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化旅游开发的相关理论与实践
第一节 相关概念分析
一 文化
文化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是社会科学中最容易理解又最难理解的一个概念。每一种文化都有它外在的表现形式，很多学者试图从不同的学科对文化的概念进行界定，然而至今都没有得到一个令人满意、公认的定义，同时也很难给出一个准确清晰的分类标准。
从词源角度来理解文化一词，中西方语境下有不同的解释。在中国古代，文化一词指的是“以文教化”，即所谓的“文治武功”，这样理解的前提是“人”，这样才有文化的存在，其中文是基础和工具，包括语言和文字，而教化才是文化一词的真正重心，是人群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产生、传承、传递及得到认同过程和手段的共同规范。从西方词源角度理解，文化一词在英语中用“culture”来表达，源自拉丁文“cob”，有耕耘的意思，而且还指照料土地、饲养动物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教化”的意义相去甚远。
文化本不属人类所独有，我们应该以更加开放和宽容的心态解读文化。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文化指的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因此，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是历史发展的体现。广义的文化着眼于人类存在于自然界的独特生存方式，其涵盖面非常广泛，所以又被称为大文化。按照这种广义的定义，整个世界可以分成两大块：文化和自然。凡是有人创造的均归于文化范畴；凡是没有人参与其中的均归于自然。[1]
从狭义角度理解，文化特指意识形态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包括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道德情操、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各种制度等。这种对于文化的理解专注于精神创造，排除了人类社会历史生活中关于物质创造及其结果的部分，主要包括的是心态文化，又称为小文化。这种狭义的理解也可以解释为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
文化是人类智慧和劳动的创造，其存在和发展与人和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紧密相连。作为人类认识和实践活动的产物，文化的本质是一种精神存在和产品，它既体现在人们的精神活动和行为活动中，也体现在人们创造的各种物质产品和精神活动中，多样的文化造就了丰富多彩的文明。
二 旅游
从旅游研究的专业角度来讲，如何去界定旅游，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旅游”一词在中国最早出现在南朝梁诗人沈约的《悲哉行》一诗中，“旅游每年春，年春媚游人。”对于旅游的界定，国际上普遍接受的是“艾斯特（AIEST）”定义：旅游指的是“非定居者的旅行和逗留所引起的各种现象和关系的总和。这些旅行和逗留活动的开展不会导致长期定居，并且无涉于任何赚钱活动”。[2]也有学者认为，旅游是人们处于移动和就业任职以外的其他原因离开自己的长住地，前往异国他乡的旅行和逗留活动所引起的各种现象和关系的总和。[3]谢彦君教授将旅游定义为，旅游是个人前往异地寻求审美和愉悦为主要目的而度过的一种具有社会、休闲和消费属性的短暂经历。旅游的根本目的在于寻求审美和愉悦体验，是一种经历和一种活动，具有社会性、休闲性和消费性。[4]
三 旅游文化
任何一种新的文化形态的产生、发展和完善，都是社会生产力和社会文化发展到相当水平的结果。随着旅游业在经济领域中地位的不断提高，它对社会文化发展的需求和依赖也越发明显。旅游行为的综合性、时间空间的延展性、景观形态的趣味性、旅游内容的丰富性，以及满足游客文化需求多样化的客观存在性，促使旅游业必须具有适合自身发展需要的文化形态，这就是旅游文化。旅游文化作为旅游和文化的分支，既有旅游的综合性，又有文化的延续性，它是与旅游紧密相连，并且对旅游者的旅游产生影响的各种文化现象，是旅游与文化的一种深层次结合，是旅游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以旅游活动为核心形成的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是旅游业的灵魂。
旅游文化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形态，是人类过去和现在所创造的与旅游有关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综合，旅游文化的实质是文化交流与对话的一种形式。旅游文化以一般文化的内在价值因素为依据，以旅游诸要素为依托，作用于旅游全过程，以旅游学、旅游经济学、旅游心理学等学科为理论基础，涉及文学、哲学、民俗学等多个学科，体现在旅游者的旅游娱乐、旅游食宿、旅游服务等旅游形态中，渗透在与旅游有关的吃、住、行、游、购、娱等要素和相关的服务中。
