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改革与开放关系思想
30多年的实践表明，正确处理好改革与开放的关系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如何处理改革与开放关系方面进行了不懈探索，形成了一系列理论成果，这些思想成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新一届领导集体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的理论
(一)社会发展动力问题的提出
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从无生命物体到生命体，只要有活动(运动)，就需要动力。这种动力有的来自物体内部，有的来自外部，有的是外部和内部共同作用。以经济发展为例，现代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有四个基本要素，即资本、劳动、土地、技术。技术曾经被当作外部要素，现在已经被普遍承认是内部要素。而像政策、制度等就属于外部要素。
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无疑是社会发展理论中的核心问题，但却一直是一个充满了争议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创立之前，就存在各种不同观点。代表性的有自然动力论、神学决定论、人性或理性动力论等。自然动力论主要从自然界内部寻找社会发展动力，把社会发展的动力归咎于自然界存在的某种必然性；神学决定论是把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比如神或所谓上帝的意志作为决定一切事物(包括社会)产生发展的力量，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就是这样一种神秘力量；人性或理性动力论则从人的本性或理性出发去揭示社会发展的动力，认为人自身的精神因素是决定社会发展的最终力量。伏尔泰、维科、康德、孔德、费尔巴哈等人都有类似观点。这些观点归结起来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外部寻找社会发展的动力，比如自然动力论和神学决定论；另一类是从社会内部寻找社会发展的动力，比如人性或理性动力论。但不论哪一类理论，都存在致命缺陷，最终都难以摆脱从精神因素上去寻找社会发展最终动力的历史命运。
(二)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发展动力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动力理论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全新理论，从根本上回答了人类社会发展动力问题。该理论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构成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最基本的矛盾，决定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及其运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反过来又制约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及其解决。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的一般过程，是在社会基本矛盾的相互作用及其辩证运动中实现的。两对基本矛盾及其所联结的三个方面，是以生产关系(一个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该社会的经济基础)为中介相互作用的两对基本矛盾的相互作用，其主要内容就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三个方面的相互作用。在这三个方面之中，生产力是起点和基础，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关系处于中间环节；上层建筑为逻辑终点，它们相互之间表现出层层决定作用和层层反作用的关系。当然，这里的决定作用是反作用的前提，反作用又制约着决定作用。社会基本矛盾就是由这种相互作用的网络构成的有机整体。两对基本矛盾，正是由于其内在的相互作用的网络系统，从而形成了整体的辩证运动，共同推动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总是从生产力的发展开始的。生产力总是处于永恒的运动变化之中，总是不可遏制地向前发展的。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生产关系已经根本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时，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根本变革这种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随着构成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的改变，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必然会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就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由基本适合到基本不适合，经过矛盾的解决再到新的基本适合的循环往复、不断前进的运动过程。正是这种有规律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这就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一般过程，也是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的辩证过程。“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
(三)列宁、斯大林的社会发展动力理论
列宁和斯大林的社会发展动力理论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不同历史时期从实践角度提出和形成的理论。作为苏联社会主义党和国家缔造者的列宁，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构成社会发展动力的理论。但在具体实施这一科学理论的过程中，列宁采取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并且表现出了很大的灵活性，经历了一个由以政治信念、革命热情等精神因素为主向以利益引导和驱动为主的转变。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准备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但内外的敌对势力不甘心失败，它们联合起来，企图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扼杀在摇篮里。1918年夏，苏俄进入艰难困苦的国内战争时期。而对敌人的强大攻势，苏维埃政权为了集中全国的物力、财力，支持红军、战胜敌人，在经济领域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包括：实行余粮收集制、大中小工业企业全部实行国有化、取消自由贸易和实行普遍义务劳动制。这些措施兼有“战时”和“共产主义”两种特色，被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但此后的继续实施却遭遇了重大危机，并遭遇了一些工人农民的反抗。1921年3月21日的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通过了新经济政策，代替了先前施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列宁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1]新经济政策集中体现在苏联在俄共(布)十大上和后来的俄共(布)全国代表会议上列宁两次就粮食税问题作专题报告以及他随后出版的《论粮食税》上。其主要内容包括：实行粮食税，农民纳税后的余粮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买卖；退还一部分收归国有的企业，让国内外资本经济经营；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自由贸易，允许商品生产，恢复商品货币关系。列宁还提出“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2]
“战时共产主义”虽然是在特殊时期实行的一套经济管理办法和一系列经济政策制度，实际上也构成了苏联经济体制的初步轮廓。它对苏联在建国初期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办大事作出了重要贡献，也成为后来各项建设的基础。但这毕竟是一个应急性的体制，只是社会主义体制建设的初步尝试，需要此后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完善。后来列宁也确实是这样做的。在国家基本稳定之后，以“战时共产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生产关系和以“战时共产主义”为基础建立的上层建筑已出现和生产力、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情况。因为它们已不但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而且越来越成了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正是在此基础上，列宁提出用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新经济政策实际上就是列宁对“战时共产主义”体制的改革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列宁不仅是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先驱，同样是社会主义改革先驱。因此列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忠实信徒，即始终以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作为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依据，当旧的生产关系完全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时，他领导进行革命；当新确立的生产关系出现与生产力发展的局部不适应时，他又首先举起了改革的大旗。
