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徵明的闲居生活和社会交往

第一节　文徵明的闲居生活

一　家居

（一）书斋

书斋历来犹如文人的工作室，文人们除了在书斋里读书撰文，还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在里面品茶、饮酒、习字、作画等，有时是独自一人，有时是和家人或是朋友一起。正因如此，文人们对自己的书斋生活越来越讲究，发展到明代中后期，书斋生活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精致的艺术。

文徵明的居所名为停云馆，他的书斋自然就在其中。停云馆本是文林于弘治五年（1492）官南太仆寺寺丞移病归后所建，后来归文徵明所有。文徵明接手后，对停云馆有数次翻修、撤除、重建、扩建的记录：正德五年（1510）在钱同爱和陈淳相助下重葺了停云馆。正德九年（1514）冬，撤停云馆。正德十年（1515）春，重筑停云馆，为避开喧嚣场面，居观音庵两月。嘉靖六年（1527）致仕抵家后，在原有停云馆旁边又建成玉磬山房，并于庭院中种植了两棵梧桐树。此外，玉兰堂、悟言室等均在停云馆中。据《文氏族谱续集·历世第宅坊表志》所记，停云馆整体布局如下：

待诏公停云馆三楹。前，一壁山，大梧一枝。后，竹百余竿。悟言室在馆之东。中有玉兰堂、玉磬山房、歌斯楼。[1]

如此布局自然雅致，加上文徵明本身的盛名，停云馆之名当时就已广为人知，人们常常想当然地觉得它很讲究、很气派，但它其实并不宽敞，有些楼阁还纯属虚构。《太平清话》载：

文衡山先生停云馆，闻者以为清。及见，不甚宽敞，先生亦每笑谓人曰：“吾斋馆楼阁，无力营构，皆从图书上起造耳。”[2]

文徵明曾这样描述自己的玉磬山房：

横窗偃曲带修垣，一室都来斗样宽。谁信曲肱能自乐？我知容膝易为安。[3]

可见，文徵明为经济条件所限，不能营构自己理想中的居所、书斋，但他自得其乐，且不幻灭自己的理想，因此便“从图书上起造”自己理想的楼阁。这在他生平所用印章中也有显现。文徵明一生所用印章较多，有不少内容是斋馆楼阁，但常常只是虚有其名，并无实际建筑。《藏书纪事诗》云：

余所见待诏藏书，引首皆用“江左”二字长方印，或用“竺坞”印，或用“停云”圆印。其余藏印曰“玉兰堂”，曰“辛夷馆”，曰“翠竹斋”，曰“梅花屋”，曰“梅溪精舍”。又有“烟条馆”一印，见《天禄琳琅·明刻文选》，又有“悟言室”一印，“惟庚寅吾以降”一印，临池用之，藏书不常见也。[4]

诚如周道振先生所说：“据此可知一室之间，壁张榜额，即可名之为斋，为山房，为轩，为屋。文人好事，每多有之。”[5]文徵明就是如此，他所冠名的“辛夷馆”、“翠竹斋”、“梅花屋”、“梅溪精舍”、“烟条馆”等，或者就是相同的几间屋子，或者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二）雅玩

亭台楼阁可以“图上造”，有虚拟的成分，真假都是文人风雅的表现。藏书，藏画，藏各类玩物，却都是有实物的，明明没有却虚构存在就惹人笑话了。文徵明本身精于书画，又擅长鉴别，他除了时常（尤其是成名后）于书斋中帮人鉴别书画之外，也颇富于收藏。其实不单单是书画，他一生收藏或铭识的砚台也不少。据周道振先生统计，文徵明自弘治七年（1494）得“五星砚”后，其后经他藏用或铭识的砚台现在可考的还有：

金精砖砚，为文徵明于正德六年（1511）十二月二十日往观虎丘剑池时所得。

墨霞寒翠砚，此砚本为唐寅所有，文徵明于嘉靖十五年（1536）得之。

天池浴日砚，王宠铭，见《雅宜集》。

景曜流晖砚，见董其昌跋《宋拓黄庭经》。

古砚，见《无梦园初集》自叙。

绿玉砚，文徵明铭，见《溪清砚谱》。

汉铜雀瓦砚，文徵明铭，见《溪清砚谱》。

停云馆石砚，文徵明行书铭，见《归云楼砚谱》。

赉尔圆砚，见《何义门家书》。

铜雀砚，见《砚小史》。

小白华砚，见《鲒埼亭诗集》。

凤兮砚，见《巢经巢诗集》。

高斋砚，见《巢经巢诗集》。

丁巳铭端砚，1978年上海博物馆古代文具展览展出。

金星歙石玉堂砚，见《端溪砚史》彭东原《历代名砚寓目录》。[6]

无论停云馆中虚实状况究竟若何，文徵明的思想性情决定他的书斋生活丰富多彩必定无疑。他不单单是诗文书画名动当世，而且道德纯粹，颇受时人尊崇。生活上，他又富有情调，喜欢玉兰，喜欢听戏曲、听人说书。这些都有益于丰富他的家居生活。

（三）诗文书画

诗文书画是文徵明的立身之本，学习、创作各类诗文书画作品（尤其是书画作品）是他家居生活的重中之重。早年如此，致仕归家后更是如此。王世贞就说：

先生归，杜门不复与世事，以翰墨自娱。诸造请户外屡常满。然先生所与从请，独书生、故人子属、为姻党而窘者。虽强之，竟日不倦。[7]

可见，文徵明因书画之名外扬，常常不能独享书斋生活，不得不应接各类书画之情，但他在自己的准则范围之内，也乐意为之。

（四）饮食

应人诗文书画之请只是文徵明书斋生活的一个方面，阅读、撰文、习字、作画、鉴古之外，品茗、饮酒、闲聊也是他家居生活中的一部分。

在谈到文徵明品茗、饮酒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些他的饮食习惯。文徵明食性多禁，尤其不喜欢吃杨梅，在遭人善意嘲笑之后，他还为此作了一首《解嘲诗》，诗中言道：

南风微微朝夜吹，暑雨未到山中时。此时珍果数何物？五月杨梅天下奇。纤牙仿佛嚼冰雪，染指顷刻成胭脂。论名列品俱第一，我不解食犹能知。天生我口惯食肉，清缘却欠杨梅福。冰盘满侵紫葳蕤，常年只落供吟目。千金难攻漠北寒，北人老去空垂涎。渠方念之我弃捐，食性吾自知吾偏。……[8]

文徵明这里坦陈了自己在饮食方面有偏好，他虽然了解杨梅的奇美，无奈“天生我口惯食肉，清缘却欠杨梅福”。这大概因为杨梅属于酸甜一类的果子，不合于文徵明生性平和的性情。相比之下，品茗则恰恰与文徵明的思想性情相符。

文徵明是一位爱茶之人。有时为了能泡出好茶，品上新茶，他会为此专门挑选一个好的去处，比如说无锡西郊的惠山[9]。正德十三年（1518）二月十九日清明时节，正值春茶见新，文徵明冒雨前往无锡，与蔡羽、汤珍、王守、王宠、潘、汤子朋等六人茶会于惠山，汲泉煮茗，品茗作诗，谈古论今，极一时之雅兴。

为纪念这次茶会，蔡羽专门撰写了《惠山茶会序》，文徵明则绘制了《惠山茶会图》。

喝茶事小，雅聚是真。文人们的雅聚常常少不了一个中介物，这中介物有时是书，有时是画，有时是别的雅玩之物。但若只是这些，未免还是缺少点什么。茶的存在，一是可以供文人们解渴，不至于让人口干舌燥，少了谈兴；二是煮茶品茗本身也让文人们雅聚时多了一件可做的事情，多了谈资。再就是茶的清香四溢有助于营造一种好的氛围，让原本或许有些躁动的心转向平静。文徵明一生并无习禅的经历，但他于茶的清香中寻求一种淡泊宁静，倒也禅味十足，所谓“茶禅一味”，正是如此。

茶是如此之好，文徵明的书斋生活自是少不了煮茶品茗一项，这在他的一些诗句中可以找到印证，如“至味心难忘，闲情手自煎”[10]、“拣芽骈笋荐新泉，石鼎沙铛手自煎”[11]、“嫩汤自候鱼生眼，新茗还夸翠展旗”[12]、“寒夜清谈思雪乳，小炉活火煮溪冰”[13]、“竹符调水沙泉活，瓦鼎燃松翠鬣香”[14]等。

文徵明煎茶十分讲究，尤其喜欢用名泉煎名茶，宜兴、无锡等地志趣相投的朋友为迎合他这一爱好，常会给他寄送一些好的山泉或茶叶。宜兴的吴大本[15]就是其中一位，文徵明在多首诗中提到吴大本给他寄茶的事，如《是夜酌泉试宜兴吴大本所寄茶》、《谢宜兴吴大本所寄茶》等，其中《谢宜兴吴大本所寄茶》一诗这样写道：

小印轻囊远寄遗，故人珍重手亲题。暖含烟雨开封润，翠展枪旗出焙齐。片月分明逢谏议，春风仿佛在荆溪。松根自汲山泉煮，一洗诗肠万斛泥。[16]

文人们对待这类事的讲究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文徵明认为无锡惠山泉很适宜煎茶，一生写下了咏惠山泉的诗作十余首。但无锡距苏州尚有百里之遥，他本人不可能常去惠山，因而有时他让远在无锡的朋友们寄递惠山泉，以满足煮茶之需。《雪夜郑太吉送惠山泉》就是一个例证。《是夜酌泉试宜兴吴大本所寄茶》中所说的“竹符新调惠山泉”[17]，则是文徵明获得名泉的另一个办法。

如果说品茗是文人雅聚或独处时的一味清香，饮酒则是加深友情或激发创作灵感的一种催化剂。文徵明的家居生活自然时常有酒相伴。

据不完全统计，文徵明存世有时间记载有关饮酒的诗篇就达二十七首之多，这些诗篇折射出文徵明频繁饮酒的习惯。有接连数日去不同朋友家饮酒的例证，如正德十四年（1519）正月二日，文徵明冒雪登王献臣拙政园梦隐楼，留饮竟日，作《新正二日冒雪访王敬止，登梦隐楼，留饮竟日》；四日，饮阊门陈津兄弟家，作《四日过阊门陈氏为道通兄弟留饮赋赠》；七日，饮杜璠南楼，作《人日饮杜氏南楼题赠允胜》。有不同季节饮酒的例证，如正德九年（1514）春，饮于王献臣园池，作《饮王敬止园池》；嘉靖八年（1529）秋，饮于拙政园，作《席上次王敬止韵》；弘治十八年（1505）夏，饮于陈钥家，作《夏日饮以可池亭》；正德六年（1511）冬，饮于伍余福家，作《腊月十三日饮伍君求雁村草堂，阅旧岁留题，适亦腊月十三，为之感叹，因再次前韵》。有留来访朋友饮酒的例证，如弘治十八年（1505）正月，陈淳来访，文徵明与陈淳于西斋饮酒，作《新正三日西斋对酒示陈淳》；正德六年（1511）十月九日，吴爟、蔡羽、陈淳及王守兄弟过文徵明家饮酒，文徵明作《十月九日，辱次明九逵道复及履约兄弟过饮，时淮北小警，吴中城禁稍严，客有居郭外者，索归甚遽，故卒章云》；正德十五年（1520），白悦来访，文徵明留他在停云馆一起饮酒，并作《白贞夫夜话》。还有不少八十岁以后饮酒的例证，如嘉靖二十九年（1550），时文徵明八十一岁，正月十三日，饮于周天球家，十五日饮于王庭家，分别作《十三日饮公瑕家见月》、《上元饮王阳胡宅》；文徵明八十二岁这年正月，他于二、三日分别饮于陆师道家和毛氏小隐亭，依次作《二日，同王直夫饮陆子传家、赋赠、闻直夫家园梅盛开，故卒章及之》、《三日饮毛氏小滁亭》等。

聚餐、送别、吟诗作赋、挥毫泼墨等场景，文人往往都要借酒宣情。无论是小酌，还是痛饮；无论是悲欢，还是离合，酒都是互动的作料，是情感的催化剂。文徵明显然深谙此道，不然，以他的性情，酒应该如杨梅一般，不在他饮食选择范围以内。但他一生在身体状况允许条件下，虽不至于酗酒，却不曾有拒绝饮酒的记录。

（五）闲聊

与品茗、饮酒的中介作用相比，作为文人家居生活一部分，“闲聊”显然是文人之间更为直接的一种交流方式。闲聊范围有不可界定性，闲聊内容和时间也因人而异、因亲疏关系而异。有人善于闲谈，有人讷于口舌；善画者谈画，善书者谈书；关系密切，话题投机，诗文书画、人情世故，甚至家长里短，无不可以谈，可以谈很久；普通往来，话不投机，可能就只有简单的问候，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文徵明生性谨慎，可能招致祸害的话题或是有关他人是非的事情，他均避而不谈，即便有人提起，他要么唯唯而已，要么用别的话题岔开。但他是个乐于且善于与朋友交流的人，因而他的书斋生活中闲聊之事常有。

最常见的自然是朋友、师生间情谊、艺事的交流。如弘治十五年（1502），蔡羽到文徵明书斋，二人焚香对坐，当时“好风如水汛帘旌旗”[18]，更有“夕阳忽现疏疏影”[19]，文徵明在如此景象中写竹石，真如画中场景一般！如此清雅之所，加上书斋主人的亲和与博学，自然对友人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正德十六年（1521），唐寅过停云馆，为文徵明写《潇湘八景图》。嘉靖十七年（1538）夏日，文徵明燕坐停云馆，王榖祥过访，二人谈及画竹。嘉靖二十六年（1547）长至日，王庭过玉磬山房，留坐竟日。嘉靖二十九年（1550），彭年过玉磬山房，徵明询知张凤翼卧病石湖楞伽寺，怅然久之。嘉靖三十四年（1555）冬至后，大雪盈尺，陆师道来访，眺玩所携竟日……

有时是与友人久别重逢后，相见甚欢，别时言犹未尽。如文徵明与宜兴吴纶的一次久别重逢：正德元年（1506），吴纶来苏州拜访文徵明，他们距离上次在金陵相见已有十年了，相见后彼此有说不尽的话题，分别后，文徵明犹不能释怀，写下《余与宜兴吴大本别于金陵十年矣，忽承惠访，信宿别去，不能为怀》：

淮水西风别十年，铜棺离墨梦魂间。空收书札何如面？无奈相逢便索还。石井裹茶虚夜月，洞庭落日见秋山。明年倘得寻翁去，传语溪堂莫掩关。[20]

诗中道出见面聊天胜过书信往来的观点，无奈相逢之后就是分别，只能盼着下次重逢。

有时是友人有所请而特地拜访，间或谈一些人生得失、当前未来之事。如文徵明与宜兴李瀛的两次相见：弘治九年（1496），李瀛到苏州请文徵明为他的新著写些文字，文徵明为他著《衍毁》一篇，二人闲谈中，李瀛颇为感慨自己怀才不遇。正德十三年（1518），李瀛与其子李采来到文徵明家，留宿数日，二人烧灯夜话，谈到深处，李瀛感慨并托请道：“吾老，恐不能数至，尚庶几儿辈毋相忘耳。”[21]凄然之意溢于言表。

有时是结纳新的朋友。如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仅十七岁的王世懋来谒见文徵明。文徵明“自少到老，未尝一日忘学，亦未尝一日忘取友以自益”[22]，对聪颖奇伟的王世懋的到来，自然满心欢喜，呼为小友，手书《原道》以赠。

总之，“闲聊”不“无聊”，文徵明常常以“闲聊”的方式与友人谈文论艺，说古道今，既丰富了交游，互通了信息，又提高了认识，增进了友情。

（六）贤内助

文徵明得以享受家居生活，自是少不了家人的协助。此处姑且不论他在父母羽翼下的生活状态，那段时间毕竟主要还是身体成长和学习启蒙阶段，关键是他成家之后，若是过多地纠缠于尘世俗务，恐怕他也难以长期“悠游”于文艺事业。文徵明生性不喜欢操持家务事，他之所以还能够“悠游”，全有赖于妻子吴氏的打理。文嘉对此这样记载：

（公）性鄙尘事，家务悉以委之吴夫人。夫人亦能料理，凡两更三年之丧，及子女婚嫁，筑室置产，毫发不以干公之虑。故公得以专意文学，而其高尚之志者，夫人实有以助之也。[23]

黄佐也说：

夫人素守家范。及归，事公惟谨。家食时，凡朔望行香及居室早朝，必躬自薪爨，不委他人。代公料理家事，婚嫁筑室，公皆不与闻，而百务具举。性虽慈，而教子亦甚严厉。手不废丝枲，而经划调度，竟然有条。灯下必亲书一日出入之事，至于没齿。事或差谬，按籍而阅，则日月并存。[24]

这两则叙述难免会有美化修饰的色彩，但吴氏贤淑，代文徵明料理家务必定真实可信。文徵明在京任翰林院待诏期间，吴氏很是挂念他在北京的生活起居，于嘉靖三年（1524）八月特地自苏州赶赴北京照料文徵明，文徵明也非常盼望妻子可以跟在自己身边。他在写给岳父吴愈的信中说：

承示三小姐春间北来，此正合徵明之意。昨得彭书，乃知八月已发舟。此时途中水涩，兼恐冰冻，甚是忧念，无可奈何。[25]

信中提到的“三小姐”指的就是吴氏。无论在京在家，吴氏都是文徵明非常需要的得力助手。正是有了妻子吴氏对家事的妥当料理，文徵明才有条件摆脱俗务，从而专注于自己喜爱的文艺事业，享受家居生活的美好。

二　行迹

文徵明生活的苏州地区自古以来就有良好的经济基础，明王朝长时间的繁荣与稳定又为该地区城建的不断发展提供了政治支持。优越的天然环境，多个时代的积累，加上明朝苏州权力部门和苏州民众长期的建设与发展，明代的苏州日益成为人间胜境，成为当地人引以为豪的聚居地、成为文人墨客讴歌的对象之一。

文徵明在《记震泽钟灵寿崦西徐公》一文中说道：

吾吴为东南望郡，而山川之秀，亦惟东南之望，其浑沦磅礴之声，钟而为人，形而为文章，为事业，而发之为物产，盖举天下莫之与京。故天下之言人伦、物产、文章、政业者，必首吾吴，而言山川之秀，亦必以吴为胜。太湖者，《禹贡》所谓震泽，《周礼》所谓具区者也。洞庭在太湖之中，延袤百三十里，望若一岛；而重冈复岭，畦陉连延，闾区井列，不殊市邑。而峰峦奇丽，岩谷窅深五湖际天，与相映带，殆犹人区别境。其环玮杰特，岂独一方一郡之胜而已，而实天下之观也。[26]

苏州在文徵明眼里，不独有为外人所尊崇的人伦、物产、文章、政业等，单是山川之秀，也是天下奇观。他在描述苏州地区的自然风光时，满怀自豪，表现了自己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之情。

唐寅在他的《姑苏八咏》[27]中则直接描述了苏州地区的八处景观，这八处景观分别为“天平山”、“姑苏台”、“百花洲”、“桃花坞”、“响屐廊”、“寒山寺”、“长洲苑”、“洞庭湖”。他极尽修饰之能事，展现了种种如画般的自然、人文景观，比如对天平山的描述：

天平之山何其高，岩岩突兀凌青霄。风回松壑烟涛绿，飞泉漱石穿平桥。千峰万峰如秉笏，崚崚嶒嶒相壁立。范公祠前映夕晖，盘盘翠黛寒云湿。

又如对姑苏台的描述：

高台筑近姑苏城，千年不改姑苏名。画栋雕楹结罗绮，面面青山如翠屏。吴姬窈窕称绝色，谁知一笑倾人国！可怜遗址俱荒凉，空林落日寒烟织。

再如对洞庭湖的描述：

具区浩荡波无极，万顷湖广净凝碧。青山点点望中微，寒空倒浸连天白，鸱夷一去经千年，至今高韵人犹传。吴越兴亡付流水，空留月照洞庭船。

唐寅在描述景观的同时，常能引出当地的历史典故来，如姑苏台上“吴姬一笑倾人国”，长洲苑内“当年胜事空陈迹”，洞庭湖面“吴越兴亡付流水”等。人事与景观的结合，使得苏州的景观不独有山川、亭台、水榭之美，还有丰富的历史内涵，令人抚今追昔。

诗歌终究有不少修饰色彩，现实未必处处是风景。文徵明主要生活所在地长洲，我们已无法完全复原，但是通过一些文献记载，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个大致的轮廓。

文林的住宅在吴县德庆桥西北的曹家巷（今苏州市曹家巷）内，其中包括后来归属文徵明的“停云馆”和文徵静的“雅歌堂”。德庆桥跨吴县长洲界河，又称停云桥，在德庆坊，宋卢革[28]任广南提刑，子秉为发运使，奉亲居吴郡，表德庆坊，故有“德庆桥”之名。后因文徵明住在附近，且可能出资修整过该桥，当地人敬慕文徵明的德行，因此称此桥为“停云桥”。卢提刑桥、德庆桥、崇利桥三桥相临，俗称“三条桥”，故又有“文温州林宅，在三条桥西北曹家巷”[29]的说法。