旅游文化是一般文化在旅游活动中的特殊表现，对于旅游者而言，旅游文化涉及旅游者整个旅游的全过程，是一种和谐的文化、一种追求新奇和享乐审美的文化。它既包括旅游者的文化品格、文化需求以及对旅游地的文化感受，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历史现象，旅游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也可以为现代旅游业的发展提供最大效益效能的新型经营管理思路和措施，促进旅游资源科学正确的开发和旅游业文化的建设。
四 文化旅游
文化旅游的旅游目的和方式都比过去单纯的山野旅游、休闲旅游、度假观光旅游等具有更高层次和意义。
文化旅游不是产品而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文化旅游关键在文化，旅游只是形式。因此，文化旅游可以理解为通过旅游实现感知、了解、体察人类文化具体内容为目的的行为过程。由此衍生出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理解认识，站在旅游经营者的角度看，文化旅游是一种产品设计的战略思路或产品创意；站在旅游者的角度看，文化旅游是通过对文化认知和期望所采纳的旅游方式。[5]
文化旅游以旅游文化为消费品，旅游者为实现自己特殊的文化感受，用自己独特的审美情趣和文化理解力，将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进行深入的理解和体验，从而得到精神和文化上全方位享受的一种旅游活动。它包含哲理性趣味功能、审美情趣激发功能、教育启发意义和宗教情感功能。从内容形式上，可以分为历史文化旅游、建筑文化旅游、宗教文化旅游、园林文化旅游、民俗文化旅游、饮食文化旅游等。从时间跨度上，可以分为历史文化旅游、现代文化旅游。
同时，文化旅游也可以理解为以社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作为旅游对象的一种旅游形式。物质文化是精神文化的载体，精神文化是物质文化的内核。精神文化包括了文化艺术等多种文化形式。文化旅游可以理解为旅游者为体验、考察、认识、了解、学习旅游目的地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而进行的旅游活动；是旅游地或旅游企业为显现旅游地文化特征和文化品格，凸显文化精神并获得经济利益所组织和从事的旅游活动。文化旅游并不是一种大众旅游形式，以其旅游动机和旅游目的地的特定性而与大众化旅游相区分，是知识经济时代，追求高品位、高层次旅游方式的人们的首要选择，其旅游者和旅游目的地是特定的，发展文化旅游的目的是以社会效益为核心，以经济效益为动力，但是经济效益不是文化旅游的最终目的。[6]
第二节 文化旅游开发的理论基础
一 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是大卫·李嘉图在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及赋税原理》一书中提出的。他认为，由于资本和劳动在国家之间不能完全自由地流动和转移，所以不能按照绝对成本的大小作为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原则，而是要依据比较成本来开展国际分工与贸易。即在两个生产率水平存在差异的国家之间，其中一个国家在生产任何一种产品时成本（或劳动生产率）都处于有利的条件，只是有利程度不同，而另一国家生产任何商品时成本（或劳动生产率）都处于不利地位，只是不利的程度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两国就应该选择优势较大或劣势较小的产品进行生产，进口劣势较大或优势较小的产品，即“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这样各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经济实力下，都可以找到自己国家的相对优势，即使处于劣势也可以发现其相对优势，各国就可以集中资本和劳动生产本国最有利的产品，利用国际贸易和分工，实现相互之间的互补，既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又可以实现本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李嘉图之后，瑞典经济学家伊莱·赫克歇尔和伯尔莱尔·俄林提出了要素禀赋说，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比较优势理论，从新的角度说明了比较优势产生的原因，成为分析比较优势的经典方法。
比较优势原理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不仅被广泛应用到国际贸易学中，现在也被广泛地应用到各种竞争合作比较当中，任何可能发生比较和差异的地方都能用到比较优势原理，所以比较优势原理在文化旅游开发方面也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文化旅游开发就是挖掘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这是发展旅游的重要途径，要注重旅游资源、旅游地和旅游客源地区的文化特征，开发具有文化特征和特色的旅游产品，全方位地展示和弘扬文化精品，将文化潜在价值转化为现实的旅游产品。首先，文化资源开发的最终目的还是促进区域旅游业的发展，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同样受制于市场的运作规律。因此，比较优势理论可以作为区域文化资源开发战略选择的理论依据。其次，文化资源具有区域性、独特性，在文化资源开发中比较优势理论对区域文化资源开发战略的选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区域文化资源开发中，要明确本区域的资源特色和存在优势，对本区域的文化资源、旅游发展状况与其他区域进行比较，在产品选择上突出区域优势，提高产品竞争力。最后，文化资源的多样性、系统性，决定了比较优势原理对区域文化要素禀赋及其结构的分析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在区域文化资源开发中才能够科学评估当地文化资源开发的科学性，以及如何整合优化资源，实现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最终促进区域旅游业的发展和经济的飞跃。
