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选题缘起
天祐四年（907）唐王朝统治结束后，中原地区相继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史称“五代”；与中原的五代王朝大体同时，在今秦岭淮河以南及北方的山西地区先后形成了吴、吴越、前蜀、闽、南汉、荆南、楚、后蜀、南唐、北汉这十个主要的政权，北方的五代王朝和主要位于南方的十国统称为五代十国，本书沿承旧史，以“五代”概称这一时期，将这一时期的历史通称为五代史（907—960）。
五代虽然只持续了短短的53年（整体而言如此，十国部分政权延续至北宋统治时期），在中国古代史上却有着不同寻常的地位。五代是由唐至宋的过渡时期，一方面可以视为“安史之乱”以来藩镇割据局面的继续，另一方面又可看作是北宋基本统一局面的滥觞，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正如邓小南先生所言：“五代时期之所以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它的过渡性。它是一个破坏、杂糅与整合的时期。它自唐代后期藩镇割据局面脱胎发育而来，同时又为打破长期僵持之局面创造着条件；它是‘礼乐崩坏’的时期，同时又是大规模整理旧制度、建设新局面的时期；它是上上下下空前分裂的时期，同时又是走向新层次统一的时期。”[1]尽管五代的地位十分重要，但其在中国历史上却长期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北宋王朝建立初期因为政治需要曾给予了这段历史相当的地位，宋廷统治稳固之后，五代史的地位就急剧下降，其正统地位被否定：“昔者，秦祚促而德暴，不入正统，考诸五代之际，亦是类矣。国家诚能下黜五代，绍唐之土德，以继圣祖，亦犹汉之黜秦，兴周之火德以继尧者也。”[2]宋人甚至用“五季”指代五代十国以表示对这一历史时期的轻视，“五代无道”的观念深深地烙在他们的心中[3]。这种轻视五代的思想流毒颇深，明末严衍云：“于周赧入秦，七雄分据，改称前列国；唐昭陨落，五代迭兴，改称后列国。”[4]王夫之主张：“称五代者，宋人之辞也。夫何足以称代哉?……然则天祐以后，建隆以前，谓之战国焉允矣，何取于偏据速亡之盗夷，而推崇为共主乎?”[5]古人对五代的轻视严重影响了学者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使得五代史的研究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处于极为薄弱的地位。近人虽然摒弃了宋以来轻视五代及五代史的态度，但由于受史料和研究基础等因素的限制，五代史研究薄弱的状况并未彻底改观，在深度和广度上与其前的隋唐史或其后的宋元史研究都无法相提并论。已有的五代史研究又大多将重点放在对五代王朝的研究上，至于南方诸多的偏霸政权，由于受正统观念的影响和史料的限制，研究更加滞后。由此形成了一种五代史附庸于隋唐史，十国史附庸于五代中原王朝史的局面。
十国史是五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十国政权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方面进行研究，对深化五代史研究、改变五代史研究薄弱的状况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学界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涌现出了一批颇具影响的论著，这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建立于今湖南地区的马楚政权（包括马殷建立的马氏政权和刘言、王逵、周行逢统治下的后马楚政权）是十国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是十国历史不可分割的部分。与同时期的其他诸政权相比，马楚政权的历史具有以下鲜明特点：首先，马楚政权统治集团经历了一个由蔡州集团到马氏家族集团再到朗州土著集团的发展历程，笔者将这一演变过程称为统治集团的本土化，统治集团本土化是马楚政权发展的线索；其次，马楚政权是由潭州、朗州、桂州三大藩镇构成的复合型政权，政治体制上藩镇体制与天策府体制长期并存，王国体制仅短暂存在，天策府体制承担着主要治理职能，文官在天策府系统中占有主导地位，这是武官政治向文官政治转变的重要标志；再次，马楚以兄终弟及作为基本的权力继承制度，这与长期推行的以嫡长子继承为核心的“父死子继”继承制度明显不同；最后，马楚与中原王朝存在双重关系，事大政策与自大行为糅合在一起。马楚政权统治集团为什么会发生本土化?这一过程是怎样完成的?为什么会形成一种复合型藩镇的政权构建模式?为什么会出现藩镇体制与天策府体制的双轨并存?为什么要舍弃传统的“父死子继”继承制度而实行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马楚政权的这些历史特征在十国政权中是否具有代表性?反映了唐宋之际怎样的历史发展趋势?无疑，对马楚政权进行研究，探索其建立、发展、灭亡的过程，解决上述问题对理解五代十国的历史是有帮助的。