文森的住宅在德庆桥南。正德十年（1515年），文森以自家宅基地立宋丞相文天祥的“忠烈祠”奉祀，可知吴地文天祥“忠烈祠”就在文森住宅边上。

“表节”坊在德庆桥西，是嘉靖十七年（1538）时任巡按的郭宗皋为文徵明所建，郭宗皋同时还为朱希周建了“崇德”坊。

停云馆西边有吉祥庵，周边有流水、竹林，幽深寂静。文徵明年轻时曾与好友刘协中为拜访僧鹤峰而到过那里，后来吉祥庵毁于一场大火，文徵明伤感之余，于正德十五年（1520）凭印象画出《吉祥庵图》，以表存念。

承天寺在停云馆附近，正德六年（1511），孙一元迁居于此，文徵明写下《孙山人迁居承天寺，喜余相近，作诗见寄次韵奉答》：

卜居荒寺里，相见喜津津。君以仁为美，吾惭德有邻。溪桥分明月，花柳共新春。更有图书在，相看莫厌贫。[30]

孙一元以仁为美，文徵明得此佳邻相伴，二人从此时有唱和之作，虽贫而乐。

观音庵在文徵明居住地带某深巷中，至于具体在哪条深巷，现在已无从考证。正德十年（1515）春，文徵明请人重筑停云馆时，为避开建房的喧闹，曾到观音庵居住了两月之久，写下《乙亥春，避喧，居观音庵，庵在深巷中，颇为幽僻，时积雨连旬，阒无游踪，窗前梨花一株盛开。庵僧文庚，焚香设茗，款接勤至，不觉淹留两月，为赋此诗，以纪踪迹》一诗，道出了此庵地处幽僻，鲜有游踪的特点。

我们还可以通过文徵明一生在苏州地区范围内的行踪，还原当时当地的一些住宅、园池和户外风景名胜。

翻查文徵明一生的行踪，我们发现，文人们各自的书斋、园池是他们相互往来的重要场所，如王鏊的东堂和西园、陈钥的姚城别业、袁褒的城北别业、王守的练云别业、吴奕的东庄等。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王献臣的拙政园。

拙政园在郡城东北，界娄、齐二门间，所在地本是大宏寺废地，嘉靖年间，王献臣买下此地营建别墅，王献臣说：“昔潘岳氏仕宦不达，筑室种树，灌园鬻蔬，曰此亦拙者之为政也。”[31]联想到自己仕途不如意，王献臣便借此取名为“拙政园”。园中有“堂一、楼一，为亭六，轩槛池台坞涧之属二十有三，总三十有一”[32]，如“梦隐楼”、“若墅堂”、“繁香坞”、“倚玉轩”、“小飞虹”、“芙蓉隈”、“小沧浪亭”、“志清处”、“柳隩”、“意远台”、“水花池”、“净深亭”、“待霜亭”、“听松风处”等。拙政园的卓著声名，有文徵明很大功劳在内。拙政园在建造之初，王献臣就曾请文徵明为其设计蓝图；亭园建成之后，文徵明不但为王献臣写下《王氏拙政园记》，又于嘉靖七年（1528）三月十日为他画《拙政园图》并题，又于嘉靖十年（1531）为拙政园中各种景观写下《拙政园诗三十咏》，还于嘉靖十二年（1533）五月既望为王献臣作《拙政园诗画册》，至此，文徵明为园内三十一景各系以诗并记，文徵明诗文书画方面的才能在拙政园中有了较全面的展现，正如周道振先生所说，拙政园中文徵明所作“诗文雄健，画兼南北宗，书备行、楷、篆、隶各体，而皆不相袭。徵明诸长，毕萃于此”[33]。不仅如此，文徵明还为拙政园题写了不少匾名，并曾手植紫藤一枝于园中。文徵明眼中的拙政园有“白石净无尘，平临野水津”、“倚亭嘉树玉离离，照眼黄金子满枝”[34]、“清阴十亩夏扶疏，正是长林果熟初”[35]等景象，他“爱此曲池清，时来弄寒玉”[36]的想法在与王献臣频繁往来中，自然是要如愿以偿的了。

文徵明和师友们除了各自的书斋、园池之外，常去的户外景点有石湖、虎丘、东禅寺、竹堂寺、治平寺、兴福寺、城南、相城、城西葛氏墓、城西诸山、天平山、洞庭东山等。这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有石湖和虎丘。

石湖在上方山东麓，距苏州城西南六公里，为太湖的支流内湖，方圆二十余里。文徵明一生最常去的景点无疑就是石湖，他对石湖似乎有着特别的偏好，一生留下大量有关石湖的印记。在没有摄影的年代，诗画是文人纪游的最佳方式，诗画之中，诗是用抽象的语言描述实景，给人以想象的空间。画是具象的，呈现的是浓缩的、源于现实却高于现实的景象。文徵明诗画并用，记录了有关石湖的点点滴滴。诗歌方面，他一生写下大量有关石湖的诗歌，存世诗歌中单是标题出现“石湖”二字的就达三十余首，内容涉及石湖各类景色，有四季之不同，又有阴晴之不同，还有昼夜之不同，足见他频繁游历，体察细致。诗歌中常常同时反映出石湖之上或石湖附近的景观，如“茶磨岭”、“行春桥”、“忘湖亭”、“楞伽寺”等，可见当时的石湖已经富有人文景观，是出行的好去处。绘画方面，文徵明创作了很多以石湖为题材的作品，如《石湖草堂图轴》、《石湖图卷》、《石湖诗画卷》、《石湖花游图卷》、《石湖清胜图卷》、《石湖图册页》等。此外，文徵明常以石湖诗作为书写题材之一，抄录成卷轴式或册页式的书法作品，如存世的《泛石湖诗卷》、《石湖杂诗册》等。

虎丘在城西北九里，又名海湧山，是苏州境内标志性景观。虎丘的历史源远流长，春秋时期的吴王阖闾死后就葬于这里，后世人对虎丘又多有建设，如唐代诗人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时，就曾凿山引水、修七里堤，丰富了虎丘的景观，使虎丘最终赢得“吴中第一名胜”的称号。古人在评价虎丘的特色时，曾提出“九宜”之说，称虎丘宜月、宜雪、宜雨、宜烟、宜春晓、宜夏、宜秋爽、宜落木、宜夕阳。如此胜地，虎丘自然成为文徵明于石湖之外，最常光顾的一个景点了。我们现在无法统计文徵明一生共有多少次到过虎丘，但是通过存世文徵明诗文，我们仍能够统计到，单是自弘治十七年（1504）至嘉靖三十一年（1552），有确切年份记载的，文徵明到虎丘就有十四次之多，这当然只是总次数中很少的一部分，但也足以说明文徵明对这个地方的喜爱了。虎丘的景象，反映在文徵明存世的诗歌中，有“历历烟峦列翠屏，阴阴松桧拥空亭”[37]，有“千年精气池中剑，一壑风烟寺裹山”[38]，有“虎丘东畔水如油，山影楼台杂树流”[39]等。虎丘的实景，文徵明存世诗歌中有“剑池”[40]、“万松庵”[41]、“千顷云阁”[42]、“悟石轩”[43]等。虎丘不单是观光、雅集的好去处，文徵明有时还选择在这里为友人饯行，比如嘉靖二十五年（1546），文徵明与吴中诸友就是在虎丘为华云饯行的，写下《送华补庵奉使还朝，枉棹吴门，访余言别，余与吴中诸友饯于虎丘，赋诗解装》。

无论是自家住宅及附近各类建设，还是师友书斋、园池，或者城市内外种种风景名胜，都在文徵明生活的环境之内。文徵明不必在乎它的所有权归谁，虽然他拥有的住宅、园池面积十分有限，但他需要的只是生活于此、交游于此、陶冶于此，他热爱这个地方，也成长于这个地方，当然还影响了这个地方。

文徵明生于长洲，长于长洲，一生绝大部分时间也生活在长洲。但他一生经历丰富，又好出游，因此他一生的行迹又远不限于长洲。

永嘉、博平、滁州、温州等地　文徵明年少时，因为父亲文林任职在外，曾随父在永嘉、博平、滁州等地生活过，并于弘治九年（1496）六月到温州处理父亲的后事。其中，成化八年（1472）至成化十二年（1476），文林任永嘉县令，徵明自父亲上任伊始至弘治九年（1496）五月二十七日母亲祁氏去世，和父母兄长都在永嘉。母亲离世后，徵明兄弟随舅舅祁春回到长洲，从此至成化十八年（1482）文林起复知博平县之前，徵明兄弟抚于长洲外祖母徐氏、母姨祁守清及母舅祁春。文林知博平县至成化二十年（1484），这段时间徵明一直随父在博平。文徵明于嘉靖二年（1523）受荐赴京途中还经过博平，写下《魏家湾有感博平县地也》，其中有“博平县里侍亲时，四十年来两鬓丝”[44]句。成化二十一年（1485）徵明随侍父亲文林以考绩还朝，并曾在侍父谒告还里途中滞留徐州，我们从沈周所作《怀文宗儒父子久客徐州》可知他们在徐州待了较长一段时间。返吴当年与唐寅、都穆订交，但很快又离开了长洲，于成化二十二年（1486）与兄文奎侍父在滁州南京太仆寺，直至弘治元年（1488）才又回到长洲。此后又于弘治三年（1490）春以省父至滁州，至弘治四年（1491）秋回到长洲，其间曾游琅琊山、醉翁亭等地，写下《冬日琅琊山燕集》、《雪中游琅琊诸山还饮醉翁亭上》等诗，并执弟子礼随李应祯学习书法。文徵明后来至少还到过两次滁州，一次是在弘治十四年（1501）九月，有滁州之行。一次是在正德八年（1513）秋天，文徵明赴南京试后，到滁州访叔父文森。

金陵　文徵明一生与金陵有着不解之缘，早在弘治四年（1491）自滁州返长洲的时候，他就路过金陵。此后分别于弘治八年（1495）、弘治十一年（1498）、弘治十七年（1504）、正德二年（1507）、正德五年（1510）、正德八年（1513）、正德十一年（1516）、正德十四年（1519）、嘉靖元年（1522）共九次到金陵应试。1495年在金陵应试期间住在王韦家，因父亲文林之故，得到王徽王韦父子的接待。经都穆引见认识宜兴李瀛，并一言订交。经顾璘引见认识陈沂、许隚等。正德十一年（1516）在金陵应试期间，专程拜谒了南京礼部尚书乔宇。正德十四年（1519）在金陵应试期间与许镗、林达等晤聚，并留宿于许镗的惟适轩，还间游金陵诸名胜，写下《登观音阁》、《天界寺》、《与林志道兵部宿碧峰寺》等七律；准备还家时，不料阻风江上，又与蔡羽等游静海寺阁、卢龙观、三宿岩等地，写下《阻风江上同蔡九逵诸君登静海寺阁》、《卢龙观》、《三宿岩》等诗。应试之外，文徵明也偶尔会去金陵，如弘治十七年（1504）王徽去世后，文徵明就为祭奠王徽而与吴爟等到过金陵。文徵明致仕归里后，更是经常去金陵与顾璘、刘麟等朋友唱和，如嘉靖六年（1527）九月初，他与次子文嘉就专程到金陵拜访顾璘、许隚、刘麟等，当时顾璘病免在家，刘麟则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移病归已三年。此行当中，顾璘、刘麟的招待自是不在话下，杭淮、柴奇等也置酒款之，赵丽卿邀请徵明父子同游了冶城，他们还徒步到了宝光寺，徵明写下《赵丽卿侍御邀游冶城》和《徒步至宝光寺》两诗。许隚父子还于九月九日邀请徵明父子同游了嘉善寺及雨花台，徵明除了在嘉善寺竹子上题诗之外，还写下《九日与彦明登雨花台》一诗。又如嘉靖十年（1531）七月，徵明专程前往金陵，以贺顾麟父顾纹八十寿。

江浦　按照父亲文林的安排，文徵明于弘治六年（1493）秋至当年冬在江浦从庄昶游。文徵明此后很少再来此地，目前可考仅在正德八年（1513）秋，文徵明自金陵应试之后，途经江浦并留宿于此。

宜兴　文徵明在宜兴有众多好友，如吴纶、吴仕、吴祖贻、史后和史济父子、李瀛和李采父子等，加之宜兴离长洲不远，因而他们时有往来。吴仕有别业石亭山房，徵明去宜兴荆溪的时候，常常住在这里。有时也住在别的朋友家里，如正德五年（1510）徵明到宜兴时，就住在李瀛家，写下《过宜兴宿李宗渊家》一诗。宜兴当地的风景名胜文徵明自然多有游览。嘉靖八年（1529）他与常州知府张大轮游览了宜兴的张公洞；嘉靖二十三年（1544）三月望日，他与朱朗、周天球、彭年及长子文彭、季子文台到宜兴游史济玉阳洞天；嘉靖二十七年（1548）三月下旬，他与汤珍、钱同爱及外甥陆子箕等游览了宜兴的善权洞等。游览之外，文徵明有时还前往宜兴观看书画藏品，如嘉靖二十七年（1548），他就到吴氏家里观看了吴纶旧藏的赵伯驹《春山楼台图》，并题下跋语。

昆山　昆山是文徵明妻子吴氏的故乡，吴氏是昆山吴愈第三女，吴愈的长女嫁给王银，王同祖乃王银之子。文徵明妻母夏氏是昆山夏昶之女，夏昶是夏昺之弟。昆山顾鼎臣与吴氏是表兄妹关系，顾潜是顾鼎臣兄长之子，顾梦圭乃顾潜之子——文徵明在昆山有着盘根错节的亲戚关系。不仅如此，文徵明的好友周伦和周凤来父子、吴瑞和吴兰父子、陆洲和陆梓叔侄、黄云、柴奇、周复俊（“昆山三俊”之一，其余二人为王同祖和顾梦圭）、“萧墅二张”（张情和张意兄弟）等均是昆山人，昆山自然是文徵明一生最常去的地方之一。目前确切可考的是，文徵明于弘治十五年（1502）到过昆山，住在岳父吴愈的分绿斋，当时友婿王银刚过世不久，文徵明此行得与陆洲叔侄订交。弘治十六年（1505）与吴次明同舟至昆山，当时吴愈已致仕归里。正德三年（1508）秋到昆山，当时吴愈致仕归里恰好五年。正德八年（1513）十二月与吴敬方冒雪到昆山。嘉靖九年（1530）十月到昆山，并到翠微阁一游，写下《昆山翠微阁》一诗。嘉靖二十七年（1548）八月到昆山，这一年顾鼎臣的夫人八十华诞，文徵明此行很可能就是为了前去贺寿。文徵明一生去昆山的次数是难以计数的，以上所考六次仅是很小的一部分。

太仓　太仓是文徵明友婿陆伸[45]的家乡，文徵明于正德十一年（1516）四月廿一日到了太仓并留宿于陆伸家，于陆伸家遇到都穆[46]，当时陆伸已离世八年，而都穆归里已久，但文徵明与都穆至此有十年未曾谋面，文徵明感慨之余，写下《四月廿一日，雨中过太仓，邂逅都玄敬，同宿友婿陆安甫家。余与玄敬不胥会者十年，而安甫之没亦八年矣，因赋呈玄敬，并赠安甫之子之箕、之裘》。值得一提的是，王世贞和王世懋兄弟也是太仓人，文徵明与他们都有交往。

武进　正德十三年（1518）二月，文徵明与蔡羽、汤珍、王守、王宠等好友有过一次较长时间的出行，蔡羽与汤珍于二月九日从虎丘出发，蔡羽往润州，汤珍往勾曲；二月十五日，文徵明与王守兄弟同舟前往武进；二月十六日，文徵明晤教谕郑鹏于武进学廨，并于当晚留宿于此；二月十七日，蔡羽、汤珍亦至武进，伙同文徵明等同游白司寇园，文徵明写下《游白司寇园》诗二首；二月十八日，武进下雨，文徵明等同宿武进城外。

无锡无锡也是文徵明一生最常去的地方之一。无锡的惠山是吸引文徵明前往无锡的一大原因。文徵明有过多次游览惠山的记录：弘治十七年（1504）秋，徵明应试金陵往返途中都游览过惠山，写下《游惠山》、《咏慧山泉》等诗。正德十三年（1518）二月十九日，清明，徵明雨中自武进至无锡，与蔡羽、汤珍、王守、王宠、潘及汤子朋等茶会于惠山，徵明绘有《惠山茶会图》。嘉靖三十年（1551）冬，徵明自义兴到无锡，与华云夜登惠山，徵明写下《月夜同补庵登惠山》。无锡的友人特别是一些鉴藏家，如华夏、华云、华察、华珵、安国等，是文徵明多次前往无锡的关键因素。文徵明单是去无锡华云家，就有多次记录：嘉靖十三年（1534）十二月四日，徵明往无锡访华云，留居西斋，题所藏巨然《治平寺画卷》。嘉靖二十四年（1545）正月十三日，徵明在无锡与华云、施渐、彭年、周天球水次玩月，徵明写下《正月十三日，在梁溪，晚雪初晴，与华从龙、施子羽、彭孔加、周公瑕水次玩月》。嘉靖二十六年（1547）二月，徵明至华云绿筠窝，为补完前书小楷《文赋》。嘉靖三十年（1551）二月，至华云家，玩庭中玉兰，徵明绘制了《预览图》，并题诗其上，同年冬，徵明还到无锡拜访华云。文徵明八十三岁时（1552）还曾去无锡避暑。其他不可考的就难以计数了。

苏州至北京沿线　早在成化二十一年（1485），文徵明时年十六岁，就曾因父亲文林以考绩还朝而随侍至北京。那时的文徵明年纪尚小，我们可以翻查到的相关记录十分有限。而嘉靖二年（1523）经李充嗣推荐上北京任职后，文徵明对自己此行的经历则有着较详细的记录，我们因此可以看到一条当时文徵明自苏州至北京较清晰的路线：嘉靖二年（1523）离家前，先是宴别于汤珍双梧堂，既又宴别于王宠家。二月廿四日离家，与蔡羽同赴北京，兄文徵静及长子文彭追送至吕城。二月廿九日至扬州并留宿于此，写下《扬州道中次九逵韵》、《扬州》和《次韵九逵宿扬州》三首诗。三月二日渡宝应湖，当晚抵达宝应，拜访了朱应登之弟朱应辰[47]。三月初三那天宝应下雨，留饮朱氏日涉园，写下《上巳日，饮宝应朱氏日涉园，时升之（朱应登）往湖南。题赠其弟振之（朱应辰）》。三月初四，朱应辰和朱曰藩叔侄二人乘舟送至淮安，并一同游览了淮安西湖，最后在杨家沟分别，徵明写下《淮安西湖》、《杨家沟别朱振之》、《桃园县》、《宿迁》、《邳州》等诗。之后过吕梁洪[48]，与蔡羽及蔡羽弟蔡范步吕梁岸，徵明写下《吕梁洪》一诗。清明抵徐州，徵明写下《徐州清明》。之后先经博平县魏家湾，再雨宿武城，然后到流河驿，最终于嘉靖二年（1523）四月十九日到达北京。全程三千六百余里[49]，耗时两月又六天。

我们还可从文徵明致仕归里的行迹来丰富这一路线。文徵明致仕后，于嘉靖五年（1526）十月十日出京，与黄佐同行至潞河，值河冻，同寓湾中；嘉靖六年（1527）春，冰解，与黄佐联舟南行，经临清、任城；三月，过扬州，登平山堂，写下《过扬州登平山堂》诗二首；之后回到家里。

北京　文徵明自嘉靖二年（1523）四月十九日到达北京至嘉靖五年（1526）十月十日离开北京，共计近三年半的时间在北京生活、工作，这期间他似乎较少出游。值得关注的是，嘉靖四年（1525）春，文徵明与陈沂、马汝骥、王同祖等一同游览了西苑诸胜，徵明写下《万岁山》、《太液池》、《琼华岛》、《承光殿》、《龙舟浦》、《芭蕉园》、《乐成殿》、《南台》、《鬼园》、《平台》十首诗，合称《西苑诗十首》；又与陈沂、马汝骥一同游览了西山，徵明写下《游西山诗十二首》，通过诗歌可见，他们此行攀登了香山，游览了普福寺观、五花阁、吕公洞、功德寺、玉泉亭、来青轩、碧云寺、西湖等地，留宿于弘济院，还牵马到望湖亭休息过。

常州　常熟的姚奎、吴寅、瞿景淳、王虞卿等人均与文徵明交好，徵明还与常熟好几任知县有着良好交情，如张大轮、王等，他们都是促成文徵明常熟之行的人为因素。嘉靖三十三年（1554），文徵明已经八十五岁了，但就在这年二月，文徵明还到过常熟，并于二月二十一日宿于常熟城外，当时常熟无城，时任知县的王率士卒城之。文徵明在《甲寅二月廿一日宿常熟城有作，常熟故无城，盖新筑因海警也》一诗中这样写道：

琴川落日水粼粼，回首重来十二春。山色依稀乌目旧，风烟惨淡白头新。依空雉堞森城守，满地戎夜感戍尘。独有偃泾堤上柳，依依临水似迎人。[50]

文徵明这里既道出了当时常熟因倭寇之患而形成的惨淡场景，也表明自己曾经多此来过常熟。

江阴　江阴有文徵明诸多好友，如朱承爵、张衮、沈翰卿、薛章宪等，文徵明一生多次去过江阴。有时是为了看江阴友人的藏画，如正德八年（1513）七月廿九日，他到朱承爵住所，观看了元代钱选所画《孤山图》，并在画后题下数首宋代林逋的诗。有时是为了登山，如嘉靖九年（1530）十月晦，文徵明前往江阴，本欲登君山，无奈道中遇雨，未能成行，只好雨舟夜泊，追怀汤右卿，写下《欲登君山雨不果》一诗。当然，更多的时候，是去拜会友人，有时还和友人一同登山，如嘉靖十一年（1532），文徵明到江阴拜会时任江阴知县的李元阳，并与他一同登君山，写下《同江阴知县李令君登君山》诗二首；嘉靖三十年（1551）春，已是八十二岁高龄的文徵明还到了江阴，并与张衮一同登君山，写下《春日同水南登君山》诗一首。