斯大林继任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后，一改之前列宁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发展特点的判断，认为苏联已是一个团结、统一和一致的社会。在193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斯大林针对当时苏联社会所呈现出的一幅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友好合作的图景得出结论：“在这种共同性的基础上，像苏联社会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以及苏维埃爱国主义这样一些动力也得到了发展。”进而得出结论认为，苏联社会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进入晚年，斯大林虽然承认苏联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存在矛盾，但仍然不愿放弃所谓“完全适合”的观点。斯大林逝世以后，随着对斯大林思想和斯大林模式的重新评价，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理论也被重新评价，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矛盾发展动力的思想得到恢复。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苏联理论界呈现着“一致动力说”和“矛盾动力说”对垒相持的状态。自70年代起，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观点逐渐占据上风。80年代以来，特别是安德罗波夫上任后明确地把矛盾看作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为社会广泛接受。安德罗波夫不仅指出协调各方面的利益矛盾是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动力，并且还在社会主义矛盾有可能从非对抗性状态演变为对抗性冲突的问题上留有余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复杂性。[3]
(四)毛泽东的社会发展动力理论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一系列理论成果。其中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的理论是其中一项十分重要的成果。在历史唯物主义发展史上，毛泽东不仅首次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概括为“社会基本矛盾”，指出它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而且创造性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学说，填补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空白。[4]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起，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观点和方法为基础，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在矛盾运动中发展、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思想。毛泽东对斯大林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他指出：“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才吞吞吐吐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如政策不对，调节得不好，是要出问题的。但是，他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毛泽东认为：“说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社会发展动力，不说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样一来，矛盾的普遍性这个规律，在他们那里被否定了，辩证法在他们那里就中断了。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社会总是运动发展的。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5]标志性的成果包括毛泽东1956年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即《论十大关系》和1957年2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前者以调查研究得来的大量资料为基础，提出了当时中国社会存在的十大主要矛盾关系，并联系苏联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入分析，制定了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关系的方针、政策。后者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还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主要矛盾”等重要思想。[6]遗憾的是，接下来的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并没有很好地贯彻这些正确思想。
(五)邓小平的社会发展动力理论
邓小平在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社会发展动力基础上，提出了系统的社会主义发展动力思想，即“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动力”。并且提出了“改革开放也是一场革命”的新论断，从而和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是社会发展动力”的观点不仅在形式上取得了一致，而且在逻辑上获得了实质一致。邓小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也继承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和“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的观点，并在此继承上找到了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办法，即改革开放。邓小平首先明确区分了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两个层次，他认为，构成社会主义制度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含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两个层次。他说，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但“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7]。他针对“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8]，提出必须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从而使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他对改革开放充满了紧迫感，“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9]。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的思想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他始终把改革和开放联系在一起。即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开放同样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两者密切联系在一起。关于这一点，导论部分已进行了充分介绍，这里就不再重复。
(六)江泽民、胡锦涛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动力理论的发展
江泽民同志在担任党的总书记后，坚持邓小平“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发展强大动力”的理论，反复强调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并在实践上将改革开放全面推向了深入。不仅如此，他将改革开放和创新紧密联系在一起，把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动力论”进一步提升到“创新动力论”的高度。他在1995年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明确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把创新提升到社会发展动力的高度。他明确提出了创新的内容并进行了科学界定。他说：“创新，包括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及其他创新。”“我们进行体制创新，就是要不断完善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的各方面的体制。”“我们进行科技创新，就是要使科学技术成为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量。”“我们进行理论创新，就是要使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吸取新的实践经验、新的思想而向前发展。”江泽民同志实际上就是要求把改革开放的动力进一步提升为创新的动力。即通过改革开放释放创新活力，通过创新，释放经济和社会发展活力。江泽民同志把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和理论创新密切联系在一起，也使得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体系更加完备。[10]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并且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构想。这一系列关于发展的重大战略思想，也是一个关于发展动力的系列新思想。从发展动力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动力，这是对发展动力认识的升华。
二 邓小平理论中的改革与开放关系思想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是邓小平同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简称，其核心是改革开放理论。而关于改革与开放关系的理论又是其中的基础部分。
(一)首次提出了改革与开放关系的思想
改革和开放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两者密不可分。在改革开放一开始，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一个对外经济开放，一个对内经济搞活。改革就是搞活，对内搞活也就是对内开放，实际上都叫开放政策。”[11]从另一方面说， “对外开放也是改革的内容之一，总的来说，都叫改革。”[12]在邓小平看来，改革就是通过下放权力，调动社会积极性，就是对内对外开放。
在邓小平同志看来，改革开放就是为了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经济改革，概括一点说，就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也是对内开放，通过开放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农村经济一开放，八亿农民的积极性就起来了。城市经济开放，同样要调动企业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13]并且从一开始他就提出，必须是全面的改革，不仅经济、政治，还包括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企业下放，政企分开，是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政治体制改革。”[14]“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我国有这么多省、市、自治区，一个中等的省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大国，有必要在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之下，在经济计划和财政、外贸等方面给予更多的自主权。”[15]
