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为什么以及如何研究身份
进入21世纪以来，体系结构的调整与变化成为国际关系中最大的现实。“世界进入了一个国际观念发生变化、国际规范新旧交替的时代。”[1]体系层次的物质结构、制度结构和观念结构均呈现复杂化、模糊化的发展态势，而微观层次的互动更加活跃，行为体的施动性、微观层次的互动进程对国际关系现实的构造能力日益显现。国际关系现象变得更加复杂，更具流动性，传统的体系国际关系理论难以适应国际关系现实的快速发展，表现为理论与实际的严重脱钩。[2]
国际关系主流理论深受西方结构主义和理性主义思维的影响，对国际关系的描述常常是静态的、冷冰冰的。使得国际关系研究最贴近于人类活动特殊性的学派要数20世纪末兴起的建构主义，建构主义将“社会”这一人类活动的创造物和场域带入了国际关系研究，国际关系学者开始关注将人与社会联系起来的桥梁——“身份”。这对于国际关系研究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突破。但是建构主义将身份带入国际关系研究所迈出的步伐究竟有多大？建构主义身份理论在多大程度上揭示了国际关系中人类活动的特殊性，又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和解释了国际关系复杂多变的现实？回答这些问题是本书的研究起点，解决国际关系身份研究中的不足是本书努力的目标，而考察体系建构主义身份理论的概念适用性和逻辑自洽性是本书研究的切入点。
第一节 体系建构主义身份理论的不足
最先将身份概念带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是建构主义学者，温特的体系建构主义理论建构最为系统。在温特的体系建构主义理论中，最重要的社会性因素就是行为体的“身份”[3]。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预设国家利益是不变的，国家利益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著名的黑匣子，也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研究的起点。建构主义则以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研究起点为研究终点，通过引入身份的概念，打开国家利益的黑匣子。建构主义告诉人们，国家利益不是预先设定、一成不变的，而是由国家的身份所决定的。身份成为“连接环境结构和国家利益的一个关键点”[4]。不过，纵观建构主义理论的发展历史，身份这个重要的社会性因素却没有得到充分而系统的研究。尽管温特的体系建构主义理论大厦是以身份建构为基石，但是温特的身份概念却很狭隘和僵化，身份建构的逻辑也难以自洽。
温特的身份理论依赖于两个身份概念，即角色身份与集体身份。[5]在西方社会学的分类中，角色身份与集体身份都属于社会身份的范畴，与团体和类属身份相对应。根据温特的定义，角色身份指的是行为体关于自身在社会角色功能结构中所处位置的认知。[6]集体身份等同于认同，是一个认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我—他者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并在交界处完全地超越”。[7]角色身份与集体身份虽然都属于社会身份的范畴，但是这两个概念的范畴并不相同。两者虽然都涉及自我和他者的区分，但是区分的基础不同。角色身份区分的基础是社会结构中行为体所承担的角色与功能，而集体身份区分的基础是自我与他者的类别差异。
在温特的理论框架中，国际社会的文化结构用角色身份结构标识，温特借用微观社会学的符号互动论解释角色身份的形成逻辑；而温特在论证国际社会文化结构的转变时，用的却是集体身份的概念，即论证自我和他者的界限是如何在体系进程与心理进程的影响下被超越的。这就造成一种结果：用一个范畴的身份概念来描述其状态，而用另一个范畴的概念来推演其进化。尽管，为了使基本概念与理论逻辑保持一致，温特多次试图在角色身份与集体身份之间建立联系，但是，由于这两个概念的范畴与含义截然不同，他的这个努力并不成功。
除了依赖于两个不同范畴的社会身份概念外，温特分别论述角色身份与集体身份的形成时，其逻辑也不自洽，集中表现为身份进化的“方向性困境”，其根源在于缺乏有效的动力机制。[8]温特借用符号互动论的基本机制论述角色身份形成过程，但是在温特的理论预设中，关于身份的共有知识是以一方的身份预设被接受，而另一方的身份预设被同化为终点的。当互动双方的预设身份不同时，谁的身份预设能上升为共有知识，这就是方向性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温特不得不依赖权力因素。在论述集体身份形成的时候，温特也同样面临着方向性问题。温特假设当行为体采取“亲社会行为”的时候，符号互动可以最终导致集体身份的形成。但是行为体为什么愿意首先采取亲社会行为？出现这个方向性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温特不能为行为体的身份习得与进化提供一个有效的动力机制。带来这些问题的是温特关于国际社会的结构主义和认知主义本体性假定。
第二节 本体性批判与身份概念的重构
突破西方结构主义和理性认知主义知识体系的束缚，构建更贴近人类社会特性的身份概念和身份建构模式是本书的核心任务。因此，在对体系建构主义本体性假定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引入国际关系理论的关系本位思想，借鉴比较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成果，对身份概念进行重构，提出了关系导向身份概念的内涵与特征，用以描述和解释西方主流话语体系所不能涵盖、无法解释的复杂多变的国际社会微观身份建构进程。
