿萨夫·西尼弗（Asaf Siniver）在《尼克松，基辛格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危机管理机制》一书中，运用危机管理的相关理论，以尼克松时期的入侵柬埔寨、约旦危机、印巴战争和十月战争为分析案例，通过分析尼克松重组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应对危机的决策程序，阐述了美国的危机管理机制。作者认为约旦危机可分为劫机、内战、叙利亚入侵三个不同的危机管理阶段，而这次危机几乎引起了美苏间的直接对抗；十月战争中，由于尼克松陷入“水门事件”而导致其与基辛格之间权力的失衡，仅突出了基辛格在外交上的关键作用。[36]此外，作者在文中运用了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英国国家档案馆中的解密文档及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等人的回忆录等多方史料进行论述，这无疑使该研究成果更加客观。
阿伦·道蒂（Alan Dowty）在其著作《中东危机：美国在1958，1970和1973年的决策》中，运用危机管理理论对约旦危机和十月战争进行了分析。作者将危机分为危机前、危机期间及危机后三个阶段，分别对各个阶段的决策与决策者、决策者的认知和决策流程三个向度进行解析，以此来透视美国的危机决策。此外，在对这两个危机的研究中，作者运用了大量的采访材料，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当时尼克松政府大量外交文献尚未解密的不足。[37]
1976年，美国前驻也门和阿联酋大使威廉·鲁（William A.Rugh）在《十月战争期间美国的外交政策：阿拉伯人的视角》一书中简练地叙述了十月战争的爆发、经过与后果。作者通过阿拉伯国家的大众传媒，分析了阿拉伯国家对美国在战争期间的政策的态度和反应。[38]沃尔特·博伊恩（Walter J.Boyne）在《两点钟战争：1973年赎罪日战争与拯救以色列的空运》中则对十月战争进行了详细的记述。[39]
1994年，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和贾妮丝·格罗斯·斯坦（Janice Gross Stein）合著的《我们都失去了冷战》，从威慑的角度反驳了西方普遍认为的美国赢得了冷战的传统观点，以古巴导弹危机和1973年中东战争为例分析了美苏在冷战中的失败。作者认为，中东危机是美苏运用威慑战略的结果；而基辛格所采取的三级战备，是承继了肯尼迪在古巴导弹危机时期所秉持的理念，即通过军事威胁迫使苏联后退。在对1973年中东战争的探讨中，作者从冷战、缓和及美苏和阿以各方的观点等方面，详细地论述了十月战争爆发的前因后果；在材料的运用方面，作者运用了大量的对美苏当事人的采访材料，这为深入研究美苏对中东危机的立场和态度提供了更多的素材。[40]因此，从研究的视角和佐证的材料上，该著作都提供了较好的范例，但作者将危机期间苏联在中东的行为视为威慑的失败而不是一种虚张声势，而事实上苏联却没有任何要直接参战的企图，这种观点显然牵强。
美国费城对外政策研究所所长哈维·西奇曼（Harvey Sicherman）在1976年出版的《赎罪日战争：幻想的终结？》中认为，国家领导人应当具有想象（imagination）、判断、掌握信息三种能力，在获取信息越来越便利的情况下，美以领导人却由于前两项的缺失而导致了赎罪日战争与石油禁运的发生。关于缓和对中东战争的影响，作者认为美苏缓和尤其是1972年埃及驱逐苏联顾问，使美以误判埃及通过军事行动改变现状的可能性，而美苏缓和也影响了基辛格在战争初期对局势的判断。[41]尽管该书是对十月战争的专论，但却具有较强的政论性，许多观点都缺乏相关史料的支撑。
与十月战争相伴而生的是石油危机或石油禁运。十月战争前所形成的全球能源形势，使此次石油禁运演化为全球范围的第一次能源危机，它产生了甚至比十月战争更为深远的影响，因此许多学者将石油危机作为一个单独的研究对象进行研究。
约瑟夫·斯兹里奥维茨（Joseph S.Szyliowicz）与巴德·奥尼尔（Bard E.O’Neill）合编的《能源危机和美国对外政策》是在石油危机之后出版的有较大影响的关于能源危机的著作。该书从美国石油对外依存的缘起、石油危机产生的背景、石油的供求状况、能源危机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美苏在波斯湾地区的政治—军事平衡及石油危机后的美苏关系等方面，全面论述了1973—1974年石油危机及其后果，是研究第一次石油危机中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著作之一。[42]罗伊·利克莱德（Roy Licklider）在其著作《政治影响力与阿拉伯石油武器：五工业国的经历》中，则分析了荷兰、英国、加拿大、日本和美国五国从石油危机中所吸取的不同教训，阐述了石油武器对各国对阿以冲突的政策的影响。作者认为，尽管在石油禁运时期五国对阿以冲突的政策变化较小，但在以后的十年里，五国政府都表现出对阿拉伯更为同情的立场。[43]
本杰明·施瓦德兰（Benjamin Shwadran）则从1973石油禁运对西方国家的影响、十月战争与禁运间的关系、实施下一次禁运的可能性三个方面考察了阿拉伯石油禁运，认为从严格意义上石油禁运是失败的，但从心理和政治含义上来说则给阿拉伯国家以优势感。[44]
与以上研究专著相比，相关期刊文章则选题广泛、角度多样，尤其是有关十月战争的论文，在美以未能避免战争的原因、美苏核对抗及十月战争所造成的影响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45]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关于尼克松政府对中东危机的政策研究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点：
（1）将尼克松政府对中东危机的政策融于美国对中东的整体政策中进行考察。这类著作中除个别研究是对尼克松政府对中东政策的专门研究外，其他大多仅是涉及这个时期的中东危机；而从研究视角上，这类研究多是从当时的国际体系或国家间关系、官僚政治模式、决策者的个性特征及决策取向方面进行分析。相较而言，无论是分析的力度还是文献的利用方面，该类研究都有较大的挖掘空间。
（2）预设对尼克松时期的中东危机的理论解释框架，从中选取个别危机作为解释的案例。这类研究多是从国际关系的相关理论出发，从理论的预设前提中对危机进行阐释，展示了较好的研究视角，同时在材料的选取与挖掘上也非常深入。但这种理论上的预设解释与案例分析中的解释倾向，容易造成彼此的牵强，而且由于案例选取的倾向性而不利于把握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对中东危机的政策的规律。
