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元代戏曲理论批评

元灭金后，戏曲发展呈现出蓬勃的生机。夏庭芝《青楼集志》云：“内而京师，外而郡邑，皆有所谓勾栏者，辟优萃而隶乐，观者挥金与之。”当时戏曲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宋杂剧、金院本、诸宫调以及词、曲、平话小说等长期的酝酿，元蒙王公贵族的爱好提倡，城市商业经济发展的促进等，而文人与戏曲的亲和是尤为值得注意的一点。元蒙立国之后，汉化与非汉化的斗争一直非常激烈，科举考试的停止，选拔任用官吏的民族歧视政策，均严重地打击了汉族的文人士大夫，使他们的社会地位大大降低，于是传统的儒学观念也相对地淡薄，往往“以其有用之才，而一寓之乎声歌之末，以舒其怫郁感慨之怀，盖所谓不得其平而鸣焉者也”（胡侍《真珠船·元曲》）。这时文人们不但大量地写散曲，还涉足杂剧。赵孟云：“若非吾辈所为，娼优岂能扮乎？”关汉卿调侃地自称：“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上走。”（【南吕一枝花】《不伏老》）当然，这只是事物的一面，另一方面，由于汉化的需要也产生了向传统儒学复归的倾向，但这主要表现在诗文批评上；而对传统思想束缚的解脱则主要影响于戏曲，使戏曲批评得以萌生、壮大。

元代戏曲理论批评的逐步成熟与元杂剧创作演出实践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元代戏曲的繁荣局面。以胡祗遹为代表的传统文人对戏曲的关注以及他们零散的曲学理论，到专门探讨演唱技巧即元杂剧与音乐关系的《唱论》、专门记录戏曲作家的《录鬼簿》、专以戏剧演员为记录对象的《青楼集》，再到总结元杂剧创作演出实践的高度理论性著作《中原音韵》，反映出元代戏曲理论批评与元杂剧创作演出实践同步而稍后的逐步成熟过程。

元代戏曲理论批评是中国古代戏曲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的观念从戏曲范畴著录、形态编纂、本体认识、功能感知、作家鉴定、优伶推介诸方面都发生了全新转捩，不仅初步提出戏曲创作、表演与戏曲沿革、嬗变的重要范畴，而且着手阐释戏曲基本原理，构建戏曲理论体系，为中国古代戏曲学的发展壮大奠定了无比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