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明初戏曲理论批评概论
明初戏曲理论批评时间长跨度大，但总体来看，成就远不及明后期批评界的百家论争、众说纷纭。《太和正音谱》作为具有完整形态的戏曲论著，集元代戏曲理论批评之大成，又有着新的发展。其他戏曲理论或与戏曲作品共存，或零星散布于笔记杂著。
在戏曲理论成就上朱权所著《太和正音谱》是戏曲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完整、系统性的戏曲理论专著。在《太和正音谱》诞生之前，记录和总结戏曲的著作都偏重从一个方面审视戏曲，元代前期燕南芝庵的《唱论》主要论述曲的演唱方法，周德清的《中原音韵》主要总结作曲音韵，兼及作词技法，钟嗣成的《录鬼簿》专于录载元曲家的名氏和作品，夏庭芝的《青楼集》则主要记述演员的活动和演唱艺术。从观念上看，他们还没有把戏曲看作一种由作家、演员共同创造的艺术。而朱权却开始了全面的审视，《太和正音谱》的曲论部分显然将作家与“善歌之士”并列论述，对于两者的创作各有总结和批评，“杂剧十二科”是对戏曲创作题材的分类，“古今英贤乐府格势”则是对元曲家各自风格的评价，而“善歌之士”不仅记录姓名籍贯，也间有评论，而且还提出了演唱标准。“词林须知”采撷《唱论》及其他书籍，对演唱及风格、戏曲角色均有涉及，它表明在朱权的心目中，戏曲既不单是演员的，也不单是作家的，而是一项综合的艺术样式。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提出了“体式”、“格势”、“科”的风格及分类范畴，这些概念范畴的创设是朱权理论思维的积极成果，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古代戏曲理论已经从资料记录阶段向理论表述阶段的迈进。“古今群英乐府格势”是最引人注目的一部分内容，它不再是以零散的形式进行的戏曲批评，而是系统集中按照一定的审美标准展开的批评，这种从风格学层面展开的批评更为系统。《太和正音谱》作为最早的北曲曲谱则奠定了曲谱规范，确立了曲谱的理论形态。在它之后，随着戏曲的不断发展，各种曲谱也陆续问世，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戏曲理论形态，对明清两代戏曲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散见于一些笔记杂著中的戏曲评论论到了南戏的起源和简单发展线索：“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谓之温州杂剧。予见旧牒，有赵闳夫榜禁，颇著名目。如《赵贞女蔡二郎》等，亦不甚多。以后日增。今遂遍满四方。”（祝允明《猥谈》）此外还涉及了对不同地域戏曲题材的记述，明前期南方江浙一带戏曲的题材，多为有关妇女的爱情婚姻家庭生活，悲欢离合故事：“嘉兴之海盐，绍兴之余姚，宁波之慈溪，台州之黄岩，温州之永嘉……其扮演传奇，无一事无妇人，无一事不哭……其赝为妇人者，名妆旦。”（陆容《菽园杂记》卷十）如《继母大贤》，历史上名士贤达等表现伦理道德题材很受北方读者的欢迎，统治者因为此类题材的教化作用，对此不但不加禁止，反而推波助澜。[1]
在戏曲批评观念上总体倾向于主张戏曲应有道德教化功能，伦理劝惩性质。在上层统治者那里，从维系封建道德出发，戏曲的伦理教化功能首先得到了强调。明初太祖朱元璋标举《琵琶记》，作高度赞扬：
我高皇帝即位，闻其名，使使征之，则诚佯狂不出，高皇不复强。亡何，卒。时有以《琵琶记》进呈者，高皇笑曰：“五经、四书，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记》，如山珍、海错，富贵家不可无。”既而曰：“惜哉，以宫锦而制鞵也！”由是日令优人进演。（徐渭《南词叙录》）