一 体系建构主义的本体性批判
为了考察体系建构主义理论的本体性假定，笔者对结构现实主义与体系建构主义的相关本体性假定进行了比较，同时也对不同时期温特的本体性立场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温特早期的文章对结构现实主义的本体性批判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但是随着理论建构的努力走向体系化，温特的本体性批判立场逐渐松动，对结构现实主义的本体性假定作出了三个重大的妥协，接受了物化结构、结构与单位二元分立以及行为体认知施动这三个重要的结构现实主义本体性立场。温特在批判结构现实主义物化结构的同时，又保持了观念结构相对于互动进程的独立性；在否认行为体属性完全独立于结构的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同时，又认为结构与单位行为体的某些方面具有相互独立且独立于互动实践的特性；在行为体施动性的问题上，温特和结构现实主义一样，坚持理性认知主义，与结构现实主义的区别仅仅在于是基于“工具性推理”的工具理性还是基于“规范性推理”的社会理性。[9]
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政治经济进入变化发展的快速轨道。国际政治在微观互动层次呈现出多样化、多层次的运行态势，而国际关系主流理论所致力于研究的宏观结构，不论是物质结构还是观念结构却日益模糊。国际关系研究者试图从多种角度抓住这些微妙却迅速发展的变化，行为体多样化、国际政治多层化、国际互动复杂化等等，这些研究都是在结构话语之外重新审视国际关系现实的结果。同时，在微观互动层次重要性日益提升之际，国际政治也进入了后“9·11”时代，随着恐怖主义和反恐斗争成为主要的国际冲突来源，灾害频发及人道主义援助成为重要的国际关系主题，仇恨、羞辱以及同情等词汇成为国际关系事件的重要检索词。国际关系现实中的这些发展和变化清楚地指出一点：温特所难以突破的二元分立物化结构观以及行为体的理性认知施动性已经不足以把握并解释微观互动层次上的这些深深烙印着人类情感特征的复杂国际关系现象。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建构主义学者大卫·戴斯勒（David Dessler）就对结构现实主义二元分立的本体性假定提出了挑战，提出了比温特更具革命性的本体假定，即结构与单位关系的转变模型（transformational model）。转变模型中结构和行为的关系就像语言和演讲之间的关系：结构既制约行为体的行为又使其成为可能；结构既是行为的结果又是行为的介质。[10]不过，对结构主义更激烈的批评来自于结构主义内部的后结构主义。
20世纪70年代在法国兴起了改造结构主义的政治思潮，其代表人物大多数是原来的结构主义者，如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以及让·弗朗西斯·利奥塔（Jean Francis Lyotard）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都源于语言学研究，后结构主义被视为是从内部掀起的对结构主义的批判。虽然不同的后结构主义者批判与修正结构主义的视角各不相同，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拒绝结构的自足性，批判结构与过程的二元对立。[11]实际上，后结构主义的主要使命就是“去中心”，去结构这个中心。后结构主义者认为结构主义虽然引入了关系、系统、差异等概念，但是仍然抱定一个中心，就是结构。一切都是结构调节、组织的结果，一切都可以用结构来解释，只有结构本身是例外。从后结构主义观点看，不管中心概念如何牢固，如何深入人的无意识之中，其历史如何悠久，它毕竟只是一种虚拟的存在、关系的产物、无限结构网中的一项。[12]
二 关系本位与身份概念的重构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后结构主义过于强调甚至是夸大了语言本体的地位[13]，忽略了行为体的施动性以及行为体置身于其中的社会与历史环境，这就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其解释力和说服力都颇受质疑。实际上，后结构主义的最大贡献并不是来源于它对理论的建树，而是在于它消解了结构主义思维方式的禁锢，而只有消解了结构主义的禁锢，我们的思想才能得到解放。所以，后结构主义的重要意义在于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一个问题：结构的概念的确简化了国际关系的现实，禁锢了学术思维，如果语言本体论对于解释国际关系现实力有不逮，那么，我们应该从什么样的视角去理解和描述我们所要研究的国际关系现实呢？对此，关系本位的思想颇具启发意义。
