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结
“革命是用暴力改变社会体系的社会行为，革命也改变了人们在历史时空中的位置，革命改变了人们的身体（头发的故事，三寸金莲的故事），革命也可能改变了人们谈论和阅读自己身体的方式。‘性’并非身体的全部，却仿佛成为隐藏在身体深处的某种神秘性和本源性的东西，成为‘科学’探测的领域，成为‘革命’所要解放或压抑或牺牲的能量。”[60]在革命胜利之后，为了社会秩序稳定，也为了聚拢、集结人们的全部身体力量为革命建设服务，革命加强了对爱欲的管束与治理，革命伦理建立了压抑个人爱欲快感、崇尚奉献牺牲的革命爱欲观。文学叙事具有将抽象的伦理道德感性化的功能，通过文学叙述人们能够将外在的要求规范变成为主动追求的目标；而让人们走入革命文学接受革命伦理，革命文学叙事又需要借助传统的文学资源、文化心理。对于绝大部分民众来说，他们更容易在自己所熟悉的文学模式中将革命伦理的质询、召唤与自己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认同革命伦理，从而在新的现实政治话语秩序中建立起主体性。梁斌在论及《创业史》的创作时写道：“书是这样长，都是写的阶级斗争，主题思想是站得住的，但是要让读者从头到尾读下去，就得加强生活的部分，于是安排了运涛和春兰、江涛和严萍的爱情故事，扩充了生活内容。”[61]即使从阅读效果上来，革命话语的建立也要在情感和伦理上争取爱欲话语的支持。20世纪50—60年代中期革命文学的爱欲叙述，一方面压抑革命者的个人爱欲，另一方面又遵从世俗幸福原则，按照阶级身份、政治立场对爱欲资源进行了重新分配，从而召唤人们加入革命行列。吊诡的是：人们要进入革命行列，就必须治理与管束个人爱欲，建立符合革命要求的爱欲观，而一旦进入革命，人们却又能够借助革命话语谈论个人爱欲。随着当代革命激进化步伐的推移，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爱欲叙述进一步遭受压抑。在时代激进革命话语的规范和要求之下，已经出版的文学作品要做纯化、净化处理，尤其要对革命者的爱欲叙述加以删除，《红日》、《红旗谱》、《青春之歌》、《创业史》、《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等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修订本都做过此类工作。“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公开出版发行的文学作品、上演的戏曲话剧中，不仅个人爱欲被剔除到文本之外，而且所有日常生活领域均被激进的革命话语所覆盖，革命男女都要以“无性的身体”出场，既没有性欲，也没有性别。在现实生活中，年轻人的公开约会都被视为可耻和堕落的表现，爱情必须与“阶级感情”联系在一起，谈情说爱只能以“谈工作”为借口进行地下活动，甚至在私人情书中，恋人之间开头也要称呼某某同志，结尾也是“致以革命的敬礼”。[62]从性别政治角度考察，不论是十七年时期压抑爱欲的革命文学叙述，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彻底剔除爱欲的激进文学叙述，写作者的性别立场仍潜在规约与影响着文本对男女两性性别角色的认知和建构，男作家的革命文本叙述也隐含着男性中心主义文化心理，而女作家极其有限的革命文本却在革命规范之内做着隐蔽的突破，试图为女性解放、新的人生角色找寻合理路径，为女性寻求更加开阔的生存空间。
[1]［法］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页。
[2]蔡翔：《青年·爱情·自然权利和性》，《文艺争鸣》2007年第10期。
[3]南帆：《文学、革命与性》，《文艺争鸣》2000年第5期。
[4]同上。
[5]汪民安：《导言》，载汪民安主编《身体的文化政治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6]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63—64页。
[7]柳青：《创业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版，第416页。
[8]罗广斌、杨益言：《红岩》，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版，第71页。
[9]同上书，第593页。
[10]杨沫：《青春之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229—230页。
[11]余岱宗：《被规训的激情》，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4页。
[12]李文元：《婚事》，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版，第38页。
[13]柳青：《创业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版，第488页。
[14]浩然：《艳阳天》，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927页。
[15]秋耘：《谈“爱情”》，《人民文学》1956年第7期。
[16]邓友梅：《北京短篇小说选（1949—1979）》，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第147页。
[17]罗广斌、杨益言：《红岩》，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版，第57页。
[18]余岱宗：《被规训的激情》，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03页。
[19]孙先科：《说话人及其话语》，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45—46页。
[20]参见李银河《福柯与性》，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5—80页。
[21]南帆：《文学、革命与性》，《文艺争鸣》2000年第5期。
[22]李扬：《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25页。
[23]杨沫：《青春之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413页。
[24]冯德英：《苦菜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57页。
[25]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70页。
[26]同上书，第125页。
[27]蔡翔：《青年·爱情·自然权利和性》，《文艺争鸣》2007年第10期。
[28]余岱宗：《被规训的激情》，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86页。
[29]王宇：《性别表述与现代认同》，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86页。
[30]余宗岱：《被规训的激情》，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03页。
[31]杨沫：《青春之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385页。
[32]同上书，第81页。
[33]柳青：《创业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版，第267页。
[34]同上书，第287页。
[35]浩然：《艳阳天》，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100页。
[36]同上书，第138、279页。
[37]同上书，第279页。
[38]王德威：《现代中国小说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5页。
[39]刘复生：《新革命历史小说的身体修辞》，载陶东风、金元浦、高丙中主编《文化研究第五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5页。
[40]戴锦华：《〈青春之歌〉：历史视域中的重读》，载唐小兵主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1页。
[41]杨沫：《青春之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81页。
[42]张闳：《感官王国：先锋小说叙事艺术研究》，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6页。
[43]孙先科：《说话人及其话语》，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页。
[44]李扬：《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25页。
[45]李扬：《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96页。
[46]同上书，第197页。
[47]刘传霞：《女性·身体·政治》，《贵州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48]曲波：《林海雪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10页。
[49]同上书，第308页。
[50]孟悦：《人·历史·家园：文化批评三调》，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3页。
[51]［美］劳拉·穆尔维：《视觉快感与叙事性电影》，周传基译，载李恒基、杨远婴主编《外国电影理论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567—568页。
[52]茹志鹃：《百合花》，《延河》1958年第3期。
[53]张清华：《作为身体隐喻的献祭仪式的〈百合花〉》，《小说评论》2009年第2期。
[54]茅盾：《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人民文学》1958年第6期。
[55]张清华：《作为身体隐喻的献祭仪式的〈百合花〉》，《小说评论》2009年第2期。
[56]杨沫：《青春之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163页。
[57]张闳：《感官王国：先锋小说叙事艺术研究》，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5页。
[58]王宇：《性别/政治：〈青春之歌〉的叙事伦理》，《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59]张闳：《感官王国：先锋小说叙事艺术研究》，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5页。
[60]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66页。
[61]梁斌：《漫谈〈红旗谱〉的创作》，载《梁斌研究专集》，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4页。
[62]黄子平在《七十年代日常语言学》一文中提到他的同学四眼在70年代写给阿凤的一封“公开情书”，情书的内容没有什么绵绵情话，只是摘录了三条“最高指示”：1.“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2.“要互通情报。”3.“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第一条表达的是四眼的目标是要跟阿凤走到一起；第二条是四眼希望阿凤给个回音，说明她的态度；第三条表达的是谈恋爱的事不能放松，同时要隐秘进行。载北岛、李陀主编《七十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