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唐末局势与马楚政权的建立

第一节　黄巢起义与藩镇割据的普遍化

咸通十四年（873）七月，长期荒淫怠政的唐懿宗病逝，宦官田令孜等拥立懿宗第五子，时年十四岁的李儇继承了皇位，是为僖宗，实际权力则掌握在田令孜手中。年幼的唐僖宗将政事处理权交给宦官田令孜，自己纵情声色犬马：“上之为普王也，小马坊使田令孜有宠，及即位，使知枢密，遂擢为中尉。上时年十四，专事游戏，政事一委令孜，呼为‘阿父’。令孜颇读书，多巧数，招权纳贿，除官及赐绯紫皆不关白于上。每见，常自备果食两盘，与上相对饮啖，从容良久而退。上与内园小儿狎昵，赏赐乐工、伎儿，所费动以万计，府藏空竭。令孜说上籍两市商旅宝货悉输内库，有陈诉者，付京兆杖杀之；宰相以下，钳口莫敢言。”[1]在朝廷是僖宗委政宦官，纵情享乐，宦官们趁机肆意挥霍，中饱私囊；在地方则是民生凋敝，流民叛乱不断，“上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楯。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无所控诉，相聚为盗，所在蜂起。州县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习战，每与盗遇，官军多败”。[2]

在农民反抗斗争不断增加的同时，唐王朝内部的军乱日益频繁。唐王朝对待军乱的态度也因内部局势的变化而发生改变，这在乾符三年（876）正月的张晏之乱中得到了体现：“春，正月，天平军奏遣将士张晏等救沂州，还，至义桥，闻北境复有盗起，留使捍御；晏等不从，喧噪趣郓州。都将张思泰、李承祐走马出城，裂袖与盟，以俸钱备酒肴慰谕，然后定。诏本军宣慰一切，无得穷诘。”[3]张晏之乱在军乱频繁的唐后期本身并无多大影响，但唐王朝对叛乱的处理方式却使得这次叛乱具有与以往叛乱不同的特点。与此前唐王朝对泾源兵变等军乱严厉镇压的态度相比，唐廷对乾符三年（876）正月军乱的态度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不仅没有纠集力量镇压乱军，严惩叛乱魁首，反而“诏本军宣慰一切，无得穷诘”，对叛乱采取了不予追究，好言劝慰以平息乱军的做法。姑息乱军标志着唐王朝对地方控制力进一步削弱，故胡三省云：“唐自中世以来，姑息藩镇，至其末也，姑息乱军，遂陵夷以至于亡。”[4]唐王朝对军乱的姑息纵容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增长了那些不臣将帅的跋扈行径，使得唐王朝内部叛乱接连不断，由此形成了一个叛乱割据潮，这一叛乱潮随着黄巢起义在全国的扩大而进一步加剧。

乾符元年（874），王仙芝率众在长垣发动起义，第二年六月，黄巢率众响应：“冤句人黄巢亦聚众数千人应仙芝。巢少时与仙芝皆以贩私盐为事，巢善骑射，喜任侠，粗涉书传，屡举进士不第，遂为盗，与仙芝攻剽州县，横行山东，民之困于重敛者争归之，数月之间，众至数万。”[5]在唐王朝疲于应付农民起义之际，各地的军乱也掀起了高潮。乾符三年（876）四月，“原州刺史史怀操贪暴；夏，四月，军乱，逐之”。[6]乾符四年（877）四月，“陕州军乱，逐观察使崔碣；贬碣怀州司马”。[7]同年八月，“盐州军乱，逐刺史王承颜，诏高品牛从珪往慰谕之；贬承颜象州司户。承颜及崔碣素有政声，以严肃为骄卒所逐，朝廷与贪暴致乱者同贬，时人惜之。从珪自盐州还，军中请以大将王宗诚为刺史。诏宗诚诣阙，将士皆释罪，仍加优给”。[8]十月，“河中军乱，逐节度使刘侔，纵兵焚掠。以京兆尹窦璟为河中宣慰制置使”。[9]乾符五年（878）三月，“湖南军乱，都将高杰逐观察使崔瑾”。[10]与乾符三年（876）正月的张晏之乱一样，唐廷对这些军乱并没有采取惩罚措施，而是采用了纵容安抚的策略。如对乾符四年（877）八月盐州军乱的士卒释而不问，反而给予赏赐，对颇有政声的王承颜、崔碣无罪予以贬逐就可证明。胡三省云：“史言唐末赏罚失当，且言主昏政乱，能吏不惟不得展其才，亦不免于罪。”[11]在农民起义和各地军乱的联合冲击下，李唐王朝名存实亡，占据一方的地方藩镇趁机扩展势力，“振武节度使李国昌之子克用为沙陀副兵马使，戍蔚州。时河南盗贼蠭起，云州沙陀兵马使李尽忠与牙将康君立、薛志勤、程怀信、李存璋等谋曰：‘今天下大乱，朝廷号令不复行于四方，此乃英雄立功名富贵之秋也。吾属虽各拥兵众，然李振武功大官高，名闻天下，其子勇冠诸军，若辅以举事，代北不足平也。’众以为然”。[12]李尽忠的话形象地描述了当时唐王朝天下大乱、兵乱日频，起义烽火遍及全国各地的局势。所谓“唐末，南海最后乱，僖宗以后，大臣出镇者，天下皆乱，无所之，惟除南海而已”，[13]说的就是这种的情况。昔日庞大的唐王朝除了岭南暂时没有发生动乱之外，其他农民起义波及的地区都成为了动乱区域。黄巢之乱结束后，整个唐王朝实际上陷入了四分五裂的境地：“时李昌符据凤翔，王重荣据蒲、陕，诸葛爽据河阳、洛阳，孟方立据邢、洺，李克用据太原、上党，朱全忠据汴、滑，秦宗权据许、蔡，时溥据徐、泗，朱瑄据郓、齐、曹、濮，王敬武据淄、青，高骈据淮南八州，秦彦据宣、歙，刘汉宏据浙东，皆自擅兵赋，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江淮转运路绝，两河、江淮赋不上供，但岁时献奉而已。国命所能制者，河西、山南、剑南、岭南西道数十州。大约郡将自擅，常赋殆绝，藩侯废置，不自朝廷，王业于是荡然。”[14]很明显，除了河西、山南、剑南、岭南西道数十州之外，黄巢起义结束后的唐王朝实际上已经陷入了“自国门以外，皆分裂于方镇”[15]的局面。我们通过下面的表格来对黄巢起义之后唐王朝分裂割据的局面进行了解。