高明《琵琶记》副末开场表明创作宗旨“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休论插科打诨，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与妻贤”，要写出符合封建道德的子孝妻贤式的人物。正是因为太祖皇帝意识到《琵琶记》如四书五经般具有教化意义，才一再提倡，“日令优人进演”。皇室子孙朱有燉的戏曲创作目的大多出于“表其节操”（《刘盼春守志香囊怨》序），“制作传奇以佳其行”（《李亚仙花酒曲江池》引），“令后学以广其异闻”（《豹子和尚自还俗传奇》引），将戏曲视为封建统治阶级宣传伦理道德的工具。深受理学思想影响的文人如台阁重臣丘濬创作了《五伦全备记》，在副末开场里说“这本《五伦全备记》，分明假托扬传，一场戏里五伦全，备他时世曲，寓我圣贤言”。紧步丘濬，邵璨创作传奇《香囊记》“为臣死忠，为子死孝，死又何妨……因续取五伦新传，标记香囊”。目的就是为了宣扬封建伦理道德。
一些文人论曲时表现出了鲜明的道德教化倾向，陆容论到南方江浙一带戏曲题材的时候，认为以妇人为主角的传奇作品，“此盖南宋亡国之音”，“士大夫有志于正家者，宜峻拒而痛绝之”（陆容《菽园杂记》卷十），不但视为亡国之音，鄙视这些传奇作品，而且认为伤风败俗，有损家风，于治家不利。祝允明《观〈苏卿持节〉剧》中云“勿云戏剧微，激义足吾师”，也是看到了戏曲的教化作用足以和师的教育作用等量齐观。
戏曲理论的道德化倾向与明代国初思想界浓厚的教化之风分不开，是明初教化思想影响的结果。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实行了一系列恢复与发展经济的措施，以强大而专断的手段进行改弦更张的整顿，极力巩固皇权统治，进行了一系列坚决的政治措施，最终确立高度成熟的君主极权政治。与专制主义极权政治相表里，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朱元璋又推行了强有力的思想文化措施，在思想文化上实行严酷的控制。重新树立程朱理学的权威，明确倡导尊经崇儒，奉程朱理学为正宗，“一宗朱氏之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规定“国家取士，说经者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者以典实纯正为主”。朱元璋明令全国府州县学及私塾都“要以孔子所定经书诲诸生”（张廷玉《明史·学校志》）。制定了严格的八股取士的科举考试制度，“专取四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体用俳偶，谓之八股”。钦定朱熹的《四书集注》及程、朱的其他解经著作为科举经义考试的标准，并且明确规定：“剽窃异端邪说、炫奇立异者，文虽工，弗录。”（张廷玉《明史·选举志》）同时，朱元璋还推行森严的文字狱，加强思想文化犯罪的惩治。明成祖朱棣进一步完善君主极权政治，重新建立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治社会，培养以理学为规范的伦理主义人格范型的士人，重新树立程朱理学的权威，加强了思想文化控制。至此程朱理学成为思想文化领域的无上权威。理学对人们精神生活和世俗生活起着独断统治，禁锢着人们的思想。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处于一种万马齐喑、死气沉沉的状态。何乔远《儒林记》中写道：“明兴，高皇帝立教著政，因文见道，使天下之士一尊朱氏为功令。士之防闲于道域而优游于德囿者，非朱氏之言不尊。有质行之士，而无异彩同之说；有共学之方，而无专门之学。”朱熹的学说被尊崇为“圣贤之学”，舍朱子之学无以进而立于学者之林，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学术思想只能有程朱理学一家。因此儒学、儒教是明太祖、成祖为大明王朝选定的统治思想，用以统一全体臣民的思想观念和言行，充分维系整个社会的精神支柱。相对于元代社会“礼崩乐坏”的时代，明初思想界已是程朱理学一统天下，再容不得逸出规范了。受整个社会思想氛围的影响，戏曲理论批评的道德教化倾向也成为必然。