分析马楚政权在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对外政策方面与其他政权的共性和差异，探求其兴废存亡的历史过程和内在原因，对深化认识五代十国的历史、对研究中国古代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强干弱枝、弱干强枝、轻重相权）的历史变迁，探索古代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变化，细化对藩镇类型的研究及藩镇权力传承制度的认识也颇具意义。马楚政权对湖南地区的发展做出过很大贡献，对其进行研究，对深入认识湖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历程，深化对湖湘地方史的研究也不无裨益。
为明晰起见，先对本书涉及的相关问题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和交代。本书之所以将通常被称作为十国之一的“楚国”称为马楚政权，主要基于以下考虑。首先，史书和学界对十国“建国”的时间标准不统一，至少存在三种划分方法：以地方势力首脑被任命为节度使，割据一方算起；以地方势力首脑被册封为王算起；以地方势力首脑摆脱中原王朝的控制，在地方上建国创制，自署僚属算起[6]。为避免这种标准不一导致的混乱，笔者认为用政权来概括马楚等割据势力的历史更为准确。其次，从政治体制上看，王国体制在马楚历史上存在的时间很短，其政治体制以藩镇体制为基础，以天策府体制为补充，从这个意义上说，用政权称呼马楚似乎更加接近实际。再次，本书讨论的马楚政权既包括马殷父子统治下的楚政权，同时也包括马氏政权灭亡之后王逵、周行逢统治下的后马楚政权。后马楚政权是典型的藩镇，与王国体制毫无关联，正因如此，笔者将马氏政权和后马楚政权统称为马楚政权而不称马楚国。
本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潭州的马氏政权和朗州的后马楚政权，通称为马楚政权。之所以将朗州的王逵、周行逢政权置于马楚政权之下，主要出于以下考虑：潭州马氏政权在后周广顺元年（951）被南唐攻灭，但南唐势力在次年就被湖南余部驱逐出楚地，马氏旧部刘言、周行逢等在今湖南常德建立了朗州政权，统辖原马氏政权下的绝大部分地域。无论从地域范围还是从其将领的来源看，朗州政权与此前的潭州马氏政权是一脉相承的。从朗州政权的制度执行及对外关系来看，同样是马氏政权的延续。更重要的是，马楚政权经历了一个由蔡州集团统治到马氏家族统治再到朗州土著势力统治的过程。以王逵、周行逢为代表的朗州土著力量在马希萼与马希广内争的过程中崛起，并通过发动潭州兵变建立了与马氏政权并立的朗州政权，后马楚政权正是朗州政权驱逐南唐侵楚势力之后建立的，是马楚政权发展线索的反映。正因如此，宋初周羽翀《三楚新录》将潭州马氏政权、朗州后马楚政权及江陵荆南政权并称为“三楚”。从地域上看，周氏将潭州、荆南、朗州并称为三楚不无道理，但从政权的传承关系考虑，朗州政权实质上是马氏政权在湖南的继续，改变的只是统治中心和统治集团，统治基础和方式并无明显变化，故本书将朗州政权置于马楚史之下。马楚史的研究包括朗州政权的研究在内，马楚的历史也下延至宋太祖乾德元年（963）朗州政权周保权纳土归宋止。由于历史本身的前延性和后续性，本书对马楚政权的研究在时间上并不完全局限于五代的年代限定，论述过程中会有适当的上溯下延，但主要时间段限定在唐懿宗咸通元年（860）至周保权纳土归宋的乾德元年（963）之间。
本书虽冠名为马楚政权研究，但在行文过程中并不打算对马楚政权的方方面面都进行详细论述，这主要是出于以下考虑：首先，马楚政权的某些方面（如文化）的史料相当有限、有关材料记载零散，在现有条件下无法进行深入论述；其次，有些问题学界前贤已有较深入的研究，在无新进展的情况下，本书仅对已有研究成果作概括性介绍而不再重复学界已经完成了的工作，若有新见，则论述相对较多。总之，本书的重点是集中力量解决尚未解决或者有待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不求面面俱到。
二 史料及学术史的回顾
（一）基本史料
“五代乱世，文字不完，而史官所记亦有详略”[7]，史料短缺和不足是五代十国史研究遇到的普遍问题。现存有关五代十国史研究的基本史料，主要有刘昫《旧唐书》，欧阳修、宋祁《新唐书》，薛居正《旧五代史》，欧阳修《新五代史》，脱脱《宋史》，司马光《资治通鉴》，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陶岳《五代史补》，路振《九国志》，马令《南唐书》，史温《钓矶立谈》，佚名《江南余载》，郑仁裕《玉堂闲话》，王禹偁《五代史阙文》，王仁裕《王氏闻见录》，何光远《鉴诫录》，居白《幸蜀记》，耿焕《野人闲话》，龙衮《江南野史》，张唐英《蜀梼杌》，钱俨《吴越备史》，周羽翀《三楚新录》，王溥《五代会要》《周世宗实录》，徐松《宋会要辑稿》，陆游《南唐书》，陈霆《唐余纪传》，吴任臣《十国春秋》，毛先舒《南唐拾遗记》，梁廷柟《南汉书》，吴兰修《南汉记》。上述史料是我们研究五代十国历史最主要的基本材料，也是本书重点参考的文献。此外，《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全唐文》《全宋文》《北梦琐言》等类书、文集和笔记也包含了一些马楚政权的史料，参考文献部分将详细列出，此不备述。