从表1—1可以看出，在黄巢起义结束后唐王朝版图内的五十个区域中，唐廷直接控制的地区仅有京兆及同州、华州三地；归其管辖的则有西川、东川、岭南、安南、容管、桂管等九个地区。唐廷政令所及者仅上述十二个地方，其余三十八个地区则被各种割据势力控制，割据力量控制的地区占据了唐王朝辖域的近百分之八十。割据力量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分布广泛，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有存在。这正是“唐朝的最后20年是一个发生决定性变化的时代，在此期间中国每一个地区都在走向独立割据的道路”[16]实际的体现。正是在唐末地方独立化的过程中蔡州集团开始形成，这一集团的形成和分裂对五代南方割据政权的形成及发展局势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第二节　蔡州集团的形成与分裂

在唐王朝镇压黄巢起义的过程中，以秦宗权为首，以当时的蔡州地区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对唐末五代历史影响深远的割据集团，这一集团的成员主要来自蔡州及其邻近地区，我们将其称为蔡州集团[17]。广明元年（880）九月，唐廷为了阻止黄巢北渡淮河威胁其统治中枢长安，纠集力量驻防溵水阻挡义军北上。在调兵驻防溵水的过程中发生了许州军乱：“九月，徐州兵三千人赴溵水，途经许。许州节度使薛能前为徐帅，得军民情。徐军吏至，请馆，能以徐军怀惠，令馆于州内。许军惧徐人见袭，许州大将周岌自溵水以其戍卒还，逐薛能，自据其城。徐军已至河阴，闻许军乱，徐将时溥亦以戍兵还徐，逐节度使支详。齐克让惧兵见袭，亦还兖州。溵水诸军皆散。贼闻之，十月，乃悉众渡淮。黄巢自号率土大将军，其众富足，自淮已北整众而行，不剽财货，惟驱丁壮为兵耳。”[18]许州军乱不仅打乱了唐王朝将农民军阻挡在淮河以南的战略部署，同时也为秦宗权的崛起创造了机会，“秦宗权者，许州人，为郡牙将。广明元年十月，巢贼渡淮而北。十一月，忠武军乱，逐其帅薛能。是月，朝廷授别校周岌为许帅。初军城未变，宗权因调发至蔡州，闻府军乱，乃阅集蔡州之兵，欲赴难。俄闻府主殂，周岌未至，巢贼充斥，日寇郡城，宗权乃督励士众，登城拒守。洎岌至，即令典郡事。天子幸蜀，姑务翦寇，上蔡有劲兵万人，宗权即与监军杨复光同议勤王，出师破贼，以蔡牧授之，仍置节度之号”。[19]中和元年（881）八月，“杨复光奏升蔡州为奉国军，以秦宗权为防御使”，[20]秦宗权由此成为黄巢起义之后近四十余割据统治者中的一员。趁乱而起的秦宗权打出讨伐农民起义军的旗号，大肆扩展自己的势力。作为地方割据统治者，秦宗权此时尚未公开反叛唐王朝，但实际上对唐中央的政令是颇为漠视甚至否定的，“时秦宗权据蔡州，不从岌命，复光将忠武兵三千诣蔡州，说宗权同举兵讨巢。宗权遣其将王淑将兵三千从复光击邓州，逗留不进，复光斩之，并其军”。[21]一方面是虚与委蛇的参与唐王朝剿灭黄巢起义的军事行动，另一方面则是潜行招募，为争霸扩张积聚力量。后来建立十国楚、前蜀、闽政权的马殷、王建、王审知等人都在这一时期被秦宗权网罗到麾下，成为秦宗权集团的重要力量。“马殷，字霸图，许州鄢陵[22]人也。少为木工，及蔡贼秦宗权作乱，始应募从军。”[23]“忠武决胜指挥使孙儒与龙骧指挥使朗山刘建锋戍蔡州，拒黄巢，扶沟马殷隶军中，以材勇闻。及秦宗权叛，儒等皆属焉。”[24]“初，秦宗权之据蔡州，招合亡命，（韩）建隶为军士，累转至小校。唐中和初，忠武监军杨复光起兵于蔡，宗权遣其将鹿宴弘赴之，建与里人王建俱隶宴弘军，入援京师。”[25]在不断扩充武装力量的同时，秦宗权控制的地域也由蔡州扩展到邻近州县，先后夺取了蔡州附近的光、申等州，“光州刺史李罕之为秦宗权所攻，弃州奔项城，率余众归诸葛爽，爽以为怀州刺史”。[26]这样，包括申、光、蔡、许等州在内，以蔡州为核心，以秦宗权、马殷、王建、王审知等人为代表的蔡州集团形成。