邓小平同志把处理好改革与开放的关系上升到是否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高度。他说，“要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对内开放就是改革。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仅经济、政治，还包括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16]改革和开放从根本上说是为了调动社会的积极性。“对内搞活，也是对内开放，通过开放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农村经济一开放，八亿农民的积极性就起来了。城市经济开放，同样要调动企业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17]同时，只有不断地改革和开放，才能赶上时代的步伐。“现在世界突飞猛进地发展，科技领域更是如此，中国有句老话叫‘日新月异’，真是这种情况。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18]
(二)明确把解放思想作为处理改革与开放关系的重要前提
对一个实行了30年封闭半封闭计划经济的国家来说，改革、开放每向前迈出一步都异常艰难。而其中最难的是思想观念领域。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19]改革就是开放，具体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开放。其中经济领域的开放是基础，而思想领域的开放即解放思想是前提。只有首先解放思想，才能解放生产力。他还引用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话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20]改革开放全面开始以后，围绕改革开放本身的争论还一直不断，比如“市场多了，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多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否会冲击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建立经济特区，是否会威胁到国家的主权”；等等。1992年，邓小平再次吹响解放思想的号角：“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21]此后，改革开放每到一个新的关口，党中央都要发出解放思想的新动员令。
(三)以一场“大试验”应对改革与开放关系的复杂性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的一场新的伟大革命，“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过的事。这场改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22]。既然是一项新的尝试，就有风险和挑战。改革开放初期，一度出现“一改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又放”的怪圈，引发了大家对改革开放的一些质疑。而在国外，很长一段时期总有些人喜欢在中国划分所谓的“改革派”、“保守派”，把提倡“解放思想”、“放权让利”者称为“改革派”，而把强调加强管理、完善制度者称为“保守派”。这显然是对改革开放的极大误解。改革与开放是一对矛盾统一体。改革就是开放，但是开放不等于简单地放开，更不是放任。开放的核心是“自由”，是无拘无束；改革的核心则是“制度”，去除旧制度，建立新制度。如何做到两者的统一？显然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邓小平同志从一开始就提出要把改革开放当作一场“大试验”来做。也就是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他说：“我们最大的试验是经济体制的改革……进行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有勇气，胆子要大，步子要稳。”[23]但这场“大试验”绝不是“盲人摸象”，因为它的大目标、大方向一开始就是非常明确的。针对改革开放初期的出现一些问题和争论，邓小平明确指出：“问题要从全局看。每走一步都必定会有的收，有的放，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总的是要开放。我们的开放政策肯定要继续下去，现在是开放得不够。我们的开放、改革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胆子要大，要坚决。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但在具体事情上要小心，要及时总结经验。”[24]“开放是两个内容，一个对内开放，一个对外开放。我们首先开放农村，很快见效。”[25]
(四)以体现“社会主义本质”作为处理改革和开放关系的基本依据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改革开放进入到了一个重要关口。其核心是围绕改革与开放、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等一系列重大关系展开，由于这些关系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直接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波。这也可以说是改革与开放关系的第一次激化。改革开放作为一场“大试验”，存在不同观点和意见是完全正常的，它恰恰是社会各方面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的体现。但有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社会主义的方向。改革就是开放，但绝不是无序开放，更不是向资本主义靠拢。否则改革开放的性质就发生了改变。但是，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整个80年代邓小平同志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他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26]“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27]“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28]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他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9]，成为判断改革开放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三个有利于”不仅是经济领域改革开放的标准，也同样是其他领域改革和开放的标准，比如在政治体制改革上，邓小平同志也曾明确提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30]
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同志一直在反复思考这个问题。经过长期思考，他逐渐理清了头绪，比如社会主义必须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31]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2]这一精辟概括，既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回答了为什么要进行改革开放的问题，也为如何处理好改革与开放的关系提供了基本依据。
有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把握，就能把握住改革开放。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思想，党的十三大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简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党的基本路线为坚持改革开放提供了明确道路。即经济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心，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共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同时改革开放还必须处理好和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因为没有四项基本原则，也就没有了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我们说的改革开放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的改革开放。
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改革与开放关系思想
江泽民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后，团结带领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新时期如何处理好改革与开放的关系，将改革开放事业不断推向深入，进行了新的探索和思考。他说：“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步，十二大以后全面展开。它经历了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的改革到各方面体制的改革，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3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江泽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集中概括，其中也包含了正确处理改革与开放关系的一系列丰富内容。
(一)确立了改革与开放协调发展的体制基础