（二）马楚政权研究状况
（1）综合性研究和史料整理
迄今为止，对马楚政权研究较全面的著作是罗庆康的《马楚史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该书分“马楚国的建立”、“马楚国的疆域和人口”、“马楚国的政治”、“马楚国的经济”、“马楚国的军事”、“马楚国的文化”、“马楚国的习俗”、“马楚国的名人”、“马楚灭亡后的周行逢政权”、“马楚国的历史作用和地位”十章，对马楚政权（包括马殷父子的马氏政权及周行逢的后马楚政权）的历史作了较全面的介绍，有助于了解十国马楚的历史。《马楚史研究》侧重于对马楚政权历史的叙述，对马楚的政治制度（如政治体制、继承制度）和内外政策（民族政策、事大政策）虽有涉及，但还存在很大的发掘空间，本书将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此外，与本研究直接相关的研究成果尚有徐仕达的《马楚政权之研究》（台湾中国文化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
日本学者冈田宏二《中国华南民族社会史研究》 （民族出版社，2002）第三编“湖南地区”对马楚历史也有介绍和研究。该编分“楚王国的建立过程”、“唐末五代宋初的民族问题”、“宋代溪峒蛮社会和种族系统”三章对马楚历史进行了研究，对马楚政权的建立、发展以及灭亡的历史进行了简明扼要的说明，从民族史的角度对马楚政权的对外关系、内政进行了颇有价值的探讨，重点对马楚政权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关系进行了剖析，对深入研究马楚史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彭武文《溪州铜柱及其铭文考辨》（岳麓书社，1994）一书对马楚政权民族政策的重要象征与载体——溪州铜柱进行了研究。该书以“溪州铜柱铭文”、“溪州铜柱铭文注释”、“溪州铜柱铭文综合辨正”等十四章对溪州铜柱的内容进行了介绍，对不同典籍的不同记载进行了比较分析，对历代学者研究溪州铜柱所作的贡献及存在的不足进行了总结，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新见，阐述了溪州铜柱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对存世史料不足的十国历史来说，以金石材料来弥补史料的欠缺无疑是十分可贵的。该书对研究马楚政权的民族政策，深化对溪州铜柱的研究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伍新福《湖南通史》（古代卷，湖南出版社，1999）第六章“隋唐五代的湖南”对马楚政权的历史作了陈述性介绍，对这一时期湖南历史发展的特点，马楚政权的存亡及政权特点进行了说明，对从整体上把握马楚在湖南历史发展上的地位及作用有相当帮助。
除《马楚史研究》《中国华南民族社会史研究》《溪州铜柱及其铭文考辨》《湖南通史》外，有关五代史研究的综合性著作对马楚政权的历史也有涉及。主要有郑学檬的《五代十国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该书以“五代十国的政治局势”、“五代十国的政治制度研究”、“五代十国的经济制度研究”、“五代十国文化散论”四章对五代十国的历史进行了探讨。其中专辟“十国政局”一节，其中有部分内容对马楚政权的政治、经济制度作了介绍和分析，如作者认为马楚统治者比较重视营田，但营田的实际效果不佳，等等。陶懋炳《五代史略》（人民出版社，1985）是研究五代十国历史的又一重要著作。该书对十国政权的介绍比较详细，有关马楚政权辟有“两湖的马楚与高氏南平”一节，对马楚作了较深入的介绍和剖析。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对五代十国的历史也进行了较全面的介绍。有关五代十国部分以“五代十国始末”上、中、下三章进行了介绍，对南方的割据政权则辟有“南方诸国情势”上、中、下三节。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人民出版社，1977）第十六章“五代十国的兴亡和契丹的崛起”、第十七章“五代十国的经济”对南方割据政权的政治和经济进行了总括性的介绍。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1990）用一百多万字的篇幅详尽地叙述了这个时期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基本历史，对这一时期的文化进行了比较详细具体的介绍，对五代十国各政权的政治和经济进行了简明扼要的分析。白寿彝主编的12卷本《中国通史》隋唐五代部分篇幅颇大，采取了综述、典制、传记的新体例，对分类了解五代十国尤其是十国政权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杨志玖《隋唐五代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吴枫《隋唐五代史》（人民出版社，1957）等有关隋唐五代史的著作对五代十国的历史也进行了一些探讨。从历史文化地理角度对马楚进行研究的有张伟然《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虽以研究两湖的历史文化地理为主，但对五代马楚时期的历史文化作了介绍，有助于我们从文化和地理的角度去把握马楚的历史。