本书的本体性假定建立在关系本位的基本思想之上，根据关系本位的基本假定，笔者对来自社会学的角色身份概念与来自社会心理学的社会身份（等同于集体身份）进行了重构，提出了关系导向身份的概念。关系导向身份是本书理论框架的主要因变量，也是整个理论建构的基石。关于关系导向身份概念的内涵，还有待于更深入地探讨、更精确地界定，本书仅提供一个操作性的概念框架，其主要内容有三：其一，行为体的社会身份是行为体关于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情感附着与认知图式；其二，行为体在互动中的行为表现出与该情感附着相一致的或趋或避的行为倾向；其三，关系中的互动不断塑造和改变着行为体社会身份的情感与认知心理进程，从而塑造和改变着行为体的社会身份。与角色身份和集体身份不同的是，关系导向身份概念强调情境性、变动性以及互动对情感心理与认知心理的整体性作用等特征。关系导向身份概念不仅解决了体系建构主义在角色身份与集体身份之间勉强建立联系的困境，也通过情感施动性因素的引入而解决了身份进化的动力问题，从而化解了体系建构主义身份习得与进化的方向性困境。更为重要的是，关系导向身份概念对于研究国际关系舞台上不断变化着的身份政治具有重要的意义，身份的研究可以不再局限于具有某种结构的、具有一定稳定性的“集体身份”的形成与变化，身份研究的议程与范畴大大拓展。
第三节 作为身份符号的“东亚共同体”
21世纪初，东亚地区国际关系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东亚地区主义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全世界的兴趣，成为严肃对话的核心议题”[14]。东亚地区主义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其发展之快，也在于相关国家热情之高，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东亚共同体”概念在短时间内的兴起。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到2001年东亚展望小组（East Asian Vision Group，EAVG）提出建立“东亚共同体”，才不过短短三四年时间。2004年召开的东盟与中国、日本、韩国领导人会议正式确认了以建立“东亚共同体”为东亚地区主义的长远目标，决定召开“东亚峰会”，作为迈向“东亚共同体”的重要一步。“东亚共同体”不仅仅具有地区一体化的功能性意义，还蕴含着显而易见的地区身份建构含义。
“东亚共同体”作为本书分析的案例，还在于这个概念在很短的时间内又遭到了质疑，并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2005年东亚峰会召开前后，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出人意料地遇到了拐点，开始步入迷茫和不确定的“十字路口”。[15]东盟国家开始冷遇“东亚共同体”的建设进程。直到2012年，东亚展望小组向10+3领导人提交了第二份研究报告，报告中以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替代了10年前所提出的“东亚共同体”，该报告可以作为“东亚共同体”概念在东亚合作进程中弱化的标志性文件。
作为地区身份符号的“东亚共同体”在短短10年内的兴起与弱化，充分揭示了国际关系现象走向复杂与变动的趋势，也展示了非结构性的“身份”在国际关系中的存在。这些非结构性的“身份”在一定时期内对国家行为与认知确实发生了重要的影响，是值得也必须要进一步加强研究的课题。
一 “东亚共同体”符号的兴起与弱化
“东亚共同体”最早是由东亚展望小组在其研究报告中提出来的。2001年，EAVG向10+3领导人会议提交了题为《走向东亚共同体：一个和平、繁荣和进步的地区》的研究报告，正式提出了建立一个“东亚共同体”的地区一体化设想。[16]该报告为东亚合作描绘了一幅相对清晰的图景：从10+3对话机制开始，逐步沿着几个路径发展：一是东亚自贸区建设，二是地区金融合作机制，三是社会、政治的合作框架，最后的目标是建立东亚共同体。[17]这个东亚共同体建设道路的重要制度保障是东亚峰会。为建设与实现东亚共同体，东盟+3会议机制要逐步向东亚峰会转变。很快，由各国官员组成的东亚研究小组（East Asian Studies Group，EASG）对EAVG的报告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向各国领导人提出了推进东亚共同建设的26项具体措施，包括17个短期措施和9个中长期措施。[18]2004年于老挝万象召开的东盟+3会议上，各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将东亚共同体确定为东亚合作的远景目标，并且决定提前于2005年召开EASG报告中提出的作为中长期措施之一的东亚峰会。[19]
从2001年东亚共同体符号正式进入东亚区域合作官方文件开始，东亚地区关于东亚共同体前景的讨论快速升温，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东亚共同体的愿景似乎越来越清晰。2003年8月，马哈蒂尔在第一届“东亚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了题为《建设东亚共同体：前方的路》的长篇主题演讲，提出“东亚共同体”建设的五项原则：互利、互敬、平等、一致和民主；东亚共同体的目标是缔造“东亚共有、共治、共享的治理”；[20]2004年12月5—6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召开的“第二届东亚论坛”上，马哈蒂尔的继任者巴达维在开幕式发言中进一步提出了建设东亚共同体的7点路线图，内容包括东亚峰会、东亚一体化宪章、东亚自由贸易区、东亚货币和金融合作条约、东亚友好合作区、东亚交通和通信网络，以及有关人权与责任的东亚宣言。[21]在马来西亚的大力倡导下，东亚共同体愿景更加深入人心。