蔡州集团是在唐王朝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通过军乱的方式形成的，虽然秦宗权曾令王淑、鹿晏弘从监军杨复光攻打黄巢，协助唐王朝围剿农民军，但他并无诚心帮助唐廷彻底击溃农民军的打算。之所以对农民军进行攻击，一方面是由于他趁乱而起，在蔡州的地位还不稳固，需要通过对农民军开展军事行动获得朝廷的承认和认可；另一方面则是借与农民军作战的时机扩充势力和地盘。正因为如此，在与黄巢农民军对峙过程中遭遇失利后，秦宗权对待农民军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中和三年（883）五月，在以李克用为首的唐廷势力围攻之下的黄巢被迫撤出长安。农民军在撤退过程中击败蔡州秦宗权，秦宗权于是投靠黄巢：“黄巢使其骁将孟楷将万人为前锋，击蔡州，节度使秦宗权逆战而败；贼进攻其城，宗权遂称臣于巢，与之连兵。”[27]但秦宗权与农民军的连兵貌合神离，实际上还是独自为政，各行其是。尽管黄巢“与秦宗权合兵围陈州，掘堑五重，百道攻之，陈人大恐”。[28]但这仅仅是秦宗权表示依附黄巢的一种姿态，实际却在调遣兵力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中和三年（883）十一月，“秦宗权围许州”。[29]中和四年（884）三月，“秦宗权遣其弟将兵寇庐州，据舒城，杨行密遣其将合肥田击走之”。[30]在黄巢集中几乎全部力量竭力围攻陈州，力图一举攻下陈州之际，秦宗权却将主要精力用于扩展个人势力，足可见他与黄巢之间联盟的松散。正因如此，在黄巢围攻陈州失败被迫向山东转移的情况下，秦宗权却凭借长期积累的力量得以继续盘踞在淮蔡地区。黄巢灭亡之后，秦宗权成为唐境内力量最大，对唐王朝危害最烈的势力：“时黄巢虽平，秦宗权复炽，命将出兵，寇掠邻道，陈彦侵淮南，秦贤侵江南，秦诰陷襄、唐、邓，孙儒陷东都、孟、陕、虢，张晊陷汝、郑，卢瑭攻汴、宋，所至屠翦焚荡，殆无孑遗。其残暴又甚于巢，军行未始转粮，车载盐尸以从。北至卫、滑，西及关辅，东尽青、齐，南出江、淮，州镇存者仅保一城，极目千里，无复烟火。上将还长安、畏宗权为患”，[31]“巢死，宗权张甚，啸会逋残，有吞噬四海意。乃遣弟宗言寇荆南；秦诰出山南，攻襄州，陷之，进破东都，围陕州；使秦彦寇淮、肥；秦贤略江南；宗衡乱岳、鄂。贼渠率票惨，所至屠老孺，焚屋庐，城府穷为荆莱，自关中薄青、齐，南缭荆、郢，北亘卫、滑，皆麕骇雉伏，至千里无舍烟。惟赵隼保陈，朱全忠保汴，仅自完而已。然无霸王计，惟乱是恃，兵出未始转粮，指乡聚曰：‘啖其人，可饱吾众。’官军追蹑，获盐尸数十车”，[32]“黄巢虽殁，而蔡州秦宗权继为巨孽，有众数万，攻陷邻郡，杀掠吏民，屠害之酷，更甚巢贼，帝患之。七月，遂与陈人共攻蔡贼于溵水，杀数千人。九月己未，僖宗就加帝检校司徒、同平章事，封沛郡侯，食邑千户……二年春，蔡贼益炽。时唐室微弱，诸道州兵不为王室所用，故宗权得以纵毒，连陷汝、洛、怀、孟、唐、邓、许、郑，圜幅数千里，殆绝人烟，惟宋、亳、滑、颍仅能闭垒而已”。[33]

秦宗权的争霸与征战对唐王朝产生了很大影响，虽然黄巢早在中和三年（883）四月就被迫撤出了长安，第二年六月又身死山东，唐僖宗却迟迟不敢返回京师。这其中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与秦宗权掀起争霸战争，严重威胁唐王朝的安危存在密切关系：“上将还长安、畏宗权为患。”[34]光启元年（885）三月，僖宗终于从西川返回至长安，“丁卯，至京师；荆棘满城，狐兔纵横，上凄然不乐。己巳，赦天下，改元。时朝廷号令所行，惟河西、山南、剑南、岭南数十州而已”。[35]僖宗不乐的原因除了长安城内一片狼藉，无复往日的辉煌之外，更主要的是与唐王朝号令所行仅河西、山南、剑南、岭南数十州，唐王朝政局岌岌可危的现实有关。大体与僖宗回到长安的时间同步，“秦宗权称帝，置百官”，[36]以秦宗权为首的蔡州集团势力达到了顶峰。由于蔡州集团以劫掠四方，祸害惨烈扬名于时，旧史通常将秦宗权、孙儒及其溃败后的残部贬称为蔡贼：“凡宗权党散为盗者，皆以酷烈相矜，时通名‘蔡贼’云。”[37]蔡贼集团囊括了后来在南方建立割据政权的马楚、王闽、前蜀、荆南等外来政权的统治者及一大批军事将领在内。

以秦宗权为核心的蔡州集团在光启元年（885）达到顶峰之后，不久就走向衰落和分裂。前面已经提到，尽管黄巢起义之后唐王朝形成了无地不藩，“自国门以外，皆分裂于方镇”的局面，但当时并没有形成足够取代唐王朝的占绝对优势的割据力量。秦宗权虽然强大，但并没有对同存的其他割据力量构成绝对的优势，不具备排除其他割据势力取唐廷而代之的实力。正因如此，他的僭号称帝和劫掠扩张使他成了众矢之的，招致了觊觎唐祚的其他割据势力的强烈不满和联合讨伐，其中尤以宣武节度使朱全忠的反应最为强烈。他利用秦宗权四处劫掠的时机拉拢各地割据者，与天平节度使朱瑄约为兄弟，援助被秦宗权围攻的陈州刺史赵隼，并与其结成姻亲关系，与魏博节度使罗绍威交好，联合淮南节度使杨行密对秦宗权进行南北夹击。这一系列措施加强了朱全忠与秦宗权对抗的力量，而秦宗权则沾染了黄巢农民起义军流动作战的弊病，除了以蔡州作为退缩大本营之外，基本上是四处剽掠，没有形成稳固的根据地和对占领地区进行有效的控制与管理，因而使得其作战成果旋得旋失，更重要的原因则是秦宗权的蔡州集团在实力上根本无法与朱全忠纠集的反秦联盟抗衡，最终在与朱全忠的对峙中逐渐落于不利的境地。在“天下藩帅，多持两端”[38]的背景下，和藩帅对君主的忠诚度很低一样，部属对镇帅的忠诚度也极为有限，秦宗权招募笼络的大批武人私下的离心倾向很强，所有这些都为秦宗权的衰败埋下了伏笔。

朱全忠通过纠集各种力量逐渐成为秦宗权最主要的对手。陷入了朱全忠罗织的包围网中，秦宗权处境日益困窘。为了摆脱不利的局面，秦宗权决定集中力量对自己两个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朱全忠和杨行密发起反击。光启三年（887），秦宗权集中主力进攻汴梁的朱全忠，为了防备朱全忠盟友淮南杨行密趁机夹攻，又遣其弟秦宗衡率副将孙儒及儒属下张佶、刘建锋、马殷等南攻杨行密，“会杨行密得扬州，宗权使弟宗衡争淮南，以儒为副，建锋为前锋”。[39]朱全忠在朱瑄、朱瑾兄弟的援助下大败秦宗权，斩杀蔡州将士二万余人，秦宗权元气大伤，连弃陕、洛、怀、许、汝等州，仓皇南撤，退缩至蔡州。得势的朱全忠趁机在文德元年（888）向唐王朝索得蔡州四面行营都统，节制邻近诸镇征讨秦宗权的授权。困守蔡州的秦宗权召孙儒回师救援，深知秦宗权大势已去的孙儒不但没有回师救援蔡州，反而趁机发动叛乱：“未几，汴兵攻蔡，宗权召之，儒称疾不往，宗衡督之。即大会帐下，酒酣，斩宗衡，并其众。与建锋、许德勋等盟。有骑七千，因略定傍州，不淹旬，兵数万，号‘土团白条军’。”[40]由于各方力量的联合反蔡及其部属的反叛，秦宗权的力量迅速削弱，“汴帅与兖、郓合势，屡败贼军，凶势日削”。[41]龙纪元年（889）二月，秦宗权被朱全忠送至京师处死。