以上国内外研究现状表明，从研究内容方面，目前学界对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应对中东危机的对外政策所进行的研究较为粗线条化，对尼克松政府应对危机的政策出台的理念、动机政策分析得不够透彻、清晰，缺乏深度；而对于这一时期某项危机的阐述也往往流于案例的分析，这种研究带来的问题则是缺乏历史感、政策的延续性和整体性，在纵向上缺乏比较性。从史料运用的角度，目前的研究较少利用相对较新的史料对尼克松政府对中东危机的政策进行专门研究，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尤为缺乏。到目前为止，美国相继解密了有关约旦危机、美苏关系、恐怖活动、十月战争、石油危机和基辛格穿梭外交的档案文献，以色列等国也在其外交部网站公布了部分相关的外交文档。此外，与本书相关的多项口述史料也相继问世。关于以色列、阿拉伯各国等诸方面的文献，英文版的中东报道、阿拉伯各国的新闻报道也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史学研究资料。以上这些档案资料为重新解读尼克松政府对中东危机的政策、认识阿拉伯方面的内部争斗与互动以及阿以纷争的动因提供了丰富的史料素材。本书将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各方档案资料，从平衡政策的视角对这一选题展开研究。
三 研究的史料素材
本书是一部世界史著述，是以解读大量的档案文献为研究基础的。目前已收集到的档案资料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别：
（一）解密的档案文献
到目前为止，这些相对较新的档案资料主要有：2003年10月，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NSA）网站公布了与1973年十月战争相关的94份解密文件。[46]2011年、2012年，美国国务院先后公布了1973年十月战争卷、第一次石油危机卷和十月战争后的阿以争端卷，其中也包含了2003年10月国家安全档案馆曾解密的部分档案文件。[47]美国数字国家安全档案馆（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DNSA）、解密档案参考系统（Decalssified Documents Referrence System，DDRS）、以色列外交部等网站也解密或公布了少量与本书相关的资料。此外，本研究还使用了一些专门报道以色列和阿拉伯方面的报刊文章，如《中东报道》（Middle East Report，MER）、《阿拉伯报道与记录》（Arab Report and Record，ARR）等。除了以上相对较新的档案文献之外，本书还采用了部分较早公布的尼克松总统之前的各届总统时期的《美国外交文件集》、《美国总统公开文件》等文献。
（二）当事人的回忆录
这类著作往往是当事人对事件的回顾与总结，其中不乏有价值的资料，但这些资料多经过当事人的加工，其中也多有失之偏颇的观点，需要鉴别使用。尼克松和基辛格是美国对中东政策的关键决策人，他们的回忆录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美国对中东危机的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978年，尼克松在其出版的回忆录中提到了约旦危机、两次美苏首脑会晤及1973年中东战争，其中包括尼克松在上任之初未让基辛格负责中东事务的原委、1973年中东战争期间尼克松疲于应付“水门事件”等方面的内容。[48]
与尼克松对中东危机相对简约的记述相比，基辛格在其回忆录中则较为详尽地记录了尼克松政府应对中东危机的政策及决策过程。在《白宫岁月》和《动乱年代》[49]两部回忆录中，基辛格详细记述了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对中东的政策、应对中东危机的决策过程、国务院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中东问题上的抵牾、基辛格与多勃雷宁的秘密会谈、美国与埃及的秘密通道、缓和与中东危机的关系及美国在处理十月战争与石油危机的策略等方面的内容。基辛格的电话记录抄本是研究十月战争的重要文件，2003年出版的《危机：两次重大外交政策危机的剖析》一书中关于十月战争的主要内容，就是基辛格在1973年10月的电话交谈记录，这对于研究十月战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50]然而，该书所编辑的电话记录并不完整，也不是对美国十月战争政策的唯一解释，其他参加这一事件的高级官员所保留的电话谈话记录则起到了补充性的阐释作用。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sacson）在基辛格传记中就引用了其中的一些材料。[51]例如，10月6日，基辛格敦促尼克松的助手亚历山大·海格将军将尼克松滞留在佛罗里达，以避免出现任何意外动向，这在基辛格的《危机》中没有提及。10月12日，在做出向以色列空运的决定时，基辛格告诉施莱辛格以色列的形势近于灾难，是五角大楼“蓄意破坏”的结果，而这也没有在《危机》中出现。[52]
其他相关国家重要当事人的备忘录的发表，也为全面研究尼克松政府对中东的政策、各国对中东危机的态度，对各备忘录中共同问题的多方佐证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资料。苏联驻美大使安纳托利·多勃雷宁（Anatoly Dobrynin）的备忘录《信赖：美国六位冷战总统期间的苏联驻美大使（1962—1986）》[53]、时任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Golda Meir）的《我的一生》[54]、时任以色列驻美大使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的《拉宾回忆录》[55]、埃及前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的《萨达特回忆录》[56]、埃及前新闻部长穆罕默德·海卡尔（Mohamed Helkal）的《通向斋月战争之路》[57]及埃及前外交部长穆罕默德·里亚德（Mahmoud Riad）的《为中东和平而斗争》[58]等相关国家的重要当事人的回忆录，在埃以消耗战、罗杰斯计划、埃苏关系的演变、约旦危机、美埃秘密通道、美苏首脑会谈、十月战争及石油战争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阐述，这对于全面了解尼克松政府的中东政策，具有重要的补缺意义。
（三）口述史料