华山　嘉靖二十二年（1543）二月八日，文徵明与汤珍、张瓒、王曰都、陆师道、王延昭、蔡范、陆桐、陆鹄、劳珊、蒋球玉等同游华山寺，“汎平湖，沿支巷而入。……一寺虽劫废，胜概具存。相与读故碑，漱三泉，不觉日暮，遂留宿寺中”[51]。

华亭　嘉靖三十二年（1553），已是八十四岁高龄的文徵明到了华亭，还吴时，董宜阳不远百里相送，直至碛礇才分别。华亭除董宜阳外，顾从义、朱察卿、陆深等也均是文徵明的好友，文徵明晚年还与华亭的何良俊有较多交往，因此可以推测，文徵明一生应该不止这一次去过华亭。

杭州　考察文徵明一生行迹，他应该没有去过杭州。嘉靖八年（1529），顾璘升任浙江右布政使，转左布政使，曾邀请徵明及许镗到西湖一游，可惜徵明当时身体欠佳，未能赴约。他在《顾华玉以书邀予为西湖之游，病不能赴，诗以谢之》一诗中写道：

旧约钱塘二十年，春风拟放越溪船。却怜白发牵衰病，应是青山欠此缘。漫说西湖天下胜，负他北道主人贤。只余好梦随潮去，月落空江万树烟。[52]

表达了自己对西湖之景的无限向往和未能赴约的惋惜之情。

三　授徒

（一）文家弟子

文徵明一生仅有短暂的为官经历，绝大多数时间闲居于苏州地区，授徒是他闲居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明史·文苑三》载：

与之（指文徵明）游者王宠、陆师道、陈道复、王榖祥、彭年、周天球、钱榖之属，亦皆以词翰名于世。[53]

黄佐有这样的记述：

（文徵明）悠游林壑三十余年。四方文儒道吴者，莫不过从，亦有枉道至者。名士如彭年、陆师道、周天球、文行并有显闻，皆出其门。[54]

这两则记述所提及的文徵明的从游者，只是众多文家弟子中的突出代表。《文徵明年谱》载有一份《及门表》[55]，所列文家弟子较详，现移录于此：

（二）师徒之间

良师益友　存世文徵明写给弟子的一些小简直接展现了文徵明对弟子的引导、教诲：

书历一册，散历三册，奉钱叔宝贤契收用。[57]

上元佳节，不可虚掷。[58]

经时不面，耿耿。适得苏帖，颇奇，请即过我一赏，就享粝饭，幸勿却也。[59]

这类文献终究十分有限，很难再现文徵明如何向他的弟子们传道授业，但他作为弟子们的良师益友，却是完全可以查证的事实，他与陈淳、王宠、王榖祥等人之间的一些往来即有体现。

陈淳（1484—1544）字道复，以字行，更字复甫，号白阳山人。家陈湖大姚村。受业于文徵明，以文行著。工书善画，尤妙写生，咄咄逼真。

文徵明与陈淳的往来，主要在他出仕北京之前。弘治十六年（1503）秋，文徵明曾写下一首《夜坐怀陈淳》诗：

清宵忆汝意难忘，木榻能甘野寺荒。却是秋来有佳思，卷书斜映佛灯凉。[60]

二人之间深厚的师徒情谊可见一斑。文徵明作于弘治十八年（1505）正月三日的《期陈淳不至》、正德四年（1509）五月廿二日的《怀陈淳诗》、正德五年（1510）冬的《冬夜闻雨怀陈淳》、正德十年（1515）立春日的《立春日迟道复不至》等诗则进一步说明了这种情谊。

与出于对陈淳的怀想或期待所作诗相对应的是，文徵明对陈淳的过访常常表现出由衷的喜悦之情，如弘治十八年（1505）正月三日，文徵明面对陈淳，写下这样的诗句：

西斋掩晴昼，有客过我游。揽衣起肃客，一笑散清愁。新声丽屋角，碧草披高丘。涉春始三辰，已觉气变柔。行看换朱白，清阴复墙头。青春来何易？白日去何遒？愿言惜白日，努力继前修。芳樽浮浊醪，短案登嘉羞。客情方眷眷，我意亦绸缪。绸缪何所为？薄言气相投。顾兹一日长，屈置门生俦。浅薄晚无闻，奚以应子求？三年守残经，一举不能谋。岂曰属时命，要是业未优。业至名自成，德渊心日休。勋猷贵乘时，少壮靡迟留。德荒学不讲，吾与子同忧。[61]

全诗既表达了作者愉悦的心情，又在这欢快的气氛中传达了自己的忠告，非有深情厚谊者不能道也！

如果说文徵明与陈淳之间体现为师徒情谊的话，王宠则更像是文徵明的后辈友人。

王宠（1494—1533）字履仁，更字履吉，号雅宜，王守之弟，吴县人。少学于蔡羽，居洞庭三年，既而读书石湖。由诸生贡入国子。博览群书，擅长书法，行楷有晋人法度。

文徵明长王宠二十四岁，正德三年（1508），王宠年十五岁，文徵明折辈行与交，引与游处。王宠问学于蔡羽期间，文徵明时常与他诗简酬答。正德七年（1512），文徵明曾在《题画送履仁赴洞庭》诗中写道：

春风初泛洞庭舟，鼓箧囊琴是壮游，明月烟波情满目，思君独上夕阳楼。[62]

体现了依依惜别之情。文徵明对王宠的厚爱，在他送给王宠的一些画作中也有体现。嘉靖六年（1527）五月十日，文徵明在王宠将赴南雍之前，作诗并画《停云馆言别图》赠之；嘉靖十年（1531），文徵明将历时五年之久画成的《松壑飞泉图》题而赠之；嘉靖十一年（1532）十月望日，文徵明将《关山积雪图》题而赠予王宠，此画亦历时五年方才画成。

王榖祥也更像是文徵明的后辈友人。

王榖祥（1501—1568）字禄之，号酉室，长洲人。少从学王宠，又与文嘉从祝允明学书。嘉靖八年（1529）举进士，改庶吉士，历官吏部员外郎。忤尚书汪，左迁真定通判以归。有清望。

王榖祥举进士之前，曾于正德十三年（1518）正月七日造访文徵明，徵明焚香设茗，二人共处竟日，同观欧阳修画像及赵氏《兰玉卷》，并论及欧阳修、赵孟旧事，徵明作《林堂图》记之。彼时王榖祥年仅十八，而文徵明已是年近五十的长者，二人共处竟日，自有一番师生情谊；加之嘉靖七年（1528）六月八日，文徵明于病中有怀王榖祥，制《风入松》词以寄之，说明二人在王榖祥举进士之前，已经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王榖祥举进士之后，文徵明曾于嘉靖十一年（1532）写送别图赠之。王榖祥不赴真定通判而归之后，文徵明与之往来更加频繁，或以书画赠之，如嘉靖十三年（1534）四月十四日，文徵明书旧寄王榖祥《风入松》词于小图赠之；或探讨书画技艺，如嘉靖十七年（1538）五月十七日，王榖祥过访文徵明，二人谈及画竹，徵明为写竹册并识；或结伴出游，如嘉靖二十二年（1543），文徵明曾与王榖祥泛舟出胥口，舟中有作；或鉴赏书画，如嘉靖三十二年（1553）上巳日，王榖祥携唐寅《溪亭山色画册》过停云馆，二人相与鉴赏。种种事迹，莫不说明二人具有介于师友之间的深厚情谊。

上述三人只是笔者选取的几个典型，文徵明与陆师道、周天球、彭年、朱朗、居节等后辈之间的往来，均体现为弟子门生们的良师益友。我们再看如下两则小简：

不审所患面疡，早来如何？不能躬诣，专人奉问。[63]

祗领珍馐，不胜惭感。子传（陆师道）病未解，可忧也。区区疲曳，不能往候。足下有暇，试往问之。[64]

文徵明对弟子的真切关怀展露无遗。

亲信随从　与文徵明的良师益友形象相映衬的是，文家弟子大都堪称文徵明的亲信随从。典型的如朱朗和陆师道二人。

朱朗，字子朗，号青溪（或作清溪），苏州人。所作多托文徵明名，故世知之者少。

文徵明曾于嘉靖十四年（1535）作《中秋玩月图轴》赠朱朗，并写下这么一段文字：

今岁中秋，晴霁可嘉，连夕对月有作。时子朗每夕相陪，因录赠之，并系小图。[65]

如此简单的一段记述，足以表现朱朗作为文徵明亲信随从的真切形象。

陆师道（1500—1573）字子传，号元洲，寻更五湖，长洲人。祖廷玉，与文徵明同学，肮脏场屋，困顿以没。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以礼部告归，年未三十。

嘉靖二十七年（1548）八月既望，文徵明为陆师道画《千岩万壑图》成，并题写了这么一段文字：

子传与余相友善，每有所往，必方舟相与，乘间即出此纸索余图数笔，兴阑则止。如是者凡十有二年，始克其成。[66]

一句“每有所往，必方舟相与”将陆师道作为文徵明亲信随从的形象生动地呈现了出来。

文家弟子随同文徵明出游、雅聚、访友等事例不胜枚举，此处不一一列举。我们尚可读到文徵明写过的这样一些信札：

今夜无事，请过我了一清债。试录送令郎看。[67]

奉邀明日陪泰泉学士虎丘一行，千万不拒。[68]

请即刻过我一叙，天暑路遥，望就命驾。儿辈旦夕出门，幸勿失此谈笑也。[69]

明日请过徐氏园亭，同燕峰一叙。[70]

明日请同仲贻太常石湖一行，望凌晨过我登舟，乏人再速也。[71]

可见，弟子的随同，常常源于文徵明的主动邀请。当然，我们也完全可以将此类邀请理解为文徵明对弟子的信任和关爱。因为信任，文徵明有时还托请弟子处理一些事务，以下两则小简即是明证：

《欣赏集》别部杂部计四、五册，烦检借。[72]

即日请过小斋茶话，且有小事相烦，幸毋以泥水自阻。[73]

与文徵明对弟子的关爱相似的是，文家弟子对老师也极为关切。文徵明曾在致陆师道的一封小简中这样写道：

疡势比日稍损，然未能解脱。夜卧不安，兼苦旧逋迫促，情况殊恶。治内云云，都无头绪。承记念谆谆，独有感藏而已。发还《蒙韵》，堇已检领。[74]

可见文徵明在身体不适的时候，陆师道对他多有牵念。

以上所论，无论是家居、出行，还是授徒，均与文徵明的身体状况、经济状况密切相关。

（一）身体状况

文徵明得享九十高寿，最终无疾而终。按一般推理，他必定从小就拥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加之他心态平和，饮食得当所以得享天年。

其实并不尽然。也许文徵明的思想性情、饮食起居等有助于他的身体保健，但他自小就体弱多病却是不争的事实。他“生而外椎，七岁始能立”[75]，“八九岁时，语言犹不分别”[76]，“逾十岁，始能言”[77]。可见他小时候的身体素质较一般小孩要差许多，以至于影响到他的智力发育，所以与其兄文奎的“爽朗俊慧”[78]。相比，文徵明小时候显得有些木讷，令人“疑其不慧”[79]。

当然，文徵明的智商本身并没有问题。他的父亲文林早就说他“幸晚成，无害也”[80]，并料定“此儿他日必有所成，非乃兄所及也”。[81]后人知道了文徵明一生的杰出成就，自然要佩服文林的先见之明。我们可以这么理解，文徵明从小因体质较弱，各方面成长较一般小孩要缓慢许多，因而小时候的他留给人们不聪明的印象。

文徵明成年后依然体弱多病，有时一病竟有数十天之久。这在他存世的一些诗歌中明确可考。如作于弘治十五年（1502）十月的《病中》有“零落旋教人事减，淹留独与病魔遭”[82]的记述，作于同时期的《十月》有“抱病经旬人事减，卧看香鼎篆萦回”[83]的记述。诗句中可见文徵明因“抱病经旬”而不得不免去许多“人事”，可见不是微恙。又如作于嘉靖元年（1522）冬的《病中》有“一病连三月，侵寻岁已更”[84]的记述，作于同时期的《述病》有“一卧十旬精力尽”[85]的记述。这一次文徵明病重到“发脱相将尽，耳虚时自鸣”[86]的程度，以至于“问医难定诸家论”[87]，所以很无奈地感慨“安心是良药，此外复何营”！[88]

如果文徵明只是偶尔这样生病，那也不过是很平常的事情。但从他存世的诗文可看，文徵明自壮年至暮年得病概率一直都比较高，有时一年还有数次病历，所以他的病中之作（有些是在病后之作中提及自己病愈不久）在他的存世诗文中占有较大比重。这些诗文中，有的是卧病回忆一些见闻，如作于弘治九年（1496）的《雨中卧病忆王汉章西栏牡丹》；有的是因病中有好友前来看望，赋诗以表感谢，如作于弘治十六年（1503）的《病中承诸友过访》，再如嘉靖二十八年（1549）的《病中答皇甫百泉见赠》；有的是病中与师友酬唱，如作于弘治十七年（1504）的《病中次韵答石田先生》；有的是病后题画诗文，如弘治十八年（1505）三月病后重题旧赠顾兰画；有的是病中抒发情怀，如作于正德七年（1512）的《病中遣怀二首，壬申岁》；有的是抱病作画后的题记，如嘉靖十三年（1534）谷雨前三日，文徵明抱病偃息，汲泉烹友人所惠天池、虎丘茶品之，作《煮茶图轴》；有的是抱病作书后的题记，如嘉靖二十九年（1550）闰六月十八日，文徵明抱病斋居，行书《石湖烟水诗卷》。我们通过这些诗文可以了解文徵明部分生病时的事件，并推测他的病情大都不重，具体病情则难以考证。

生病有时很影响文徵明的心情，尤其是病中还要承受一些人生之痛的时候。文徵明三十四岁那年冬天，本来只是“小病牵愁未破除”[89]，岂料旧病未愈，自己的女儿又离开人世了，这令他十分痛苦，怅然之下，他于当年除夕写下《癸亥除夕抱病停云馆怅然有作》：

婆娑樽酒地炉温，已与穷安不用文。灯火残冬余病在，风烟熄女有新坟。愁中春帖惊才减，醉后霜钟惜岁分。却是春风能次第，旋吹花木照停云。[90]

诗中愁绪万千，令人易于想见文徵明当时落寞的心境。

生病有时也会给文徵明艺文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这种不便有时体现在执笔书写（画）上，如嘉靖三十年（1551）三月，文徵明过僧慈云明心阁，为完己酉冬所画雪景卷，当时他正处于病疮当中，只能勉强执笔。有时体现在与好友往来上，如嘉靖八年（1529），顾璘赴任浙江，邀文徵明及许隚同游西湖，文徵明就因生病而未能前往。他在《顾华玉以书邀予为西湖之游，病不能赴，诗以谢之》中说：

旧约钱塘二十年，春风拟放越溪船。却怜白发牵衰病，应是青山欠此缘。漫说西湖天下胜，负他北道主人贤。只余好梦随潮去，月落空江万树烟。[91]

遗憾之情显露无遗。

有趣的是，文徵明晚年虽然偶尔还是会有小病，但大部分时间的精神状态却都非常好。嘉靖三十年（1552），文徵明已是八十三岁高龄的老人，这一年春天，他小病浃旬，病好以后，虽然“素发丝丝不满梳，衰容览镜已非吾”[92]，但依然“只应双足能强健，着屐登山未要扶”[93]。脚力如此，身体自然还很硬朗。令人称奇的是，嘉靖三十五年（1556），文徵明已是八十七岁高龄的老人，但却目力不衰，还能作精工一路的蝇头小楷。彭年在跋文徵明小楷旧作次陈沂《忆昔》诗四首中感慨道：

前辈称张樗寮八十而能作小楷，为古今所无。今太史公加以七年之长，而蝇头清劲，与樗寮险怪笔相去霄壤，又前所未见也。况写扇局束，尤为书家难事。观此词翰妙染，三绝咸备，文房第一奇宝。[94]

张即之是南宋著名书家，其楷书堪称有宋一代之冠，所作中楷清劲绝人，鸿篇巨制，往往不见一处败笔，功力精深，令人惊叹。彭年这里特意拿张即之与文徵明作比较，更加凸显文徵明高龄作精妙蝇头小楷的难能可贵。文徵明晚年所作小楷，绝无半点衰颓之气，可见当时他的精神气都处于良好状态，实为书法史上一大奇事。

文徵明一生喜好交游，嘉靖三十三年（1554），已是八十五岁高龄老人的他，还曾游竹堂寺、石湖、西山等地，到常熟并宿于常熟城外。可见身体状况之好！

文徵明八十五岁以后，罕有出游记录，就连他最常去的石湖，也再没去过了。这说明他人生最后几年的脚力已不适于出游。但也只是脚力不行，他的精神依然很好。这之后的几个冬天，他都“着红绒衣，戴卷檐冒，坐白纸屏下，终日拥炉”[95]，一副“淡然忘老”[96]的样子。他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二月虽还曾生过一次小病，但小病初解后还能晏集于袁氏。“至九十，犹矍矍不衰，海内习闻名久，几以为异代人，而怀其在，谓为仙且不死。”[97]

文徵明当然不是神仙，但他晚年的身体状态确实令人羡慕。他在离世的前几天还能以行书完整自如地书写自撰的《张一川小传》，并在离世当日为御史严杰的母亲书写墓志铭，最终以执笔书写的姿态离开人世。

（二）经济状况

明王朝建立之后，各地经济都以不同速度趋向恢复。苏州地区自古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该地区在稳定的外部环境下，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在正统、天顺年间逐步得以恢复，成化年间的苏州已是“列巷通街，华区锦集，坊市棋列，桥梁栉比”[98]，城区建设、商业贸易均十分繁华。到文徵明时代，各方面发展则更加趋于繁荣。文徵明的好友唐伯虎曾这样写道：

……万方珍货街充集，四牡皇华日会同。……（其一）

……小巷十家三酒店，豪门五日一尝新。市河到处堪摇橹，街巷通宵不绝人。四百万粮充岁办，供输何处似吴民？（其二）[99]

当时的繁荣景象由此可见一斑。

翻查《嘉靖吴江县志》，我们发现，就农业而言，当时苏州府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品种繁多，仅吴江县的粳、糯品种就有107种之多，其中粳有70种，糯有37种。[100]如此良好的农业基础，促进了其他行业的迅速发展。如手工业中棉纺业、丝织业、制盐业等均成为当时苏州地区的发达行业。良好的经济基础也加速了商品经济的繁荣，这其中就包含了书画买卖。

良好的外部环境，并不意味着文徵明从小就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事实上文徵明大半生的经济条件都不宽裕。

文徵明虽成长于官宦之家，但无论是祖父文洪，还是父亲文林，为官均很清廉，文林在世时，家里虽未必贫困，但肯定也不富有。文林曾写下《还家十韵》：

中外驱驰二十年，暂依桑梓息尘缘。岂无薄禄总非计，幸早还家莫问田。岁久先庐从敝甚，水边乔木故依然。过从喜有贫亲戚，检理犹存旧简编。千载秋风三径菊，一篙春水五湖船。饭抄云子长腰米，羹煮银丝缩项鳊。绕屋溪声林下乐，满窗花影日高眠。晚于世味骚驳淡，静觉闲居事事贤。作计已逃多辱外，收功能及未衰前。只应今夜西斋梦，不到红云北斗边。[101]

道出了文徵明祖上居所简陋、往来亲戚贫穷的事实。正因如此，弘治十二年（1499）文林因病卒于温州任上时，府僚及县大夫等有感于文林的廉吏之名，筹集千两白银以饯柩行。文徵明虽坚决辞而不受，但他家境并不宽裕却是事实。

文徵明毕生以笔墨为生计，文林离世后，文徵明功名未就，笔墨换取的收入十分有限，有时甚至有衣食之忧。正德四年（1509），年已四十的文徵明尚有向好友陈钥乞米下锅的事情，可见此时文家尚无多的积累。他在《寄陈以可乞米》诗中写道：

秋风百里梦姚城，无限闲愁集短檠。零落交游怀鲍叔，逡巡书帖愧真卿。谋身肯信贫难忍，食指其如累不轻。见说湖南风物好，何时去买薄田耕？[102]

窘迫之情溢于言表。文徵明可以坚决推却千两白银之助，还能委婉拒绝宁王朱宸濠的聘请，足见他并非一个奴颜婢膝之人。但他这里却开口向陈钥乞米，可见他的生活确实陷于困境，或者正好他与陈钥又有着良好的交情。

陈钥（1464—1516）字以可，长洲人。小时候随父亲陈琼生活，见识颇广。成年后回到吴中，大力开拓事业，积累了丰厚家产，“田园邸店，纵横郡中”[103]。年轻时“浆酒霍肉，歌呼淋漓，意气奕奕，僩然以贵介自将，下视庸流如无人”，“然喜接贤士大夫，琴书在前，从容晏语，虚徐谦约，类儒生逸人”[104]。后来又致力于农业，以文酒自适。以病告终。