秦宗权虽然身死，但由他组建起来的蔡州集团并没有因为他的死亡而消失，蔡州集团的部分力量被朱全忠纳入统治旗下，其余部分则继续以各种方式存在，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是在秦宗权即将溃败时趁乱而叛的孙儒势力。孙儒于文德元年（888）击败杨行密，攻克扬州，向唐廷邀得了淮南节度使的旌节。随后，孙儒沿袭黄巢、秦宗权的老路，继续流寇式的作战方式，与淮南杨行密展开激烈角逐，“大顺元年，行密取润州，以安仁义守之；常州以李友守之。儒怒，三分其军渡江，建锋复拔常、润，仁义走。全忠遣将庞从等军十万掩至高邮，儒悉师御之，故仁义间取润州，刘威、田等败建锋于武进，取常州。杭州钱镠将沈粲自苏州奔儒，行密诸将在润、常者，皆为建锋所逐，仁义、弃润州走”。[42]随后，孙儒与刘建锋进逼京口，杨行密部纷纷退避，“行密诸将屯险者，闻儒至，皆走。、威等合兵三万，邀儒黄池。儒遣马殷击走之”。[43]尽管孙儒在与杨行密的战争中屡屡获胜，但作为蔡贼余部的孙儒同样遭到朱全忠和杨行密的夹攻，大顺二年（891），“朱全忠遣使与杨行密约共攻孙儒。儒恃其兵强，欲先灭行密，后敌全忠，移牒藩镇，数行密、全忠之罪，且曰：‘俟平宣、汴，当引兵入朝，除君侧之恶。’于是悉焚扬州庐舍，尽驱丁壮及妇女渡江，杀老弱以充食”。[44]渡江后的孙儒与杨行密在宣州对峙。由于缺乏稳固的根据地，孙儒所部在后勤保障上经常处于朝不保夕的危险处境，四处剽掠成为筹措粮饷的重要手段。景福元年（892），杨行密击破孙儒广德营，切断孙儒的粮道，孙儒粮尽，“遣其将刘建锋、马殷分兵掠诸县”。[45]由于缺乏固定的根据地作为凭借，又遭到朱全忠和杨行密的夹攻，孙儒的局势日益危蹙，最终在景福元年（892）六月兵败身亡：“行密闻儒疾疟，戊寅，纵兵击之。会大雨、晦冥，儒军大败，安仁义破儒五十余寨，田擒儒于阵，斩之，传首京师，儒众多降于行密。”[46]胡三省对孙儒失败的原因作了精辟的概括：“孙儒以十倍之众攻行密，其智勇亦无以大相过，而卒毙于行密者，儒专务杀掠，人心不附，又后无根本。行密虽为儒所困，分遣张训、李徳诚略淮、浙之地以自广，又斥余廪以饲饥民，既得人心，又有根本，所以胜也。”[47]孙儒死后，其余众散为三部：主体被杨行密收编，成为后来杨吴黑云都的主干[48]，“行密既并孙儒，乃招合遗散，与民休息，政事宽简，百姓便之，蒐兵练将，以图霸道。所得孙儒之众，皆淮西之骁果也，选五千人豢养于府第，厚其衣食，驱之即战，靡不争先。甲胄皆以黑缯饰之，命曰‘黑云都’”；[49]另一部被钱镠吸收，成为武勇都的主干，“初，孙儒死，其士卒多奔浙西，钱镠爱其骁悍，以为中军，号武勇都”；[50]第三部是刘建锋、马殷纠集的孙儒残部七千余人，这是马殷建立马楚政权的军事基础。

秦宗权蔡州集团分裂出来的另一股力量是王建领导的部分势力。早在秦宗权占据蔡州被任命为蔡牧时，秦宗权为扩展个人势力而大肆招募，王建因此进入秦宗权治下的蔡州集团，“秦宗权据蔡州，悬重赏以募之，建始自行间得补军候”，[51]“初，秦宗权之据蔡州，招合亡命，（韩）建隶为军士，累转至小校。唐中和初，忠武监军杨复光起兵于蔡，宗权遣其将鹿晏弘赴之，建与里人王建俱隶宴弘军，入援京师”。[52]王建在主将鹿晏弘的统领下与忠武监军杨复光一同入援京师，但他很快脱离秦宗权的统领转而被杨复光控制，成为杨复光组建的忠武八都之一，“时秦宗权据蔡州，不从岌命，复光将忠武兵三千诣蔡州，说宗权同举兵讨巢。宗权遣其将王淑将兵三千从复光击邓州，逗留不进，复光斩之，并其军，分忠武八千人为八都，遣牙将鹿晏弘、晋晖、王建、韩建、张造、李师泰、庞从等八人将之。王建，舞阳人；韩建，长社人；晏弘、晖、造、师泰，皆许州人也。复光率八都与朱温战，败之，遂克邓州，逐北至蓝桥而还”。[53]鹿晏弘、王建等原来均属秦宗权麾下，杨复光建立八都并将其任命为八都首领之后，两人转归杨复光统领。中和三年（883）杨复光死后，鹿晏弘率领八都以西赴行在为名，转战至山南，但鹿晏弘的本意并非真正入蜀护驾，而是试图和秦宗权一样建立自己的势力圈。不久，鹿晏弘逐走兴元节度使，自称留后：“忠武大将鹿晏弘率所部自河中南掠襄、邓、金、洋，所过屠灭，声云西赴行在。十二月，至兴元，逐节度使牛勖，勖奔龙州西山。晏弘据兴元，自称留后。”[54]中和四年（884），鹿晏弘被唐王朝任命为兴元留后，在政治地位上形成了与秦宗权并立的局面。但他对兴元的控制时间很短，第二年就因王建等人的反叛而被迫放弃兴元：“鹿晏弘之去河中，王建、韩建、张造、晋晖、李师泰各率其众与之俱；及据兴元，以建等为巡内刺史，不遣之官。晏弘猜忌，众心不附，王建、韩建素相亲善，晏弘尤忌之，数引入卧内，待之加厚。二建密相谓曰：‘仆射甘言厚意，疑我也，祸将至矣!’田令孜密遣人以厚利诱之，十一月，二建与张造、晋晖、李师泰率众数千逃奔行在，令孜皆养为假子，赐与巨万，拜诸卫将军，使各将其众，号随驾五都。又遣禁兵讨晏弘，晏弘弃兴元走。”[55]至此，后来建立前蜀政权的王建脱离秦宗权和鹿晏弘的控制而进入四川地区，蜀史将王建的这一经历称为“许昌振迹，阆苑兴师”[56]，这是蔡州集团中最早分裂出来的一股力量。