改革与开放的关系涉及国际国内众多不同主体、不同地域、不同领域，同时受到多种外部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有着五千年封建历史，实行过30年计划经济，经济文化仍然比较落后的国家来说，其复杂性是可想而知的。1992年是我国改革与开放关系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因为正是在这一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上，江泽民同志代表党中央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以此为基础，在所有制改革、市场体系建设、分配制度改革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为经济领域的改革与开放指明了方向，而且为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改革与开放铺平了道路；不仅为国内改革与开放的协调提供了基础，而且为国内经济和对外开放的协调创造了条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中，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是基础，也是改革与开放、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有机结合的基础。因此十四大报告特别强调“要加快国民经济市场化进程。继续发展各类市场，着重发展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完善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流通体制，健全市场规则，加强市场管理，清除市场障碍，打破地区封锁、部门垄断，尽快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进一步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34]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加强宏观调控，都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两者缺一不可，决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单纯强调这一面、轻视或者忽视另一面，都不利于改革和发展大业。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既可以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又可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处理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当前发展和长远发展、效率和公平关系方面，应该比西方国家做得更好、更有成效。[35]
(二)提出了改革与开放的“十二大关系”
改革与开放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主体涉及个人、企业、政府；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地域涉及城市和农村、东部和中西部、国内和国外；时间涉及今天和未来。因此全面处理好改革与开放的关系意味着需要处理好一系列重大关系。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将其集中概括为“十二大关系”。即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速度和效益的关系；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第一、二、三产业的关系；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关系；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公有制和其他经济成分的关系；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关系；扩大对外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这“十二大关系”既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重大关系，也是改革与开放的关系在现实中的反映。其中“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速度和效益的关系”、“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扩大对外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的关系”等直接反映了改革与开放本身要处理好的四大关系；“第一、二、三产业的关系”、“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关系”、“公有制和其他经济成分的关系”、“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关系”等反映的是不同产业、地域、所有制、经济主体之间的改革与开放需要处理好的关系；“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反映的是改革与开放中的一些配套关系。
(三)奠定了改革与开放协调推进的制度基础
改革与开放关系的基础是各类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其中的关键是各类经济主体的定位。这个问题在党的十五大上得到了解决。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因为“只有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才能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使我们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协调发展，才能体现效益原则、实现社会公平、促进共同富裕，才能保持社会稳定，也才能成功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36]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公有制与非公有制、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的结合，从而为改革与开放的结合提供了制度基础。这也就是改革与开放、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有机结合的主体基础。十五大报告还通过进一步明确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具体体现，以及鼓励公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该多样化等，放开各类经济主体的手脚，实现它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平竞争、自由发展。其根本目的是“要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营造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实业的社会氛围，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37]实现了各经济主体的平等，建立起了公平、公正、公开的规则，改革与开放也就真正统一起来了。
(四)明确了统筹改革与开放协调推进的目标
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对外开放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面对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我们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促进国际经济结构优化和国民经济素质提高。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有步骤地推进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依法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权益，实行国民待遇，加强引导和监管。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完善和实施涉外经济贸易的法律法规。”[38]开放型经济又简称开放经济，是一种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的经济形态，也是改革与开放有机统一的目标经济形态。开放型经济的基础是国内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表现为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和对外技术转让的水平和能力。为此，他提出要在扩大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两方面下功夫。在对外开放方面，“地域要扩大，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开放的格局。继续办好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扩大开放延边地区，加快内陆省、自治区对外开放的步伐。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加速广东、福建、海南、环渤海地区的开放和开发。力争经过二十年的努力，使广东及其他有条件的地方成为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地区。”[39]特别是对进一步促进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提出了明确要求。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由温饱向小康、进而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各方面的需求潜力十分巨大，这是我们的优势所在。我们有必要也有条件把经济发展建立在主要依靠国内市场的基础上。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带根本性的方针。[40]“中部和西部地区资源丰富，沿边地区还有对外开放的地缘优势，发展潜力很大，国家要在统筹规划下给予支持。这些地方应当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加快对内对外开放的步伐，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努力发展优势产业和产品，有条件地也要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以带动整个经济发展。各地都要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树立全局观念，不应追求自成体系，竭力避免不合理的重复建设和重复引进。”[41]
但是，“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任何时候都不能依靠别人搞建设，必须始终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自己发展的根本基点，必须把立足国内、扩大国内需求作为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42]要“积极促进合理交换和联合协作，形成地区之间互惠互利的经济循环新格局。要根据自然地理特点和经济的内在联系，充分发挥中心城市作用，努力发展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43]他还特别强调要充分发挥特区在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中的纽带作用。他说，“一说内联，往往是内地的资金和人才单方面向经济特区和沿海地区流动。”[44]这显然是不对的。“经济特区要为继续发展外引内联，带动和促进全国其他地区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作出新的贡献。要坚持经济特区以及沿海比较发达地区同内地的横向联合，在发挥各自优势的基础上，做到分工协作、优势互补。”[45]
(五)提出了新时期处理改革与开放关系的一系列战略举措
