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现状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近代小说成为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各类著作层出不穷，但是相对于作家作品及思潮研究的热闹状况，小说理论与小说观念方面的研究相对比较冷清，特别是小说观念的研究尤其薄弱。专论近代小说观念的专著，笔者目前所见到的，仅有台湾学者黄锦珠的《晚清时期小说观念之转变》一书。单篇的论文，倒是有若干专论近代小说观念的，但是由于篇幅有限，这些论文往往不能对所研究对象进行较精细、深入的探究。总的来看，目前学界对于近代小说观念的相对比较详尽的研究，主要分布在以下三类著作中：
第一，小说史或文学史类的著作。小说专史方面比较有分量的著作如阿英的《晚清小说史》、陈平原的《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欧阳健的《晚清小说史》，综合性的文学史著作如郭延礼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袁进的《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一般都会以相当篇幅来讨论近代小说观念的变革。不过在这一类著作中，小说观念的研究在整部书的研究框架中一般处于次要地位，著者论述近代小说观念变革的目的主要是提供一种背景性的知识，以便更好地阐明这一时期具体的小说创作，因此这一类著作对近代小说观念的研究往往稍嫌简略。
第二，小说理论批评史方面的著作。这类著作又可以大致分为以下三种：
（1）专门的近代或晚清小说理论批评史著作，笔者目前见到的主要有以下几种：颜廷亮的《晚清小说理论》、康来新的《晚清小说理论研究》、邱茂生的《晚清小说理论发展史论》、刘良明的《近代小说理论批评流派研究》、程华平的《中国小说理论批评的近代化》、金泰宽的《晚清小说理论研究》。这一类著作一般都会花费大量笔墨来讨论近代小说观念的变迁，目前学界关于近代小说观念变迁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这一类著作。不过既然这一类著作的目的是全面论述近代小说理论及批评的状况，因此小说观念的研究在这类著作中仅占部分的篇幅，近代小说观念变革的面貌很难在这类著作中得到集中全面的展示。
（2）古代小说理论批评史方面的著作。部分古代小说理论史著作，如方正耀的《中国古典小说理论史》、陈洪的《中国小说理论史》，会把近代小说理论批评作为古典小说理论批评的尾声或终结来加以探讨，而近代小说观念的变革也会附带进入著者的视线。
（3）现代小说理论批评史方面的著作，如许怀中的《中国现代小说理论批评的变迁》、谢昭新的《中国现代小说理论史》、程丽蓉的《对话场景中的中国现代小说理论话语》。在这一类著作中，近代小说理论批评往往被当作现代小说理论批评的“准备”、“孕育”与“胎动”[3]来处理。由于写作重心在彼不在此，和前面第（2）类著作一样，近代小说观念在这类著作中也得不到充分的研究。
第三，综合性的文学理论或批评史著作，如杜书瀛、钱竞主编的五卷本《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黄霖的《近代文学批评史》、黄曼君的《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这一类著作一般也会开辟专门章节来讨论近代小说理论及批评，其中自然也会涉及小说观念问题。不过由于所占篇幅有限，近代小说观念研究在此类著作中也很难细致深入地进行下去。
除了量的方面不足之外，质的方面，目前学界关于近代小说观念的研究也存在以下几个缺憾：
第一，绝大多数的研究者都是以流派或理论家、批评家、小说家为纲来展开论述，甲乙丙丁，一一列举。此种研究方法虽然能较详细地展示不同理论家、批评家、小说家各自的小说理论与小说观念，但过于琐碎，缺乏历史感与整体感，不能从宏观上把握近代小说观念变革的整体面貌与基本走向。
第二，多数研究者仅仅满足于对近代小说观念变革作史的描述与勾勒，而忽略了对小说观念变革背后深层社会文化动因的研究。在一些研究者的笔下，小说观念变革仿佛只是一个纯粹的文学事件，与文学之外的整个社会文化状况了无关涉。有一些论者虽然也试图揭示小说观念变革的“社会背景”，但他们所谓的“社会背景”指的仅仅是政治运动、社会思潮等表层化的东西，而运动、思潮背后更深层次的社会制度、体制以及人们思考世界的方式的变化，则付之阙如。在往深度开掘方面，目前做得最好的要属杜书瀛、钱竞主编的《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一书。该书将文学思潮置于同时期思想、学术、文化因革变迁的总体语境中来加以考察，提出了很多精辟的看法；在该书第二部上卷（辛小征、靳大成著）中，著者从知识社会学与学术史的角度，对晚清小说理论与观念变革的意义做了深刻阐述。遗憾的是，由于写作体例的原因，该书专论晚清小说观念变革的部分，只有短短两章，许多相关问题都没有充分展开。
第三，比以上两点更为突出的缺憾是思维方式或者说研究范式方面的僵化。大多数研究者都采用了“现代化”模式作为研究近代小说观念的理论框架。在“现代化”模式的支配下，研究者在进行研究之初就先预设了这样一个前提：20世纪中国的小说观念，经历了一个“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正确的、合理的现代小说观念，逐步取代了错误的、不合理的传统小说观念；小说观念的现代化是人们理论思考水平提高的结果，由于域外文学观念的启迪以及本土文学创作的变化，国人得以克服传统小说观的局限，不断提高对小说这一文学样式的认识水平，不断扩大关于小说文体特征、艺术特征的知识。在这样一个思维模式的支配下，近代被看作中国小说观念现代化进程的开端，以近代为起点，传统的小说观念开始受到质疑，新的现代小说观念开始萌芽，近代是传统小说观念向现代小说观念迈进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是也仅仅如此而已，近代的意义仅仅在于它是一个过渡，近代只是人们摆脱过去“错误”的旧小说观念的第一步，对小说的真正全面、完善、正确的认识还有待于“五四”来完成。众多研究者毫不掩饰对自己所研究对象的遗憾之情：有的研究者抱怨近代小说理论家对小说的认识“仍留有传统的尾巴”[4]，近代小说理论家对小说社会功能的过分强调，是传统“载道”文学观的残留；[5]有的研究者批评近代小说理论家对“小说特性”的认识仍然“不够完整”，对小说概念的把握仍然“不够清晰”，这是他们小说观“不成熟的表现”[6]；有的研究者指责近代的小说观“杂糅中西，既有创新感，又显得幼稚粗糙”，“虚多实少，未能尽如人意”[7]。也有个别学者不满近代相对于“五四”的婢女地位，一反前人窠臼，主张晚清时代人们对小说的理解已经足够现代，和“五四”相比，晚清甚至更有资格代表现代，[8]但是这种观点并不为学界主流所认同。事实上，在“现代化”这一学术理念的支配下，近代小说观念的研究者们处于一种尴尬的两难处境：要么不情愿地指出近代小说观念的变革不够彻底，近代小说观念只是通往更正确、更完善的现代小说观念的一个过渡环节，这样一来自己研究的价值就要隐隐受到削弱——因为和雏形状态的现代小说观念相比，“成熟”、“正牌”的现代小说观念似乎更值得研究——要么冒学术界之大不韪，主张近代小说观念和“五四”小说观念同样现代，甚至更现代，这样一来又会使自己在学界陷于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