就在对于东亚峰会的召开充满期待之际，关于东亚峰会参加成员、性质、中日韩在其中的作用等问题，相关国家开始出现争议。及至东亚峰会正式召开之后，东亚地区舆论中出现一片失望、挫折的论调。根据EAVG的设想，东亚峰会是东亚共同体建设的主要制度，由东亚13个国家以平等身份参与，中日韩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可见，东亚峰会被视为东亚共同体建设推进的标志，也是最终实现东亚共同体的途径。但是，2005年东亚峰会召开的最终形式仍然是东盟+模式，东盟在其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更令一些国家失望的是，东亚峰会被定性为东亚国家与区域外大国开展政治安全对话的论坛，10+3仍然是东亚共同体建设的主渠道。相对于东亚峰会召开前围绕东亚共同体建设出现的地区团结与认同感来看，这种转折反映了“东亚共同体”符号在某种程度上的弱化，东亚合作面临路径之争、东盟推动乏力、方向迷失等等困境。
从东盟角度来看，东盟国家对于东亚共同体建设的热情明显减退，从行为上表现为对东亚合作进程推动不力，甚至是有意模糊东亚共同体的边界，只强调东亚合作对于东盟一体化建设的贡献与作用，对东亚合作的下一步发展没有什么想法和倡议；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2004年决定召开东亚峰会之后，东盟推动自身一体化的动力大大加强，东盟共同体建设提速，《东盟宪章》起草并获得通过。
“东亚共同体”为什么会在这么快的时间内经历这么大的起落？为什么东盟一开始对建设东亚共同体充满热情、大力推动，而很快又失去兴趣，转而关注于东盟内部一体化建设？
二 经济利益的驱动与现实政治的阴霾
东亚合作进程在21世纪初的快速发展，学者与官员们大多将其归结为经济利益的驱动，“关于地区合作的热情具有许多动机，但是其核心动机是东亚不断增强的经济一体化”[22]。首先是亚洲金融危机使得东亚各国意识到命运的紧密联系，需要加强合作共同抵御经济领域的风险；而其后的经济贸易合作使得东亚国家能够团结起来，抵御来自发达国家和地区集团的经济挑战。[23]
经济联系的加强、抵御风险的需要以及经贸合作的收益确实是东亚合作启动和快速发展的直接原因，但是仅仅用经济利益来解释东亚共同体这个地区身份符号的快速兴起是不充分的。首先，经济联系的加强不是必定会导致地区身份感的孕育与发展，更何况是在短短的几年内的快速兴起。世界上其他地区的经济合作也在蓬勃发展，但是却少有共同体建设的远景设想，也很少有诸如“北美人”之类标示地区身份的符号出现。就是在欧洲，自1951年启动区域一体化进程之后，经过16年的时间才提出并建立了“欧洲共同体”。而东亚可以说是区域一体化合作中的后来者，却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提出建立综合性共同体的设想。与欧洲不同的是，东亚共同体的设想是建立在相关国家并未就实质性问题达成一致，甚至是分歧众多的情况下。其次，经济利益驱动的观点更难以解释东亚共同体和地区身份的弱化。随着东亚地区金融合作的快速推进、自贸区网络的建成，区内国家间的贸易、投资上的相互依赖在2004年以后更加紧密，但是，东亚地区身份感却并没有随之增加，东亚一体化的前景反而变得暗淡起来。
正因为经济利益驱动的观点不能解释东亚共同体的兴起与弱化，一些学者遂指出，尽管东亚合作主要是以经济为中心，但是主要动机一直是外交和战略收益。[24]自金融危机以来，东亚地区贸易与金融合作发展迅速，但是并没有导致地区主义的不断加强。[25]相反，东亚共同体建设的转向揭示了东亚地区主义是一种“挫败了的地区主义”[26]，现实政治的考虑击碎了经济合作成功所带来的激情，“转变10+3机制的愿望落空了，因为经济和金融地区主义自身并不能够缓解扎根于亚洲现实主义安全观的焦虑和安全困境”[27]。在东亚合作进程中，常常被提及的现实政治考虑就是中国力量的崛起[28]以及由此引发的日本防止中国影响力的增加而展开的中日竞争。[29]
对中国力量崛起的现实政治考虑，一直是东亚地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影响因素，也是影响东盟国家总体战略的关键变量。经过多年高达两位数增速的经济增长，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崛起已经成为东亚地区最重要的现实。由于领土纠纷、历史上朝贡体系、当代的输出革命以及东南亚华人华侨的经济实力，东盟各国对崛起后中国的战略意图抱有疑虑和担心。[30]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西方国家主导话语的影响下，加上美济礁事件的爆发，“中国威胁论”在东南亚地区相当有市场。在东盟国家眼里，中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几乎没有受到损失，中国的力量更加强大。但是所有这些对中国崛起的担心并没有阻止21世纪初东盟国家大力支持与推动东亚共同体建设，相反，中国威胁论被中国机遇论所取代。因此，东盟国家关于中国崛起的现实政治考虑本身并不足以解释东亚共同体的兴起与弱化，东盟关于中国崛起是威胁、是竞争还是机遇的认知要受到其他因素的调节。本书提出，这个影响现实认知偏向的因素就是来源于身份确认与否的情感感受。