文徵明与陈钥确实有着非一般的交情。文徵明每次到陈钥家，常要待上一整天，陈钥为便于文徵明留住，专门建造了一间屋子供他休息。文徵明为这间屋子题名为“假息庵”，并写下《余每至陈氏，辄终日淹留，厅事高明，颇妨偃息。以可为治小室于西偏，问名于余，为题曰假息庵。其成也，以诗落之》，其中有“从今更不论宾主，一半幽闲已属余”[105]句，足见宾主关系之融洽。陈钥去世后，文徵明写下《祭陈以可文》，其中有云：

二十年来，气浃情怡。有无通假，过失相规。呜呼以可，今则已矣，孰知我赏？孰知我事？契阔生死，方从此始！[106]

哀伤之情真切，可见二人交情深厚。

有陈钥这等好友相助，文徵明自是可以渡过不少难关，但是单靠他人资助显然也不是脱贫的根本办法，文徵明一般也不会接受他人的资助，俞谏赠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俞谏，字良佐，桐庐人。弘治三年（1　4　9　0）进士，曾与文森同官。正德六年（1　5　1　1），擢右佥都御史，治水苏杭诸府，修治圩塘，民享其利。文徵明所撰《记中丞俞公孝感》一文，写的就是俞谏。

俞谏任右佥都御史治水苏杭诸府时，文徵明已经四十二岁，他虽富有才学，无奈科场失意，经济拮据。俞谏了解到文徵明这些情况后，顿生怜惜之情，想在经济上资助他，不想却遭到文徵明的委婉拒绝。王世贞较为详细地记录了此事的前后经过：

（俞谏）念先生贫，而才先生，欲遗之金。谓曰：“若不苦朝夕耶？”先生曰：“朝夕粥具也。”俞公故指先生蓝衫曰：“敝乃至此乎？”先生佯为不悟者，曰：“雨，暂敝吾衣耳。”俞公竟不忍言遗金事。一日，过先生庐，而门渠沮洳。俞公顾曰：“通此渠，若于堪舆言，当第。”先生谢曰：“公幸无念渠。渠通，当损旁民舍。”异日，俞公乃悔曰：“吾欲通文生渠，奈何先言之。我终不能为文生德也。”[107]

文徵明在与俞谏交谈过程，不卑不亢，且不为自己之私而有损旁边民舍，令人肃然起敬。俞谏也深为折服，竟不忍言遗金事，唯恐有损文徵明的颜面。但文徵明当时窘迫的生活状态却在与俞谏对话的场景中暴露无遗。

文徵明在北京任翰林院待诏时，已年逾五十，经济上却仍不宽裕，常会感叹经济紧张，有时甚至因此放弃一些买书计划。他在给文彭文嘉的一封书信中写道：“前书所要买书，无闲钱，且不必买罢。”[108]可见他当时仍未完全摆脱经济困境。

我们有必要来分析文徵明的经济收入情况。

黄朋在她的博士论文《明代中期苏州地区书画鉴藏家群体研究》中提到，当时苏州地区鉴藏家的主要经济来源主要有四种：一是家赀雄厚，多为几代辛苦积累而得；二是自己为官，靠俸禄购买；三是如果为官且有文名或书画之名，那么这样的人的收入就相当可观了；四是自己是著名的书画家。[109]

文徵明祖上世代为官清廉，而明代官员的俸禄低到仅能维持基本开支的程度，所以他们并无多少积累，因此文徵明第一类收入显然十分普通；文徵明终其一生仅有三年为官经历，虽因参修《武宗实录》和《献皇帝实录》而得到丰厚赏赐，但终究时间短暂，且“丰厚”远不至于“巨大”，所以这第二类收入也十分有限；文徵明有为官经历，且诗文书画之名早就名动当世，尤其是他的书画，更是为当时人所喜爱，因此，他的经济收入主要属于这第三、第四类，特别是第四类是他成功的最关键因素。此外，文徵明还精于书画鉴定和钩摹，且招收门生弟子，这些都能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

值得关注的是，文徵明书画的价值并不常以真金白银的形式显现，而是作为一种人情往来的礼物出现。有关于此，英国著名汉学家柯律格（ＣｒａIｇ　ＣｌｕｎａS）在他的专著《雅债：文徵明的社会性艺术》中，借助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及成果，从人情、礼物等角度对文徵明书画创作的动机作了重新审视。这其中自然有因文化的差异而带来的不同理解，但文徵明大量书画的创作动机确实是因为各界朋友对其书画的喜爱而为的，他自己也曾多次主动赠人书画，或为答谢，或为送行，或为贺寿等。作为礼物的文徵明书画，其“隐形”价值是非常高的，文徵明通过书画建立广泛的人脉关系不说，单是免去用现金购买礼品的经济负担这一项，就足够让文徵明省去很多经济烦恼，尤其是当他经济条件还不宽裕的时候。

文徵明招收门生弟子同样不能以真金白银来衡量其中的价值。事实上他的弟子当中大多都是故人子属，且有不少人本身家庭条件还很不好。比如彭年，虽与顾德育、陆中行并称“吴中三高”，且所交皆贤豪者，但他不肯一言干乞，最终穷死；又如居节，诗、书、画均得文徵明心传，但他居商谷隐居不干世事，又尚气节，不肯取媚于他人，落落寡谐，最终也以贫告终；再如朱朗，也是贫穷出身。即便是家境良好的，比如陈钥之子陈淳，家境殷实，文徵明也不可能按期收费。文氏弟子所带来的，各类物品之外，主要是劳力。文徵明因为有众多的弟子围绕在身边，很多内外事务都可由弟子代为办理。尤其是到了晚年，文徵明的书画领一时之风骚，内外事务繁多，书画应酬更是应接不暇，有时不得不请人代笔，有些模仿文氏书画能力突出的弟子，便充当了“代笔人”的角色。文徵明之所以能建立庞大的文氏书画圈，个人才能自然是首要的，但也少不了他人的协助打理，这些打理人中，很多都是他的门生弟子，他们充当了“帮手”角色。因此可以说，文徵明招收门生弟子的“隐形”价值也是巨大的。

当然，单有“隐形”的经济是远远不够的，文徵明要过好生活还必须有真金白银。对文徵明而言，换取经济收入的主要途径就是出卖自己的书画作品。唐寅就曾道出自己以出卖书画作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实际情况：“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日来就写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110]文徵明自然也是如此。我们现在无法考证他具体的经济收入状况，但他有时通过帮人作诗、行文、鉴定书画、创作书画作品等收取一定的“润笔费”却是肯定的。如无锡的华夏常请文徵明鉴定书画，其祖母、父亲、母亲等人去世后，墓志铭也都请文徵明撰写，如此频繁的鉴定、撰文，华夏不有实际的回报自是不合情理。有时他也出售自家藏品，如嘉靖三十二年（1553）会稽杨氏所藏怀素小草《千字文》原本就是文徵明家的旧藏。

那么，作为文徵明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他的书画价值如何呢？

显然，我们现在要回答这一问题会非常困难。即便我们能从一些文集、著录里找出一些书画价格记载，我们也难以推测书画家本人当时的经济收益，因为同一书画家不同年代其作品会有不同售价，而市场价与他本人所得实际报酬往往又会有较大差别。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一些价格记录来了解文徵明书画价值的大概情况。

詹景凤在《东图玄览》中谈到过文徵明山水画的售价：

然太史初下世时，吴人不能知之也。而余独酷好。所过遇有太史画无不购者，见者掩嘴胡卢，谓购此乌用。是时价平平，一幅多未逾一金，少但三四五钱耳。予好十余年后吴人乃好，又后三年而吾新安人好，又三年而越人好，价埒悬黎矣。[111]

詹景凤这里说到文徵明山水画逐步为各地人们所喜爱，但其早年山水画价格平平，单幅作品价格一般“未逾一金”[112]，且销路很窄。

一金一钱在当时有多大用处呢？文徵明在写给朱朗的一封小简中说：“扇骨八把，每把装面银三分，共该二钱四分。又空面十个，烦装骨，改银四分，共奉银三钱。”[113]如此核算，文徵明一幅画当时大约仅仅抵得上十几至三十几把扇骨而已，难怪他到五十多岁时经济上都还不宽裕了。

文徵明最终得以摆脱经济困境，还是得益于当时人对其书画的喜爱。嘉靖五年（1526），文徵明在致仕归里的路途上，便不得不应接大量的诗文书画之请，回到苏州以后，四方求请者更是络绎不绝。这其中虽然大多只是普通应酬，并无多少经济回报，但当人们对文徵明书画越来越认同之后，那些具备良好经济条件且爱好书画收藏的人们自然就会花钱前来求请、购买文徵明的书画作品了。文徵明虽对“各王府以币纳交者，悉却不受”[114]，但对无关政治风险且富有涵养的商贾以钱币求请书画作品，他还是不会拒绝的。当然，文徵明晚年完全不必直接参与书画买卖之事，自有文彭文嘉或是一些亲密弟子代为办理。

第二节　文徵明的社会交往

一　各级官僚

文徵明庞大的交际圈中，包含了大量的政府官员，他与各级官僚的关系是值得关注的一个焦点。

文徵明与各级官僚建立良好的关系至少具有这么几个优势：第一，他本身为官宦子弟，祖辈、父辈们为他与各级官僚的交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第二，他虽然年幼时显得不够聪慧，但令人叹服的是，早在弘治十年（1497），他就已经做到既博古善议论，又洽闻元、明之际旧事，为当时人所推服，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号为“吴中四才子”，后来的诗文书画之名更是越来越大，尤其是书画领域，堪称一代楷模；第三，他一生言行谨慎，不给人带来任何危害，又品行高洁，为人称赞；第四，文徵明官翰林院待诏的仕途经历也为他日后的交往带来诸多便利之处。至如一些潜在因素，如个人机缘、社会氛围、政治环境等，也都对文徵明与各级官僚的关系有一定的影响。

（一）苏州地方官

文徵明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在苏州地区生活，要论他与政府官员的关系，苏州地方官无疑是最需要考察的对象。

苏州历任知府当中，文徵明与王廷关系最为密切。

王廷，字子正，号南岷，南充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曾任苏州知府，有政声，当时人拿他与宋代的赵清献相比。累迁左都御史，一生直节劲气，最终因弹劾吏部尚书汪而谪官。卒谥恭节。

文徵明与王廷的结识，可能与薛蕙有关。王廷在任苏州知府之前，文徵明与他没有任何交往的记录，而薛蕙是文徵明与王廷共同的友人。薛蕙于嘉靖二十二年（1541）正月九日去世后，时任苏州知府的王廷伐石表其墓，徵明隶书所撰墓志铭于石。这是我们目前可考二人最早有过关联的一件事情。二人结识之前可能从薛蕙那里互有耳闻，同在苏州后，自然就有了交往。

但文徵明与王廷的密切往来并非建立在薛蕙这层关系上，而是建立在“谈文论艺”的基础上的，二人都无刻意讨好对方的意向，只是意气相投罢了。这从何良俊的一则记载即可找到印证：

王南岷为苏州太守日，一月中常三四次造见衡山。每至巷口，即屏去驺从。及门，下桥，换巾服，径至衡山书室中。坐必竟日，衡山亦只是常饭相款。南岷虽蔬食菜羹，未尝不饱，谈文论艺，至日暮乃去。今亦不见有此等事矣。[115]

注意这里的几个用词：“换巾服”、“径至”、“竟日”、“常饭”。由此可见以下几个方面：王廷来文徵明家，并非一般的官方“慰问”或“看望”行为，所以不仅“屏去驺从”，还要“换巾服”，并且“一月中常三四次造见”；王廷与文徵明已经非常熟悉，且意气相投，以至于他来文徵明家时，不用通报，“径至”徵明书室，且一待“竟日”；文徵明不用刻意讨好王廷，王廷也不用和文徵明客气什么，这才有徵明的“常饭”，而王廷也“未尝不饱”。二人的交情何其深厚！难怪何良俊感慨“今亦不见有此等事矣”！

文徵明与王廷的交往过程中，从来没有因为王廷是地方要员而有所求，不仅如此，有人想通过他请求王廷办事的时候，他的回答是：“吾与王公谈风讨月，出尘俗之外，故神味相契。若以俗事污其耳目，不惟自辱，且辱王公矣。”[116]这表明文徵明非常重视自己与王廷之间纯粹的友情，也是他一生言行谨慎的又一表现。

现存十封王廷任内文徵明写给他的书简[117]表明，王廷除了口头上与文徵明谈文论艺，还曾多次送过墓碑拓片和一些书籍给他，有时还会送些生活用品（第二札、第五札、第八札）；徵明则偶尔以一些友人的诗文集或自己抄写的《千字文》作为回敬之礼（第二札、第七札）。其中有一封书简还提到王献臣的儿子王锡龙、孙子王玉芝想谒谢王廷，请徵明帮他们引见，徵明为此专门给王廷写信说明此事并请他答应此事（第九札）。这些似乎与上段叙述有矛盾之处，其实不然。我们知道，文徵明虽然言行谨慎，但他并不是一个刻板的文人，他十分懂得把握与朋友交往的分寸。在与王廷的交往过程中，他多次接受王廷赠送拓片和书籍，甚至是一些生活用品，是他对王廷友好的接受；他送给王廷一些书籍或自己手抄的诗文，是他对王廷友好的回敬；他有时向王廷索要一些拓片，王廷有时也向他索要自书诗文，是他们友情深厚的表现；他不代人求请王廷是因为所请之事有污耳目，至如王锡龙、王玉芝的谒谢，当在可许范围以内，以他和王献臣的交情，起码无污耳目，所以才写了那封信。

王廷对文徵明是十分推崇的，除上述事件外，另有两件事情也有明显体现。

嘉靖二十二年（1543）十一月，王廷见到文徵明自选诗后，出资帮他刻成《文翰林甫田诗选》，并为这本诗集写了序言。其中言道：

余读《陶潜节传》，至《归去来辞》，未尝不洒然钦其为人。以为迥绝尘俗，无与为侣。以今观于先生，其出处大致，略无少异；而高洁之操，介特之行，夷旷之怀，深远之识，有不可以古今论者，岂真悬情于一丘一壑间哉？[118]

王廷这里拿徵明与陶渊明相比，并高度赞扬了他的德行和才学，表达了自己的钦佩之情。

王廷任苏州知府期间，时任编修的徐阶进京途中曾经到过苏州，王廷于竹堂寺设席相款，独邀徵明同席。

言语未必可以尽信，出资帮徵明刻成诗集也可能只是出于对朋友的关爱，徐阶经过苏州，王廷唯独邀请文徵明一同设席相款却充分体现了王廷对徵明的尊崇。

简言之，同在苏州、意气相投、相互推崇等多方面的因素奠定了文徵明与苏州知府王廷的良好关系。

文徵明晚年与另一位苏州知府温景葵也有较好的交情。

温景葵，字志忠，大同人。嘉靖举人，授知县，擢御史，嘉靖三十五年（1556）升任苏州知府，嘉靖三十八年（1559）升任霸州副使。

晚年的文徵明德尊行成，时任知府的温景葵与文徵明并无任何渊源，他与徵明的关系，应是建立在他对这位地方名流钦慕的基础上的。地方名流通常在当地有较高声望，作为地方行政长官，关心地方名流并与之建立良好的关系是地方首脑施政的一大基础；地方名流堪称地方人民代表，有时还肩负着为民请命的职责，与地方首脑建立良好关系也常是他们的愿望。文徵明作为文化名人，请用其诗文书画有时是显示个人品位的需要，有时还是彰显地方文化建设的需要。无论为个人还是为地方，温景葵都有求请文徵明的时候。

目前所见有关文徵明与温景葵交往的最早记录，是在嘉靖三十六年（1557），当时温景葵任苏州知府已是第二个年头，他应该早就知道了文徵明的才学，终于在某一合适时机请文徵明为他的“三山草堂”写首诗，文徵明没有拒绝温景葵的请求，写下了《三山草堂为温守赋》。同是1557年，温景葵撰写了《苏州府学义田记》，这是他任内为苏州文化建设所做的事情，他自然懂得加重文化烙印是文化建设的需要，文徵明书法因此成了这一事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才有了后来梁元寿刻成的《苏州府学义田记》。

文徵明对温景葵并非有求必应，他有自己的原则。嘉靖三十七年（1558）严嵩八十寿诞，温景葵深知文徵明贺诗的价值，专门因此到了文徵明家里，请他撰写贺严嵩寿诗。徵明知道严嵩的为人，早先严嵩到苏州时，他就坚决不去拜见，这次自然没有应允温景葵的请求，但温景葵还是不依不饶地请求他为之，态度十分恳切，以至于文徵明无法当面拒绝，最后只好写信请王庭转达回绝之意。他在信中这样道明自己回绝的理由：

徵明鄙劣之词，固不足为时轻重。老退林下三十余年，未尝敢以贱名通于卿相之门。今犬马之齿，逾八望九，岂能强颜冒面，更为此事？[119]

文辞十分谦虚，却足以拒人以千里之外。可见文徵明对原则性的问题十分坚定自己一贯的做法，不会因为对方是高官有强权而有丝毫的松动。

温景葵或许会觉得文徵明很顽固，但依然是尊重他的。文徵明九十寿诞的时候，温景葵还请皇甫司勋代他撰写了九十寿序以表祝贺。

文徵明一生还与其他一些苏州地方官有过互动，如苏松巡按郭宗皋、苏州知府王仪、苏州同知任环、苏州通判史立模、长洲知县王世良、长洲知县吾翕、常熟知县张大轮、常熟知县王、昆山知县方豪、江阴知县李元阳等。有时是地方长官对徵明的关怀，如正德六年（1511），右佥都御史俞谏治水苏杭诸府时，了解到文徵明富有才学但生活贫困，专门邀请他面谈，想要资助他；有时是地方长官对文徵明崇高德行的表彰，如嘉靖十七年（1538），苏松巡按郭宗皋为文徵明建“表节”坊于德庆桥西，徵明为推却此事还专门写过信给当时的苏州知府王仪；有时是文徵明代表当地民众表达对官员为地方办好事的赞颂，如嘉靖三十二年（1553）倭寇作乱太仓，苏州同知任环率军民迎击得胜，文徵明作《任公海上之捷》诗称颂任环御倭之功。更多的时候则是因为文徵明的诗文书画之名，地方官员请徵明赠送书画或考订藏品，有时还一起出行，相互唱和等，如吾翕任长洲知县期间，文徵明于正德五年（1510）为他书扇，又于正德六年（1511）在吾翕邀请下同游虎丘，互有酬唱，还于正德七年（1512）吾翕升任应天府通判后，作画并诗送之；又如史立模官苏州通判期间，文徵明曾为他考订家藏《宋通直郎史守之告身》；再如李元阳任江阴知县期间，文徵明于嘉靖十一年（1532）与他同登君山，又曾经跋其所藏《东坡学士批答》并修正颠错；再如王任常熟知县期间，文徵明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二月二十一日留宿常熟城外时，得到王率士卒保护，为王赋《苍野诗》一首等。

（二）北京官员

文徵明一生仅有约三年半的为官时间，而他任职的地方就是北京，所以他与北京很多官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他与北京官员扯上关系并不始于他到北京官翰林院待诏之后，父亲文林在世时已经为他积累了一些很好的人脉关系，他自己早些时候也经朋友引介结识过一些官员，这其中有本来就在北京做官的，如林俊、王同祖等；也有一些是后来调到北京做官的，如乔宇、张璁等。

这众多官员中，我们首先需要提起的是林俊。

林俊（1451—1527）字待用，号见素，福建莆田人。成化十四年（1478）进士，除刑部主事，进员外郎。为官廉洁，性格耿直，不随波逐流。文徵明四十三岁时在《寿大中丞见素林公叙》中曾高度地评价林俊，他说：

成化、弘治间，中外之臣，以气节行能高天下者，三数人而已。一时朝廷之所倚注，台谏之所论拟，与夫士大夫之瞻属依归，必在三数人者，今大中丞见素先生莆田林公，实一人焉。[120]

文徵明一生不阿谀、不奉承，他是有实感，才有所阐发，因此这话是真实可信的。

同是在《寿大中丞见素林公叙》中，文徵明道出了自己与林俊之间的渊源关系：林俊与文林为故交，又与吴愈联官相好。文徵明以通家子弟之故，较早就与林俊有过多次接触，彼此均留有深刻印象。且林俊之弟林僖曾任长洲教谕，徵明以诸生获出门下；林俊之子林达也与徵明有较好的关系，正德十四年（1519）文徵明到金陵应试期间，就曾与林达见面并相聚过。

文徵明以父辈的关系结识林俊，又与林俊家人常有往来，这些都有助于加强他与林俊之间的联络，并促进他对林俊的了解，比如正德七年（1512）林僖解寿州守过苏州时，曾“为余（徵明）道公（林俊）动定甚悉”[121]。文徵明有时也通过林俊的家人转送自己的文雅之作以示尊敬，比如正德七年他趁林僖解寿州守过苏州这个时机，为林俊作《西川归棹图》及《寿大中丞见素林公叙》。文徵明还曾发挥自己在书法方面的特长，为林俊书其父母碑铭，林俊为此专门写信答谢徵明，并在信中勉励他不要因科场不顺而怀疑自己。

以上足以说明文徵明进京任职之前已经与林俊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徵明最终能被工部尚书李充嗣推荐入朝，幕后的关键人物正是林俊。嘉靖元年（1522），林俊起任刑部尚书，赴任途中，经过苏州拜会王鏊，并邀请徵明到舟中相见，二人有了一次深层次的谈话，之后林俊在写给李充嗣的信中这样写道：