其核心是包括科教兴国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内的三大战略。
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时期，改革与开放、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的结合首先都必须通过科学技术来体现。必须改革科技体制，建设对内对外开放的科技环境。“必须看到，在过去的科技体制中，比较普遍地存在科技与经济脱节，各地区各部门自成体系、分工过细、机构重复、力量分散的状况，这是一个严重弊端。”[46]“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在深化改革中，要形成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与企业相结合、研究开发与生产相结合的机制，推动科研院所面向市场，进入大型企业集团。在企业内部，要实行科研、设计、生产的有机结合，提高企业技术开发水平。要把建立技术创新机制作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目标。”[47]在历史发展的新时期，“要按照有利于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目标，通过宏观调控和市场配置等手段，打破科研机构之间、企业之间以及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的界限，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搞大协作，形成合力。‘躲进小楼成一统’，自成体系，各立门户、山头，互相分割封闭，造成科技资源配置的很大浪费。”[48]
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党中央在新时期推进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相结合的重大举措。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一开始提出，中央就明确了这一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相结合的思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加快开发西部地区，要有新的思路。要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和新的对外开放环境，充分考虑国内外市场需求的新变化，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49]“要加大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对口支援力度，鼓励东部地区的优势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办厂，参与开发。中部地区要充分发挥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加快发展。西部各省区市要加强交流，搞好经济协作和联合建设，以利局部与全局正确结合，充分发挥西部开发的整体优势。要适应发展市场经济的新条件，努力形成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50]
可持续发展战略从根本上回答改革开放的可持续性问题，它不仅关系到经济的可持续性，也关系到社会的可持续性，而且关系到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国情作出科学的分析，作出了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决策。1992年在巴西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李鹏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向世界庄严承诺：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保持经济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把《21世纪议程》付诸行动。1994年3月，国务院讨论通过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提出了促进中国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在1996年7月国务院召开的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保护环境的实质是保护生产力”。针对我国经济连年快速增长的现实，他说：“发展不仅要看经济指标，还要看人文指标、资源指标、环境指标。”[51]
四 科学发展观中的改革与开放关系思想
胡锦涛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以来，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又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他明确指出，“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必须以更大决心加快推进改革，使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以转变政府职能和深化企业、财税、金融等改革为重点，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机制。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52]他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也是新时期正确处理改革与开放关系的根本指导思想。
(一)明确把继续坚持和深化改革开放作为正确处理改革与开放关系的前提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全面系统论述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意义和历史贡献。“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改革的进程势不可当地展开了；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对外开放的大门毅然决然地打开了。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今天，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创新，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全面提高开放水平，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53]
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开放型经济，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一条成功经验。中国将继续坚持开放的发展，不断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深化沿海开放、加快内地开放、提升沿边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以开放惠民生。中国将通过持续的招商引资、引进人才，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必要资金、先进技术、宝贵管理经验、优秀人力资源。中国将继续致力于营造开放透明的法律环境、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稳定有序的经营环境，为各方投资创造良好条件。继续坚持内外平衡发展。中国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着力构建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中国将通过促进居民收入和消费可持续增长、加快新农村建设、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等措施进一步挖掘国内市场潜力，着力培育内需增长新动力。中国将坚持把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作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任务，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54]
2009年11月13日在新加坡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演讲时，胡锦涛同志提出，我们通过大规模政府投资带动民间投资，重点用于民生工程、生态工程、技术创新等领域；改善消费环境，调整分配关系，增强消费能力，积极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同时增加对企业信贷支持。通过这些措施，推动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我们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大范围实施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拓展国内市场特别是农村市场，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促进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良性循环。一是深化改革、激发经济活力。我们加大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力度，推进资源型产品价格、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国有企业等方面改革，增强全社会创造活力。二是扩大开放、寻求互利共赢发展。我们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努力稳定出口的同时，推进加工贸易升级转型，不断优化贸易结构；同时努力扩大进口，重点引进先进技术装备、关键零部件、重要能源资源和原材料；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积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同其他经济体共享扩大市场、深化分工带来的利益。[55]