在孙儒之前蔡州集团分裂出来的第二支军事力量，并对十国政权具有重要影响的势力是王绪与王潮统领的那部分队伍。在僖宗入蜀，黄巢称帝于长安的背景下，那些既不愿与农民军为伍又不愿效忠唐王朝的势力纷纷据地自立。中和元年（881）八月，王绪在寿州发动叛乱，建立十国王闽政权的王潮、王审知兄弟以寿州之乱为起点出现于历史舞台，“寿州屠者王绪与妹夫刘行全聚众五百，盗据本州，月余，复陷光州，自称将军，有众万余人；秦宗权表为光州刺史。固始县佐王潮及弟审邽、审知皆以才气知名，绪以潮为军正，使典资粮，阅士卒，信用之”。[57]秦宗权表绪为光州刺史的记载并不能反映出王绪与秦宗权的真实关系，但《新唐书·王潮传》的记载为我们进一步确定两者的关系提供了线索：“僖宗入蜀，盗兴江、淮，寿春亡命王绪、刘行全合群盗据寿州。未几，众万余，自称将军，复取光州，劫豪杰置军中，潮自县吏署军正，主禀庾，士推其信。绪提二州籍附秦宗权。它日，赋不如期，宗权切责，绪惧，与行全拔众南走，略浔阳、赣水，取汀州，自称刺史，入漳州，皆不能有也。”[58]从提二州籍附秦宗权及赋不如期遭到秦宗权督责的记载来看，王绪至少在形式上隶属于秦宗权的蔡州集团并无疑问。尽管王绪具有军事上的相对独立性，但基本上听命于秦宗权是可以肯定的，赋税偶不如期就遭到秦宗权的切责证明了这一点。

光启元年（885）正月，王绪因赋税缴纳不及时而遭到秦宗权的督责，遂率众南奔：“秦宗权责租赋于光州刺史王绪，绪不能给；宗权怒，发兵击之。绪惧，悉举光、寿兵五千人，驱吏民渡江，以刘行全为前锋，转掠江、洪、虔州，是月，陷汀、漳二州，然皆不能守也。”[59]王绪所部被迫离开光州后，进军的方向十分明确——尽快摆脱秦宗权的追击，往南寻求发展。当时中原及以北地区都是拥兵自重、势力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的地盘，很难有立足之地，向割据力量薄弱的南方地区发展也就成为了王绪进军的首选。王绪统领下的队伍经过淮南，辗转到江州、洪州一带，打算取道洪州南下。但队伍在洪州遭到节度使钟传的阻拦和威胁，“王绪若得福建，境土相接，必为己患，阴欲诛之”。[60]王绪不得不绕道洪州继续南下，不久成功占领虔州，在虔州遭到谭全播的攻击无法立足，只得“率众南奔，所至剽掠，自南康入临汀”。[61]攻占汀州标志着王绪正式进入福建并初步站稳了脚跟。根据《新唐书》记载，王绪所部攻克汀州的时间是在光启元年（885）正月，“光启元年正月庚辰，荆南军将成汭陷归州，是月，王绪陷汀、漳二州”，[62]“王绪之兵自此入闽，为王潮兄弟割据之资”。[63]由于福建地区割据力量薄弱，王绪在此力量发展颇为迅速，八月“陷漳浦，有众数万”。[64]随着队伍在福建的扩大和局势的稳定，王绪开始排挤打击其他有功将士，最终引发了王潮等人的兵变，“绪性猜忌，部将有才能者，多因事杀之，潮颇自惧。军次南安，潮说其前锋将曰：‘吾属弃坟墓、妻子而为盗者，为绪所胁尔，岂其本心哉!今绪雄猜，将吏之才能者必死，吾属不自保朝夕，况欲图成事哉!’前锋将大悟，与潮相持而泣。乃选壮士数十人，伏篁竹间，伺绪至，跃出擒之，囚之军中。绪后自杀”。[65]王绪被废后，王潮被众将推立为主帅，掌握了这一支队伍的领导权。此后，王潮、王审知兄弟二人在福建扎根并建立了闽政权。据前所述，我们可以将蔡州集团的发展过程用下图展示出来。

第三节　蔡州集团南下与马楚政权的建立

从前文可以看出，形成于僖宗中和年间的蔡州集团在其发展过程中至少分裂为三股。从地域上考察，这些分裂出来的蔡州势力存在一个共同点，即他们在脱离蔡州集团之后都是往南方地区发展。这种悉众南迁局面的形成与当时中原地区割据势力强大且争夺激烈，新的分裂势力在中原地区难以立足有关。相比较而言，南方地区虽然同样处于分裂状态，但他们的割据力量相对较弱，而且存在一些统治的空白地带，这为蔡州集团的南下提供了条件。从蔡州集团中分离出来的各种力量南下后辗转流徙，最终在南方落脚并建立了政权。马殷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建立楚政权的。

景福元年（892）孙儒与杨行密争夺淮南兵败身亡之后，所部分裂为三股，刘建锋、马殷所领七千余人是其中重要的一支。面对强敌杨行密的逼迫，刘建锋、马殷无法继续在淮南立足，于是南走洪州，进驻江西。在进驻江西的过程中，刘建锋、马殷的力量得到了充实：“刘建锋、马殷收余众七千，南走洪州，推建锋为帅，殷为先锋指挥使，张佶为谋主，比至江西，众十余万。”[66]可以看出，进入江西的刘建锋、马殷力量已经比较强大，统治和领导机构也相对完善。然而，十多万人的庞大队伍如果继续如秦宗权、孙儒那样流徙，很有可能重蹈秦、孙二人的覆辙，正是由于亲身经历了秦宗权、孙儒四处流窜兵败身亡的全过程，使得刘建锋、马殷对建立稳固根据地的重要性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孙儒死，“建锋、殷哭之，相语曰：‘公常有志庙食，吾等有土，当庙以报德。’”[67]虽然二人所说的有土并不全指建立稳固的根据地，但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建立根据地，据土立庙的愿望，这对他们后来选择湖南落脚具有重要影响。