戏曲理论批评对戏曲伦理教化功能的阐述，客观上提高了戏曲的地位。把曲的教化功能与传统的诗乐精神相统一，如朱有燉认为：“（曲）体格虽以古之不同，其若可兴、可观、可群、可怨，其言志之述未尝不同也。”朱有燉认为曲就是诗，同诗一样可以兴观群怨，抒情言志。曲与诗词同宗同源，一改视曲为“小道”的偏见，极大地提高了曲的地位。元代人虽然也有诗曲同源的认识[2]，但正统文人士大夫仍存有轻视杂剧的历史偏见。
然而，到了明代，传统的文学观念渐趋转变。尽管囿于传统，仍将戏曲艺术作为“风化”、“载道”的工具，在儒家功利主义立场肯定和高扬戏曲的文学价值，但我们不能忽视明人对戏曲的社会价值、功利意义的认识阐发，对提高戏曲的文学地位所起到的巨大作用[3]。明朝的开国君主朱元璋，以及朱权、朱有燉等人作为明朝的最高统治阶层，他们对戏曲的关注无疑会对戏曲地位的提高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社会上势必形成“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泱泱繁盛局面。明朝建国初，朱元璋曾颁布了一系列限制戏曲演出的律令，但是他更懂得利用戏曲来巩固他的统治。《张小山乐府序》有载：“洪武初年，亲王之国，必以词曲千七百本赐之。”朱元璋对于他认为能符合其政治要求的作品则给予大力提倡，奉为典范。明太祖把《琵琶记》提高到与四书五经同等的地位，足见他对这个剧本的重视。朱元璋以帝王身份，从维护自己的封建统治出发，肯定《琵琶记》在社会生活中对维系封建伦理道德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虽然他关心戏曲的社会价值甚于戏曲本身，但他对《琵琶记》的推崇，却有着深远的意义，影响了当时及此后文人士大夫对戏曲的态度和价值判断；有力地冲击了历来鄙视戏曲的正统文学观念，启迪了此后的戏曲批评家对戏曲存在价值的确认。
朱权承续了这种观念，明确地在自己的戏曲理论著作《太和正音谱》中集中表达了他对戏曲的认识。从儒家的“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的诗教传统出发，他把“太平之盛”、“礼乐之和”、“人心之和”统一起来，认为“声音之感于人心大矣”，并进而认为“杂剧者，太平之盛事，非太平则无以出”，强调了戏曲反映社会、粉饰太平的功用，把杂剧看作太平盛世必不可少的点缀。而且，朱权本人躬身杂剧创作，有十二种杂剧作品面世，这些剧作不能不对当时的戏曲创作产生激发作用。在《太和正音谱》中有“杂剧十二科”，为杂剧分科别类；在“乐府三百三十五章”，首次厘定了北曲曲谱，不仅使散曲创作有了曲谱指导，而且使戏曲创作有了规范的曲谱体系；在“群英所编杂剧”部分，记录杂剧剧目，保存了大批杂剧剧目。朱权对杂剧的理论总结，对戏曲创作的认同与重视，引导了晚明时期戏曲理论的开展，有力地冲击了鄙视杂剧的偏见。与朱权同时的朱有燉作杂剧三十三种，有《诚斋乐府》行世，他致力于戏曲创作这一行为本身就表明了对戏曲的重视，在某种意义上肯定了戏曲作为文学的独立存在价值。一些台阁重臣创作了有影响的戏曲力作，如丘濬《五伦全备记》，作为理学鸿儒、馆阁重臣，丘濬能自觉参与传奇创作，可谓开风气之先，这无疑提高了传奇的文化品位，扩大了传奇的影响。邵璨创作了《香囊记》，刻意追求骈俪典雅，一味逞示文采，炫耀学问，使传奇摆脱民间气息，进入到文人士大夫审美文化圈中，对明代后期戏曲文采派的创作有重要影响，汤显祖《紫钗记》里依然有《香囊记》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