(二)以科学发展作为统筹改革与开放的根本原则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改革开放的主体、内容、环境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利益主体多元现象日益显现，社会矛盾明显增多。”[56]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只有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才能解决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才能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有力的体制保障和不竭的动力源泉。”[57]在对外开放方面，要“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随着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的结束，我国对外开放面临新的形势。要在巩固和扩大已有开放成果的基础上，加快调整和完善对外经济发展模式，提高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有效应对服务业扩大开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增强参与全球化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促进对外经济工作迈上新台阶。”[58]在对外开放的具体内容上，对外贸易要“以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为重点，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引进外资要以引进先进技术、先进管理和海外智力为重点，提高利用外资质量。”[59]在率领全体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记者见面时，胡锦涛同志进一步表示，“我们一定奋力地推进改革开放，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努力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60]对外开放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必须长期坚持，毫不动摇。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联系日益紧密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树立全球战略意识，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着力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使对外开放更好地促进国内改革发展。[61]科学发展观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改革开放是发展的根本动力，树立科学发展观，就必须树立科学改革观和科学开放观。这是一种国内改革和开放、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的深度协调的改革开放观。现实表明，实现科学发展，“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62]具体而言，就是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6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改革开放，特别是对深入地扩大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因为“只有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才能解决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才能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有力的体制保障和不竭的动力源泉。”[64]具体而言，只有在深化改革基础上通过不断扩大开放，才能更好地调动生产者、消费者的积极性；更好地调动提高三大产业从业人员的积极性；更好地调动科技人员、广大劳动者和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也才能更好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优秀人才。因此胡锦涛指出，“形成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体制环境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65]也只有在改革基础上不断促进开放，才能让更多个人、更多地方获得发展机会并从中受益，真正实现我国的发展质量和国际竞争力较大幅度提升。
(三)把完善体制机制作为处理改革开放关系的根本保证
改革和开放的阻力主要来自体制机制障碍。“保持经济平稳运行，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必须标本兼治，加大改革力度，不失时机地推出有利于稳定增长、改善结构的改革措施，努力突破体制障碍，逐步形成科学发展的体制保障。”[66]改革的障碍消除了，开放的市场和发展环境自然就形成了。其中的关键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项制度，特别是要“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产权制度，建立反映市场供求状况和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健全国家宏观调控体系。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增强在扩大开放条件下促进发展的能力。”[67]不断完善体制机制障碍也是改革开放实践证明的有效途径。“中国之所以能够发生这样巨大的变化，最关键的原因是我们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坚持改革开放，不断消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激发了全体人民的创造性、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力地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68]
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动力，胡锦涛同志反复强调这一点。他说，“我们要始终把改革创新精神作为强大动力，不断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改革创新精神是改革开放培育造就的伟大精神，也是推进改革开放须臾不可缺少的奋斗精神。只有锐意改革、不懈创新，才能不断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才能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党不断增添发展进步的蓬勃活力。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大力培育改革创新意识、增强改革创新勇气，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努力使改革步伐持续迈进、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我们要始终把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作为重要保障，加快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完善而具有活力的科技体制，是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加强科技同经济社会发展结合的重要保障。必须围绕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各项配套改革，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国家科研机构的骨干和引领作用、大学的基础和生力军作用，使技术创新体系、知识创新体系、国防科技创新体系、区域创新体系、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协调统一，形成科技创新的整体合力。必须进一步形成有利于科技发展的竞争机制，坚持国家科技计划对全社会开放，支持和鼓励国内有条件的各类机构平等参与承担国家重大计划和项目，鼓励企业主动研究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产品，努力形成全社会踊跃参与、各方面共同推进科技创新的生动局面。”[69]
在改革方面，胡锦涛同志首先强调了要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突破。包括“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抓住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症结，推进财税体制、金融体制、投资体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尽快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快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要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扩大开放领域，提高开放质量，创新外贸增长方式、优化进出口结构，创新利用外资方式、优化利用外资结构，创新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加大实施‘走出去’战略力度，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70]。
(四)以“十个统筹”作为改革与开放关系的中心内容
2003年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了“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作为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2007年在党的十七大上他在既有“五个统筹”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另外五个新的“统筹”，即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十个统筹”使科学发展观的内容变得更加全面和完整。“十个统筹”是在江泽民同志“十二大关系”基础上，适应改革开放的新情况新变化，对改革与开放关系进一步总结提升的产物。前“五个统筹”是从改革开放的不同主体即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国内与国际之间的角度提出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后“五个统筹”则是从改革开放的内容和保障的角度提出来的。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统筹发展”就是开放发展，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在开放的经济社会中，利益也是开放的，但是在现实中又要反映在不同的层面上，包括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等。统筹各个方面的发展，统筹改革与开放的关系，核心都是统筹各个方面的利益。因此，“十个统筹”的实质是改革与开放的统筹，特别是统筹好各方面的利益。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容，也能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五)以和谐社会建设作为统筹国内改革与开放的基本目标