文徵明奔父丧，却赙金几千许；宁庶人屡召不赴，气节有如此者。其温猝之养，介特之行，深博之学，精妙之笔法，皆眼中所少。以诸生名动天下，苏人以为星凤。意当以潘南屏例荐之。昨会守溪翁，谓“尚过南屏”。致之舟上，与语连日，知之深；且已见喜气充溢，乡、会恐不能易，亦无待荐。然吾人道不当遗此贤者也。不具。[122]

可见二人舟中所谈核心话题便是徵明出仕的意愿和途径。林俊这里首先标举了徵明的高尚德行和良好气节，继而说明徵明在学问、笔法方面的造诣和影响，再以王鏊对文徵明的评价作为以潘南屏例荐的依据，呈现的是一个优异的受荐者形象。有趣的是，林俊这里还有意卖了个关子，说文徵明自己并没有等待受荐，且徵明在当地已经生活得很好，以致“乡、会恐不能易”，但是“吾人道不当遗此贤者也”。这让人在佩服林俊办事、说话能力高超之外，也清晰可见林俊对文徵明的信任、欣赏和关爱。

林俊对文徵明的信任、欣赏和关爱是发自内心的，他甚至认为：“吾此行[123]为文徵仲了此一事，庶不为徒行矣。”[124]正因如此，文徵明到北京后，林俊虽再起为刑部尚书不久，但他在文徵明没定下确切职位之前，便亲自到过徵明住处；又在各种场合选择合适的时机在台省诸公面前夸赞徵明；文徵明官翰林院待诏之后，林俊更是每隔一两天就要折简邀请徵明到家里坐坐，并说：“座何可无此君也。”[125]推重之情不待言表。

文徵明对待这位长辈自然也是十分尊敬的。嘉靖二年（1523）六月，林俊致仕后，徵明写下《送石斋太傅致仕还蜀二首》，诗中以“贤哉”、“不负平生”、“由来道大难为用，此日功成且退藏”[126]等表达自己的评议。

令人疑惑的是，以林俊地位之尊，为何还要转请李充嗣代为举荐？我们看文徵明的理解：

昔张安道与欧阳文忠雅不相能，及荐苏明允，乃独属之欧公，谓非永叔不能荐。欧公不以张公为嫌，卒荐官之。当是时，惟知与明允为地，他皆不暇记也。卒之明允以文章名世。议者谓不负为欧公门下士；而千载之下，欧阳子独享知人之明。林公诚之某也，岂不能自荐哉？所以必属之公者，以欧阳子待公也。[127]

文徵明这样的理解自然有称颂李充嗣之意，但也应该是切合实际的。不过文徵明和李充嗣并没什么渊源，李充嗣之所以荐举徵明，是因为他相信林俊的推举。文徵明进京后，也没有攀附李充嗣的行为，但他对李充嗣的荐举之恩显然是铭记在心的，他的这种赞颂所表达的，主要是尊敬和感激之情。

文徵明没有攀附李充嗣，可能与二人没有渊源且二人地位悬殊有关，但当时在北京为官的张璁和杨一清，前者是文林的门生，后者是文林的故交，文徵明却都有意避开。于此可见，文徵明在北京期间并不唯权势是从，也不轻易依附一些故交、旧友，他有自己交往的准则。

值得关注的是，文徵明受荐赴京后，乔宇也在北京，并且已经是吏部尚书。

乔宇，字希大，号白岩，山西乐平人。成化二十年（1484）进士。诗文雄隽，兼通篆籀，善围棋。德器深厚，宽洪简重，有大臣之度。

文徵明与乔宇结识，应该是因为他们共同的朋友顾璘。早在正德八年（1513）秋，顾璘贬官广西全州顺道回金陵时，他的诸多好友为他赋诗饯行，这其中就包括了文徵明和乔宇，当时文徵明因为应试而到金陵，乔宇那时则官南京礼部尚书。正德十一年（1516）秋，文徵明再到金陵应试期间，顺道拜谒了乔宇，乔宇出无锡邵宝所饷惠山泉及宜兴吴俨所寄阳羡茶烹以相款。

正是有了这类交往，乔宇才清楚文徵明的德行和才学，所以当林俊在台省诸公面前称赞文徵明时，乔宇也总是极力肯定林俊的评价。

不过，文徵明在北京期间与乔宇很少交往，这可能与乔宇“遇事不可，无不力争，而争‘大礼’尤切”[128]有关。目前可考只在嘉靖三年（1524）七月乔宇致仕归里时，文徵明写下送行诗《送乔冢宰致仕还太原二首》，又作《白岩图》并题以赠乔宇。

文徵明官北京期间，朝中官员致仕或改任地方时，文徵明常会写下送行诗，如礼部尚书汪俊致仕后，徵明写下《追送石潭宗伯次归舟喜雨韵》；吏部侍郎汪伟（汪俊之弟）致仕后，徵明写下《送汪少宰致仕》；兵部侍郎郑岳致仕后，徵明写下《送郑兵部致仕还莆》；文选郎中刘天民以谗出为寿州守后，徵明写下《送刘希尹左迁寿州守》……但这并不代表文徵明与他们有多少私人交情，而只是官场的一种礼节。

文徵明在北京除了一些旧友、故交和一批限于一般礼节性交往的官员外，也与一些官员新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刚开始翰林诸公见林俊、乔宇等对文徵明推崇备至，心里大都不是很服气；后来与文徵明共事了，很多名士又都为他的才学所折服，甚至有人将他比作唐代的王维、宋代的米芾，尤其是翰林的杨慎、黄佐，吏部薛蕙，他们本身都富有才学，但对文徵明都极为敬重。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新都人（今属四川），正德六年（1511）殿试第一，授翰林修撰。明世宗嗣位，起充经筵讲官，因谏忤帝，削籍遣戍云南。幼警敏，肆力古学，著述之富，明代第一，有《升庵集》、《广夷坚志》、《古今谚》等各类著述二百余种。

我们目前能找到有关文徵明与杨慎交往的记载十分有限，只知道杨慎曾因“大礼议”事件戍守云南永昌多年，其间文徵明与他互有诗歌相寄，相互问候，体现了浓浓情谊。

有关黄佐和薛蕙的记载则相对较多。

黄佐（1490—1566）字才伯，香山人。正德年间举乡试第一。明世宗嗣位后，始成进士，选庶吉士。嘉靖初，授翰林编修。学以程、朱为宗。惟理气之说，独持一论。

文徵明与黄佐的相识，黄佐在他撰写的《将仕佐郎翰林院待诏文衡山公墓志铭》中有较详细的记载：

嘉靖壬午冬，予初授官史馆，得公艺文于王司业同祖，因雅知公。……公寻以岁贡至，会予寓舍，与之上下议论，古今经籍，无一不知者，且折衷具有卓识。予出白沙墨迹，即叹讶久之。因曰：“吾初入学，忽梦一老人告曰：他日出处与陈献章同。”已而命下，擢公翰林待诏。[129]

文徵明在北京任职期间就常与黄佐一起酬唱；嘉靖五年（1526）致仕出京时，恰逢黄佐南归省亲，他们便结伴同行，一路上自是有了充足的时间交流酬唱；同行至潞河时，值河冻，舟胶，他们无法前行，不得不在此地停留至来年春天冰解之时，这段时间他们同住一处，更是有了很多交流、唱和的机会。在此期间，文徵明以所藏吴澄、虞集像及滕用亨《祯符诗》示黄佐，黄佐一一作跋；文徵明时常需要应对各种诗文书画之请，黄佐则赋诗相戏道：

研池涵月映窗虚，中有骊龙万斛珠。安得天瓢翻作雨，一时飞洒尽公书。（其一）

元气淋漓接混冥，毫端山水自仙灵。桂坊走马求蓬岛，芸阁移书问洞庭。（其二）

山如文债海诗逋，追骑飞尘出帝都。归去太湖烟水上，不知能对白鸥无？（其三）

阖闾城下浩烟波，日日沙头载酒过。垂杨系舟不知数，一纸《黄庭》双白鹅。（其四）

纷纷车马款柴关，焚却银鱼亦未闲。输我疏顽无一事，日骑黄犊访青山。（其五）[130]

黄佐这里当然不是真的在嘲笑徵明，而是一种友好的戏弄。文徵明对此自然心领神会，欣然写下《徵明比以笔札逋缓、应酬为劳，且闻有露章荐留者，才伯贻诗见戏，辄亦用韵解嘲》。这一酬一唱，展现了二人同行同住、相知相戏的深厚友情。

文徵明是重视自己与黄佐之间的交情的，这从一件小事即可看出：

将抵临清，则有官吏率数人负韊矢跪路左以迎。或谁何之，则曰：“兵备道迎候文公。”比至，则一豸服者诣舟稽首四拜，捧缣绷请染翰，公峻拒之。其人复诣予语及，复稽首四拜，托余转请，公乃诺焉。其为人所重类此。[131]

文徵明致仕归里后，与黄佐自是保持了书信往来。嘉靖三十三年（1554），文徵明已是八十五岁高龄的老人，当时黄佐罢官在家，文徵明因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收到黄佐的书信，心头涌上思念之情，给黄佐寄去这么一首诗：

经时不得岭南书，白首无由慰索居。北阙声华应藉甚，西山爽气定何如？残编空复淹司马，当路何人荐《子虚》？三十年前潞河梦，一回想念一踌蹰。[132]

这是一位耄耋老人对一位花甲老人的问候，诗歌虽短，情谊却长。十年后，文徵明已辞世五年，黄佐饱含深情写下了《将仕佐郎翰林院待诏衡山文公墓志》，这可看作是一位古稀老人对一位辞世老人的纪念。

薛蕙（1489—1541）字君采，亳州人。正德九年进士，授刑部主事。持己峻洁，于书无所不读。

文徵明在北京与薛蕙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文徵明致仕归里后，还与薛蕙时有联系。嘉靖六年（1527）文徵明以《玉磬山房》诗寄薛蕙索和，并以蔡羽《林屋集》等相赠，薛蕙则在回信中写道：

……《玉磬山房》诗，甚欲属和，第首唱不合太佳，使人难以为继耳。扇则如命书上，此之谓班门弄斧也，呵呵！来年诗笔大退，以故辍不复作，仅作此数首。游嵩之诗，乃为岩翁迫而为之，永叔所谓“欲展诵于欲睡时也”云云。佛书与孔、老无异，公于闲中不妨一读之。纵使无取，不犹愈于观杂家小说乎？[133]

所谈甚多，绝非一般客套所为，体现了二人深厚的交情。薛蕙此信中还顺便求请文徵明为他行书《金刚经》，文徵明自然没有拒绝，薛蕙收到徵明所书《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后，又专门作诗一首以示感谢：

斋沐开经卷，名香手自焚。天人遥作礼，鸾凤郁成文。心印传先佛，书林擅右军。殷勤谢良友，何日访停云？[134]

诗中表达了薛蕙对文徵明书法的推崇和对良友（指文徵明）的思念。不过薛蕙终究没有到过停云馆，文徵明致仕归里后，二人只是以书信的方式互通往来。

挚友情怀，小处可见。薛蕙晚年好释老诸书，他已经在上面那封信中建议文徵明读读佛书，又在嘉靖十一年（1532）以自己所注《老子解》赠送给文徵明，并在随寄的信札中写道：

……虽音息之疏，而此心之奉怀甚数也。……每念衡山清修不污，安于贫贱。至其晚节，始涉仕宦之途；复能不终日而去之。凡交游之有识者，不但服衡山恬退之一节，实嘉衡山为始终之完人也。[135]

薛蕙去世后，文徵明撰《吏部郎中西原先生薛君墓志铭》，又以隶书书之于石，并为薛蕙校其《西原遗集》，再现了深厚情谊。

徐阶也是当时敬重文徵明的众多官员中的一员。

徐阶，字子升，号存斋，松江华亭人。嘉靖二年（1523）进士第三名及第。官至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性颖敏，有权略，于嘉、隆之政，多所匡救。卒赠太师，谥文贞。

文徵明赴京任职与徐阶进士及第都在嘉靖二年（1523），文徵明官翰林院待诏期间，徐阶为翰林院编修。徐阶视文徵明为前辈，对徵明十分敬重。

文徵明致仕归里后，徐阶曾于嘉靖二十二年（1543）到过吴门，时任苏州知府的王廷于竹堂寺设席相款，独邀文徵明同席，文徵明写下赠行诗[136]；嘉靖三十五年（1556），文徵明为徐阶作《少湖》诗；嘉靖三十六年（1557），应徐瑚（徐阶之侄）请，作《永锡难老图》及诗以寿徐阶，当时徐阶已是武英殿大学士，文徵明在画中题有“徵明于公，有不能已于言者”，是对往昔二人同在翰林的追怀。

需要提及的是，文徵明任职翰林院待诏期间，主要的工作是参与编修《武宗实录》，自然与一同参与的其他同僚多有交流，后来官居礼部尚书的吴一鹏就是一个例子。

吴一鹏（1460—1542）字南夫，别号白楼居士，赠太子太保，赐谥文端，长洲人。弘治六年（1493）进士。

文徵明任职翰林时，吴一鹏以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知制诰，修《武宗实录》，充副总裁；《实录》修成后，升礼部尚书，兼官如故。

吴一鹏与文徵明本就是老乡关系，又是他的顶头上司，二人应有较多交流，但目前有关他们交往的记录却很少，仅见嘉靖五年（1526）吴一鹏奉诏展墓时，文徵明给他写了送行诗一首。倒是吴一鹏之子吴子孝与文徵明有一些往来记录，如嘉靖十四年（1535）九月二十三日，徵明赋诗赠吴子孝赴官南都；嘉靖二十一年（1542）二月去世后，吴子孝请徵明为父亲撰写墓志铭；嘉靖二十八年（1549）夏，二人一同泛舟石湖；嘉靖三十年（1551），吴子孝邀请徵明一同游览虎丘；嘉靖三十三年（1554），文徵明有寿吴子孝六十诗。文徵明与吴子孝的交往，反衬了文徵明与吴一鹏的交情，而这一交往渊源，就在文徵明官翰林院待诏时期。

以上数人之外，文徵明在京期间，另和卢襄、钱贵、马汝骥、陈沂、唐云卿、张西峰等人也多有往来，诸人相交甚欢，时共酬唱。诸友当中，有故交，如卢襄、钱贵、陈沂等；也有新知，如马汝骥、唐云卿、张西峰等。另外，当时在北京的还有左谕德顾鼎臣、刑部主事顾梦圭、吏部左侍郎朱希周、内阁中书吴南、刑部主事陆铨、翰林编修陆、礼部主事陆冕等，或为文徵明亲戚，或为文徵明故交，此处不一一细论。

文徵明在书画方面的突出才能也使他与一些任职北京的官员建立了一定的关系。如监察御史张鳌山，文徵明于正德十五年（1520）十一月晦为他所藏李怀琳摹《绝交书》作了题跋；又如右副都御史何孟春，文徵明于正德十六年（1521）七月为他题《四使图》；再如工部郎中柯维雄[137]，文徵明于嘉靖元年（1522）为他题《藻鱼图》。

当然，文徵明在京期间也并非人人叫好、人人钦佩。何良俊记载：

衡山先生在翰林日，大为姚明山、杨方城所窘，时昌言于众曰：“我衙门中不是画院，乃画匠处此耶？”[138]

此中所提姚明山，名涞，字维东，明山是他的号，慈溪人。嘉靖二年（1523）状元。累官侍读学士，居官屡有建白。人以公辅期之。如此有身份有地位有学养的人却曾羞辱文徵明，确实令人难以相信。且文徵明致仕归后，姚涞“躬送至张家湾，赋十诗送别，比之巍巍嵩华”[139]。又在送行之作《送文衡山先生南归序》中写道：

……今之世如二子[140]者，诚难其人，吾于衡山先生窃以二子比之。而衡山之所造，则又有出于二子之所未纯者。先生明经术以为根本，采诗赋以为英华，秉道谊以为坛宇，立风节以为藩垣。……[141]

如此态度如此评价，断不至于完全出于虚假。也许姚涞在未了解文徵明此人之前，会有瞧不起画匠的言论，但他终究对文徵明是持赞誉态度的。

我们此处姑且不论何良俊所记确切与否，可以肯定的是，在画家身份低微的明代朝廷中，文徵明的画家身份为一些同僚所耻笑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因此可以说，令文徵明难堪的人中可能没有姚涞，但肯定有人会说类似的话，如董其昌提到的龚用卿、杨维聪等。

以上所论均为文徵明在北京任职期间有过关联的官员。文徵明一生所结交的北京官员中，许多人于文徵明任职北京期间已经不在北京或是之后才来北京做官的。如吴宽、王鏊、李东阳等。

吴宽（1435—1504）字原博，号匏庵、匏翁，长洲人。成化八年（1472），会试、廷试皆第一，授修撰。官至礼部尚书。以文行有声诸生间。于书无不读，诗文有典则，兼工书法。卒后追赠太子少保，谥文定。

文徵明父亲文林与吴宽是同年进士，二人有着良好交情。因为父亲与吴宽的这层关系，弘治八年（1495）吴宽居继母忧于家期间，文徵明以父命从吴宽游，从此与吴宽建立了师生之谊。吴宽对文徵明显然是很欣赏的，他不但“悉以古文法授之，且为延誉于公卿间”[142]，对文徵明一生产生了积极影响。

吴宽于弘治十七年（1504）七月十日去世后，文徵明饱含深情写下《哭匏庵先生四首》，情深意切，读来令人动容。此后，文徵明还写过多首有关吴宽的诗，如《文定吴公》（《先友诗》第四首）、《过吴文定公东庄》、《怀吴文定公》等。其中写于正德元年（1506）的《怀吴文定公》诗云：

丛桂堂前春草生，欧公不见岁重更。山川明丽悲陈迹，乡里凋零忆老成。一代文章端有系，百年恩义独关情。眼中未忘西州路，几度临风洒泪行。[143]

体现了文徵明不忘师恩和对吴宽深切缅怀之情。

颇显师生情谊的是，文徵明常在诗文书画中称吴宽为“先师”，如“故先师吴文定公特为撰祝文”[144]，“往岁先师吴文定公尝从荆门借临一本”[145]，《补先师吴文定公诗意为图》等。这是他尊敬师长的一种表现，也足见他十分在乎自己与吴宽之间的师生关系。

王鏊（1450—1524）字济之，世称守溪先生，吴之洞庭山人。成化十年（1474）乡试、明年会试俱第一，廷试第三，授编修。官至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博学有识鉴，文章尔雅，议论明畅。

文林与王鏊有较好的交情，且王鏊曾于弘治五年（1492）九月便道过吴，停留旬日。但文林在世时，文徵明与王鏊并无交往。可见文林在给文徵明结交社会名流创造机会时，还需视时机合适与否。文林在世时，文徵明显然是还没有合适的时机结识王鏊。

文徵明开始得以从王鏊游，缘于弘治十八年（1505）王鏊以父忧在家这个时机。正德四年（1509）四月，王鏊乞休在家，此后，文徵明有了更多从王鏊游的机会。

文徵明视王鏊为当世之韩愈，以能列于王氏之门而深感荣幸。他在《上守溪先生书》中写道：

某于（张）籍、（皇甫）湜，无能比拟，而名公则今之韩子（韩愈）也。傥不以某为不肖，而与进焉，使他日人称之曰：“是亦尝出王氏之门者”，岂不幸哉！[146]

似有谄媚之相，实是心悦诚服。王鏊与文徵明虽无师生之名，却有师生之实。二人有过多次较密切的往来，如正德十六年（1511），文徵明写下《柱国王先生真适园十六咏》；正德七年（1512）夏，文徵明侍王鏊西园游集，写下《侍守溪先生西园游集，园在夏驾湖上》，王鏊则写有《徵明饮怡老园，有诗，次韵》；正德九年（1514）八月，文徵明以卷请王鏊书近作，王鏊为行书五诗；正德十四年（1519）三月三日，文徵明为王鏊跋阎立本《秋岭归云图》。文徵明还在王鏊去世后，写下《太傅王文恪公传》，表达了自己对王鏊的尊崇和怀念。

文徵明还与王鏊的家人有一些往来，如王铨（王鏊之弟）、王延喆（王鏊长子）、王延昭（王鏊季子）等。这也说明他与王氏建立了良好关系。

与吴宽、王鏊不同的是，李东阳不是文徵明的同乡，他与文徵明也没有直接往来的记录，但他确实与文家有较好的关系。

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茶陵人，茶陵派主要代表。天顺八年（1464）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官至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工篆隶书，碑版篇翰，流播四裔。奖成后进，推挽才彦，学士大夫出其门者，悉粲然有所成就。立朝五十年，清节不渝。

文林与李东阳颇有交情。成化八年（1472）文林携家赴任永嘉县令时，李东阳就为他写了送行诗；文徵明母亲祁氏去世后，文林给李东阳寄去书、状各一，请他为妻子撰写墓志铭，李东阳因此写下《文永嘉妻祁氏墓志铭》；成化十五年（1479）文林考绩在京时，曾与李东阳等说起父亲文洪致仕后的状况，李东阳此后与谢铎、张泰、吴宽、陈琼、陆容、杨一清、黄谦、吕秉之等赋诗撰文汇为《吴山归老卷》追赠之。