刘建锋、马殷进入江西后，虽然队伍已发展到十余万，但在江西却并无立足的可能。时任江西节度使的钟传颇有惠政，先是收服了企图叛乱的抚州刺史危全讽，继而牢牢掌握了江西局势。对刘建锋、马殷在辖地内的攻掠行为，钟传进行了反击，“传以匡时为袁州刺史，击马殷”。[68]由于钟传力量强大，从淮南辗转而来的刘建锋、马殷势力不足以与之对抗，他们无法在江西立足，只能继续寻找合适的落脚点。此时，东面杨行密、钱镠的势力都比较强大，北面是野心勃勃的朱全忠，军事力量无人可及，刘建锋、马殷显然不可能向这两方面发展。剩下的途径有两条：要么向南发展，挺进福建或广东；要么向西发展，进驻湖南。但福建的王潮兵锋甚盛，他轻取福州，自署为留后，对福建的有力控制不容他人染指。广东“险而贫”，而且被刘隐兄弟控制，无疑不是拥有十余万大军的刘建锋、马殷进驻的理想之地。这样，仅剩下西面的湖南可以考虑，那么，湖南是否是刘、马二人的中意之选呢?回答是肯定的。

刘建锋、马殷之所以最终选择进驻湖南，与湖南当时的局势有关。安史之乱爆发后，湖南的地位日趋重要，至德二年（757），唐廷于湖南衡州置防御使。广德二年（764），又于衡州置湖南都团练守捉观察处置使，简称为湖南观察使，领衡、潭、邵、永、道五州。随后，湖南观察使于大历五年（769）徙治潭州，中和三年（883），湖南观察使升为钦化军节度使，光启元年（885），改钦化军节度使为武安节度使。由上可以看出，“安史之乱”爆发之后，湖南的政治地位日益提升，这种政治地位的提升反映了湖南在唐政权中的重要作用。事实的确如此，安史之乱后的湖南是唐王朝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之一，为唐王朝在藩镇割据局面下继续维持统治提供了财政支持，是典型的东南财源型藩镇。尽管湖南同样受到了藩镇割据的冲击，但总体上依然处于唐王朝的实际控制之下。

唐王朝对湖南的控制在黄巢起义之后遭到实质性的削弱。乾符六年（879）九月，黄巢领导的农民军攻克广州，但随即就因遭遇瘴疫而北返：“黄巢在岭南，士卒罹瘴疫死者什三四，其徒劝之北还以图大事，巢从之。”[69]十月，起义军沿湘江北上，取道衡州、永州，进逼潭州。唐王朝对农民军的北上有所防备，早在这年五月就在湖南进行了部署：“泰宁节度使李系，晟之曾孙也，有口才而实无勇略，王铎以其家世良将，奏为行营副都统兼湖南观察使，使将精兵五万并土团屯潭州，以塞岭北之路，拒黄巢。”[70]但唐政府的军事安排未能阻挡住黄巢的北进，黄巢猛攻潭州并克之，守将李系逃奔朗州。唐王朝在潭州的势力被清扫一空，“巢尽杀戍兵，流尸蔽江而下”。[71]

农民军的军事行动给唐王朝在湖南的统治以致命的打击，使唐王朝在湖南的统治崩溃，湖南陷入更加混乱的境地，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农民军在湖南的军事行动引发了新的农民起义，新旧农民军的混合和斗争进一步瓦解了唐王朝在湖南的统治；其次，农民军对湖南产生巨大冲击的同时，湖南的土著势力纷纷崛起，积极发展个人势力并彼此争斗，从而使湖南变得更加混乱。刘建锋、马殷进入湖南之前，湖南境内正进行着激烈的内部纷争，形成了诸多力量：

邓处讷字冲韫，邵州龙潭人。少从江西人闵顼防秋安南，中和元年还，道潭州，逐观察使李裕，召诸州戍校徇曰：“天下未定，今与君等安护州邑，以待天子命，若何?”众称善。乃推顼为留后，请诸朝。僖宗方在蜀，遣使者抚慰。当是时，抚州刺史钟传据洪州，议者欲二盗相噬，即复置镇南军，擢顼节度使。顼悟，不受命。更为检校尚书右仆射、钦化军节度使，以处讷为邵州刺史。

朗州武陵人雷满者，本渔师，有勇力。时武陵诸蛮数叛，荆南节度使高骈擢满为裨将，将镇蛮军从骈淮南。逃归，与里人区景思猎大泽中，啸亡命少年千人，署伍长，自号“朗团军”。推满为帅，景思为司马，袭州，杀刺史崔翥。诏授朗州兵马留后。岁略江陵，焚庐落，劫居人。俄进武贞军节度使。先是，陬溪人周岳与满狎，因猎，宰肉不平而斗，欲杀满，不克。见满已据州，悉众趋衡州，逐刺史徐颢，诏授衡州刺史。石门峒酋向瑰闻满得志，亦集夷獠数千屠牛劳众，操长刀柘弩寇州县，自称“朗北团”。陷澧州，杀刺史吕自牧，自称刺史。

顼既强大，且治人有恩，哀徐颢穷，率兵纳之。向瑰召梅山十峒獠断邵州道，顼掩其营。周岳羸军诱战，顼堕伏中，故大败。淮西将黄皓杀顼。岳闻乱，以轻兵入潭州，自称钦化军节度使。处讷闻之哭，诸将入吊。处讷曰：“与君等荷仆射恩，若合一州之兵问周岳罪，奈何?”众曰：“善。”于是砺甲训兵，积八年，结雷满为援，攻岳斩之，自称留后。昭宗诏拜武安军节度使。[72]