除了以上政府机构公布的官方史料及个人回忆录之外，本书还采用了部分口述史料作为研究素材，如美国军火商BDM公司为了解冷战时期苏联的意图而对苏联人员的采访开展的口述史项目。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于2009年9月11日公布了关于苏联核政策的材料，该材料是美国五角大楼军火承包商BDM公司于1995年在对苏联的国防部官员、军事专家等人员进行采访的基础上形成的，并最终形成两卷本的《苏联的意图：1965—1985》口述史料。该材料涵盖了包括苏联兵力的水平和状况、目标与作战计划、武器的性能及国防工业的作用等有关苏联战略的一系列问题。BDM公司将其采访结果与美国官方或半官方的对冷战期间苏联战略政策的解释进行了比较，尽管BDM的分析人士发现其中的一些解释与采访证据一致，如在苏联对避免核战的关注及对优势的追求等方面，但他们认为官方或半官方的解释有重大的分析失误，材料中的一些论断甚至引起了冷战史学家们的争论。尽管该材料未设有保密等级标识，但美国五角大楼信息自由法审查人员还是将其作为具有保密级别的材料进行了部分删节。[59]
另一项是关于1973年十月战争的口述史项目。继1992年召开了关于1967年六日战争的专题性会议之后，关于十月战争的专题性会议也逐渐被提上议程。1998年10月，在十月战争爆发25周年之际，在美国前驻摩洛哥大使、历史学家理查德·帕克（Richard B.Parker）的组织下，来自美国、苏联、以色列、埃及、叙利亚、约旦等国的专家，及曾参与危机的前官员在美国召开了关于1973年十月战争的学术会议，共同探讨了十月战争爆发的缘由、影响1970—1973年美国未采取积极的中东外交政策的因素、美国核警戒及苏联未采取反威慑的原因等问题。2001年，佛罗里达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会议的讨论记录，即《十月战争回顾》一书，这成为研究十月战争的重要口述史料。[60]
本书试图通过对以上这些档案资料的全面解读与综合运用，更为客观地探究尼克松政府在中东危机中的政策制定与运作程序，考察美国外交决策的真实意图，也希冀通过档案文献的解读来更真实地还原历史。
四 研究思路及研究目的
冷战时期，遏制与反遏制是美苏关系的主流，即使是在美苏关系缓和的尼克松政府时期，也没有改变两国关系的这种基调。在中东地区，尼克松政府为实现对苏遏制，除了通过美苏缓和使苏联保持克制外，还试图通过推动阿以和谈的进展来削弱苏联在中东的影响，同时在中东危机的关键时刻不惜与苏联兵戎相见对苏联进行威慑。因此，本书在阐述美国对中东危机的政策时，主要围绕两条主线来进行：一条是在中东地区采取平衡政策；另一条是对苏联实施遏制。
本书首先从杜鲁门到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在中东实施的平衡政策入手，阐述美国在这一时段平衡政策的发展演变，并着重梳理了1967年六日战争之后约翰逊总统为争取阿拉伯国家而构建对等平衡政策的尝试。六日战争之后苏联向在战争中遭受重大损失的埃及、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进行大规模军事补给，不断扩大在中东地区的势力和影响，这使美国迅速跟进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而美国认为其援助以色列的目的在于确保中东地区的军事平衡，遏制苏联利用阿以冲突在中东扩大势力和影响。[61]这一做法导致了中东地区的军备竞赛，为下一轮军事冲突埋下了伏笔。在此基础上，本书对美苏缓和下的美国应对中东地区争端的理念进行了分析，然后对中东地区在尼克松政府时期爆发的埃以消耗战、约旦危机、十月战争及石油危机逐次进行梳理、分析，并以这些危机为分析对象，阐述了尼克松政府时期平衡政策的演变。尼克松时期的平衡政策经历了对等平衡、威慑平衡再到对等平衡的演变，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时段：
第一个时段为从1969年尼克松上任至1970年9月约旦危机的爆发，这是国务卿罗杰斯和负责近东与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西斯科主导美国中东政策的阶段。在这一时期，美国国务院主张采取对等外交，即在阿以冲突中采取不偏不倚的（even-handed）政策。由于国务院的这一希望全面解决阿以冲突的政策没有得到白宫的有力支持，以及阿以双方对罗杰斯计划等一系列解决方案存在着无法弥合的分歧，国务院解决阿以冲突的政策收效甚微。约旦危机结束后，尼克松政府逐渐抛弃了这一政策。伴随临时运河协议计划的失败，基辛格也开始插手中东事务，美国的中东政策也开始从对等平衡向威慑平衡过渡。
第二个时段是自约旦危机结束至十月战争。约旦危机使尼克松政府意识到以色列的战略作用，这促使美国改变了原来的对等平衡外交而转向实行保证以色列对阿拉伯世界的军事优势、防止阿拉伯方面通过战争改变现状的威慑平衡政策，因此约旦危机成为尼克松时期美国对中东政策的分水岭。然而，这种威慑平衡政策不仅没有能够吓阻阿拉伯国家，相反却激发了阿拉伯国家收复失地的信心，最终导致了十月战争的爆发，并引发了波及世界范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但十月战争中美国迫使以色列放弃了对被以军围困的埃及第三军的进攻，这既没有使以色列获得全然的胜利，也没有使埃及全军溃败，从而为对等平衡政策的实施打下了基础。从某种程度上，在十月战争中美国对阿以政策的一张一弛，避免了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所取得的压倒性胜利所带来的问题，为阿以冲突的解决留下了余地。
第三个时段为十月战争后至石油禁运结束，即基辛格的“穿梭外交”时期。十月战争的意义在于，它既使美国从此将中东问题列为其对外政策的优先考虑范围，也为开启中东和平进程提供了条件；同时也为美国回到对阿以采取对等平衡外交的政策提供了可能。在十月战争结束后，为解决阿以冲突问题，基辛格利用脱离接触与石油禁运对阿以双方进行互反制约，成功地实现了获得阿拉伯国家的好感、解除石油禁运与开启中东和谈的多重目的。从战略上，美国成功地利用危机重新获得了中东的石油，保证了以色列的安全；尤为重要的是，美国通过这个过程将苏联排挤在阿以和谈之外，单独充当了调停人的角色，从而有效地遏制了苏联在阿拉伯世界的势力和影响。基辛格在中东地区的“穿梭外交”使阿以双方脱离了军事接触，埃及和叙利亚也先后恢复了与美国的关系；而苏联与埃及的关系却每况愈下，与叙利亚的关系也出现了裂痕，[62]这表明美国对中东危机的积极应对有效地遏制了苏联在中东的势力和影响，达到了其在中东重塑对等平衡政策的意图。