在东亚峰会以及其他东亚共同体建设相关问题上，中日之间的确存在着一些竞争，但是，中日竞争并不是导致东亚合作进展受阻的充分原因。这是因为，在东亚合作进程起步时日本就有意识地与中国在东南亚进行“争夺人心的战争”。2005年东亚峰会召开之前，中日竞相与东盟加强合作的结果是加速了地区一体化进程，催生了东亚共同体符号的兴起，而东亚峰会召开前后的中日竞争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其原因在于，中日竞争的方式对于东盟社会身份确认的意义不同。2005年前，中日竞争都是以承认东盟主导国身份为前提的。而在东亚峰会问题上，日本赤裸裸地显示出要争当主导国的意愿，东盟的主导地位受到威胁，对东亚多重机制的驾驭能力失去了足够的信心，开始转向内部一体化建设，对东亚合作缺乏推动的意愿和热情。所以，中日竞争即使是导致东亚共同体建设转向的重要原因，也不是充分原因，中日竞争对于地区合作是促进还是阻碍主要取决于中日竞争是否挑战东盟地区主导国的身份。东盟维护与追求其身份确认而采取的有意识行为是不可忽略的。
总之，无论是经济利益驱动还是中国威胁、中日竞争等现实政治因素都不能充分解释东亚共同体的高调兴起和快速弱化。经济利益与现实政治逻辑在情感身份政治的调节下，才能为这一现象提供更为可信的解释。与此同时，东亚共同体作为一种身份符号，在较短时间内的兴起与弱化在体系建构主义的话语和理论框架下是不可理解、不能解释的。不过，这种快速兴起和弱化的现象正好反映了关系本位对国际社会关系流动性的总体描述。国家身份的习得与进化总是发生于互动进程中，在关系互动中不断地生产与再生产。虽然关系本位并不否认社会身份会获得一定的稳定性，但是这个稳定性总是具有相对意义的，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在互动进程中获得某种平衡性从而获得一定程度的稳定性。所以，关系导向身份概念更加适合用来理解和解释东亚共同体作为一种身份符号的兴起与弱化。
第四节 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本书提出了关系导向身份建构的情感动力框架，该框架建立在两组重要假定之上。第一组假定来源于关系本位和关系导向身份的概念，涉及身份变量：①行为体在进入具体国际互动之前就具有预设身份；②国际互动情境涉及的多重身份具有不同的凸显程度；③身份是情感充予的社会现象，由情感附着与认知内容共同构成。第二组假定来源于心理学和神经科学中情绪研究的成果，涉及情感变量：①情感激发、储存和记忆进程独立于高级认知进程，可独立作用于行为体的行为；②情感是人类行为动机的最终根源；③情感具有组织认知活动的功能。
一 概念与理论框架
本书的理论框架涉及三个重要概念：情感、身份凸显和身份确认。这些概念是作者在综合汲取心理学、社会学以及社会心理学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关系本位思想的指导下作出的界定。
情感（affective feeling）：本书中的情感概念与常用的情绪（emotion）概念有所区别。情感是一种被体验为好或不好、唤醒和沉睡的简单非反思性感觉状态。从神经生物学角度讲，情感是一种神经生理活动状态，是能够意识到的最基础的情感体验。[31]与传统的情绪概念不同的是，情感不涉及任何高级认知（反思性认知）的内容，也不表现为某种具体的离散情绪（discrete emotion）。情感具有两个分析维度，一是表现为愉悦与不愉悦的效价维度（valence dimension），可以用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来表述；二是表现为唤醒与沉睡的强度或能量维度（energy dimension）。
身份凸显（identity salience）：人的自我界定即身份是一个复杂的层级体系，这一层级中位置较高的身份与行为的联系更为紧密。在不同的情境中，身份被激活从而对行为产生影响的可能性就被称为身份凸显。[32]身份的凸显程度是由承诺决定的，承诺包括互动承诺和情感承诺。互动承诺越高，即一个身份所涉及的他者数量越多，该身份的凸显程度就越高；情感承诺越强，即附着于一个身份的情感水平越强，该身份的凸显程度就越高。
身份确认（identity verification）：指的是人们采取行动，以使感知到的某种情境下的自我意义符合其身份标准中所包含的意义。[33]在自我确认过程中，行为体经常通过观察互动对象的反应和观点来寻求自我确认，因此，身份确认的过程也可以被理解为互动中的他者对自我身份表现（identity performance）的支持。[34]
本书的理论框架包含以下三个主要假设：
（1）行为体历史互动形成的附着于身份之上的情感效价和强度决定了不同社会身份的凸显等级和激活的可能性。
（2）互动情境中，行为体凸显等级高的社会身份能否得到确认将激发行为体积极或消极的情感。
（3）身份互动过程中产生的情感效价为身份建构提供趋避的动力与积极或消极认知的倾向。
总体上说来，该理论框架为身份建构提供了一个具有历史维度的情感动力框架。在该框架中，体系建构主义身份建构理论中的不足能得到纠正与补充。情感为行为体互动提供了是趋还是避的行为动力，情感也影响着行为体对互动进程倾向做出积极评估还是消极评估。情感体验以及与情感体验密切相关的行为倾向与认知偏向共同决定了行为体相对于他者的身份界定。身份具有历史维度，与历史互动中的情感记忆的效价与强度密切相关；情感具有互动维度，来自于关系中他者对行为体凸显程度高的社会身份的确认与否。
二 研究方法
对于本书的经验研究来说，方法论问题可能是最为棘手的难题，这也是目前阻碍情感研究在国际关系理论界繁兴的最大障碍。默瑟大力倡导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关注情感的作用，但同时也表示担心“情绪难以界定、难以操作化、难以测量，并且难以与其他因素分离开来”[35]。总体上看，在案例分析中甄别、确定情感因素对团体行为体的作用面临着两个主要的困难：其一是在经验研究中，如何观察和确定情感的存在与影响；其二是在国际关系中，个体情感如何与国家团体联系起来，即分析层次如何实现从个体心理到群体心理的转变问题。这两个问题都与情感作为个体感受的心理特性相关。要解决这两个情感分析的方法论难题，首先要对社会科学经验研究的评估标准提出一定的修正。