王永兴、朱玉龙、张兴武、傅璇琮、周阿根等对五代史史料的整理功不可没。王永兴《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校注》（中华书局，1987）为研究这一时期的经济提供了方便。朱玉龙《五代十国方镇年表》（中华书局，1997）是另一部史料汇编性质的著作，记载了五代十国时期各方镇的沿革始末和历任节度使的情况，是了解五代十国时期方镇发展变化，研究藩镇兴废和辖区变迁改易的重要著作，颇有价值。张兴武《五代十国文学编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以时间为经，以大体同时并立的五代十国为纬，将五代各朝邦的文学人物及其活动分年予以记载，为研究五代十国的文化提供了方便。傅璇琮等主编《五代史书汇编》（杭州出版社，2004）分甲、乙、丙三编对五代十国的史料作了比较系统的搜集整理，甲编为从宋至清关于新旧《五代史》的考证与评议，乙编是有关北方五代史的材料，丙编为有关十国史的记述，共收有关五代十国的史书四十九种。周阿根《五代墓志汇编》（黄山书社，2012）收录了不少有关五代十国政权的墓志资料，为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提供了一手材料。
（2）马楚政治史研究
有关马楚政权政治史的研究有不少涉及其统治者，如罗庆康《马殷述评》（《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3期）、罗威《马希范主楚述论》（《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6期）、陈致远《论周行逢及其治楚》（《求索》1998年第6期）、唐启淮《略论马殷和马楚政权的建立》（《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4年第1期）等。《马殷述评》一文分“马殷乃世族之后”、“马殷建立湖南第一个割据政权”、“马殷崇道信佛”等小节对马殷的事迹进行了介绍，最后以“马殷的失误”对其不足进行了分析。《马希范主楚述论》对马希范开天策府，设立十八学士、平定彭士愁之乱，发展马楚文化，建设长沙园林等政绩进行了介绍，最后以“马希范的过失”对其不足进行了分析。《论周行逢及其治楚》则介绍了周行逢的身世、夺取湖南的过程、治理湖南的措施，最后对其进行了综合评价，并从当时整个历史发展的趋势对周行逢的治理进行了分析，具有一定的深度。邵磊《五代马楚史料的一则重要发现——马光赞墓志考释》（《南方文物》2007年第3期）根据马光赞墓志对马氏族系人物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曾现江《唐后期、五代之淮蔡军人集团研究》（四川大学2002年硕士学位论文）对淮蔡军人集团的形成、发展、消亡的过程进行了详细分析，对由蔡州集团南下建立的楚、前蜀、闽等政权的构成进行了探讨，提出了淮蔡军人集团本土化的概念，但并未就本土化这个问题做更进一步的研究。
民族政策是学者们研究马楚政治的又一重点，研究成果相对较多。如彭武一《五代马楚羁縻政策剖析》（《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2 期）、罗庆康《试析马楚政权对五溪“蛮”的统治措施》（《湖南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刘复生《五代十国政权与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四川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何灿浩《唐末五代湖南地区的蛮族活动及其他》（《宁波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邓敏文《从杨再思的族属看湘黔桂边界的民族关系》（《怀化师专学报》1994年第1期）。上述系列论文对马楚政权的民族政策进行了分析，探讨了马楚统治区域内少数民族的民族分布、民族类型，少数民族对马楚政权的影响以及马楚统治者的统治策略等。何灿浩不仅对马楚境内少数民族的分布、主要活动进行了详细的统计，而且对蛮族给马楚政权带来的影响从政治和军事两方面进行了分析，并对马楚的民族政策进行了动态分析，是对马楚民族政策研究较为深入的论文。罗文则对马楚统治蛮族地区的组织——都誓主进行了探讨，尽管该文对都誓主的解释值得商榷，对都誓主职能的研究和具体的运作过程也有待继续开掘，但为进一步深化对马楚民族政策的研究提供了思路。今后的研究重点应放在以下几个方面：马楚统治下的少数民族对马楚政权的建立、发展、动乱乃至灭亡施加了很大影响，民族活动几乎伴随了马楚政权的始终，因此，研究少数民族在马楚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十分必要。其次，尽管对马楚民族政策——民族羁縻安抚政策的研究已经展开，但还需进一步细化，对溪州铜柱铭文的研究也还可以继续深化。