二 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
旅游地生命周期是客观存在的现象。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是描述旅游地演进过程的理论，其概念最早由克利斯特勒（W.Chistaller）在研究欧洲旅游发展事业中提出，他认为旅游地的发展都要经历一个相对一致的演进过程：发现、成长与衰落3个过程。1973年，帕洛格（Plog）提出了另一个得到普遍认可的生命周期模式。1978年，斯坦斯菲尔德（Stansfield）通过对美国大西洋城盛衰变迁的研究，也提出了一个类似的概念。到目前为止，被学者们公认并且广泛应用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是1980年由加拿大学者巴特勒（Butler）提出的。巴特勒在《旅游地生命周期概述》一文中，借用产品生命周期模式来描述旅游地的演进过程。他提出旅游地的演化要经过6个阶段：探索阶段、参与阶段、发展阶段、巩固阶段、停滞阶段、衰落或复苏阶段，每个阶段都具有自身的特点和内在规律。
1.探索阶段（Exploration）。只有少量的旅游者，简单的旅游服务设施，以自然型或文化型旅游资源为主，自然和社会环境未发生显著变化。
2.参与阶段（Involvement）。旅游社区参与度加强，旅游者人数增多，旅游活动的季节性和规律性开始凸显，广告宣传开始出现，基础设施和辅助设施开始完善。
3.发展阶段（Development）。旅游者数量开始迅速增加，在大量广告宣传的影响下，旅游客源市场开始明确，外来投资开始剧增，并且开始占据主要地位，旅游目的地开始开发新的吸引物，出现人造景观，基础设施全面完善。
4.巩固阶段（Consolidation）。游客数量继续增长，但是增长率减缓并趋于下降，旅游地经济与旅游业关系密切，旅游市场营销加大，以扩大市场范围和延长旅游季节性，这一阶段有了界限分明的娱乐区和商业区。
5.停滞阶段（Stagnation）。游客量达到最大，旅游环境容量已经趋于饱和或被超过，环境、社会、经济问题开始产生。旅游地形象吸引力大幅度下降，主要依靠回头客，接待设施过剩，保持现有游客规模难度大，人为改造自然和人文资源的痕迹明显。
6.衰落或复苏阶段（Decline or Rejuvenation）。客源市场在时间和空间上压缩，旅游地失去吸引力并逐渐衰落，外来投资大量撤出，本地机构和居民开始以相当低的价格购买旅游设施，介入旅游业的程度增加，旅游基础设施闲置或改作他用，当地的旅游功能大幅度衰落或者完全丧失。
另外，旅游地也可能在停滞期后进入新一轮的发展，进入复苏阶段。这主要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实现：一是增加人造景观，用全新的吸引物代替原有吸引物；二是开发新的旅游资源，重新启动旅游市场。
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的应用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作为旅游地的解释模型；指导市场营销和旅游规划；作为预测工具的研究。[7]具有生命力的旅游产品可以使更多的潜在游客变为现实游客，延长旅游地生命周期。在区域文化旅游发展中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进行文化旅游开发时，要对当地的文化旅游资源进行全面的考察，明确旅游地的文化资源数量和品质，对旅游区建立一个明确、清晰、客观的认识，为后期进行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的研究奠定基础。同时，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主要用于描述和分析旅游地的发展轨迹，可以使目的地的管理和营销机构（DOM）意识到旅游地的生命周期的变化，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采取不同的营销策略和应对措施，增强旅游地的竞争力和吸引力。此外，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还可以帮助旅游目的地的管理和营销机构，在已有的旅游吸引物的基础上，对新的旅游吸引物进行开发，对所产生的吸引力进行预测。当然，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只是一个参考性的预测，这种预测有很大的误差性，同时每个旅游地都具有独特性，有自己独特的生命周期，我们进行具体的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时候，要做到具体区域具体分析，这样才能够真正做到服务旅游业。
三 文化变迁理论