（一）情感研究有效性的标准
在传统知识观念的影响下，主流的国际关系学者，包括建构主义学者在内，都试图寻找客观知识，至少是要寻找系统的、可测量和可证伪的知识。但是正是这些传统的关于知识的观念阻碍和限制了对情感问题的研究，因为情感首先是一种内部感觉，是不能被轻易观察和真实表达的。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诸如定量、问卷调查等方法不能抓住情感的本质。[36]为了促进情感研究在国际政治中的开展，传统科学知识的评价标准需要接受一定的修正，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修正原则就是社会科学研究需要接受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学者要摆脱传统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承认科学研究不一定就要产生确定性的、客观的和可测量的知识。但是这种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并不是说情感研究的成果不可评估，只是评估的标准有所不同。情感研究有效性的评估标准可以是能否为理解国际政治难题提供有价值的新思路。比如，如果对于恐惧情绪的研究能够对一些通过其他途径不能很好解释的政治行为提供解释，这就是有意义的，尽管这种解释会具有争议，也可能最终无法得到证实。[37]
（二）情感的表征倾向
前述两个情感分析的方法论难题都是与情感作为内在的个体心理状态的特性相关。这两个难题实际上就是作为个体心理的情感现象如何获得可以观察的集体形式。个体心理现象一旦突破了私有的形式，获得了集体意义，就成为一种可以观察和诠释的现象了。
情感具有获得集体形式的可能和倾向也正是由于情感的私有和内在特性。布莱克等人指出，情感私有、内在的特性常常导致人们具有将其表达出来并与别人交流的强制性冲动。[38]正因为个体所体验到的情感对于个体来说是难以准确表达的，而情感体验一方面促动行为体采取行为去追逐愉快和消除不愉快的体验，一方面促使行为体去寻找原因，赋予该情感以意义。社会上的各种表征方式所传达的情感与意义正好为个体行为体提供了一个认同的对象。[39]不论用什么样的语言和符号来表征这些情感，其所传达的情感效价都是一样的，个体经历者很容易就在情感上与这些再现形成认同，一个共享的集体情感和意义就能形成。情感的这种强制表征倾向不仅为观察情感充予的社会现象提供了可能，个体性情感通过集体形式所进行的交流与表征也可成为集体情感分析的依据。本书案例涉及情感分析所关注的正是这些具有集体意义的情感表征。
（三）过程追踪与话语分析
在具体案例分析过程中，本书对身份建构进程采用过程追踪的研究方法，对其支持性证据进行话语分析。
“所谓过程追踪，就是研究者通过考察案例的初始条件如何转化为案例结果来探究系列实践的过程。研究者将连接自变量与结果的因果联系的环节分解开，分成更小的步骤，然后探寻每一环节的可观察证据。”[40]比如，要验证小行星导致大规模灭绝的假设，可以将这个假设从自变量到因变量转化的过程分解成不同的环节：小行星撞击地球—岩浆喷射—全球森林火灾—烟尘笼罩遮蔽阳光—地球冰冻—大规模生物灭绝，然后再寻找事实证据对每一步推理进行验证，例如全球性的岩浆喷射遗迹、烟灰层、物种大规模死亡的化石等。[41]如前所述，根据关系本位的本体性假定，关系导向身份具有历史维度，是一个不断变动的发展过程。在分析东亚合作案例的过程中，笔者从历史视角出发，依次考察了历史互动形成的情感附着对东盟身份凸显等级的影响、凸显等级高的身份确认与积极情感体验、积极情感体验与推动东亚共同体身份符号的快速兴起。本书的历史维度为过程追踪研究方法的运用提供了基础。
为过程追踪提供支持性证据，本书采用话语分析的方法。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是通过对行为体用以描述和理解社会现象的语言进行定性的、诠释性的意义恢复。[42]其主要方法是运用研究者所掌握的背景知识及诠释技巧，在研究者与文本，以及文本与实践之间进行沟通。本书框架中最重要的变量是情感，情感具有强制性表征的需要，因此最适合研究情感的切入点就是情感被表征和交流的方式。情感交流和表征的方式多种多样，所形成的文本材料也很多，比如政府宣言、媒体报道和评论、政治演讲甚至学者的著作和文章等等。尽管对表征进行解释的方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不可避免带有解释者本身的偏见，但是对这些表征材料的研究是我们所能获得的最接近理解情感问题的方式。[43]本书案例分析的材料也主要来源于这些互动中形成交流与表征的材料，包括东亚系列峰会的主席声明、新闻声明、联合宣言；相关国家的新闻媒体报道和评论、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和访谈；学者与二轨参与者的著作和文章等等。
三 全书结构与各章内容
本书以理论演绎为主，辅之以案例说明。在全书主体部分的结构安排中，前四章着重通过理论批评与演绎重构关系导向身份的概念，提出身份建构的情感动力框架。后三章着重通过观察东亚合作进程中“东亚共同体”兴起与弱化的现象，来说明本书的身份理论与情感动力框架对于理解与解释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现实的适用性，并初步验证本书理论框架的解释力。