宗室内争是南方诸政权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马楚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也是颇受学者青睐的研究课题。这方面主要的研究成果有：何灿浩《试论五代十国时期南方诸国宗室内争的发生原因》（《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五代十国时期马楚内争中的三个集团及内争特征》（《宁波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曾四清《马楚、王闽政权灭亡原因初探》（《湖湘论坛》1991年第3期）。何文认为马楚政权内部存在天策府集团、朗州集团和二朗州集团，马楚内争具有地域性、军事性、长期性的特点。作者还对南方诸国宗室内争的原因从多方面进行了分析。
马楚内争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遭到破坏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兄终弟及的继承方式在南方诸国多有存在，但仅在马楚政权内部形成了一种长期不变的制度。对这种与传统的“父死子继”继承方式明显不同的权力传承方式，由于史料零散或记而语焉不详，学界对此鲜有论及，或者论而有误。实际上，兄终弟及的继承方式在十国大多数政权中都或多或少存在，这与当时各政权所处的历史环境有关。兄终弟及继承制度在客观上具有一定的积极性，在事实上具有一定的需求性，是纷争环境下避免幼年继承的客观要求，其在马楚推行的原因及结果有待重新认识。
马楚内争与马楚政权统治集团的本土化存在密切关系，马楚政权在内争过程中形成的潭州集团和朗州集团的斗争实际上是外来势力和本土势力的斗争。本土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马楚政权内部的分裂和灭亡。马楚政权这种在本土化过程中引发内争并最终导致政权削弱甚至衰亡的现象在南方的外来政权中具有典型代表意义，这是本书要重点探讨的内容之一。
关于马楚政治体制的研究，以《中国华南民族社会史研究》所做的工作最为深入，《马楚史研究》《湖南通史》等也有涉及，由于各自论述的侧重点不同，上述诸书对马楚政治体制的研究并未具体展开，这将是本书的研究重点。任爽主编《十国典制考》（中华书局，2004）对十国的礼仪制度、法律制度、学校制度、科举制度、宰相制度、地方行政制度、赋役制度、货币制度等进行了专题研究，填补了十国典章制度研究的空白，对了解十国政权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制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其主编的《五代典制考》（中华书局，2007）则主要对中原五代王朝的典章制度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杜文玉《五代十国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对五代十国各政权的贡举制度、选官制度、考课制度、职官制度、殿阁制度、起居制度、史馆制度、俸禄制度、军事制度等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研究，是了解五代十国时期各政权制度重要的参考著作。
（3）马楚对外关系（包括与中原王朝及周边政权的关系）及军事制度研究
对外关系研究属于政治史研究的范畴。由于马楚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政治地位，对外关系在其生存发展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故单列一节予以专门介绍。马楚的对外关系往往又和军事活动联系在一起，涉及军事制度的问题，所以将马楚对外关系的研究和军事制度研究放在一起介绍。综合性的研究有李治安《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该书首先简单介绍了唐以前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迁，然后以李唐王朝以来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发展变化为线索，揭示了自唐至清由强干弱枝到弱干强枝及至中央与地方轻重相维的历史发展轨迹，对唐宋之际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变化作了深入分析。此外，林英男《唐宋时代地方行政体制和强干弱枝传统的形成》（《深圳大学学报》1988年第3 期）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军事上综合性的研究有方积六《五代十国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该书记载了五代十国时期重要的军事制度和军事战役，是研究五代十国军事史的重要著作。