2005年，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胡锦涛同志提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构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从国际上看，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我们仍将长期面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从国内来看，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深层次矛盾逐步显现，影响社会和谐的问题明显增多，包括发展不平衡、部分群众生活困难、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消极腐败现象滋长等。如果我们不重视、不抓紧应对这些挑战，不仅经济社会发展会受到干扰和制约，而且社会稳定也会受到影响。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完善的体制机制和制度体系，是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证。我们既要立足当前、着力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又要着眼长远、在制度建设和创新上多下功夫。这次全会通过的决定，突出强调制度建设和创新对促进社会和谐的重大作用，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和任务。落实好这些要求和任务，归根到底要靠深化改革。
建设和谐社会是改革开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指出的，“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是内在统一的。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71]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是国内统筹改革和开放的基本目标。改革开放的过程既是社会各方面利益实现的过程，也是社会各方面问题和矛盾充分释放的过程。协调改革与开放的关系，就是一方面要让社会各方面利益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另一方面使社会各方面的问题和矛盾获得最大限度的解决。“改革——开放——发展——和谐”是改革开放的基本轨迹，也是科学发展的基本路径。开放经济和开放社会是改革开放的逻辑结论，是改革与开放有机结合的必然结果。和谐社会的前提是开放社会。“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创新，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全面提高开放水平，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更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72]开放社会也是平等的社会，要求包括硬件和软件各方面的平等。首先要通过深入改革，促进建立包括国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的全方位开放的体制机制，以建立起各方面公平公开公正的制度；同时要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能逐步达到均等化，以建立起和谐社会的基础条件。
(六)以推动和谐世界建设作为统筹改革与开放的外部目标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更加频繁、更加活跃，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共识，国与国相互联系更加紧密。同时，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仍在持续，发展不平衡更加突出，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等全球性问题进一步显现，恐怖主义、跨国有组织犯罪、重大传染性疾病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依然存在，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挑战。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需要世界各国各地区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携手并进，努力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作出贡献。
2005年，胡锦涛同志首次提出了和谐世界的概念。致力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互利共赢的和谐世界，是国内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延伸，也是中国改革与开放关系延伸到国际社会的必然结果和基本要求，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统筹改革与开放的目标取向。胡锦涛同志指出：“在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加速推进的世界大势之下，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个战略抉择，立足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体现了中国对内政策与对外政策的统一、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与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73]因此，“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和谐的发展。”[74]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早已变成了一场以国内十三亿多人口为主体，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和世界友好人士共同参与的大发展、大变革运动。中国改革与开放关系的处理仅立足国内已远远不够，“中国将继续坚持开放的发展，不断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深化沿海开放、加快内地开放、提升沿边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以开放惠民生。中国将继续坚持内外平衡发展。将坚持把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作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任务，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75]。另外，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开放型经济，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一条成功经验。
在博鳌亚洲论坛2008年4月12日召开的年会开幕式上，胡锦涛同志发表讲话指出：“在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加速推进的世界大势之下，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作出的战略抉择。这个战略抉择，立足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体现了中国对内政策与对外政策的统一、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与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将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76]新形势下推进我国现代化，必须树立全球视野，准确把握世界经济发展的总态势和新特征，善于把握机遇、迎接挑战，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统筹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统筹把握好国内产业发展和国际产业分工，统筹处理好不断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参与制定国际经济贸易规则，善于运用我国综合优势，为我国现代化拓展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提供持久可靠的资源保障，努力促进我国发展和各国共同发展的良性互动。[77]
此后，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各种国际场合，胡锦涛同志始终以和谐世界理论指导中国对外关系。他说：“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和谐的发展。中国对内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对外愿同世界各国一道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中国将坚定不移地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78]在中印关系上，他说：“两国应该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加强沟通、协调立场，共同致力于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促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共同推动建设和谐亚洲。[79]在中非关系上，致力于建立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因为这是中非合作的内在需要，也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必然要求。不仅有利于中国和非洲的发展进步，而且有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80]
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胡锦涛同志更是反复强调改革、开放、合作的重要性。国际社会应该认真总结这场金融危机的教训，在所有利益攸关方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必要的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应该坚持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方向，努力营造有利于全球经济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应该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的原则。全面性，就是要总体设计，既要完善国际金融体系、货币体系、金融组织，又要完善国际金融规则和程序，既要反映金融监管的普遍规律和原则，又要考虑不同经济体的发展阶段和特征。均衡性，就是要统筹兼顾，平衡体现各方利益，形成各方更广泛有效参与的决策和管理机制，尤其要体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渐进性，就是要循序渐进，在保持国际金融市场稳定的前提下，先易后难，分阶段实施，通过持续不断努力最终达到改革目标。实效性，就是要讲求效果，所有改革举措应该有利于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有利于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福祉。
五 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改革与开放关系的新探索
(一)党的十八大对改革与开放关系的论述