文化变迁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人类社会文化系统发展的不变定律。文化变迁也称社会变迁或社会文化变迁。对于文化变迁不同学派有不同的认识，早期进化学派认为人类文化普遍是由低级向高级、简单向复杂不断发展进化的。他们主要涉及的是历史上的文化变迁，不太重视民族之间的文化接触以及正在发生的文化变迁过程。传播学派重视文化的地理、空间的地方性变异，注重研究文化的横向散布，认为文化主要是在传播过程中发生变迁，他们忽视了人类自身的创造能力。功能学派注重对社会文化功能、结构的研究，同时注意研究在调查中所发现的文化变迁。心理学派认为，文化变迁是不同民族认识和忘却人体心理的过程。历史学派认为，文化变迁是历史发展的合乎规律的相应变化。结构主义学派认为，文化变迁是文化特质和文化模式的变化，或是文化内容的增量或减量所引起的结构性的变化。
文化变迁是文化的任何方面所发生的任何的变迁，它既包括物质文化的变迁和非物质文化的变迁，也包括文化特质、文化特质丛等文化内容的变迁和文化结构上的变迁。[8]同时，文化变迁也指由于民族社会内部的发展，或由于不同民族间的互相影响而引起的一个民族文化系统从内容到结构、模式、风格的变化。[9]文化变迁是绝对的，永恒的，但是文化稳定的均衡现象则是相对的。
促使文化变迁的原因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由社会发展的变化而引起的，即内部因素；二是由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如迁徙、与其他民族的接触、政治制度的改变等引起的，即外部因素。当环境发生变化时，社会成员以新的方式对此做出反应，便开始发生变迁，而这种方式一旦被这一民族足够数量的人所接受，并且成为它的特点，那么文化就已经发生了变迁。此外，文化变迁又可以分为有意识变迁和无意识变迁两种模式。有意识变迁又称为自愿变迁，是指作为变迁主体的人们自觉发动的一场有意识地对部分文化特质或整体文化体系进行发展和变化的文化变迁过程，又分为主动变迁、指导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3种类型。无意识变迁又称为自然变迁，指文化变迁的一种无计划状态，是无意识的、偶然的、没有规划的。文化变迁的模式主要有创新、进化、传播和涵化4种模式，这4种模式都包括了有意识变迁和无意识变迁这两种类型。其中涵化是文化变迁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指2个或2个以上不同的文化体系间持续接触、相互影响，而导致的一方或双方文化体系发生的大规模变迁。
区域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有助于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旅游者既可以学习目的地的文化，又可以将自己所在地的文化带到旅游目的地，并且通过自己的言行传播给当地的居民，有助于区域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以及旅游目的地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的改善。但是，随着旅游市场的稳定化和成熟化，外来游客和文化会对当地的社会文化和道德观念产生影响，对当地的文化产生一定的同化作用，当地的特色产品和文化被过度的商品化，影响当地传统文化的真实性。因此，文化变迁理论及其研究成果对区域文化资源的开发可以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我们要对旅游开发对区域社会、经济、文化等带来的影响进行理性的思考和分析，用辩证的眼光去审视文化资源开发对区域影响的利弊，客观地分析文化资源开发对区域文化、人民心理、社区关系等方面的变化，以便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和文化关系。
四 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形成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过程，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发表了一部引起很大轰动的环境科普著作《寂静的春天》，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热切关注，并且引发了人们关于发展观念的争议，环境问题从一个边缘学科问题开始走向全球政治、经济议程的中心； 1972年由《生态学家》杂志发起并组织编写的《生存的蓝图》，首次提出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1980年世界自然保护同盟（IUCN）、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WWF）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表了《世界自然保护大纲》（Word Conservation Strategy），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可持续发展概念最广泛的定义和核心思想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10]人类“应享有与自然以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的生产成果的生活权利”，并且“公平地满足今世后代在发展和环境方面的需要，求取发展的权利必须实现”（《里约宣言》）。