文徵明叔父文森则在入仕后直接从李东阳学习过，当时李东阳以台阁重臣主盟文坛，主张文法先秦，诗学汉唐，文森深受影响。

父辈的交情自然影响到文徵明。目前虽不能找到文徵明与李东阳直接交流的记载，但二人是相互了解的。李东阳对自己的篆书颇为自负，曾说：“吾之篆，文生之隶，蔑以加矣。”[147]欣赏之情，溢于言表。文徵明则曾在正德五年（1510）六月以小楷重录李东阳《明故中书舍人徐君墓志铭》，又曾画有《西涯图》，显露出自己对李东阳的景仰之情。

不容忽略的是，和文徵明多有往来的杨循吉是成化二十年（1484）进士，授礼部主事；和文徵明亦师亦友的都穆是弘治十二年进士（1499），官至太仆少卿。正德十年（1515），文徵明还曾与当时的吏部尚书陆完有过联系，写下《三学上陆冢宰书》，为的是代府县学生上书禀明当地科举状况。另外，文徵明任职北京前还有不少朋友在北京做官，如崔深、沈林等。

与任职前相比，文徵明致仕归里后与更多的北京官员有过关联，比如吏部尚书胡松，文徵明曾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写下《寄胡柏泉》；又如户部尚书王暐，文徵明曾于嘉靖二十年（1541）为他作《勾曲山房图》；再如兵部侍郎陈洪谟，文徵明曾于1541年应其子所请，大行书陈洪谟《过庭复语》十节，又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写下《陈司马高吾八十》诗，还于嘉靖三十三年写下《次陈高吾兵侍八十自寿韵四首》。文徵明友人当中，也有不少在此期间在北京做过官的，如江阴的张衮，金陵的刘麟，华亭的顾从义，长洲的盛应期、王榖祥、袁祖庚等。

（三）南京官员

明王朝迁都北京之后，南京仍是政治要地，这里保留了昔日朝廷的一整套班子。文徵明一生与南京有着不解之缘，这里不但是他多次应试的地方，更是他时常前来访友的地方。他在南京的友人当中，不少人都有南京为官的经历，声名卓著者如刘缨、湛若水、顾璘、何良俊、王世贞等。

刘缨（1442—1523）字与清，号铁柯，吴县人。成化十四年（1478）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尚书。所至有风裁。

文徵明说：“某先君温州，与公居同里，既仕同朝，相好甚密。”[148]可见刘缨是文林的知交好友，文徵明正是因为这层关系而较早受到刘缨的关心和教导。

文徵明对这位长者一直敬仰有加，刘缨七十岁尚在南京做官时（正德六年），文徵明就曾写下《刘铁柯七十》以寿刘缨七十寿诞；刘缨致仕归里后，文徵明曾为他撰写了《铁柯记》，并为他画了《铁柯图卷》；正德十一年（1516），文徵明曾与刘缨同席，写下《席上赠刘司寇先生》诗一首；正德十六年（1521）刘缨八十寿诞时，文徵明写下《寿刘铁柯先生八十》二首；刘缨于嘉靖二年（1523）三月十六日去世时，文徵明正在前往北京的途中，后来在《南京刑部尚书刘公行状》中详细地描述了刘缨去世前的细碎表现，并撰写了《乡里祭刘司寇文》。种种行为均表明文徵明与刘缨有着密切的关系。

湛若水也曾是南都的高官，与刘缨不同的是，他与文徵明相隔甚远，又无渊源，因而二人虽然年龄相仿，但结交时间却很晚。

湛若水（1471—1565）字元明，广东增城人。弘治五年（1492）举于乡，从陈献章游。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历任南京吏、礼、兵三部尚书。湛若水早年曾与王守仁一同讲学，后来各立宗旨。

文徵明与湛若水之间的来往，目前可考的最早记录是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这一年，年届八十四岁的湛若水曾以诗招游年届八十五岁的文徵明，一个贵为前南京吏、礼、兵三部尚书，一个是德尊行成的社会名流，二人之间的往来，堪称一段佳话。文徵明在《湛甘泉兵部以诗招游衡山奉答》中写道：体现了老当益壮的积极心态。二人此时虽远隔万里，尚且相互问候，有互励之意，更显互重之情。同是1554年，湛若水撰写了《滁阳卢氏祠堂记》，文徵明书之并篆额，这或许不是二人有意合作，却有合作的意义。

家世衡阳有钓台，江湖流浪未能回。政怀桑梓千年计，忽枉封题万里来。月满罗浮劳我梦，云埋岳麓待公开。追攀见说襟怀壮，倘许春风杖履陪。[149]

湛若水还曾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给文徵明寄过诗柬，文徵明在次韵答诗中有“林泉得意知公健，蒲柳先秋愧我凋。万里悬情渺无极，桂枝聊赋小山招”[150]等句，并说：

徵明违远颜色，三十年余矣。林居末杀，病懒因循，未尝一荐竿牍，以修起居之敬。顾承不鄙，数数惠存，手札清篇，岁无虚使。区区不□，岂所宜蒙？袛辱之余，不胜惭感。……相望万里，参对无由，伏纸耿耿。[151]

可见湛若水曾多次给文徵明写诗寄柬，且每次都十分用心，富有情谊；文徵明对此深怀感激，也很重视这份交情，因而时有“相望万里，参对无由，伏纸耿耿”的神情。

顾璘也与文徵明年龄相仿，但他们之间既没有晚辈对前辈的尊崇，也没有平民对官员的敬畏，有的只是惺惺相惜、兄弟般的情谊。

顾璘（1476—1545）字华玉，别号东桥居士，世为吴县人，徙居金陵。弘治九年（1496）进士，官至南京吏部尚书。少负才名，虚己好士，与同里陈沂、王韦号“金陵三俊”。其后宝应朱应登继起，称“四大家”。晚岁家居，文誉藉甚。

文徵明与顾璘应是相识于弘治八年（1495）秋，当时他们同在南京应试，顾璘作于正德十年（1515）的《寄文徵仲》中有“儒林挥笔掩群贤，湖海倾心二十年”[152]句，这也证明他们在此之前没有结交。

自1495年在南京相识以后，文徵明与顾璘从此有了长达五十年的交往，无论荣辱富贵，二人时有往来，吟诗作画，情深义重。比如正德四年（1509），顾璘升任开封知府后，写信告知徵明，文徵明在《次韵答顾开封华玉见寄》中起首便道：“青春三十早专城，故旧江南重别情。”[153]显现了彼此超越名利的友情；正德八年（1513）顾璘在开封任上得罪宦官，被贬广西全州，便道还家，与文徵明及王韦等在南京相晤，顾璘在南京的友人如乔宇、李熙、陈沂、王韦等均赋诗为他饯行，文徵明作诗并叙其首，其中诗中有“烛跋荧荧照酒明，故人相对说平生”[154]句，让人相见他们促膝谈心的情景；顾璘在全州期间，心情没落，他在给文徵明的一首诗中写道：

儒林挥笔掩群贤，湖海倾心二十年。藻鉴尘埃无伯乐，规模乡国有颜渊。黄花别泪临湖水，白雁乡书断楚天。山馆穷愁敬枕日，拭君图画转凄然。[155]

寄托了自己对故友的无限思念。嘉靖六年（1527），文徵明至金陵与病免在家的顾璘相见，他在《顾华玉夜话》诗中写道：

秋风相别在长安，白下相逢暮雨寒。灯火笑谈疑梦寐，江湖流转各衰残。正怜牢落音书断，况复差池会合难。满眼离怀消不得，手开书卷再三看。[156]

表达了自己对时光流转的慨叹和对友人相聚的珍视。嘉靖八年（1529）春，顾璘到长洲与文徵明相见并留宿于停云馆，文徵明在《顾华玉宿余停云馆·用韵奉赠》诗中写道：

我知容膝易为安，君似青松耐岁寒。情洽酒杯春烂漫，话深烛跋夜阑残。衰迟转觉交游好，阅历深知道路难。湖海去来殊不定，相思试展画图看。[157]

一幅暂时远离一切世俗事务、专享眼下相聚时光的图景。

顾璘深知文徵明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性情，这从一些细节即可看出。嘉靖六年（1527），文徵明的玉磬山房落成，顾璘在和诗中有“拊瑟便应来凤鸟，折腰那肯揖时人”[158]句，当时文徵明致仕归里不久，顾璘显然明白他致仕的原因；嘉靖十七年（1538），顾璘在巡抚湖广途中给文徵明写道：

志士厉高节，夫君狷者流。举足唯大道，邪径焉肯由。田仁甫弱冠，却赙矜清修。元城寡内欲，亦自既壮秋。掩面过行女，闭门拒王侯。天然冰玉操，不与思虑谋。师资快吾党，少长咸低头。五车聚腹笥，发咏崇温柔。鲜云澹华泽，美玉辞雕锼。待诏入金马，玩世存薄游。脱冠挂神武，遂返莼鲈舟。颐神击磬室，放歌埋剑丘。掉笔弄图画，尽掩松雪俦。乃惊铁石肠，遗韵仍绸缪。伯阳信龙物，变化不可求。[159]

短短十五句，概括了文徵明之前的主要经历和由此显现的性情；何良俊记载：

东桥一日语余曰：“昨见严介溪说起文衡山，他道衡山甚好，只是与人没往来，他自言不到河下望客，若不见别个也罢，我在苏州过，特往造之，也不到河下一答看。我对他说道，此所以为衡山也，若不不看别人只看你，成得个文衡山么？”此亦可谓名言。[160]

这是名言，却必定是建立在顾璘对文徵明思想性情充分了解的基础之上的。

文徵明同样深知顾璘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性情，他在《故资善大夫南京刑部尚书顾公墓志铭》中详述了顾璘的为官经历和一些重要举措，并对顾璘其人简要评述道：

……公（顾璘）融朗阔达，精于吏理，能激昂任事。……为文不事险刻，而铸词发藻，必古人为师。见诸论著，雄深尔雅，足自名家。诗尤隽永，虽矩矱唐人，而劖芟陈烂，时出奇峭。乐府歌词，不失汉、魏风格。问学深博，既有资地，而才敏气充，足以发之。……有古高贤特达之风。……[161]

这样的墓志铭，非深知顾璘之人不能为之。

文徵明与顾璘的交情不仅体现在他二人之间，还体现在与对方家人、朋友之间。文徵明曾于嘉靖十年（1531）专程前往金陵为顾璘之父顾纹贺八十寿，又与顾璘从弟顾英玉有交往，还与顾璘的好友刘麟、陈沂、王韦、许隚和许谷父子等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顾璘则与文徵明长子文彭、次子文嘉关系密切，且与文徵明的众多朋友（或为弟子）多有往来，如王守和王宠兄弟、袁氏兄弟等。

我们说顾璘是文徵明的同辈，是一生知己；何良俊则是文徵明的晚辈，是文徵明的忘年交，所著《四有斋丛说》有关文徵明的记载甚多，体现了他对文徵明事迹的关心和对文徵明其人的崇敬。

何良俊（1506—1573）字元朗，号柘湖，松江华亭人。官至南京翰林院孔目。为学专注而且勤奋。风神朗彻，妙解音律，风流豪爽。

何良俊最迟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获交于文徵明，这一年文徵明八十寿诞，何良俊写有《奉寿衡山先生三首有序》，视文徵明如神仙中人。他之所以钦慕文徵明，必定与他一生有书画收藏之好有关，他曾说：

余小时即好书画，以为此皆古高人胜士，其风神所寓，使我日得与之接，正黄山谷所谓能扑面上三斗俗尘者也。一遇真迹辄厚资购之，虽倾产不惜，故家业日就贫薄，而所藏古人之迹亦已富矣。然性复相近，加以笃好。又得衡山先生相与评论，故亦颇能鉴别。[162]

正是有了这份钦慕，加之“笃好”，促使他多次拜访文徵明，求观徵明藏品，并与徵明“相与评论”，比如他在《书画铭心录》中记述的这一条：

余归时往见衡山，因故乡遭变惨酷，急欲省视，即辞去。抵家凡四十日，还京次吴门，复造衡山。款坐，设饭。久之，良俊请曰：“武库所藏皆是精品，然良俊所记忆不忘者，独苏长公《嵩阳帖》及赵文敏与中峰手简二卷耳。请再观之。”因出示，回环展玩，神思飞越，真宇内奇宝也。[163]

类似的记载还有不少，足见二人的交往常常建立在书画赏鉴的基础上。

文徵明对这位后辈显然是欣赏有加的，他在嘉靖三十年（1551）四月望为何良俊撰写的《何氏语林叙》中称何良俊为“吾友”，并说：

此书特为隽永，精深奇丽，莫或继之。元朗雅好其书。研寻演绎，积有岁年，搜览篇籍，思企芳躅。昉自两汉迄于宋元，下上千余年，正史所列，传记所存，奇踪胜迹，渔猎靡遗。凡二千七百余事，总十余万言。类列义例，一惟刘氏之旧，凡刘所已见，则不复出。品目胪分，虽三十有八，而原情执要，实维语言为宗。单词只句，往往令人意消。思致简远，足深唱叹。诚亦至理攸寓，文学行义之渊也。[164]

此为文徵明对《何氏语林》的高度评价，却也流露出文徵明对何氏的高度赞赏之情。正是有了这份赞赏之情，文徵明还于当年为何良俊写下《何良俊傲园》诗一首，其中“适意乾坤聊肆志，放言贫贱敢骄人”[165]句是在说何良俊，又似在说他自己，体现了二人共同的志气。

嘉靖三十二年（1553），何良俊赴任南京孔目，文徵明在写给他的送行诗中写有“白头老友难为别，飞梦先绕建业城”[166]句，并给当时同在南京任职的何良傅（何良俊之弟）写下《寄何叔毗礼部》，其中有“相逢相别还相忆，白发江湖无限情”[167]句，体现了二人良好的交情。

同是文徵明的后辈和忘年交，王世贞和王世懋兄弟较之何氏兄弟更是声名显赫。

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太仓（今属江苏）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尚书。生有异禀，有过目不忘之能。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为复古派后七子之盟主，著述极富，有《弇州山人四部稿》、《续稿》、《弇山堂别集》、《瓢不瓢录》、《嘉靖以来首辅传》等。其弟王世懋（1536—1588）字敬美。好学，善诗文。

王世贞最晚在嘉靖二十三年（1544）便已结识文徵明。文徵明有这样的记述：

嘉靖甲辰春日，偶过元美斋头，出示唐人墨迹，精绝可爱，不胜景仰。复以佳纸索前后《出师表》。余何敢望古人哉？勉为书此，以鱼目混夜光，觉我形秽多矣。[168]

当时王世贞年仅十九岁，而文徵明已经是七十五岁的老人，无论年龄还是个人声望，王世贞都还显得十分稚嫩。但文徵明却应王世贞之请写下《楷书前后赤壁赋》，可见王世贞那时已颇受文徵明欣赏。

王世贞得以多次拜会文徵明且获得徵明书画作品，缘于他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奉使南下，因倭寇之警携家避居吴中。王世贞在吴期间，文徵明曾为他画兰石、书古体诗、在金花古局笺上行书三诗、录《早朝》近体十四章于古高丽茧上等。王世贞当年还朝时，文徵明又为他写下赠行诗，其中有“风云壮志输年少，看取骅骝万里程”[169]句，表达了他对这位青年才俊的祝福。

文徵明晚年诗文用语稍显率致，王世贞年少时曾对此表露过轻视的态度，但他终究视文徵明为吴中杰出人物，“一轻视待诏，终身悔之”[170]，曾说：

吾年少时不经事，意轻其（文徵明）诗文。虽酬酢，而甚卤莽。年来从其次孙请为传，亦足称忏悔文耳。[171]

足见他对文徵明的敬重之情。

文徵明对王世贞之弟王世懋也甚是喜欢。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仅十七岁的王世懋拜见了八十三岁的文徵明，文徵明爱其奇颖，称之为小友，并书《原道》相赠。

以上诸人之外，文徵明还与南京不少官员有较好的交情，如曾官南京户部主事的朱应登、曾官南京刑部尚书的周伦、曾官南京光禄寺少卿的柴奇、曾官南京吏部郎中的方豪、曾官南京工部侍郎的蔡汝楠、曾任职于南京工部的吴瑞、曾任职于南京礼部的王廷，等等，不一而论。

（四）其他地方官员

文徵明一生结识的官员当中，很多人一生主要不曾（或根本没有）在苏州、北京或南京任职。这些人当中，有些是文徵明的老师，如李应祯、吕常、赵宽等；较多的是文徵明的后辈（有些是文徵明的弟子），如“昆山三俊”[172]中的周复俊、“四皇甫”[173]、“三张”[174]、“萧墅二张”[175]等；更多的是与文徵明偶有往来的朋友，如吴承恩、吴仕、姚奎、俞宪、俞泰等。

文徵明交往的官员中，有一些与他关系较为密切的后辈或弟子值得关注。

周复俊，字子吁，号木泾子，昆山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授工部都水主事，寻迁。弱冠与王同祖、顾梦圭称“昆山三俊”。居官清介，多惠政。精研理要。

文徵明与“昆山三俊”均有良好关系，周复俊也曾在京做官，但他一生主要任职于京城之外。

文徵明曾在周复俊迁四川提学副使后，以行书撰写了《赠周子吁提学四川叙》，又杂录自己所作七律十五首、五古三首赠之，并在题款中写道：

近作数首，录以子吁提学评订一笑。[176]

可见二人关系较为亲密。嘉靖三十二年（1553）周复俊赴云南右布政使任时，文徵明赋诗赠行，其中有“老年怕见亲知别，况此尊前万里分”[177]句，充分说明二人关系密切。

嘉靖三十六年（1557）周复俊赴任四川按察使时，文徵明还曾写过赠诗，其中有“古来治蜀惟严靖，此去持刑况老成”句，体现了一个长者对后辈的殷切期望。

与“昆山三俊”不同的是，“四皇甫”是四个亲兄弟，且与文徵明同为长洲人。老大皇甫冲（1490—1558）字子俊。嘉靖七年（1528）举人。老二皇甫涍（1497—1546）字子安。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官至浙江按察使司佥事。老三皇甫涍（1498—？）字子循，号百泉。嘉靖八年（1529）进士，曾官南京工部主事、黄州推官、开州同知等。老四皇甫濂字子约。也曾举进士。四兄弟并有盛名。

皇甫一家住在虎丘附近，文徵明与他们的父亲皇甫录早有往来。

皇甫录，字世庸，号近峰。弘治九年（1496）进士，授都水主事，改礼部，历仪制郎中。后于顺庆知府任上被劾归。

早在正德三年（1508），文徵明就曾有送皇甫录服阕北上诗；又在正德六年（1511）题画赠皇甫录，当时皇甫录刚刚出为顺庆知府。

同是地方名流，又与他们的父亲有良好交情，文徵明与皇甫兄弟富有交情自在情理之中。嘉靖二十年（1541）毛锡嘏以贡太学入都时，文徵明作《溪堂燕别图》赠之，当时以诗文赠行的文伯仁、王榖祥、周天球、沈大谟都与文徵明关系密切，皇甫兄弟也是诗文赠行中的成员，可见他们有着良好的交情；皇甫涍于嘉靖二十五年（1546）三月九日去世后，文徵明为他撰写了墓志铭；皇甫涍曾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文徵明生病期间前来问疾，写下《夏日，过文太史问疾》，文徵明则有《病中答皇甫百泉见赠》。我们虽然再难找到他们互相往来的记录，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他们相互珍视的推断。

“四皇甫”之后，“三张”兄弟继起，也都是长洲人，

老大张凤翼（1527—1613）字伯起，号凌虚，嘉靖四十三年（1555）举人。老二张献翼（1535—？）初字仲举，更字幼于，号壶梁。老三张燕翼（1544—？）字叔贻，与兄张凤翼同年举乡试。三兄弟均有才名，当时有“前有四皇，后有三张”[178]的说法。

文徵明对张氏兄弟甚为关爱。嘉靖二十九年（1550），文徵明通过彭年了解到张凤翼卧病石湖楞伽寺，心里颇为牵挂，怅然久之，写《古柏图卷》赠张凤翼，体现了他对张凤翼的深切关怀，又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大书旧题宋高宗赐岳飞手敕《满江红》词以赠张凤翼；文徵明晚年与张献翼时有唱和，并屡次书自作诗赠之；张燕翼儿时即受徵明器识。

见微知著。张氏兄弟除了问学、从游于文徵明，张献翼还于嘉靖四十年（1561）摹刻徵明所与诗帖尺牍于石，可见他们对文徵明十分尊崇。

“萧墅二张”是昆山人，他们与文徵明也有较好的交情。

张情，字约之，张意之兄。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官至福建兵备副使。

张意，字诚之，嘉靖八年（1529）进士，官至山东副使。

文徵明曾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八月为张情张意兄弟分别作《少峰图》、《栎金轩图》，张情之子张应文，字茂实，又与文彭文嘉兄弟往来甚密，而《清河书画舫》的编撰者张丑，就是张应文之子。可见他们很有渊源。

文徵明的弟子中，陆师道、沈大谟等人也都有为官经历。

较之与文徵明有师生关系的官员和文徵明的后生或弟子，与文徵明偶有来往的地方官员难以计数。

吴承恩（1501—1582）字汝中，号射阳山人，淮安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岁贡生，授长兴知县。性敏多慧，博极群书。工书，诗文雅丽。善谐剧，著杂记数种，名震一时。

文徵明曾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在《画兰寄吴射阳》中写道：

楚江西望碧云稠，春草多情唤别愁。永夜月明湘佩冷，玉人千里思悠悠。[179]