上述势力不断整合，在刘建锋、马殷进入潭州之前在今湖南地区形成了两支比较大的土著势力：一是武安军节度使邓处讷，一是武贞节度使雷满。此外，湖南其他地区还存在大大小小的诸多势力，如衡州杨师远、永州唐世旻、道州蔡结、郴州陈彦谦、连州鲁景仁、岳州邓进忠等。这些势力割据一方，彼此争夺，湖南总体上处于一种混乱、割据的状态。这种势力分散和群龙无首的局面为刘建锋、马殷进驻湖南并迅速稳固统治提供了条件。

乾宁元年（894）五月，从江西辗转而来的刘建锋、马殷等十余万大军抵达湖南醴陵。为了对付刘、马大军，武安节度使邓处讷命邵州蒋勋、邓继崇率兵三千扼守龙回关[73]，据险阻击马殷向潭州进发。邓处讷尽管在湖南“历八年”才爬上武安军节度使的位置，但由于内耗过度，实际力量并不强，根本无法与屡经战阵的刘建锋、马殷抗衡，于是“遣勋以牛酒犒师”，企图借此阻止刘、马二人的进攻。马殷却趁机劝降蒋勋，兵不血刃地取下龙回关：

刘建锋、马殷引兵至澧陵，邓处讷遣邵州指挥使蒋勋、邓继崇将步骑三千守龙回关。殷先至关下，遣使诣勋，勋等以牛酒犒师。殷使说勋曰：“刘骧智勇兼人，术家言当兴翼、轸间。今将十万众，精锐无敌，而君以乡兵数千拒之，难矣。不如先下之，取富贵，还乡里，不亦善乎!”勋等然之，谓众曰：“东军许吾属还。”士卒皆欢呼，弃旗帜铠仗遁去。[74]

龙回关的陷落预示着邓处讷的失败不可避免。随后，刘建锋率军进驻

龙回关，尽取蒋勋将士铠甲被己兵为先锋，张其旗帜杀奔潭州。守城将士不加分辨，误认为是戍守龙回关的士兵，竟开门迎纳。刘建锋顺利进入潭州，诛杀邓处讷，自称留后。随即，“奉表京师，诏即拜检校尚书左仆射、武安军节度使”。[75]乾宁二年（895）四月，唐王朝“以刘建锋为武安节度使。建锋以马殷为内外马步军都指挥使”。[76]至此，经过近三年的辗转，孙儒之败后的蔡州残部刘建锋、马殷终于在湖南占据了一席之地，奠定了建立马楚政权的地域基础。但刘建锋、马殷在湖南的地位很不稳固，倒戈有功的蒋勋因不满刘建锋的封赏而蓄谋叛乱。刘建锋取得武安军节度使的位置后，居功自傲的蒋勋要求刘建锋履行倒戈时允诺的封赏，但刘建锋对蒋勋心怀戒备，对他的封赏要求虚与委蛇。乾宁二年（895）十一月，蒋勋发动叛乱：“蒋勋求为邵州刺史，刘建锋不许，勋乃与邓继崇起兵，连飞山、梅山蛮寇湘潭，据邵州，使其将申德昌屯定胜镇以扼潭人。”[77]乾宁三年（896）初，刘建锋遣马殷率诸将攻讨蒋勋：

建锋使殷督诸将击之，殷大败，走江浒。乡人夏侯陟教殷以奇兵出迪田，踰涧山，据江为壁，伏兵于莽，诱勋度江。勋见士未阵，争出斗，殷分兵袭其壁，麾濒江军夹击，勋大败，拔定胜一壁，进围邵州。[78]

马殷与蒋勋在邵州对峙之际，潭州发生内乱，刘建锋被杀，颇具声望的马殷随即被推上武安节度使的宝座，成为继刘建锋之后潭州的最高统治者。

马殷率诸将讨伐蒋勋，尽力巩固湖南根据地的同时，武安节度使刘建锋却因纵情享乐，放纵荒淫而招致杀身之祸：“武安节度使刘建锋既得志，嗜酒，不亲政事。长直兵陈赡妻美，建锋私之。赡袖铁挝击杀建锋。”[79]刘建锋死后，潭州守将中以行军司马张佶威信最高，因而被推举为帅。张佶在入府处理政事时马受惊伤髀，遂有退缩之意，加之自认为声望才能不及马殷，于是要求众将改推马殷为帅：“马公勇而有谋，宽厚乐善，吾所不及，真乃主也。”[80]并遣姚彦章至邵州召马殷回潭州就职。

正在邵州与蒋勋对峙的马殷对张佶的召命犹豫不决，马殷虽然是仅次于刘建锋的蔡州集团的重要军事将领，但他担心将士不服而招致不测。姚彦章进行规劝：“公与刘龙骧、张司马，一体之人也，今龙骧遇祸，司马伤髀，天命人望，舍公尚谁属哉!”[81]权衡再三，马殷决定留亲从都副指挥使李琼继续攻邵州，自己赴潭州就职。五月，马殷至长沙，张佶等将其推上了武安留后的位置：“马殷至长沙，张佶肩舆入府，坐受殷拜谒，已，乃命殷升听事，以留后让之，即趋下，帅将吏拜贺，复为行军司马，代殷将兵攻邵州。”[82]马殷就任武安留后标志着他初步掌握了潭州政权，马楚政权的实际开创时间可以追溯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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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二，唐僖宗乾符二年二月，第8176页。

[2]《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二，唐僖宗乾符元年十二月，第8174页。

[3]《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二，唐僖宗乾符三年正月，第8182页。

[4]《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二，唐僖宗乾符三年正月胡注，第8182页。

[5]《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二，唐僖宗乾符二年六月，第8180页。

[6]《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二，唐僖宗乾符三年四月，第8183页。

[7]《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三，唐僖宗乾符四年四月，第8191页。

[8]《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三，唐僖宗乾符四年八月，第8192页。

[9]《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三，唐僖宗乾符四年十月，第8193页。

[10]《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三，唐僖宗乾符五年三月，第8202页。

[11]《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三，唐僖宗乾符四年八月胡注，第8192页。

[12]《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三，唐僖宗乾符五年正月，第8195、8196页。

[13]《新五代史》卷六十五《南汉世家》，第811页。

[14]《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纪》，第720页。

[15]《新唐书》卷五十《兵志》，第1330页。

[16]［英］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93页。

[17]曾现江先生在《唐后期、五代之淮蔡军人集团研究》中首先提出了“淮蔡军人集团”这一概念，并对淮蔡军人集团与南方割据政权的关系及淮蔡军人集团的消亡过程作了探索性研究。此外，何灿浩先生在《王闽三次福州兵变及其原因》《试论王闽政权的权力构成及其变化》等论述中提到了王闽政权的本土化现象。两位学者的成果对本书的研究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由于淮蔡军人集团的主要成员大多出自蔡州及其邻近地区，笔者认为将这一集团称之为蔡州集团其指向或许会更为明确具体。