一些论文对五代十国时期的军事制度和对外关系也进行了研究，重要的有高学钦《五代时期十国与中原王朝的政治关系研究》（福建师范大学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赵旭东《五代与十国政治、军事关系研究》（厦门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卞孝萱《五代时期南方诸国与契丹的关系》（《山西师范学院学报》1957年第3期）、易图强《五代朝廷行政上削藩制置》（《益阳师专学报》1996年第2期）、《五代朝廷军事上削藩设置》（《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何灿浩《唐末五代的水军与水战》（《宁波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何剑明《南唐国伐楚之战及其败因探析》（《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等。
（4）马楚经济史研究
关于马楚经济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有杜文玉《五代十国经济史》（学苑出版社，2011）该书从区域经济史的角度对五代十国时期各个地区的经济状况及其特点进行了分析，对五代十国时期在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史上的地位作了定位，是国内第一部系统全面论述五代十国经济史的学术专著。王永兴《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校注》（中华书局，1987），该书对隋唐五代时期的经济史料搜集颇全，对收集史料甚有帮助。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中华书局，1986）对唐五代的赋役制度进行了研究，对了解马楚的经济制度有借鉴作用。有关马楚经济的研究成果还有罗庆康的一系列论文，如《马楚政权的经济发展对开发湖南的意义》（《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6期）、《马楚手工业管窥》（《求索》2001年第6期）、《马楚犁耕农业蠡测》（《益阳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马楚商业浅释》（《长沙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等。此外，重要的论文尚有陈先枢《马楚政权的重商政策》（《经贸导刊》1998年第2期）、吕维新《五代十国时期茶史考略》（《茶叶机械杂志》2000年第1期）、谭勇《湖南长沙发现乾元重宝背“桂”铅钱》（《中国钱币》1997年第1期）、唐启淮《唐五代时期湖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4期）、李翔《五代楚国茶叶初析》（《农业考古》2014年第2 期）。综合性的研究有郑学檬《五代时期长江流域及江南地区的农业经济》（《历史研究》1985年第4期）、杨际平《唐五代“屯田”与“营田”的关系辨析》（《汕头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杜文玉和高长天《五代人口的数量与分布》（《延安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戴振辉《五代货币制度》（《食货》1935年第2期）。上述论文以论述马楚政权的经济状况为主，综合性的论述则涉及马楚经济。已有研究成果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马楚经济发展的状况，探讨了马楚经济发展的原因。在马楚短促的历史中，其经济经历了一个迅速发展、相对鼎盛、急剧衰落的过程，经济的发展、鼎盛与统治者的经济措施密不可分，而经济的急剧衰落又与统治政策的改变及统治者的奢靡腐败息息相关。马楚经济的发展还与当时整个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大背景紧密相连，经济重心的南移不仅促进了包括马楚在内的南方经济的发展，对文化的繁荣也起到了促进作用。探索马楚经济迅速发展、相对鼎盛、急剧衰落的原因，探讨马楚统治者的腐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马楚经济研究的重点。
（5）马楚文化研究