可见二人曾见过面，并有较多交流。文徵明给吴承恩画兰并寄此诗时，吴承恩正在长兴县丞任上，他曾在《〈风入松〉和文衡山石湖泛月》中写道：

洞箫一曲倚歌声，狂杀老东坡。画船占断湖心月，杯中绿，先酌嫦娥。试问沧州宝镜，何如？鴲鹊金波？笔端万象困搜罗，无奈此翁何！玉堂回首惊残梦，无心记，往日南柯。相见年来江上，桃花点尽渔蓑。[180]

词中所描绘的，当是吴承恩读文徵明《石湖闲泛》词后的感想，可见他对文徵明当时生活状态比较关注。

吴承恩之外，文徵明还曾与山东参政俞宪、海盐县丞施渐、福建盐运使张恺、四川参政吴仕、嘉定知县王应鹏、东川军民府通判王涣、汉阳通判许初、江西布政使徐中行、太仆寺丞姚奎、山东按察使于鏊、湖广提学副使江以达、祁州知州张安甫、通政使张寰、四川剑州知州李璧、长兴知县杨上林、河南左布政使孙存、黄州推官赵韦南、知上元县周密、四川提学签事蔡宗衮、湖广佥事周思兼、湖广夷陵知州蒋球玉、江西高安知县陆鹄等，偶有往来，或同游、或赠诗、或送画、或题跋，不一而论。

总之，文徵明一生与许多官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这是他为高层所知、为世人所重的一大关键因素。

二　文士风流

（一）苏州地区的文人圈

明代中期苏州地区文人圈中的风气甚好，我们试以下列现象论之。

文人圈中，某一文士有喜事、丧事、远行之事等，常有一帮朋友共贺、共悲或共送。以文徵明父亲文林为例：成化八年（1472）文林举进士，除永嘉县令，沈周、吴宽、李东阳、张泰均有赠行诗；弘治十一年（1498）春，文林赴任温州时，杨循吉为他饯行于虎丘，同集者还有沈周、韩襄及其从子寿椿、朱存理、唐寅、徐祯卿，沈周以图纪之；弘治十二年（1499），文林灵柩抵家，沈周、吕秉之、杜启、唐寅、钱同爱、徐祯卿、吴次明、刘儆、杜憼、杜愿等皆具祭文来奠。这种现象并非个别，王鏊于弘治五年（1492）九月便道过吴，留旬日，廿九日，文林饯行，沈周绘《送行图》，吴宽跋后；嘉靖二年（1523）春，文徵明将要与蔡羽同行赴京时，汤珍、王宠分别设宴话别，吴次明、王守一同参加，汤珍还命人画六人像，徵明补景，蔡羽为记；嘉靖二十五年（1546）沈大谟谒选北上时，文徵明与吴中名士如王榖祥、陆粲、许初、皇甫汸、彭年、陆师道、陆安道、陆芝、陆治、钱榖、周天球、谢时臣、仇英、金用、徐伯蚯、张风翼、陈栝、文伯仁、文彭、文嘉等各为诗文书画以赠，等等，是为一种风气。

文人圈中，前辈喜汲引后辈，而后辈亦皆推崇先达。文徵明为例，他的前辈对他多有提携和引导，吴宽不但“悉以古文法授之，且为延誉于公卿间”[181]；沈周初不欲文徵明以艺事妨举业，终乃倾以相授；李应祯把平生学书经验总结成数百言，悉数授予文徵明。文徵明对待自己的后辈也是如此，比如对陆师道，凡有所问，文徵明无不曲示上乘，倾倒无余。文人圈中摒弃年龄大小的障碍，折辈行与交，引与游处，也是前辈喜汲引后辈的一种方式，如杨循吉和祝允明都比文徵明长十余岁，他们与文徵明和唐寅一起倡为古文辞时，文徵明和唐寅都才二十岁，毫无功业可言，而杨循吉已经担任过礼部主事，祝允明在吴中也已颇具影响，但四人往来甚合；又如王宠比文徵明小二十四岁，但他在十五岁那年，文徵明与蔡羽就因爱其早成，与为忘年交；再如王世懋十七岁谒见文徵明时，徵明已是八十三岁的老人，早已德尊行成，但文徵明爱其奇颖，呼为小友，手书《原道》以赠。前辈对后辈如此关爱和引导，后辈对前辈则体现为追随和推崇。以“追随”论之，弘治十八年（1505），大学士王鏊以父忧在家时，文徵明就主动从游于他；王鏊乞休在家后，文徵明、蔡羽、唐寅、王守、王宠等皆往从游，多有唱和；文徵明自己早有声名，晚年声名更盛，追随者众多，黄佐有这样记述：

（文徵明）悠游林壑三十余年。四方文儒道吴者，莫不过从，亦有枉道至者。名士如彭年、陆师道、周天球，文行并有显闻，皆出其门。艺文布满海内，家传人诵。[182]

足见一时风气之盛。以“推崇”论之，文徵明称吴宽为“我家吴先生”、称李应祯为“我家李先生”、称沈周为“我家沈先生”等，就充分体现了他对老师的尊崇；而他“一日论及石田之诗曰：‘我家沈先生诗，但不经意写出，意象俱新，可谓妙绝，一经改削，便不能佳，今有刻集，往往不满人意。’因口诵其率意者二三十首，叠叠也不休。即余所见石田题画诗甚多，皆可传咏”[183]，则又充分体现了他对老师的推崇。文徵明晚年被吴中士人尊称为“文先生”，且“晚岁德尊行成，海宇钦慕。缣素山积，喧溢里门。寸图才出，千临百摹”[184]，同样是被推崇的表现。如此良好的风气，难怪何良俊要感慨道：

吾松江与苏州连壤，其人才亦不大相远，但苏州士风，大率前辈喜汲引后进，而后辈亦皆推重先达，有一善，则褒崇赞述无不备至，故其文献足征。吾松则绝无此风。[185]

可见当时苏州文人圈中，前辈不因自己功业已成或影响已大而藐视后辈，他们尽可能提携后辈，鼓励、促进后辈成长；后辈也不妒忌前辈已有的名望和成就，他们主动接近前辈，向前辈学习，发自内心地尊重前辈、推崇前辈。是为另一种风气。

文人圈中，少有文人相轻之事，多有文人相重之举。何良俊有这样的记载：

王文恪（鏊）自内阁归，时石田先生已病亟，文恪即遣人问之，石田书一绝为谢。诗曰：“勇退归来说宰公，此机超出万人中。门前车马多如许，那有心情问病翁。”字墨惨淡，遂为绝笔。后二日而卒，文恪之重贤而存旧，今亦不复有此风矣。[186]

王鏊与沈周皆一时贤达，为时人瞩目，二人相重若此，意义自与一般的问候有别，可谓吴中文人楷模。类似的事情在文徵明交游圈内也时有发生，我们从文徵明的病中之作可见，文徵明病中每有诸友过访问候，可见友人对他关心颇多；嘉靖二十四年（1545）四月，彭年过玉磬山房，文徵明询知张凤翼卧病石湖楞伽寺，怅然久之，灯下写古柏并题以寄，王榖祥、周天球、陆师道、袁尊尼、黄姬水、袁褧、陆安道、彭年兄弟等皆有和作。此类事情虽不可与王鏊问候沈周之事比拟，却也尽现文人相重之情。

当然，单是相互问候并不足以说明当时苏州地区文人相重的风气，文人相重之风主要还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异轨齐尚，黼黻并丽。文徵明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在吴中度过，往来友人（或弟子）多是吴中文人士子（有些还有官员身份或商贾身份），如祝允明、唐寅、徐祯卿、都穆、钱同爱、汤珍、朱存理、沈津、浦应祥、朱凯、刘协中、邢参、顾兰、吴次明、蔡羽、吴奕、彭昉、阎起山、朱育英、陆南、王涣、王献臣、徐缙、钱贵、彭年、周天球、陆师道、钱榖、朱朗、陆治、王榖祥、王穉登、陈钥和陈淳父子、卢氏兄弟、王氏兄弟、袁氏兄弟、皇甫氏兄弟、张氏兄弟等，均与文徵明过从甚密。诸多友人当中，与文徵明意气相投者自然很多，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和脾气，与文徵明性情不一甚至性情迥异的友人也不在少数。祝允明、唐寅、陈钥和陈淳父子即是与文徵明性情迥异的代表人物：祝允明为人好酒色六博，不修行检；唐寅放荡不羁，磊落自异；陈氏父子豪放不羁。文徵明不但与意气相投者相从甚密，与性情迥异者往往也能够“与之异轨而齐尚，日欢然无间也”[187]，他在《祭陈以可文》中这样写道：

所谓水火其性，而胶漆其谊也。二十年来，气浃情怡；有无通假，过失相规。[188]

文徵明之所以能够这么做，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他们相重相容。

因为相重相容，因而以“吴中四才子”为代表的一大批文人，在当时已形成“声景比附，名实彰流，金玉相宣，黼黻并丽，吴下文献，于斯为盛，彬彬乎不可尚已”[189]的声势。

第二，过失相规，甘为人后。文徵明在《祭陈以可文》中提到自己与陈钥“过失相规”，说明他们能相互指出对方的不足，共同成长。其实不单是陈钥，陈淳在其父去世后放荡不羁的行为也令文徵明颇为忧心，二人甚至因此有了较大隔阂；文徵明对唐寅的规劝和唐寅对文徵明的拜服堪称苏州文人圈中“过失相规，甘为人后”的典型。

唐寅经受科场案时，文徵明曾周旋其间，使唐寅终得解领。此后唐寅曾撰长书致文徵明，倾诉了自己的人生志向和心中的悲苦，情真意切，令“见者靡不酸鼻也”[190]！文徵明对好友的遭遇自然无限同情，对造成唐寅遭受伤害的都穆心存愤慨。他一向言行谨慎，但在与友人谈及此事时，“词色俱厉。且言‘人但知（都）穆为文人，不知妍娼反复若此？’”[191]唐寅仕途无望之后，曾远游福建、浙江、湖南、江西等地，倦游归里后，因病不复出，托丹青以自娱。文徵明眼见唐寅如此消沉，曾写下这样的诗句：

经月思君会未能，空床相见拥青绫。若非纵酒应成病，除却梳头即是僧。友道如斯谁汝念？才名自古得人憎。夜斋对月无由共，欲赋幽怀思不胜。[192]

表达了自己对唐寅的劝慰。此后唐寅任达自放，落魄逾甚，文徵明对他多有规劝，唐寅却在《答文徵明书》中这样写道：

……且操奇邪之行，驾孟浪之说；当诛当放，载在礼典，寅故知之。然山鹊莫喧，林鹗夜眠；胡鹰耸翮于西风，越鸟附巢于南枝；性灵既异，趋从乃殊。是以天地不能通神功，圣人不能齐物致。……寅束发从事二十年矣，不能翦饰，用触尊怒。然牛顺羊逆，愿勿相异也。[193]

可见唐寅当时执迷不悟，置文徵明的规劝于千里之外。所谓人各有志，文徵明也是无可奈何，二人因此几乎失和。

放纵终究令人空虚，浪子也有回头之时。唐寅于正德十年（1515）曾致书文徵明，先是回忆了二人的交情，接着写道：

寅每以口过忤贵介，每以好饮遇鸠罚，每以声色花鸟触罪戾。徵仲遇贵介也，饮酒也，声色也，花鸟也，泊乎其无心，而有断在其中，虽万变于前而有不可动者。昔项橐七岁而为孔子师，颜路长孔子十岁，寅长徵仲十阅月，愿例孔子，以徵仲为师。非词伏也，盖心伏也。诗与画，寅得与徵仲争衡；至其学行，寅将捧面而走矣。寅师徵仲，惟求一隅共坐，以消融其渣滓之心耳，非矫矫以为异也。虽然，亦使后生小子钦仰前辈之规矩丰度，徵仲不可辞也。[194]

唐寅这里表达了自己对之前“每以口过忤”文徵明的悔悟，并从颜路长而为孔子弟子之例，愿以文徵明为师，一句“非词伏也，盖心伏也”道出了他对文徵明的由衷钦佩之情。唐寅善诗画，但他在文徵明面前也不自大，仅认为自己“得与徵仲争衡”，并在学行方面甘拜下风。

唐寅的表现并非个别。徐祯卿曾在《与文子叙别》中写有这么一段：

我试论之：大雅特介，吾孰与子？议论英发，吾孰与子？诗藻工绝，吾孰与子？书画精丽，吾孰与子？闻见博浃，吾孰与子？五者皆弗如也。[195]

表达了自己在文徵明面前甘拜下风的态度。

文徵明也有类似表现，他在跋《祝允明草书赤壁赋》中写有这么一段：

余往与希哲论书破合，每相推让，而余实不及其万一也。自希哲亡，吴人乃以余为能书，过矣。昔赵文敏题鲜于太常临《群鹅帖》，所谓“无佛处称尊”者，盖谦言也。若余则何敢望吾希哲哉！[196]

自认为自己在书法方面远不及祝允明。

其实无论是唐寅的诗画，还是徐祯卿的诗藻，都有别于文徵明的风格，各有所长；祝允明书法以小楷、大草见长，文徵明书法诸体皆工，尤其擅长小楷和行书，二人书法也各有优劣。但他们在谈及对方时，不是贬低对方以抬高自己，而是彰显对方的优长，甘居人后。是为相重之举。

文人圈中，雅集结社蔚为风气。文徵明一生乐于与友人往来，有着庞大的交际圈，因而参与文人雅集之事、雅聚之作很多，比如弘治十八年（1505）正月初七，朱存理、吴次明、钱同爱、陈淳及从弟陈津同集于停云馆，文徵明有诗并画，朱存理等有和作；又如正德七年（1512），文徵明与蔡羽、吴次明、汤珍、陈淳及王守兄弟等多次相聚，考德问学，讲艺赋咏而外，必就佳山水游观，所到之地以石湖及治平寺为多，均有诗作；再如嘉靖二十二年（1543）二月八日，文徵明与汤珍、陆师道、王延昭、蔡范、陆鹄、劳珊、蒋球玉、王曰都等游华山，留宿山寺，留有题记等。最值得一提的是，正德十三年（1518）二月，文徵明与蔡羽、汤珍、王守、王宠等曾有一次较长时间的出游，他们于二月九日于虎丘相聚，五人相约数日后在武进会面，之后蔡羽往润州，汤珍往勾曲；十五日，文徵明与王守、王宠兄弟同舟往武进；十六日，文徵明晤教谕郑鹏于武进学廨，并留宿于此；十七日，蔡羽、汤珍到武进与文徵明等会合，他们同游了白司寇园；十九日，他们五人冒雨前往无锡，与潘、汤子朋在惠山举办了茶会。此次出游，文徵明等每到一处，常有诗作；有关惠山茶会，更是有诗、有画、有记——蔡羽、汤珍、王守、王宠皆有诗，文徵明画有《惠山茶会图》，蔡羽撰写了《惠山茶会序》。可见文人雅聚之“雅”，“雅”在行为方式，或清谈、或品茗、或饮酒、或作诗、或作书画、或谈文论艺；雅聚之“聚”，“聚”于书斋、“聚”于山间、“聚”于舟中、“聚”于园池。外在的或有美景，或有佳肴，或有佳作；内在的是感情的交流，是相互间的切磋，是同声相和。

结社是为了更好地雅聚。文徵明曾与沈周、杨循吉、孙一元等结诗酒社，又曾与吴次明、吴奕、蔡羽、钱同爱、陈淳、汤珍、王守、王宠、张灵等结为“东庄十友”，促进了交流，加强了友谊。

一些颇具经济实力的地方士绅则竞相修建园池，为文人雅聚提供了良好场所，自己也从游其中，获得雅趣。王献臣和他的拙政园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二）苏州周边地区的鉴藏家

明代中期苏州地区鉴藏之风甚盛，以书画鉴藏为主，参与其中的文人墨客很多。文徵明的师友当中，沈周、吴宽、祝允明、都穆、沈津等人，均是当时著名的鉴藏家。文徵明本人既精于书画，也擅长鉴别，与各地鉴藏家多有往来。本小节重点探讨文徵明与无锡华氏、秀水项氏的交往。

无锡华氏　明代中期众多的鉴藏家中，无锡华氏无疑是一大独特的群体，这一群体当中，华夏与华云则是与文徵明来往最为密切的两位。

华夏，生于孝宗朝（1488—1505年），字中甫，号东沙。少师事王守仁，中岁与祝允明、文徵明来往密切。富收藏，善品鉴。

我们目前所能查到的有关文徵明与华夏交往的最早记录，是在正德十四年（1519）五月十五日，文徵明这一天为华夏所藏宋拓《淳化祖石刻法帖》六卷作了题跋，而早在正德九年（1514）四月，华夏就曾到吴门拜访祝允明，请他补书诸葛亮《前后出师表》于赵孟《武侯图》后。由此可以推测，文徵明与华夏的认识时间，应在正德十四年前后。

文徵明与华夏的交往，自然主要是建立在鉴定、题跋、作书、绘画等基础上。上述《淳化祖石刻法帖》，是华夏一生当中重要的一项收藏，文徵明继上次题跋之后，又于嘉靖九年（1530）七月既望，为华夏续得的《淳化祖石刻法帖》三卷作跋；还因史鉴家另外藏有一卷《淳化祖石刻法帖》，文徵明曾为之和会，可惜未成。目前可考文徵明为华夏作跋的藏品还有：

《定武损本兰亭叙》，跋于嘉靖九年（1530）八月二日；

颜真卿《刘中使帖》，跋于嘉靖十年（1531）八月朔；

王羲之《袁生帖》，跋于嘉靖十年（1531）九月朔；

黄庭坚《经伏波神祠诗》，跋于嘉靖十年（1531）九月晦；

钟繇《荐季直表》，跋于嘉靖十年（1531）十月朔；

《唐摹万岁通天进帖》，跋于嘉靖十一年（1532），并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以小楷书之帖后。

华夏一生所为，最有影响的事情莫过于《真赏斋帖》的摹刻，有关文徵明与《真赏斋帖》的关系，我们将在下一节展开论述。值得关注的是，文徵明曾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秋，为华夏作《真赏斋图》；又在嘉靖三十六年（1557）四月既望，为华夏隶书及小楷所撰《真赏斋铭》于八十岁所画《真赏斋图》后，并另作一图，亦小楷斋铭于后。文徵明为“真赏斋”倾注这么多心血，自然有其主人华夏的“求请”之功，更重要的是，文徵明对华夏此人在鉴藏领域的作为有着充分的认可。文徵明在《真赏斋铭》中写有这么一段：

今江南收藏之家，岂无富于君者，然而真赝杂出，精驳间存，不过夸视文物，取悦俗目耳。此米海岳所谓“资力有余，假耳目于人意作标摽表”者。呜呼，是焉知所好哉？而赏则未也。陈列抚摩，扬搉探竟，知所赏矣，而或不出于真性。必如欧阳子之于金石，米老之于图书，斯无间然。欧公云：“吾性颛而嗜古，于世人之所贪者，皆无欲于其间；故得一其好玩而老焉。”米云：“吾愿为蠹书鱼，游金题玉躞而不为害。”此其好尚之笃，赏识之真，孰得而间哉！中父殆是类也。[197]

文徵明这里简要地陈述了当时江南地区的收藏情形，表达了自己对“夸视文物，取悦俗目”者的反感，而肯定华夏为“真赏”之士，体现了他对华夏充分认可的态度。

华云（1488—？）字从龙，号补庵。少颖异，能诗文。曾师从邵宝、王守仁。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官至南京刑部郎中。据载：

云家故饶于资，乃能以之行义，由亲逮疏，凡有窘急，悉需以济。其于庶弟寡妹，恩礼尤笃。外家甚贫，日廪给之。晚岁仿范文正公义庄事，捐田千亩以赡族，肖先世孝子象其中。筑真休园于宅傍，充牣其中。暇则放舟溪壑，倡咏忘归。[198]

可见华云是个慷慨潇洒之人。上述行为之外，华云还以交友广泛著称，但“惟临海金一所，天台王西轩、仙居应容庵、姑苏文衡山数公为定执也”[199]，说明文徵明是华云一生中很重要的一个朋友。

翻查文徵明与华云的交往记录，我们确实可以找见不少有关二人友好往来的事迹。文徵明曾多次前往无锡华云家中，如嘉靖十三年（1535）十二月四日，文徵明往无锡访华云，留居西斋，题华云所藏巨然《治平寺图卷》后，又赋诗寄情，并系以图；又如嘉靖三十年（1551）二月，文徵明曾至无锡华云家，玩庭中玉兰，有诗并图。文徵明又曾多次与华云一起出游，如嘉靖十九年（1540）七月，文徵明曾与华云游尧峰，归作《尧峰观瀑布图》并题；又如嘉靖三十年冬，文徵明到无锡会同华云前往义兴，归与华云夜登惠山。文徵明还曾多次为华云作诗或文或书或画，诗歌方面，如嘉靖二十五年（1546），文徵明曾作《华从龙寄赠箬兰，兼示高篇，率尔奉答》；文章方面，如嘉靖十年（1531），文徵明曾应华云之请，撰《寿浙省都事海月华君叙》以寿其父华麟祥；书法方面，如嘉靖二十六年（1547）二月，文徵明曾至无锡华云绿筠窝，为补完前书小楷《文赋》；绘画方面，如嘉靖二十七年（1548）六月八日，文徵明曾为华云作《写生十幅册》。华云曾在朝为官，文徵明曾为他饯行，典型的如嘉靖二十五年（1546），华云曾以户部主事监四门仓，督边储还朝，过吴门来访文徵明等友人，文徵明及吴中诸友之后在虎丘为华云饯行。