基于以上研究思路，本书的研究目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美国在战略收缩时期的对外政策理念。本书研究的目的之一是对现实的关怀。尼克松政府是在越南战争进行期间上台的，但此时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恶果已经显现出来，这也正是尼克松主义出台的国际与国内背景。尼克松政府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实现美苏缓和、构建中美苏大三角，以达到美苏力量的平衡，也以此获取在全球范围内与苏联争锋的筹码。但在冷战背景下，美国不会放弃与苏联在世界范围内的争夺，那么如何在缓和背景下与苏联在中东一争高下，这就是本书以美国的平衡政策作为研究主线的目的之一，即通过在中东地区实施平衡政策，利用其特殊关系国以色列来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同时还借助解决危机来瓦解苏联与阿拉伯的友好关系，以此达到遏制苏联的目的。事实上，经历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美国政府也面临着战略收缩问题，那么奥巴马政府是否会采取尼克松政府曾采取过的平衡政策理念来实现美国在中东、东亚等地区的战略平衡问题？当前美国政府推出的“亚洲再平衡”、对中东的“巧权力”等政策是否有历史的渊源关系？本书研究的目的之一，便是通过对尼克松政府时期的平衡政策的研究来对照美国当前的对外政策。
2.通过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定位美国在地区争端中的角色，透析美国在地区争端中所持“不偏不倚”、“不持立场”、“维持现状”的实质。尼克松时期美国对阿以冲突所采取的平衡外交政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对阿、以双方的对等平衡外交，另一方面则是指支持以色列的威慑平衡外交。以1970年约旦危机为界，危机之前是由国务卿罗杰斯主导美国对中东的政策，他主要采取的是对等平衡外交；危机之后则由尼克松和基辛格执掌对中东的政策。约旦危机促成了美国的外交政策由对等平衡向威慑平衡的嬗变。美国平衡外交的目的是防止阿以冲突升级，通过政治途径来最终解决阿以冲突。因此，美国的目的是试图在阿以冲突中扮演调停人的角色，从而使阿、以双方都依赖于美国，进而排斥苏联在中东的势力和影响。
但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在实施严格的平衡外交时期，美国也是以保证以色列的安全为前提的。美方在尼克松政府初期及在十月战争初期未对以色列进行大规模军事援助的主要原因，也是由于美方认为以色列当时保有对阿拉伯方面的军事优势，然而当形势突变时，美国则想方设法对以色列进行大规模军事援助。此外，在象征美苏缓和高潮的莫斯科、华盛顿会谈中，美国曾一度表示对中东问题要“维持现状”，但当时以色列却实际控制着西奈半岛、格兰高地、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等阿拉伯方面的领土，这种维持现状实际上就是对以色列的间接支持，这都表明了美国作为调停者不偏不倚身份的缺失。美国在中东危机中的立场，有助于我们认识美国在涉及其特殊关系国的争端中的立场，如1982年英国与阿根廷的马岛战争、中日钓鱼岛争端，我们都可以看到美国所谓“不持立场”、“不选边站”的虚妄。
3.考察缓和时期美国中东政策的实质，探究中东危机在美苏冷战中的地位与作用。美苏缓和背景下的阿以冲突，既反映了阿以矛盾的不可调和性，也体现了美苏在中东地区的博弈。尼克松政府在应对中东危机中所采取的缓和政策的实质仍是遏制，其表现为双方在该地区的争夺与对抗。消耗战、约旦危机、十月战争与石油危机，是发生在尼克松时期的相互关联的系列事件，本书将从危机发生的内在关联性、美国危机管理政策的延续性、冷战时期美国对苏政策的一贯性等方面，探究美国的中东政策在其全球战略中的地位、美国应对中东危机的政策在美苏争夺中的作用。
总体而言，本书将主要从遏制与平衡外交的角度分析尼克松时期美国应对中东危机的政策。从1969年至1974年发生的三次中东危机是本书的主要分析对象，本书将围绕尼克松政府应对危机的政策进行阐述，以此分析美苏在中东地区的博弈、美国对中东政策的演变、美苏对缓和的认知及其对阿以冲突的影响、美国的中东政策对中东冲突的影响、美国对中东危机的处理对美苏在中东攻防态势的影响，及美国对中东政策的转变背后的苏联因素等方面的内容。
五 研究的意义与方法
尼克松时期发生的三次中东危机，任何一次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在大历史背景之后都有其复杂的现实动因。因此，仅选取其中个别危机作为研究对象，无法洞察这一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的全貌。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尼克松时期的中东危机既是在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下也是在美苏缓和时期发生的，对这三次危机的全面考察，有利于了解尼克松政府应对中东危机的整体理念，对于探究这一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实质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学术价值
目前国内外学者大都倾向于选取其中的个别危机作为分析国际关系理论的案例来进行研究，较少把尼克松时期的中东危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而在史学研究中，关于尼克松时期美国对中东政策方面的专题研究较为欠缺，这使本选题具有了研究空间。同时，与1969—1976年阿以冲突与美苏关系、1970年约旦危机、1968年以来的中东恐怖活动、1973年十月战争相关的文献的解密，为本选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条件。此外，无论是从美苏冷战的发展阶段，还是从美国对阿以双方的政策方面，尼克松时期都是具有典型意义的阶段。因此，该选题有利于钩沉历史、审视前人的研究成果、深化对尼克松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丰富这一时期的研究内容。
就本选题的研究创新性而言，对尼克松时期的美国中东政策的研究，在学界已不是一个新课题，从冷战的角度所进行的研究也并非乏善可陈，但从遏制与平衡的角度、系统地对尼克松政府应对中东危机的政策进行的研究，目前尚不多见。本书试图从这一角度出发，通过对美苏缓和、美国在阿以冲突的不同阶段所采取的平衡外交的分析，来阐明美国解决中东危机的目的即在于遏制苏联在中东的势力和政治影响。本书的创新性主要在于以下两点：
1.对缓和的认知