第一章讨论了体系建构主义的身份理论。通过对以温特为代表的体系建构主义身份理论进行评析，笔者提出体系建构主义身份理论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温特所依赖的角色身份概念与集体身份概念在分异基础、形成机制等方面不具有相容性。温特在解释身份形成时依赖于角色概念，在解释身份进化时依赖于集体身份概念，因此这两个概念间的相容性是温特身份理论逻辑完整的必要条件。二是温特在构建身份习得和进化机制时面临着方向性困境，这种方向性困境是身份建构缺乏动力机制的表现。为了理解温特身份理论中出现的概念问题与动力困境，笔者对体系建构主义的本体性假定进行了分析和批评。
第二章引入了关系本位思想，提出了与角色身份和集体身份相对的关系导向身份的概念。笔者考察了来自于社会学的角色身份理论和来自社会心理学的社会身份（即集体身份概念的来源）理论，指出了这两个概念各自的缺陷：角色身份理论重视互动却忽视心理进程，而社会身份理论依赖心理进程却不考虑互动，对两个身份概念进行机械综合会导致身份概念的狭隘与僵化。为了破除结构主义和认知施动的本体性假定对身份研究的束缚，笔者引入关系本位思想，吸取比较社会心理学关于社会身份的研究成果，对角色身份理论与社会身份理论进行改造，提出关系导向身份概念，指出关系导向身份概念包含情感心理与认知心理进程，这两个进程在不同情境的互动中不断被塑造和再塑造，社会身份也因此实现着生产与再生产。
第三章论述了情感与行为倾向、情感与认知之间的互动关系。情感作为身份的重要构成要素是身份建构与转化的动力基础，为行为体的行为倾向和认知偏好提供了方向。笔者首先借鉴心理学情感研究的最新论争与共识，对情感概念进行了界定，并探讨了情感的特征、分析维度以及情感与意识的关系；接着笔者借鉴神经科学情绪研究的成果论证了情感要素相对于反思性意识即认知的独立性以及对于理智和社会行为的必要性；最后，笔者论证了情感的动机性与行为体趋避行为的关系，以及情感的效价对认知进程中行为体的积极或消极偏好的影响。
第四章提出了关系导向身份建构的情感动力框架。笔者首先回顾了国际关系中情感研究的现状，重点梳理了情感与身份建构的研究，指出了这些研究的不足以及与本书的区别所在，提出了本书的核心理论框架。在本章中，笔者还讨论了国际关系中情感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提出了转换传统社会科学关于知识与理论评价标准的原则，以容忍不确定性和不可验证性，并指出了对情感充予现象进行观察和诠释的可能性和具体操作方法。
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中，笔者尝试利用东亚共同体这个地区身份符号的兴起与弱化过程，来说明关系导向身份概念以及身份建构的情感动力机制对于理解国际关系现实的适用性和解释力。第五章介绍了东亚共同体兴起与弱化的历程，以及东亚共同体所蕴含的地区身份意义，指出仅仅从理性认知要素，比如经济利益和现实政治等等考虑都不能充分理解“东亚共同体”在短期内兴起与弱化的完整过程。同时，笔者还通过追踪东盟在东亚地区的历史互动及其情感体验，来说明东盟在东亚合作互动中具有高度凸显的自我预设身份——地区秩序主导者身份，以及与这样的预设身份相联系的行为规范与行为预期。
第六章与第七章，笔者分别分析了东盟在东亚合作进程中身份确认与否所带来的不同效价的情感体验，以及这些情感体验对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趋避行为和认知评估的不同影响。不同效价的情感体验，以及与之相应的行为倾向和认知评估共同构成了东盟的地区认同内容。第六章中，笔者重点指出2000年后，中日韩通过加大与东盟国家合作力度，对东盟国家地区秩序主导国社会身份形成竞相确认的局面，导致在积极情感的驱动下，东盟的外向性身份确认行为倾向和对互动关系的积极认知评估，推动了东亚共同体的快速兴起。在第七章中，笔者追踪了东亚峰会召开前后，地区大国东盟地区主导身份的挑战以及东盟维护主导身份的努力，最终导致东亚峰会的转向和东亚合作向务实功能化的回归。笔者重点分析了消极的情感体验，使得东盟国家转向内向性的身份确认，即专注于加快东盟内部一体化建设；不自信、疑虑等消极情感影响东盟对自身发展前景和在地区合作中的主导地位做出相对消极的判断。
[1]秦亚青：《国际体系的延续与变革》，《外交评论》2010年第1期，第1页。
[2]［美］鲁德拉·希尔、彼得·卡赞斯坦：《超越范式：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分析折中主义》，秦亚青、季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3]对于英文“identity”一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至少有两种比较常见的翻译，即身份和认同。在本书中，作者将“identity”一词统一翻译为身份，以与具有动作意义的名词认同（identification）相区分。
[4]罗纳德·杰普森、亚历山大·温特、彼得·卡赞斯坦：《规范、认同和国家安全文化》，载［美］彼得·卡赞斯坦主编《国家安全的文化：世界政治中的规范与认同》，宋伟、刘铁娃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1页。
[5]温特早期的身份理论使用的是“社会身份”与“认同”这两个概念，其含义分别与“角色身份”与“集体身份”大致对应，具体论述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一节。
[6]Alexander Wendt，“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ate”，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8，No.2，1994，p.385.