[18]《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纪》，第708页。

[19]《旧唐书》卷二百下《秦宗权传》，第5398页。

[20]《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四，唐僖宗中和元年八月，第8256页。

[21]《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四，唐僖宗中和元年五月，第8252页。

[22]史籍对马殷籍贯的记载并不一致，《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三《马殷传》《新五代史》卷六十六《楚世家》、《十国春秋》卷六十七《武穆王世家》均言：马殷“许州鄢陵人也”。《三楚新录》卷一云：“马氏讳殷，上蔡人也。”《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六唐光启二年十二月条云：“扶沟马殷隶军中，以材勇闻。”根据湖南图书馆所藏《楚王马殷纪功碑》拓片的记载：“君讳殷，字霸图，许州鄢陵人也。”笔者认为“鄢陵”说相对可信，故采之。

[23]《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三《马殷传》，第1756页。

[24]《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六，唐僖宗光启二年十二月，第8342页。

[25]《旧五代史》卷十五《韩建传》，第203页。

[26]《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五，唐僖宗中和三年二月，第8288页。

[27]《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五，唐僖宗中和三年五月，第8295页。

[28]《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五，唐僖宗中和三年六月，第8296页。

[29]《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五，唐僖宗中和三年十一月，第8300页。

[30]《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五，唐僖宗中和四年三月，第8304页。

[31]《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六，唐僖宗中和四年十二月，第8318页。

[32]《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五下《秦宗权传》，第6464、6465页。

[33]《旧五代史》卷一《梁太祖纪第一》，第5页

[34]《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六，唐僖宗中和四年十二月，第8318页。

[35]《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六，唐僖宗光启元年三月，第8320页。

[36]同上书，第8321页。

[37]《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刘建锋传》，第5482页。

[38]《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四《王铎传》，第4284页。

[39]《新唐书》卷一百八十八《孙儒传》，第5466页。

[40]《新唐书》卷一百八十八《孙儒传》，第5467页。

[41]《旧唐书》卷二百下《秦宗权传》，第5399页。

[42]《新唐书》卷一百八十八《孙儒传》，第5467页。

[43]同上。

[44]《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八，唐昭宗大顺二年七月，第8417页。

[45]《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九，唐昭宗景福元年四月，第8429页。

[46]《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九，唐昭宗景福元年六月，第8429、8430页。

[47]《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九，唐昭宗景福元年六月胡注，第8430页。

[48]学界一般认为黑云都是杨行密收编孙儒残部后组建的，这可能是不确切的。孙儒失败的残部只是补充了黑云都的兵员，扩大了黑云都的影响，而不是构成黑云都的全部力量。黑云都可能在杨行密收编孙儒残部前就已经存在，《五国故事》卷上《伪吴杨氏》云“伪吴先主吴王行密，庐州合淝人。力举三百斤。微时居常独处，必见黑衣人侍其侧。后既有众，遂令部兵悉以黑缯幂其首，号曰‘黑云都’”。

[49]《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四《杨行密传》，第1781页。

[50]《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三，唐昭宗天复二年八月，第8578页。

[51]《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六《王建传》，第1815页。

[52]《旧五代史》卷十五《韩建传》，第203页。

[53]《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四，唐僖宗中和元年五月，第8252页。

[54]《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五，唐僖宗中和三年十一月，第8300页。

[55]《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六，唐僖宗中和四年十一月，第8314、8315页。

[56]《鉴诫录》卷七《陪臣谏》，第48页。

[57]《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四，唐僖宗中和元年八月，第8256、8257页。

[58]《新唐书》卷一百九十《王潮传》，第5491页。

[59]《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六，唐僖宗光启元年正月，第8320页。

[60]《五代史补》卷二《王氏据福建》，第2490页，《五代史书汇编》第五册。

[61]《新五代史》卷六十八《闽世家》，第845页。

[62]《新唐书》卷九《僖宗纪》，第276页。

[63]《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六，唐僖宗光启元年正月胡注，第8320页。

[64]《新五代史》卷六十八《闽世家》，第845页。

[65]同上。

[66]《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九，唐昭宗景福元年六月，第8430页。

[67]《新唐书》卷一百八十八《孙儒传》，第5468页。

[68]《新唐书》卷一百九十《钟传传》，第5487页。

[69]《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三，唐僖宗乾符六年十月，第8217页。

[70]《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三，唐僖宗乾符六年五月，第8214页。

[71]《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三，唐僖宗乾符六年十月，第8217页。

[72]《新唐书》卷一百八十六《邓处讷、雷满传》，第5420、5421页。

[73]《大清一统志》卷二百七十七《长沙府二》云：“龙回关，在善化县东四十五里关山。两关相连，中仅一路。”《新五代史》卷六十六《楚世家》曰：“乾宁元年，（刘建锋等）入湖南，次醴陵。潭州刺史邓处讷发邵州兵戍龙回关。”《九国志·邓处讷传》载：“乾宁元年，刘建锋领众自豫章至，处讷遣其乡豪蒋勋等领步卒三千断龙回关。”今长沙东北有关山，属连云山脉，刘建锋、马殷在江西受钟传攻击后，可能自今江西南昌东进，经新余、萍乡进入湖南，进驻醴陵。故下文蒋勋将刘、马进攻龙回关的军队称为“东军”，胡三省注曰：“刘建锋等兵从东来，故蒋勋等谓之东兵。”

[74]《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九，唐昭宗乾宁元年五月，第8454页。

[75]《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刘建锋传》，第5481页。刘建锋被唐朝廷授予武安军节度使当在唐昭宗时期，然《新五代史》卷六十六《楚世家》云：“僖宗授建锋湖南节度使，殷为马步军都指挥使。”将刘建锋任武安节度使的时间上溯至僖宗时期，误。

[76]《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唐昭宗乾宁二年四月，第8468页。

[77]《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唐昭宇乾宁二年十一月，第8479页。

[78]《新唐书》卷一百八十六《邓处讷传》，第5422页。

[79]《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唐乾宁三年四月，第8485页。

[80]同上。

[81]同上。

[82]《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唐乾宁三年五月，第84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