本书在阐述缓和与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关系中所使用的“缓和”，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的内容是尼克松时期的美苏缓和，这个缓和是美苏冷战中的一个阶段，是美苏为缓解彼此间紧张关系的一种双向互动。美苏分别于1972年5月和1973年6月举行的两次首脑会晤，标志着美苏缓和的高潮。在这两次会晤中，苏联基本同意了美国关于维持中东现状而实际上是有利于以色列的建议。第二个方面的内容，则是指埃及总统萨达特为通过政治途径解决被占领土问题而向美国和以色列发出的单向缓和要求。美苏缓和维持了埃以之间的领土现状；而埃及发动的单向缓和则既没有得到美国的积极响应，也为以色列所拒绝，这使萨达特试图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埃以冲突的希望破灭。因此，萨达特下定决心发动战争，以此将美苏卷入中东冲突，最终通过政治途径来实现阿以问题的解决。美苏对缓和的追求忽略了埃及通过缓和来解决阿以冲突的诉求，这使美苏对缓和的追求、埃及对美以缓和的单向追求的失败，构成了埃及和叙利亚发动中东战争的外部因素；而阿拉伯国家收复失地的决心，则成为其发动战争的内源性因素。
就美国对苏联的缓和政策而言，本书将尝试从美国遏制苏联政策的延续性方面，来分析尼克松政府对苏采取缓和政策的实质，以及美国的缓和政策在中东冲突中的表现等。本书在这方面的创新主要在于所谓的新“材料”，即在于利用了阐释苏联在美国的历次威慑中退缩原因的公布材料，而非在观点上。而就萨达特的缓和而言，本书则将之归结为大缓和环境下的局部缓和。对于以上两个方面的解析，本书力求做到在观点上有新阐释，内容上有新材料。
2.平衡外交
从平衡外交的角度对尼克松时期美国应对中东危机的政策进行分析，并不是一个崭新的视角，已有研究者对此作了相关研究。本书与以往相关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以下三点：
第一，尼克松政府在平衡政策的实施中，不仅在于要软化激进的阿拉伯国家的立场、保证以色列的安全，还在于防止温和的、亲美的阿拉伯国家倒台，即防止温和国家为激进国家所取代，以保证两种力量间的平衡，这也是美国在中东采取的平衡政策的内容之一。因此，这种平衡包含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阿拉伯国家内部激进派与温和派间的两重平衡。而尽管阿拉伯国家的温和派与以色列也有矛盾，但当温和势力处于下风时，以色列则担当起拯救温和派、实施美国中东意图的角色。
第二，将平衡政策区分为对等平衡与威慑平衡两种政策。尼克松政府在解决中东冲突中所采用的平衡外交政策主要集中于消耗战、约旦危机、十月战争及基辛格的“穿梭外交”时期。根据约旦危机后美国政府对以色列的战略地位的认识及平衡外交的嬗变，可将尼克松政府的平衡外交分为对等平衡外交和威慑平衡外交。
美国国务院历来被视为是支持阿拉伯的堡垒，罗杰斯任国务卿时也基本秉承了这一传统。在罗杰斯负责中东事务时，他提出的两个罗杰斯计划都是基于联合国242号决议，并试图同时得到阿以双方的同意，这基本延续了约翰逊时期美国对中东的对等平衡政策。约旦危机之后，美国意识到以色列在中东的重要战略作用，从而改变了其对中东的政策理念。尼克松和基辛格认为，美国在中东的目标是：减少苏联的影响，弱化阿拉伯激进主义分子的立场；鼓励阿拉伯温和派，确保以色列的安全。[63]因此，美国政府认为应加大对以色列的援助力度，保持以色列的军事优势，形成对阿拉伯国家的威慑，从而迫使阿拉伯国家通过政治途径解决阿以争端问题。因此，从尼克松和基辛格的理念上，美国在约旦危机之后逐步在中东实施了威慑平衡政策。
第三，将美国在中东采取的平衡政策作为其排挤苏联在中东势力的工具进行阐述。无论是对等平衡还是威慑平衡政策，美国的目的都是试图通过解决阿以争端来使阿拉伯国家相信只有美国能解决问题。罗杰斯采取对等外交的目的即在于此。而尼克松政府在约旦危机后采取的威慑平衡政策、基辛格在十月战争后期继续怂恿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拯救埃及第三军、实现脱离接触与结束石油危机等措施，都是为了使阿拉伯国家意识到，只有依靠美国才能最终解决阿以冲突，而不是依靠苏联，以此来达到遏制苏联在中东势力的目的。因此，与行走于战争边缘政策的军事威慑政策相比，平衡政策成为美国在缓和时期排斥苏联在中东势力和政治影响的软遏制手段。
（二）历史与现实意义
1.尼克松时期美国对中东危机的政策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遏制苏联在中东的势力而又要防止阿以冲突升级，就必须保持阿以军事力量的平衡，以防以色列处于不利地位，这是从肯尼迪到尼克松总统初期美国政府对中东政策的一个重要认知。因此，尼克松在上任之初就对以色列施以巨额军援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维持该地区的军事平衡，即美国对以色列进行援助的现实动因在于苏联对阿拉伯国家的军事援助。自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至1970年约旦危机，无论是联合国242号决议还是尼克松时期国务院所采取的解决埃以消耗战的措施，都反映出美国曾试图在中东继续采取对等平衡外交，以希望在支持以色列的同时而获得阿拉伯国家的好感。约旦危机中，以色列凸显了其在中东的战略作用，这导致尼克松政府从对等平衡外交向威慑平衡外交转变，开始了美国对以色列的大规模援助。但无论是对等平衡外交还是威慑平衡外交，都未能有效解决阿以之间的冲突问题，尤其是威慑平衡外交，更没有遏制住阿拉伯国家通过发动战争来改变领土现状的步伐。并且由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对中东石油依赖的加深，阿拉伯产油国得以成功地运用石油武器对美国施压。然而，基辛格通过“穿梭外交”，成功地实现了美国在中东的彼此相关的三项利益：保证以色列的安全、获得中东的石油与遏制苏联在中东的势力。[64]十月战争与石油危机开启了中东和平进程的大门，对美、苏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使中东阿拉伯国家中与苏美关系出现了新的分化组合。
此外，在十月战争中，苏联在美国采取三级战备面前退缩的原因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十月战争又成为一次将美苏推向直接对抗边缘的战争，这也使十月战争成为学者们援引的经典案例之一。无论是古巴导弹危机还是十月战争，似乎都是美国采取战争边缘政策的成功，但根据最近解密的文献，苏联退缩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在于其对缓和的认知，即无论如何要避免美苏之间的直接对抗。[65]这些档案文献的解密有利于我们深层挖掘美苏博弈的背后动因。因此，通过对这一时期的美国中东政策的研究，我们可以透视美苏冷战背景下美国支持以色列的原因、采取平衡外交的动机，揭示危机背后的多层动因，认识危机的解决对时局的影响。
