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影响

行为主义政治学或政治学的行为主义，是西方非常有影响的政治学思潮。在20世纪初这一思潮开始萌芽，到了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政治学界流行起来。行为主义政治学认为，传统的政治学只能称为理论或者学说，不能称为科学。行为主义政治学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强调政治学应该成为科学，其前提条件就是要运用实证方法研究政治行为。政策科学从一定意义上说是行为主义政治学发展的产物。

行为主义政治学是为了克服传统政治学的缺陷而形成的。在美国，政治学作为独立学科诞生于19世纪50年代以后。在当时，刚刚成为独立学科的政治学其研究对象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政治制度发展的历史，重点研究政治机构的来源和历史沿革；另一个是与政治制度有着密切关系的法律体系，重点研究宪法和有关法典对政府机构的职能是如何规定的，又是如何确定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权力关系的。因此，这个时期的政治学也被某些学者称为传统制度主义政治学。进入20世纪以后，伴随着世界形势的风云变幻和西方国家社会结构的转型和重构，社会政治领域可谓风雷激荡，传统政治学呆板的历史叙述、枯燥的逻辑推理以及规范研究的范式，在色彩纷呈的社会政治生活面前显得很不协调。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以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传统政治学饱受诟病。传统政治学对一个国家政治生活中所发生的许多现象不能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对战后世界局势发生的巨大变化更无法作出令人信服的说明，对某种政治现象的可能前景也没有办法进行预测。由于政治学理论和政治实践活动严重脱节，所提出的各种观点、各种原则，对社会政治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与此同时，经济学却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社会学也对社会实践中出现的各种现象给出了某种合理的解释。同上述学科比起来政治学明显落后了。许多政治学者无法面对此种现象，为了给政治学找到新的发展出路，他们开始探讨新的研究视角，寻找新的研究方法，力求使政治学理论更加贴近社会政治生活，并发挥对社会政治生活应有的作用。为此，一些颇有影响的政治学家主张，要打破那种以图书馆为研究基地的研究方式，倡导要特别重视对个人政治行为的研究，这就需要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开展实际调查，注重数据分析，以对社会政治生活作出合理的、有说服力的解释。他们主张政治学应成为一门经验科学。一场探寻政治学新研究范式的运动开始兴起。行为主义政治学正是适应这样一种需要应运而生。

当然，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产生与当时欧洲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影响也分不开。19世纪下半叶以后，美国政治学界就一直受到欧洲学者的影响。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大批欧洲学者为逃避法西斯主义的迫害，纷纷从大西洋彼岸来到美国，这也为学术界带来了新的理论和方法。他们中的许多社会科学家强调，要克服传统政治学无法对现实政治现象进行合理解释的问题，必须借助于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尤其是相关方法，来研究现实的政治问题。“为了证实行为是政治的关键要素，行为主义者需要收集各种有关实际行为模式的数据……这就意味着政治学的基本取向，应朝着使用更复杂的技术方法来收集和掌握调查得来的经验性资料和生态学数据的方向转化；它还意味着注重运用数理方法对经验性资料进行研究，包括各种多变量的工具。”“行为主义需要信奉科学的方法论，确信这种方法的可行性及其对科学事业的实用性。政治现象同其他任何现象一样，可以用包含一系列形形色色的事件的模型来加以解释。”[2]

特别是巴甫洛夫（Pavrov）的条件反射理论、约翰·华生（John Waston）的刺激—反应模式和斯金纳（B.F.Skinner）的操作性条件反射理论等，把人的行为看作是在外部刺激作用下而产生的某种反应。他们创立了被某些学者称为心理学第二思潮的行为主义心理学［这主要是相对于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精神分析学说被称为心理学第一思潮，马斯洛（Abraham H.Maslow）的人本主义心理学被称为心理学第三思潮所说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对政治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实际上早在19世纪初，就已有很多学者尝试运用心理学、社会学及自然科学方法研究政治现象并取得一定进展。1908年，英国政治学家华莱士（Graham Wallas）在《政治中的人性》一书中，就提出要注重分析人类心理因素在政治活动中的作用。美国政治学家本特利（A.F.Bentiley）在《政府过程》中，也运用社会学方法探讨了政治现象和政府行为问题。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以梅里亚姆（C.E.Meriam）为代表的一些行为主义政治学者发起了新政治科学运动，强调要用科学方法研究人性和人的政治行为。1930年拉斯韦尔发表了《精神病理学和政治》一书，对政治行为的心理过程作了生理学视角的探讨和说明。行为主义政治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并逐渐地发展成为一种新的政治学研究范式。

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曾把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基本特征归纳为八个方面：一是规则性，即政治行为具有可观察、预测进而实证研究的规律性；二是验证，也就是政治行为具有的规则性可以被经验把握和证明；三是技术，强调获取资料进行分析的科学方法，方法本身成为研究的对象；四是数量确定，要求观察、记录、分析的过程尽可能量化以增强科学性；五是价值，必须区分价值与事实，研究者应把价值偏好排除在研究过程之外；六是系统化，就是政治学研究系统化，保持理论的一致性；七是纯科学，强调研究主要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逻辑上的基础；八是一体化，即社会科学的整体性要求政治学与其他学科的交融渗透。

在行为主义政治学思潮影响下，政治学领域的新科学、新理论纷纷涌现，新科学包括政治心理学、政治社会学、政治生态学、政治人类学等；新理论如政治系统分析理论、角色理论、团体理论、决策理论、精英理论等。行为主义政治学拓宽了政治学的研究视野，极大地推动了政治学的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产生被称为政治学领域的一场伟大变革。

行为主义政治学当然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布莱克威尔政治百科全书》对行为主义政治学作了如下评价：“不容置疑，在行为政治学研究中心和方法论中心设定方向问题上，行为主义运动是成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成功甚至使运动本身都被消融了。然而，在行为主义理论中也确实存在一些引起过强烈反响的基本问题。首先是存在着经验主义的危险。行为主义可能陷入收集大量数据资料，而无法把握明确的理论中心。其次，它可能导致过分地强调方法，特别是计量的方法，从而用那些严格要求数据完整性的统计学方法来处理所有有关政治行为的经验性资料。第三，它可能堕入科学主义或确信政治生活受一系列自然法则的控制，而这些法则是进行大量的经验主义探讨时被发现的。最后，忽视道德问题可能会导致把有争议的关键性问题简单地归入某些非科学的推理范围。”[3]正是因为行为主义政治学存在的种种弊端，才导致了后来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兴起。

尽管如此，行为主义政治学对公共政策学诞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它同公共政策学诞生的关系，正如日本学者药师寺泰藏描述的那样：“行为主义研究的确立对公共政策学的诞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般认为，随着政治学的‘科学化’，人们可以在公共政策学领域对长期以来进行规范性讨论的制度、民主化以及个人的政治行为等问题进行客观的分析……行为主义研究在政治学中的应用无疑是产生公共政策学的催化剂。”[4]梅里亚姆等政治学家之所以发起这场政治学行为主义运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对公共政策的关心。而且，拉斯维尔的“政策科学”概念，正是从梅里亚姆经常使用的“政治谋略”这一术语发展而来的。这一定意义上已经昭示了行为主义政治学同公共政策学不可分割的极为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