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实现人口、资源与发展关系的协调；追求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健康、持续、稳定和谐发展。此外，可持续发展有着丰富的内涵：共同发展，地球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每个国家或地区都是这个巨系统不可分割的子系统，因此我们要追求的是整体发展、协调发展、共同发展。协调发展，包括经济、社会、环境三大系统的整体协调，也包括世界、国家和地区3个空间层面的协调，还包括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社会以及内部各个阶层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源于协调发展。公平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公平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时间层面上的公平，当代人的发展不能以损害后代人的发展能力为代价；二是空间层面上的公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不能以损害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能力为代价；高效发展，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人口等协调下的高效率发展；多维发展，在可持续发展这个全球性目标的约束和指导下，各国与各地区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时，应该从国情或区情出发，走符合本国或本地区实际的、多样性、多模式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环境规划署和世界旅游组织在西班牙加那利群岛的兰沙罗特岛召开了“可持续旅游发展世界会议”，会议通过了《可持续旅游发展宪章》和《可持续旅游发展行动计划》，明确指出：“可持续旅游发展的实质就是要求旅游与自然、文化和人类环境成为一个整体。”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满足了旅游者多元化的旅游需求，同时人文旅游资源具有很强的延续性和可持续性的优势，因此在区域文化旅游开发中，我们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保证文化资源的永续性和独特性，保证区域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真正做到区域自然、社会、人文的和谐统一。
五 “增长极”理论
“增长极”概念最早是由法国经济学家佛朗多瓦·佩鲁（Francois Perroux）提出，他的主要观点是：增长并非发生在所有地方，它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且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影响。[11]后来法国经济学家布代维尔（J.B.Boudeville）将增长极理论引入区域经济理论中，之后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John.Frishman）、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A.O.Hischman）分别在不同程度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使区域增长极理论发展成为了区域开发工作中的流行观点。
增长极理论是以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为出发点，区域经济发展中，经济的增长并不是同时出现在很多地方，一般是少数几个具有发展优势的点率先发展，逐渐发展成区域经济增长中心即极核。同时，增长理论重视创新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因为增长极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和企业家，同时所在区域要有一定集中相当规模的资本、技术、人才，形成一定规模经济的能力，还要具有良好的区位环境条件。增长极通过支配效应、乘数效应、极化和扩散效应对区域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增长极具有技术、经济方面的先进性，能够通过与周围地区的要素流动关系和商品的供求关系对周围地区的经济活动产生支配作用。增长极的发展对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示范、组织和带动作用，并且这种作用会不断地加大和强化即为乘数效应；极化效应即增长极的推动性产业吸引和拉动周围的要素和经济活动不断趋向增长极；扩散效应指增长极向周围地区输出要素和经济活动，从而刺激和推动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12]