2.研究尼克松时期的中东政策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
尼克松时期既是中东恐怖活动频发的时期，也是石油成功地成为政治武器的时期，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其现实性。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中东地区的恐怖组织非常活跃，这已经引起尼克松政府的关注。2005年，美国国务院网站公布了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东恐怖活动的文件，其中显示，从1968年以来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组织（即人阵组织）与以色列都曾采取恐怖活动，而1970年约旦危机的爆发即是由人阵组织采取恐怖活动所引发的。[66]在劫机事件发生后，尽管人质最终成功获释，但也因此而引发了约旦危机并演变为美苏在中东的博弈。因此对于恐怖活动日益频繁、方式更加多元化的今天，研究这一时期的恐怖活动及其应对政策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
1973年十月战争所引发的石油危机，无论是对当时，还是对当今都具有深远的意义。石油危机爆发后，石油成为导致美国与其盟国裂痕加大的一个重要因素，西欧和日本为保证本国的能源供应开始探寻自己的能源政策。美国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如成立联邦能源局、通过立法对能源利用和消费实施管制及后来形成的石油储备机制等，这些对于后来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美国所实行的石油价格管制，导致了国内石油消费增加，从而更加依赖进口。石油禁运结束后，西方主要能源消耗国在基辛格的建议下成立了世界能源机构，但基辛格试图通过这一组织来实现石油消费国与产油国的对抗以降低石油价格的企图，却困难重重。[67]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这意味着我国将大大依赖进口来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也使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对石油问题加以关注。中东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存与生产要地，在世界石油供应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美国作为世界上能源消耗大国，其石油政策势必会对世界各国的石油供给和需求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从当前的能源形势及能源结构来看，尽管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日新月异，但石油仍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战略资源，尤其是我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如何应对因石油短缺或对其他资源的严重依赖而带来的危机，成为我们日益关注的课题。从这个角度出发，美国应对第一次石油危机的经验和教训，对我们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就平衡政策本身而言，这并不是尼克松政府仅限于对阿以争端问题而采取的专门应对政策，而是美国处理全球事务，尤其是在处理地区争端中长期使用的，甚至延续至今的政策。尼克松政府时期的平衡政策不仅成为美国排挤苏联势力的工具，而且也逐渐成为美国防止地区大国上升为世界大国的工具。美国在当前地区争端中所采用的“离岸平衡手”的手法，即为平衡政策演变而来。因此，研究尼克松政府时期的平衡政策的演变及其规律性，对于探究当前朝鲜半岛、台海局势、中日钓鱼岛之争、南中国海的纷争等与美国地缘政治相关的地区争端的走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三）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本书将主要是运用历史研究法进行研究。本书是对尼克松政府应对中东危机的政策的梳理与分析，是以占有这一时期的大量史料为基础的。因此，本书所采取的研究方法将主要是历史研究法，是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通过解读新近解密的美国外交文件、以色列外交部等网站公布的文档及对阿以争端进行报道和记录的《中东记录》与《阿拉伯报道与记录》等，梳理尼克松政府在埃以消耗战、约旦危机、十月战争和石油危机中的应对政策，阐述尼克松政府在推动阿以争端的解决过程中所采取的平衡政策，分析美国对苏联在中东的势力及政治影响的遏制，探究平衡政策在地区冲突中的意义。
其次，本书还采取了比较研究法。自冷战爆发至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对中东地区一直采取平衡政策。本书通过对美国历届政府在中东地区所制定和实施的平衡政策的“长时段”比较，来总结美国平衡政策的发展演变，阐释尼克松政府所采取的平衡政策中的共性与个性。而通过对尼克松政府任内应对中东危机的政策取向的“短时段”比较，则可以探察尼克松政府危机管理理念变动的内外动因。
除了以上两种研究方法之外，本书还采用了统计与计量研究法。这主要涉及从杜鲁门到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苏联对埃及和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的援助、第一次石油危机前后中东石油的流向、产量和价格等数据，这些数据的统计与计量能够直观地反映各种发展与变化趋向。如通过对美国援以项目与额度的数据统计，我们可以看出其中美国对以色列态度的变化；而石油流向、产量等统计数据，则可以直观地反映出西方国家对中东石油的依存度、石油危机对这些国家的影响程度。除了以上直观性的数据统计与计量分析外，还可以通过对相关统计中类似项的比较而得出更为深层的认识。如对美国援助以色列和苏联援助阿拉伯国家的数据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中东纷争背后大国间的争夺；而各年份不同的援助额度则体现了中东地区军备竞赛的激烈程度。