[7]［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7页。
[8]秦亚青：《世界政治的文化理论：文化结构、文化单位与文化力》，载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8—179页。
[9]Vincent Pouliot，“The Logic of Practicality：A Theory of Practice of Security Communiti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2，Spring 2008，p.271.
[10]David Dessler，“What's at stake in the agent-structure debat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3，No.3，Summer 1989，p.452.
[11]Edward Craig（ed.），Routledge Encyclopaedia of Philosophy，Vol.7（Nihilism to Quantum mechanic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8，p.597.
[12]马海良：《后结构主义》，《外国文学》2003年第6期，第60页。
[13]孙吉胜：《话语、身份与对外政策——语言与国际关系的后结构主义》，《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3期，第41—56页。
[14]Hitoshi Tanaka with Adam P.Life，“The Strategic Rationale for East Asia Community Building”，in Jusuf Wanadi and Tadashi Ymamoto（eds.），East Asia at a Crossroad，Tokyo：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2008，p.90.
[15]Jusuf Wanandi，and Tadashi Yamamoto，eds.，East Asia at a Crossroads，Tokyo：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2008；外交学院东亚研究中心：《“东亚合作：进展、前景与对策”研讨会简报》，2007年10月27日（http://www.neat.org.cn/chinese/hzdt/contentshow.php？content_id=68）；韩锋：《东亚合作与中国对东盟政策》，《当代亚太》2009年第1期，第39页。
[16]“Towards an East Asian Community：Region of Peace，Prosperity and Progress”，East Asia Vision Group Report，2001（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report2001.pdf）.
[17]张蕴岭：《东亚区域合作的新趋势》，《当代亚太》2009年第4期，第4—16页。
[18]“Final Report of East Asia Study Group”，4 November 2002，Phnom Penh，Cambodia（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asean/pmv0211/report.pdf）.
[19]“Chairman's Statement of the 8th ASEAN+3 Summit”，Vientiane，29 November 2004，ASEAN Secretariat（http://www.aseansec.org/16847.htm）.
[20]Datuk Seri Dr.Mahathir Mohamad，“Building the East Asian Community：The Way Forward”，New Straits Times，Malaysia，August 5，2003.
[21]季玲：《东亚合作新局面——第八次10+3领导人会议后东亚合作形势评析》，《外交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第51页。
[22]Nick Bisley，“East Asia's Changing Regional Architecture：Towards an East Asian Economic Community？”，Pacific Affairs，Vol.80，No.4，Winter 2007，pp.603-625.
[23]Richard Stubbs，“ASEAN Plus Three：Emerging East Asian Regionlism？”，Asian Survey，Vol.42，No.3，2002.
[24]John Ravenhill，“East Asian Regionalism：Much Ado about Nothing？”，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5，2009，p.215.
[25]Ibid.，p.231.
[26]Deepak Nair，“Regionalism in the Asia Pacific/East Asia：A Frustrated Regionalism？”，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31，No.1，2008，pp.110-142.
[27]Ibid.，p.112.
[28]Evelyn Goh，“Southeast Asia on the China Challenge”，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Vol.30，No.4-5，2007，pp.817-818.
[29]参见王玉主《中日之争与东亚合作——以“10+3”、“10+6”为主的分析》，《创新》2010年第3期，第8页。
[30]魏玲：《国内进程、不对称互动与体系变化——中国、东盟与东亚合作》，《当代亚太》2010年第6期，第61页。
[31]James A.Russell，“Core Affect and Psych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Emotion”，Psychological Review，Vol.110，No.1，2003，pp.145-172.
[32]Kay Deaux，“Social Identification”，in E.T.Higgins ＆ A.Kruglanski（eds.），Social Psychology：Handbook of Basic Principles，New York：Guilford，1996，p.778.
[33]Peter J.Burke，Jan E.Stets，“Trust and Commitment through Self-Verification”，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Vol.62，No.4，1999，p.349.
[34]Sheldon Stryker，“Integrating Emotion into Identity Theory”，in Jonathan H.Turner（eds.），Theory and Research on Human Emotions，Oxford，UK：Elsevier Ltd.，2004，p.19.
[35]Roland Bleiker and Emma Hutchison，“Fear No More：Emotions and World Politic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4，2008，p.117.
[36]Roland Bleiker and Emma Hutchison，“Fear No More：Emotions and World Politic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4，2008，pp.125-126.
[37]Ibid.，p.128.
[38]Ibid.，p.130.
[39]Emma Hutchison，“Trauma and the Politics of Emotions：Constituting Identity，Security and Community after the Bali Bombing”，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4，No.1，2010，p.72.
[40]［美］斯蒂芬·范埃弗拉：《政治学研究方法指南》，陈琪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1页。
[41]同上。
[42]Rawi Abdelal，Yoshiko M.Herrera，and Johnston，Alastair Iain，（eds.），Measuring Identity：A Guide for Social Scientist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6.
[43]Roland Bleiker and Emma Hutchison，“Fear No More：Emotions and World Politic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4，2008，pp.131-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