201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大，是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改革开放进入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大会，报告对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做出了全面部署，也提出了进一步协调改革与开放的关系的一系列重要观点。其中最核心的就是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条主线，因而也成为新时期正确处理改革与开放关系的一条主线。即“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着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着力构建现代产业新体系，着力培育开放型经济新优势。”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报告同时对促进城乡一体化、区域一体化和对内对外经济一体化提出了新目标。因此党的十八大既是全面推进改革的总动员，也是全面扩大开放的总动员，为进一步处理好改革与开放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指导方针。
(二)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改革与开放关系的论述
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大提出的奋斗目标，对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重要观点，并集中反映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之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会议提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全会指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正如前面所言，改革与开放的关系中关键是开放，结合点是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建设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同时把全面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容，也就抓住了新时期进一步处理好改革与开放关系的核心和关键。
[1]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2页。
[2]樊文娥：《邓小平动力体系理论对列宁思想的发展》，《中州学刊》2001年第6期。
[3]参见中共中央党校徐伟新博士论文《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理论》，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4]汪曙光：《从毛泽东到江泽民：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理论》，《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年第2期。
[5]《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1959年12月—1960年2月)》，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
[6]参见中共中央党校徐伟新博士论文《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理论》，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0页。
[8]同上书，第327页。
[9]同上书，第150页。
[10]汪曙光：《从毛泽东到江泽民：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理论》，《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年第2期。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8页。
[12]同上书，第256页。
[13]同上书，第135页。
[14]同上书，第192页。
[1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5—146页。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页。
[17]同上书，第135页。
[18]同上书，第242页。
[1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页。
[20]同上书，第143页。
[2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2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8页。
[23]同上书，第130页。
[24]同上书，第218—219页。
[25]同上书，第224页。
[2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3页。
[27]同上书，第128页。
[2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4—265页。
[29]同上书，第372页。
[30]同上书，第213页。
[31]同上书，第255页。
[3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33]《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4页。
[34]《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35]同上书，第77页。
[36]《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45页。
[37]中共中央宣传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2003年版，第81页。
[38]《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页。
[39]同上书，第230页。
[40]《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科学发展》，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92页。
[41]《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4页。
[42]《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5页。
[43]《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5页。
[44]同上书，第378页。
[45]同上。
[46]《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97页。
[47]《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30页。
[48]《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97页。
[49]《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4页。
[50]同上书，第61页。
[51]《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62页。
[52]《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78页。
[53]胡锦涛：《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 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2010年10月19日。
[54]胡锦涛：《共同发展 共享繁荣——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新华网2011年10月17日。
[55]《人民日报》2009年11月14日。
[56]胡锦涛：《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 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2010年10月19日。
[57]《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82页。
[58]同上书，第80页。
[59]同上书，第81页。
[60]《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3日。
[61]《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62]同上书，第20页。
[63]胡锦涛在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64]《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83页。
[65]同上书，第78页。
[66]同上书，第79页。
[67]同上书，第78页。
[68]2004年1月27日胡锦涛在法国国民议会演讲。
[69]《胡锦涛在庆祝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大会上的讲话》，2008年11月7日。
[70]胡锦涛：《兴办经济特区是党和人民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2010年9月6日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71]《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73页。
[72]《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82页。
[73]胡锦涛：《坚持改革开放 推进合作共赢——在博鳌亚洲论坛二○○八年年会开幕式上的演讲》。
[74]胡锦涛：《加强中非团结合作 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在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的演讲》，《人民日报》2007年2月8日。
[75]胡锦涛：《共同发展 共享繁荣——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新华网2011年10月17日。
[76]胡锦涛：《坚持改革开放 推进合作共赢——在博鳌亚洲论坛二○○八年年会开幕式上的演讲》。
[77]《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页。
[78]胡锦涛：《加强中非团结合作 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在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的演讲》，《人民日报》2007年2月8日。
[79]胡锦涛：《携手拓展合作 共创美好未来——在印度科学宫的演讲》，《人民日报》2006 年11月22日。
[80]《胡锦涛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6年1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