[1] 五海是指地中海、红海、阿拉伯海、里海和黑海；三洲是指亚洲、非洲和欧洲，中东地区位于这五海三洲的交界处。
[2] 关于石油危机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危机，目前尚有不同的认知。为便于研究，本书在阐述尼克松政府在中东地区重塑对等平衡政策的过程中，将不把石油危机作为一个单独的研究对象，而是作为十月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十月战争中石油武器的使用来进行论述，但对于它们的结束问题则分别进行单独表述。
[3] 赵伟明：《中东问题与美国中东政策》，时事出版社2006年版，第60—62页。
[4] Abaraham Ben-Zvi，Decade of Transition：Eisenhower，Kennedy，and 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Israeli Allianc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8，pp.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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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赵伟明主编的《美国与中东》系列共包括《中东问题与美国中东政策》、《以色列与美国关系研究》、《伊朗与美国关系研究》和《土耳其与美国关系研究》四本专著，均于2006年由时事出版社出版。
[11] 赵伟明：《中东问题与美国中东政策》，时事出版社2006年版。
[12] 李伟建等：《以色列与美国关系研究》，时事出版社2006年版。
[13] 江红：《为石油而战：美国石油霸权的历史透视》，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
[14] 赵庆寺：《美国石油安全体系与外交（1941—198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5] 孙德刚：《第四次中东战争与美国政府的危机管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年第1期。
[16] 孙德刚：《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研究述评》，《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2期。
[17] 这方面的文章有：阚雅晗、洪明：《国内外研究美国对中东政策述评》，《西亚非洲》2006年第5期；胡国栋：《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政治和经济因素比较——以美国的中东政策为例》，《国际政治》2004年第6期；王京烈：《整体考察美国的中东政策》（上），《阿拉伯世界研究》2007年第5期。
[18] 樊为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中东政策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09年。
[19] 赵庆寺：《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与美国石油安全体系：结构、进程与变革》，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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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白玉广：《美国对以色列政策及美以关系的发展（1948—1980）》，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9年。
[22] 李智：《美国的中东政策研究（1967—1974）》，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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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相关论文有：Stephen A.Garrett，“Nixonian Foreign Policy：A New Balance of Power，or a Revived Concert？”Polity，Vol.8，No.3，Spring 1976；Zeev Maoz and Allison Astorino，“Waging War，Waging Peace：Decision Making and Bargaining in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1970-1973”，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6，No.4 Dec.1992；Ahmed S.Khalidi，“The War of Attrition”，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Vol.3，No.1，Autumn 1973；James Akins，“The Oil Crisis：This Time the Wolf Is Here”，Foreign Affairs，51，Spring，1973；Michael I.Handel，“The Yom Kippur War and the Inevitability of Surprise”，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21，No.3，Sep.1977；Avi Shlaim，“Failures in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The Case of the Yom Kippur War”，World Politics，Vol.28，No.3，Apr.1976；Scott D.Sagan，“Lessons of the Yom Kippur Alert”，Foreign Policy，No.36，Autumn 1979；Barry M.Blechman and Douglas M.Hart，“The Political Utility of Nuclear Weapons：The 1973 Middle East Crisi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7，No.1，Summer 1982；John L.Scherer，“Soviet and American Behavior during the Yom Kippur War”，World Affairs，Vol.141，No.1，1978；Dankwart A.Rustow，“Who Won the Yom Kippur and Oil Wars？”