五代时期，两湖地区的经济得到了相当发展，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文化的繁荣。两湖文化在这一时期有了长足进步，加速了由“天荒解”到“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转变过程，这一转变无疑与文化重心的南移有不可分割的联系，马楚政权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有关马楚文化的主要论著有张兴武《五代十国文学编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该书以时间为经，以大体同时并立的五代十国为纬，将各朝各国的文学人物活动分年予以记载，为研究五代十国的文学人物及相关著作提供了方便，有相当的价值。张伟然《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从历史文化地理的角度对马楚文化进行了研究，有助于我们把握马楚文化在两湖历史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此外，朱兆林《五代十国的文学艺术》（《历史教学》1998年第7期）、邓洪波《五代十国时期书院述略》（《湖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张兴武《马楚政权下的文人群体》（《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陶敏《试论马楚时期的湖湘文学》（《求索》1996年第6期）、吴宝明《五代十国时期马楚诗人与诗歌研究》（沈阳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张雯《马楚文学研究》（四川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等论文也对五代十国时期的马楚文化进行了有价值的研究。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本书的研究思路是将马楚政权置于唐宋之际的历史大背景下，首先，对马楚政权兴废存亡的过程作说明，以期使读者对马楚政权的历史能有一个比较直观明晰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探讨马楚政权的发展线索。其次，对马楚政权的政治体制进行研究，探讨其政治体制上的特殊性，对天策府体制、王国体制、藩镇体制在马楚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分析，从而对马楚政权进行准确定位。再次，马楚政权是十国政权中较有代表性的政权，其兴废存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宋之际的历史发展趋势，而马楚政权的兴废存亡既与其内部政治体制有关，同时又受对外政策的影响，因此，对外政策将是本书探讨的又一个重点，尤其是马楚政权对中原王朝的事大政策，与吴、南唐的争夺，与南汉的疆域分合等。最后，马楚政权的内部政策也是研究的重点，主要是马楚政权的民族政策、继承制度、经济政策等。
马楚政权既具有同时期其他政权所具有的共性，同时又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对比研究将是本书最主要的研究方法。本书将把马楚政权置于五代十国的历史大背景下，将其政治体制、对外关系制度等与荆南、吴越进行对比，以期获得更加深入和明确的认识。笔者将马楚、荆南、吴越视为十国政权中一个相对特殊的群体，从马楚与荆南、吴越政权的对比中分析马楚历史发展的特点及其反映的问题。
专题研究是本书运用的另一方法。马楚的民族政策主要体现在溪州铜柱铭文里，尽管古往今来对其进行了很多研究，但依然存在开掘的空间。本书将对溪州铜柱进行再研究，具体进行两个工作，一是对溪州铜柱及其铭文进行再研究；二是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整合。
由于史料的零散及记载的歧异，考订是必不可少的。本书将对重要的时间、事件、人物等进行比较详细的考订，在考订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
地方政权的研究自然会有地域性特点，对马楚政权的研究离不开个案研究，因此，本书在论述马楚政权相关问题时，将运用个案研究的方法。如对马楚民族政策的分析，将以五溪地区的彭士愁为例，根据溪州铜柱铭文的内容进行研究。对马楚统治者的分析也不可能全面涉及，只能运用个案研究的方法。
为简明起见，本书将使用统计学的方法，列出一些图表，如天策府十八学士表、马楚进贡表、马楚统治者受封表等。
[1]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79页。
[2]《宋史》卷七十《律历三》，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598、1599页。
[3]有关宋人对五代史历史地位的转变，可参考刘浦江《正统论下的五代史观》，《唐研究》第十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3—94页。
[4]严衍：《资治通鉴补》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5]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八《五代上》，第1010—1012页。
[6]参见周流溪《五代十国纪年与史书》，《史学史研究》2001年第4期。
[7]《新五代史》卷五十八《司天考二》，第7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