旅游产业增长极以旅游产业和增长极为理论基础，是产业理论与增长极理论在旅游产业中的新应用，它既有增长极的一般特征，又具有旅游业的基本特征，旅游产业的增长极是以旅游产业为基础，旅游产业集聚为标志，在区域经济中具有较强的扩散作用和带动效应。增长极经济发达，实力雄厚，基础设施发展完善，交通网络的通达指数高，城市规划明确，旅游发展方向明确，在与周边旅游资源的竞合分析中占有明显的优势。
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中，以增长极理论为基础，对区域旅游增长极的选择要从本地区的经济现状出发，综合本地区的科技发展水平、地理环境、政策倾向、交通条件、基础设施条件与旅游资源状况等条件，增长极一般要选择区域经济较发达、发展潜力巨大的城市，这样最先形成区域旅游业发展的增长极，促成某知名旅游地区的发展，实现旅游开发中点的突破，即实现增长极理论中的“极化效应”，再实现面的发展，即增长极理论中的“扩散效应”，这样在区域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中最终实现全面发展。
六 “点—轴系统”理论
“点—轴系统”理论是中国著名经济地理学家陆大道提出的，这个理论以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论、郝格尔斯德兰的空间扩散理论、佩鲁克斯的增长极理论为理论基础发展而来的。是关于社会经济空间（组织）的理论之一，是有效的国土开发和区域发展的空间结构模式。[13]“点—轴系统”的核心是“点”与“轴”的有机结合。国家和地区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大部分的社会经济要素在“点”上集聚，并且由线状基础设施联系在一起而形成“轴”。这里的“点”指的是各级中心地，即区域内的各级中心城镇、居民点，也是各级区域的集聚点，是区域内重点开发的对象。“轴”指的是对附近区域有很强的经济吸引力和凝聚力。轴线上集中的社会经济设施通过产品、信息、技术、人员、金融等，对附近区域有扩散作用。扩散的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作用于附近区域，与区域生产力要素相结合，形成新的生产力，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点—轴系统”模式发展有利于城市之间、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增进联系，同时也顺应了经济发展在空间上集聚成点并沿轴线渐进扩散的客观要求。此外，“点—轴系统”还可以适用于区域旅游资源的开发，是旅游资源开发规划与布局过程中的理论依据，对区域旅游产业规划布局和空间组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旅游开发中，“点—轴系统”开发模式有利于把区域重点旅游资源的开发、旅游设施的空间布局和旅游线路的设计等区域旅游发展的轴线进行宏观考虑，形成统一的有机体，这样就避免了旅游发展实践中出现的脱节现象，可以统一规划，统一布局，相互配套，协调发展。
“点—轴系统”在区域文化资源的开发中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进行文化资源开发时也要以“点—轴系统”作为布局规划的理论基础，统筹考虑区域的基础设施、旅游资源、重点景区设置等，促进区域旅游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1]蔡红生：《文化概念的考证与辨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2]施海涛：《对文化概念及人类学研究范畴的思考》，《云南农业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3]李天元：《旅游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
[4]谢彦君：《基础旅游学》，中国旅游出版社1999年版，第49页。
[5]李巧玲：《文化旅游及其资源开发刍议》，《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6]王远坤：《关于文化旅游发展的几点思考》，《中国旅游报》2007年7月11日第15版。
[7]保继刚、义芳：《旅游地理学》（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
[8]石奕龙：《应用人类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0页。
[9]田敏：《民族社区社会文化变迁的旅游效应再认识》，《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3年第5期。
[10]颜军、李荃辉等：《论文化旅游是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改革与战略》2009年第12期。
[11]王记军：《河南旅游产业增长极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南科技大学，2012年，第38页。
[12]陶云：《旅游产业增长极理论与应用研究——以安徽省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安徽师范大学，2006年，第30页。
[13]陆大道：《关于“点—轴”空间结构系统的形成机理分析》，《地理科学》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