，Foreign Policy，No.17，Winter 1974-1975；G.Matthew Bonham，Michael J.Shapiro，Thomas L.Trumble，“The October War：Changes in Cognitive Orientation toward the Middle East Conflict”，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23，No.1，Mar.1979。
[46] See http://www.gwu.edu/～nsarchiv/NSAEBB/ NSAEBB98/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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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Walter Issacson，Kissinger：A Biography.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2.
[52] William Burr，ed.，“The October War and U.S.Policy”，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Oct.7，2003.[2009-06-28] http://www.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98/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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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以]果尔达·梅厄：《我的一生》（即《梅厄夫人自传》），章仲远、李佩玉译，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
[55] Yitzhak Rabin，The Rabin’s Memoirs，trans.Dov Goldstei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1968—1973年拉宾任以色列驻美大使，1973年被任命为劳工部长、由迪民兹（Dinitz）继任以色列驻美大使一职。1974年，拉宾继梅厄夫人之后成为以色列总理。
[56] [埃]安瓦尔·萨达特：《萨达特回忆录（附：权力中心的流血斗争）》，钟艾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埃]安瓦尔·萨达特：《萨达特回忆录：莫斯科同开罗之间的坚冰正在融化》，辛华译，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57] [埃]穆罕默德·海卡尔：《通向斋月战争之路》，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Mohamed Helkal，The Road to the Ramadan，London：Collins，1975。
[58] Mahmoud Riad，The Struggle for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New York：Quartet Books，1981.
[59] See William Burr and Svetlana Savranskaya，eds，“Previously Classified Interviews with Former Soviet Officials Reveal U.S.Strategic Intelligence Failure Over Decades”，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September 11，2009.[2009-09-21] http://www.gwu.edu/～nsarchiv/nukevault/ebb285/ index.htm.
[60] Richard Parker，ed.，The October War：A Retrospective.Gainesville，FL：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2001.
[61] “First Annual Report to the Congress on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1970’s，February 18，1970”，Public Papers of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Richard Nixon 1970，Washington 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1，p.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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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FRUS，1969-1976，Volume E-1，Documents on Global Issues，1969-1972，Office of the Historian Bureau of Public Affairs U.S.Department of State，2005.[2010-02-16] http:// www.state.gov/r/pa/ho/frus/nixon/e1/c14586.htm.
[67] 赵庆寺：《美国石油安全体系与外交（1941—1981）》，第172—173、182—1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