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试图探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历史变迁过程，其核心问题是：社区怎样在微观层面反映出社会转型的实践进程，不同的社区形态及其内部构造的转型又怎样进一步影响社区治理格局，它们与中国社会转型的总体变迁，特别是与当代流行的市民社会理论又有着怎样的关联。本书通过对北京市三个社区的比较分析来对这一议题做一尝试性的研究。

由于社区建设运动是市场转型背景下国家推动基层社会管理再造的一项社会改造工程，其中关键的要素是国家—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变迁问题。因此本书选取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区作为研究对象：东城区HZH社区、西城区LQY社区、海淀区YZX社区。相比较而言，在三个社区中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公司在社区中分别占据主导性的地位。个案社区的选取初衷在于不同的社区既有助于比较社区之间的差异，又为研究宏观的国家—社会—市场转型提供了潜在的可能。

在研究方法论上，本书力图克服已有社区研究中摇摆于宏观—微观之间所造成的层次谬误问题，选择社区组织网络作为研究的基本单元。在研究设计中，将社区组织分为自上而下型、自下而上型、外部嵌入型组织三类；着重分析了社区组织关系对于社区治理的影响。通过对社区组织的三种关系类型——横向合作关系、纵向领导关系和转型的中间关系——的分析，建立完整的居民—社区组织—社区治理—社会转型的论述路径，凸显研究社区时的能动意识。

在对社区组织网络的比较中，本书首先从社会转型的生活视野出发，对推动社区转型的各种力量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尽管社区建设的原初动力是国家主导的基层政权建设与政治改革，但是在这一进程中，全球化、制度环境、互联网络、知识阶层、个体认同变化等对社区转型有着很大的影响。社区中多元的行动者立足于社区，既强调地点和空间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又可以脱离社区在更大的社会空间中发挥影响，从而对整体社会转型产生微观却又重要的影响。

本书从社区研究的中观逻辑出发，利用社会网络理论与方法，对三个社区的社区组织网络进行系统的分析比较。本书对于社区组织网络的分析贯穿着两条比较的主线，一方面，系统地比较了社区组织网络内部不同网络关系，及其对社区治理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将三个不同类型的社区进行系统的比较。在对社区组织网络进行分析时，将社区组织分为三种理想类型：以居民为主自下而上的社区组织、政府派出自上而下的社区组织、通过经济契约性形成的社区组织为分析对象；以整体的视角审视了社区组织网络关系，从市民社会与威权主义两大理论传统出发，将社区组织间的关系分为三种理想类型：横向关系、纵向关系、纵横结合关系。通过对三个社区中组织网络演变过程的田野考察，深入地分析了社区组织网络生成、发展与互动过程。利用对社区组织网络规模、网络中心性、网络密度、网络互动的数量分析，比较了三个社区之间组织网络的差异及其对社区治理的影响。分析了在不同的社区生态中，社区组织网络的差异如何产生并影响社区的公共生活与社区治理。

研究发现，作为一种国家运动开展的社区建设在地方性空间上受到不同组织网络与逻辑的影响，从而可能出现一个与国家初衷相背离的社区建设实践。在社区组织网络的主导层面，横向的合作逻辑成为主要的关系类型，国家力图在社区层面重建基层社会治理单元的努力同时受到市场逻辑与社会逻辑的制约，社区日益成为一个多主体竞争的空间。社区组织的不同网络对于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有着不同的影响。国家社区建设与社区自身逻辑的差异，使得各种网络之间出现一定的紧张关系。如何调适社区组织网络之间的关系，促使社区真正由原来的基层管理单元向治理单元转变，清晰界定社区组织网络中各主体的角色与互动规则，是社区建设未来的关键议题。

本书通过对不同城市社区的考察表明：社区治理中的组织网络和治理模式是一种有别于威权模式与市民社会模式的新治理模式。和华尔德对于工作单位的研究相似，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同样有着“共产党社会新传统主义”的特点，我们将这种模式称为梯形治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国家仍然在社会治理控制中占据着主导性地位，但是通过与草根生长的基层自治力量建立对接的关系，国家不断融入基层治理的过程中，而以草根形式产生的新治理主体通过与国家互动形成动态的、互构式的治理关系。在这种治理格局中，有助于社区善治形成的组织关系并不是普特南在西方语境中所观察到的横向关系模式，而是结合了横向与纵向关系的结合性关系的转型模式。社区治理的这种特殊模式不但是转型社会的产物，而且受到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研究这种转变中的治理实践，不但有助于检验西方流行的各种治理理论运用于中国社会时的有效性与局限性，而且将为发展本土的社区理论提供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