种种事迹表明，文徵明与华云确实交情匪浅。不过二人往来事迹中，书画鉴藏之事还是最多。目前可考二人有关联的最早记录就与鉴藏有关，那是在正德十五年（1520），文徵明为华云所藏的《寒塘凫雀图》题写了七古诗一首。其后有关二人鉴藏活动的事件主要还有：

嘉靖元年（1522）十月二日，文徵明为华云所藏宋夏圭《晴江归棹图》作跋；

嘉靖九年（1530）三月八日，文徵明为华云跋所得二十年前徵明为钱尚仁画《洛神图》；

嘉靖二十七年（1548）十月五日，文徵明跋华云所藏宋马远《晴江归棹图》；

嘉靖三十一年（1552）五月，文徵明曾避暑无锡，阅华云所藏赵元、赵天泽画，以合璧名之，并记；

嘉靖三十二年（1553）八月十五日，文徵明跋华云所藏赵孟《天冠山诗》；

嘉靖三十三年（1554）七月望日，华云携示宋陈居中《松泉高士图》索题，文徵明识而归之。

无锡华氏群体中，文徵明还与华世祯、华察、华珵、华锷等人多有往来，不过他们的鉴藏之名远不能和华夏、华云相比。

无锡鉴藏家中，安国（1481—1534）也是一个著名人物，文徵明与他有较多往来。安国曾于嘉靖十年（1531）九月既望，携苏轼小楷《怀素自叙释文》至吴请文徵明鉴定；文徵明曾于嘉靖十一年（1532）三月既望为安国题《赵孟暨子雍孙麟画马》。

秀水项氏　秀水项氏在明代中后期的杰出代表，非项元汴莫属。

项元汴（1525—1590）字子京，号墨林。博物好古，精绘事，擅书法，富收藏。

董其昌《明故墨林项公墓志铭》中所提项元汴交游名流，主要是文徵明的子嗣或弟子，而没提及文徵明。按说以文徵明声名之盛，项元汴若与他往来有数，《明故墨林项公墓志铭》中不至于不提及这么一个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是否说明，文徵明与项元汴就没有过往来呢？

项元汴生于嘉靖四年（1525），文徵明时年五十六岁。此后三十四年间，文徵明虽时有病痛纠缠，但病痛似乎只是他生命环节中的小事，远不足以影响他的文艺事业；项元汴在这三十多年中，也逐步成长一位知名的鉴藏家。无论时间、空间，还是二人所热衷的事业，文徵明与项元汴均有很多交错点，他们完全存在交往的可能。

考察项元汴的收藏，《元张雨自书诗册》为项元汴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秋“得于吴趋文衡山家”[200]；《梅沙弥竹谱卷》为项元汴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春既望“得于吴门文氏”[201]；《文衡山小楷古诗十九首册》为文徵明应项元汴之请，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六月既望所书。另外，据文徵明仲子文嘉于嘉靖四十年（1561）七月既望为子春所得《文徵明四体千字文》作的题识记述，文徵明平生好书《千字文》，“然未尝轻作（《四体千字文》），惟江阴朱子儋、丹阳孙志新、嘉兴项子京，各购得一本。余或得真、草，或篆或隶，未有得其全者”[202]。

上述藏品中，除《四体千字文》无具体年月可考外，其余作品交易均发生在文徵明人生最后几年。且《文徵明小楷古诗十九首》及《文徵明小楷陶潜田园诗》二纸，是项元汴以礼金四两所得。可以推测，项元汴即便与文徵明有过直接接触，也是在文徵明晚年的时候；项元汴也完全可能没有与文徵明有过直接接触，所得文徵明家藏或自作书画，均是通过中间人的沟通才得以完成，而充当中间人角色的，主要就是与项元汴交好的文彭和文嘉兄弟。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文徵明一生交往极广，并不限于官员、文士、鉴藏家等，还有刻手、墨工、笔匠等，此处不一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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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清文含纂辑《文氏族谱续集》历世第宅坊表志，苏州曲石精庐刻《曲石丛书》本，民国十八年（1929）。

[2]见陈继儒《太平清话》，江畲经编著：《历代小说笔记选·明·第二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5页。

[3]文徵明：《玉磬山房》，《文徵明集》卷十二，第333页。

[4]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一一六》，光绪文学山房本。

[5]周道振、张月尊同纂：《文徵明年谱》卷四，第305页。

[6]《文徵明年谱》卷一，第62页。

[7]王世贞：《文先生传》，《文徵明集》附录二，第1627页。

[8]见《文徵明集》补辑卷二，第811页。

[9]惠山有包括天下第二泉、龙眼泉在内的名泉十余处，很适合文人骚客汲泉煮茗。

[10]文徵明：《煮茶》，《甫田集》卷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文徵明：《袁与之送新茶荐以荣夫新笋赋谢二君》，《文氏五家集》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文徵明：《煎茶诗赠履约》，《甫田集》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文徵明：《次夜会茶于家兄处》，《文徵明集》卷八，第179页。

[14]文徵明：《煎茶》，《文徵明集》补辑卷十，第1301页。

[15]吴大本（1440—1522），名纶，号心远居士，宜兴人。一生隐居不仕。偏嗜茗饮，煎茶之法极精，与沈周、吴宽、文徵明、顾元庆、邵宝诸人多有交往。

[16]《文徵明集》卷八，第178页。

[17]《文徵明集》卷八，第179页。文徵明煮茶方面对水的要求非常严格，常派人进山汲取好的泉水来煮茶，但他又怕挑夫图路途近便，随意汲取其他泉水来滥竽充数，于是，他就以竹符为信物交给泉边寺中的僧人，待挑夫来汲泉时，将竹符随水一同带回。这便是所谓的竹符调水，相传为宋代的苏东坡所创。

[18]文徵明：《与逵甫燕坐小斋为写竹石》，《甫田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同上。

[20]《文徵明集》卷八，第181—182页。

[21]文徵明：《李宗渊先生墓志铭》，《文徵明集》卷三十，第692—693页。

[22]《文徵明年谱》卷七，第618页。

[23]文嘉：《先君行略》，《文徵明集》附录二，第1623页。

[24]黄佐：《将仕佐郎翰林院待诏衡山文公墓志》，《文徵明集》附录二，第1629页。

[25]见文徵明《致吴遁庵札》，《文徵明集》补辑卷二十七，第1430页。

[26]文徵明：《记震泽钟灵寿崦西徐公》，《文徵明集》补辑卷十九，第1263—1264页。

[27]唐寅：《姑苏杂咏》，见周道振，张月尊辑校《唐伯虎全集》，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3页。

[28]文徵明《跋吴中三大老诗石刻》：“卢革字仲辛，本德清人。庆历进士乙科。历官知广南提点刑狱，光禄卿。致仕后，迁通议大夫，退居吴中。今吾家所居，相传为公故址，旁有卢提刑桥尚存。”见《文徵明集》卷二十二，第548—549页。

[29]道光《苏州府志》卷四十六《第宅园林》。

[30]见《文徵明集》卷六，第108页。

[31]文徵明：《王氏拙政园记》，《文徵明集》补辑卷二十，第1276页。

[32]同上。

[33]见《文徵明年谱》卷五，第455页。

[34]见文徵明《拙政园诗三十一首》，《文徵明集》补辑卷十六，第1208页。

[35]见文徵明《拙政园诗三十一首》，《文徵明集》补辑卷十六，第1209页。

[36]同上书，第1207页。

[37]见文徵明《虎丘千顷云图》，《文徵明年谱》卷二，第137页。

[38]见文徵明《虎丘》，《文徵明集》卷十三，第366页。

[39]文徵明：《王槐雨邀泛新舟遂登虎丘纪游十二绝》，《文徵明集》补辑卷十二，第1095页。

[40]见文徵明《同履仁濯足剑池》，《文徵明集》卷三，第37页。

[41]见文徵明《虎丘万松庵》，《文徵明集》卷六，第108页。

[42]见文徵明《千顷云阁》，《文徵明集》卷六，第114页。

[43]见文徵明《九日雨中虎丘悟石轩燕集》，《甫田集》卷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4]见《甫田集》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5]陆伸娶吴愈第二女为妻。

[46]陆伸之子陆之箕为都穆的长女婿。

[47]文徵明与顾璘本打算这次在朱应辰家中相见，但顾璘于二月十九日先到了宝应，以道升山西按察使，至二十八日就从淮安离开了。

[48]吕梁洪，在江苏铜山县东南。

[49]“苏州至此已八百里，前途尚有二千八”，见《艺苑掇英》第三十四期《明文徵明家书卷》，转自《文徵明年谱》卷四，第335页。

[50]见《文徵明年谱》卷七，第640页。

[51]见文徵明《游华山寺记》，《文徵明集》补辑卷二十，第1279—1280页。

[52]《甫田集》卷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3]《文徵明集》附录二，第1617页。

[54]黄佐：《将仕佐郎翰林院待诏衡山文公墓志》，《文徵明集》附录二，第1633页。

[55]《文徵明年谱》卷八，第731—734页。

[56]见《文徵明年谱》卷八，第734页。

[57]文徵明：《致钱叔宝》，《文徵明集》补辑卷二十七，第1466页。

[58]文徵明：《致子传》（第二札），《文徵明集》补辑卷二十七，第1467页。

[59]文徵明：《致孔加》（第九札），《文徵明集》补辑卷二十七，第1470页。

[60]见《文徵明集》卷十四，第391页。

[61]文徵明：《西斋对酒示陈淳》，《文徵明集》卷一，第10页。

[62]见《文徵明集》卷十四，第407页。

[63]文徵明：《致子朗》（第一札），《文徵明集》补辑卷二十七，第1468页。

[64]文徵明：《致孔加》（第八札），《文徵明集》补辑卷二十七，第1470页。

[65]《穰梨馆云烟过眼录》卷十八《文衡山中秋玩月图轴》，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十三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页。

[66]见《梦园书画录》卷十《明文衡山千岩万壑图卷》，《文徵明年谱》卷七，第580页。

[67]文徵明：《致子朗》（第二札），《文徵明集》补辑卷二十七，第1468页。

[68]文徵明：《致孔加》（第一札），《文徵明集》补辑卷二十七，第1468页。

[69]文徵明：《致孔加》（第七札），《文徵明集》补辑卷二十七，第1470页。

[70]文徵明：《致孔加》（第十札），《文徵明集》补辑卷二十七，第1470页。

[71]文徵明：《致孔加》（第十一札），《文徵明集》补辑卷二十七，第1470页。

[72]文徵明：《致道复》（第一札），《文徵明集》补辑卷二十七，第1466页。

[73]文徵明：《致孔加》（第十二札），《文徵明集》补辑卷二十七，第1470页。

[74]文徵明：《致子传》（第三札），《文徵明集》补辑卷二十七，第1467页。

[75]见冯时可《冯元成集》卷五十《文待诏徵明小传》，《文徵明年谱》，第20页。

[76]黄佐：《将仕郎翰林院待诏衡山文公墓志铭》，《文徵明集》附录二，第1629页。

[77]见冯时可《冯元成集》卷五十《文待诏徵明小传》，《文徵明年谱》，第27页。

[78]黄佐：《将仕郎翰林院待诏衡山文公墓志铭》，《文徵明集》附录二，第1629页

[79]王世贞：《文先生传》，《文徵明集》附录二，第1625页。

[80]同上。

[81]黄佐：《将仕郎翰林院待诏衡山文公墓志铭》，《文徵明集》附录二，第1629页。

[82]文徵明：《病中》，《文徵明集》卷七，第150页。

[83]文徵明：《十月》，《文徵明集》卷七，第150页。

[84]文徵明：《病中》，《甫田集》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5]文徵明：《述病》，《甫田集》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6]文徵明：《病中》，《甫田集》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7]文徵明：《述病》，《甫田集》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8]文徵明：《病中》，《甫田集》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9]文徵明：《病中承诸友过访》，《文徵明集》卷七，第158页。

[90]文徵明：《癸亥除夕抱病停云馆怅然有作》，《文徵明集》卷七，第158页。

[91]文徵明：《顾华玉以书邀予为西湖之游，病不能赴，诗以谢之》，《文徵明集》卷二十，第337页。

[92]文徵明：《素发》，《石仓历代诗选》卷四百九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3]同上。

[94]见《故宫旬刊》第十五期《明文徵明仿云林画并书七言律扇面》。

[95]见陈继儒《太平清话》，江畲经编著：《历代小说笔记选·明·第二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7页。

[96]同上。

[97]《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八十三《文先生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8]见莫旦《苏州赋》，《同治苏州府志》卷九，王文清、沈嘉荣主编：《江苏史纲·古代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658页。

[99]见唐寅《姑苏八咏》，周道振、张月尊辑校：《唐伯虎全集》卷二，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54页。

[100]见《嘉靖吴江县志》卷九，王文清、沈嘉荣主编：《唐伯虎全集》卷二，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江苏史纲·古代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635页。

[101]文林：《金华道中风雨忆故妻》，《文温州集》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四○》，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283页。

[102]文徵明：《寄陈以可乞米》，《文氏五家集》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3]文徵明：《陈以可墓志铭》，《文徵明集》卷二十九，第686页。

[104]同上。

[105]文徵明：《余每至陈氏，辄终日淹留，厅事高明，颇妨偃息。以可为治小室于西偏，问名于余，为题曰假息庵。其成也，以诗落之》，《文徵明集》卷八，第183页。

[106]文徵明：《祭陈以可文》，《文徵明集》卷二十四，第573页。

[107]王世贞：《文先生传》，《文徵明集》附录二，第1625—1626页。

[108]见文徵明《付彭嘉》，《文徵明集》补辑卷二十七，第1485页。

[109]见黄朋《明代中期苏州地区书画鉴藏家群体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京艺术学院，2002年，第62—63页。

[110]唐寅：《言志》，周銮书编注：《众妙之门：中华传世作品三百篇》，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3页。

[111]见詹景凤《东图玄览编》附录题跋《题文太史渔乐图》，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四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年版，第51页。

[112]“明代至近代又以银一两或银币一元为一金。”《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版，第6988页。

[113]见文徵明《致子朗》，《文徵明集》补辑卷二十七，第1486页。

[114]黄佐：《将仕左侍郎翰林院待诏衡山文公墓志》，见《文徵明集》附录二，第1629页。

[115]见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五十《史》十一，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31页。

[116]见冯时可《冯元成集》卷五十《文待诏徵明小传》，转自《文徵明年谱》，第531页。

[117]见《文徵明集》补辑卷二十七，第1451—1453页。

[118]见王廷《文翰林甫田诗叙》，《文徵明集》附录一，第541页。

[119]见李宝恂《旧学庵笔记》，《文徵明年谱》，第694页。

[120]见《文徵明集》卷十六，第453页。

[121]见文徵明《寿大中丞见素林公叙》，《文徵明集》卷十六，第453页。

[122]林俊：《致李宫保》，《见素集》卷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3]指他再次赴京任职。

[124]见《四友斋丛说》卷十《史》六，第86页。

[125]见王世贞《文先生传》，《文徵明集》附录二，第1626页。

[126]见《甫田集》卷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7]见文徵明《谢李宫保书》，《文徵明集》卷二十五，第590—591页。

[128]《明史》卷一百九十四《列传·乔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9]见《文徵明集》附录二，第1631页。

[130]《泰泉集》卷十四《潞河阻冻戏赠文衡山五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1]见黄佐《将仕佐郎翰林院待诏衡山文公墓志》，《文徵明集》附录二，第1632页。

[132]文徵明：《寄黄泰泉学士》，《甫田集》卷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3]见薛蕙《西原遗集》卷上《答文徵明》，清道光五年（1825）刻本。

[134]见薛蕙《薛考功集》卷五《谢文徵仲写金刚经》，明嘉靖十四年（1535）刻本。

[135]见薛蕙《薛考功集》卷九《与文徵仲》，明嘉靖十四年（1535）刻本。

[136]赠行诗因《文嘉钞本》缺此前后十数年诗而失传。

[137]徵明与柯维雄之弟柯维骐也有往来，柯维骐听说徵明致仕后，特地写下《寄文衡山内翰致仕归》相送。

[138]见《四友斋丛说》卷十五《史》十一，第125页。

[139]见朱彝尊《静志斋诗话·姚涞》，《文徵明年谱》，第366页。

[140]指唐代元鲁山、宋代孙明复，二人以气节著称于世。

[141]见朱彝尊《静志斋诗话》中的姚涞《送文衡山先生南归序》，转自《文徵明年谱》，第392页。

[142]见文嘉《先君行略》，《文徵明集》附录二，第1619页。

[143]见《文徵明集》卷八，第180页。

[144]见文徵明《跋吴文定公撰华孝子祠岁祀祝文》，《文徵明集》补辑卷二十四，第1375页。

[145]见文徵明《跋怀素自叙》，《文徵明集》补辑卷二十三，第1336页。

[146]见《文徵明集》卷二十五，第582页。

[147]见黄佐《将仕左侍郎翰林院待诏衡山文公墓志》，《文徵明集》附录二，第1629页。

[148]见文徵明《南京刑部尚书刘公行状》，《文徵明集》卷二十六，第610页。

[149]见《甫田集》卷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0]见文徵明《次韵答湛甘泉先生》，《文徵明集》补辑卷九，第1015页。

[151]见文徵明《致甘泉》，《文徵明集》补辑卷二十七，第1448—1449页。

[152]见《顾华玉集·浮湘稿》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3]见《文徵明集》卷九，第227页。

[154]见文徵明《与王钦佩顾华玉夜话》，《文徵明集》卷十，第256页。

[155]顾璘：《寄文徵仲》，《顾华玉集·浮湘稿》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6]见《文徵明集》补辑卷八，第954—955页。

[157]见《文徵明集》补辑卷八，第963页。

[158]见顾璘《寄题文徵仲玉磬山房》，《顾华玉集·山中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9]见顾璘《赠文徵仲》，《顾华玉集·凭几集续编》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0]见《四友斋丛说》卷十五《史》十一，第125页。

[161]见文徵明《故资善大夫南京刑部尚书顾公墓志铭》，《文徵明集》卷三十二，第743—751页。

[162]《四友斋丛说》卷二十八《画》一，第255页。

[163]见何良俊《书画铭心录》之《赵文敏时苗留犊图后》，黄宾虹、邓实主编：《美术丛书初集》第十辑，神州光华社1936年版，第27页。

[164]文徵明：《何氏语林序》，见《文徵明集》卷十八，第473页。

[165]见《甫田集》卷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6]见文徵明《送何元朗南京孔目》，《甫田集》卷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7]见《甫田集》卷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8]见文徵明《楷书前后赤壁赋》，《文徵明集》补辑卷二十五，第1404页。

[169]文徵明：《送王元美主事奉使还朝》，《文徵明集》补辑卷九，第999页。

[170]见王世懋《王奉常集》卷七《陆符卿集序》，首都图书馆藏万历刻本。

[171]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六，齐鲁书社1992年版，第299页。

[172]指周复俊、王同祖、顾梦圭三人。

[173]指皇甫冲、汸、涍、濂四兄弟。

[174]指张凤翼、献翼、燕翼三兄弟。

[175]指张情和张意兄弟。

[176]见《吴越所见书画录》卷四《文衡翁诗册》，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八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版，第1079页。

[177]见文徵明《送周木泾宪副赴滇南》，《文徵明集》补辑卷九，第997页。

[178]见《明史》卷二百八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9]见《文徵明集》补辑卷十三，第1117页。

[180]《故宫周刊》第五十一期《射阳先生存稿选》，转自《文徵明年谱》，第556页。

[181]见文嘉《先君行略》，《文徵明集》附录二，第1619页。

[182]见黄佐《将仕佐郎翰林院待诏衡山文公墓志》，《文徵明集》附录二，第1629页。

[183]见《四友斋丛说》卷二十六《诗》三，第236—237页。

[184]见杨循吉等著《吴中小志丛刊》，广陵书社2004年版，第62页。

[185]见《四友斋从说》卷十六《史》十二，第134页。

[186]见《四友斋从说》卷十六《史》十二，第125页。

[187]见王世贞《文先生传》，《文徵明集》附录二，第1625页。

[188]见《文徵明集》卷二十四，第572页。

[189]见陆师道《袁永之文集序》，《明文海》卷二百四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0]见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六，齐鲁书社1992年版，第299页。

[191]见秦酉岩《游西湖纪事》，周道振、张月尊同纂：《文徵明年谱》，第99页。

[192]文徵明：《月下独坐有怀伯虎》，《文徵明集》补辑卷十，第1032页。

[193]见周道振、张月尊辑校《唐伯虎全集》卷五，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23页。

[194]见唐寅《又与文徵仲书》，周道振、张月尊辑校：《唐伯虎全集》卷五，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24页。

[195]见范志新编年校注《徐祯卿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76—677页。

[196]见《文徵明集》补辑卷二十三，第1341页。

[197]见《文徵明集》补辑卷二十一，第1304页。

[198]光绪《常州府志》卷二十三《人物》。

[199]见华渚《勾吴华氏本书补编》，《文徵明年谱》，第308页。

[200]见《元张雨自书诗册》，《书法》1989年第3期。

[201]汪珂玉：《珊瑚网画录》卷九《梅沙弥竹谱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2]日本东京堂：《故宫历代法书全集》第六卷《文徵明四体千文》，昭和54年（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