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甲午黄海大战与中国北洋海军
郭毅生 汤池安
近百年以来，中国人民为争取独立解放，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展开了极为英勇光辉的斗争。毛主席说：“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直到现在的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1]因此，在近代史的研究中，我们应该充分阐扬中国人民这种伟大的革命精神。我们看到：在鸦片战争中有林则徐和广东人民予英军以坚决的打击，有关天培、陈化成的壮烈牺牲；在中法战争中的有冯子材、王德榜等镇南关大捷和刘永福临洮奏功。但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人民这种反侵略英雄事迹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叙述。现在的近代史书籍中，甲午战争被描写得灰暗失色，毫无生气，似乎清政府不抵抗，连广大人民、士兵群众和爱国将领等也被腐蚀了。很显然这是违背事实的。如果具体地发掘史料，我们可以看到在甲午战争这场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正义的自卫战中，不仅有台湾人民可歌可泣的反割台、反奴役的斗争，而且在战争过程中也有不少海陆军将领和士兵群众，进行了坚决的抵抗。不过，由于清政府腐朽统治集团失败主义的领导，他们失败了！
特别是对于中国北洋海军，我们觉得有很多问题值得重新加以研究和评价。我们从对黄海大战的探讨中，觉得北洋海军并不是如某些记载所说的那样训练废弛，不堪一战；海战开始前阵形排列也不是总兵刘步蟾为了懦怯的目的而擅加更改；海战中广大将士都异常英勇，值得大书特书；他们在这次大战中并没有失败，而是沉重地打击了敌人，顽强地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北洋海军最终的失败责任不在于广大海军将士，而应归咎于清政府腐朽统治和李鸿章失败主义的领导。
我们的这些看法建立在如下的一些材料分析的基础上，是否恰当，还请历史家们和人民海军同志们批评指正。
一 刘步蟾是否违反议定阵形？
在近时的讲稿和教科书中，关于黄海大战中国舰队所采取的阵形大都给予否定的看法，认为总兵刘步蟾懦怯巧滑，企图居中躲避敌人攻击，擅改议定阵形，“信旗所示，为诸舰相并横列（Line Abreast），以主舰居中，而非如提督与诸管带所议分段纵列”[2]，并以此作为北洋海军腐败的明证，予人以战无不败的感觉。其实这种看法是很不可靠的。只有泰莱的Pulling Strings in China一文中持此说，而以往传统性的各种记载都与之相反。
泰莱的Pulling Strings in China一文，是根据他战时的日记及所作报告，在黄海战后三十年写出的。他本人原是个不得志的英国海军后备少尉，他参加北洋舰队后便野心勃勃，极想指挥舰艇。曾建议购智利巡洋快舰，并付其指挥。可惜事与愿违，他的许多狂想和奢望，都遭到实际担负北洋舰队领导责任的右翼总兵刘步蟾的制止，不得畅其所为。因此泰莱对刘步蟾嫌怨颇深。虽三十年之后，犹不能忘情，故在Pulling Strings in China一文中，还对刘中伤一番，这一点我们要估计到，不可偏信其言。所以刘步蟾是否违背议定阵形，我们还要依靠别的史料来加以证明。
刘步蟾是否违反了军令，擅改队形，这对正确认识黄海大战是一个重要的关键。现在从涉猎到的一些材料中，客观地分析一下，我们暂可作出这样的判断：刘步蟾没有违反议定的阵形。
北洋海军总查汉纳根给北洋大臣的报告内称：“清国船队于发现汽烟之初，已察知为日本军舰，于是提督采取最能展开之后翼梯队，各船以七浬之速率与日本舰队渐次接近。”[3]这报告是真实的。汉纳根不会虚报军情替刘步蟾脱罪。而且临敌违令，擅改队形，从军法上讲，是极为严重的罪过，刘步蟾果有其事，岂能塞人耳目，不被揭露。丁汝昌对刘步蟾，无论从私情公法而论，都没有必要包庇。丁汝昌既能报告李鸿章说济远先逃，以致紊乱船队，处方伯谦以极刑，那么对违令而擅改队形的刘步蟾，丁汝昌反而会容忍，这是难于解释的。
丁汝昌既能杀方伯谦，当然也易于把罪名加在刘步蟾的头上。“济远首先退避，将队伍紊乱，自昌受伤后，刘镇步蟾尤为出力。”[4]这是丁汝昌给李鸿章的战后电报，那么“尤为出力”的刘步蟾，当然不会违令了。“窃自倭寇起衅以来，昌屡次传令，谆谆告诫……我军必须整队攻击。”[5]丁汝昌是注重队形的，因此刘步蟾不可能擅改队形而为丁汝昌所不察。“提督采取最能展开之后翼梯阵。”这一点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
我们也可以从泰莱所写的，看出破绽来。泰莱说：“提督、总兵及汉纳根皆聚飞桥上，予奔赴焉，共商量尚有若干预备之时间……予草草果餐，继之为一极忙碌之时间……在此半小时内，予未遑顾及他事，是予乃加入飞桥上之集会……予回环一览，在予下者为了望塔之圆顶，总兵立塔内之梯口，其旁为舵师，立于飞桥之前方者为提督及汉纳根。”[6]据此，早餐后在飞桥上之会集，决定各舰成掎角鱼贯航进，信旗挂起，各舰遵令而行，但在泰莱离开飞桥后，丁汝昌、刘步蟾与汉纳根见敌舰队成单纵阵迫近，故又决定采取梯阵。“汝昌自坐定远为督船，作掎角鱼贯陈进，遥望倭船作一字竖陈来扑，快船居前，兵舰继之。汝昌谓其直攻中坚也。以镇远定远两铁甲居中，而张左右翼应之，令作掎角进雁行。”[7]因此，舰队队形之更改，实非刘步蟾之违令，而是事前商定的。至于泰莱所说刘步蟾发出的信旗是违背“提督与诸管带所决议分段纵列”，甚不确切。在当时情况下，提督无法召集诸管带议事，泰莱在这里所指的应该是战前之“提督开战事会议，议决战时众舰前后分段纵列成直线，每段大抵姊妹舰二，成‘四度行列’”。[8]但这种会议，泰莱从未被召参加，因而不得不“殊觉失望”。其会议内容，自不能详知。汉纳根的报告中有：“战斗之前，各舰长所接受之战斗训令：1.舰型同一诸舰，须协同动作，互相援助；2.始终以舰首向敌，借得保持其位置而为基本战术；3.诸舰务于可能范围之内，随同旗舰运动之。”[9]简单三条，正是提督与诸管带会议的决议。北洋舰队成后翼梯阵，也是符合这一决议的。丁汝昌虽未必如李鸿章所说：“情形熟悉，目前海军将才尚无出其右者。”[10]但统带海军十来年，从经验中，也会得到一些必要的知识，至少也能从“各国刊行海军册籍”内，研究一些有利的作战队形。
泰莱说到刘步蟾令诸舰相并横列的真实性也是值得怀疑的。
泰莱的说法是：“相并成直线之排列未见完全，盖两翼弱舰觉其位置之危险，逗立于后，故我方舰队成半月形。”[11]这简直是对中国海军将士的一种污蔑。据同时参战的马吉芬（在镇远任炮火指挥）说：“各舰比见旗舰定远揭扬‘立即起锚’之信号，无不竞相起锚，行动较之平昔更为敏捷，即老朽之超勇、扬威两舰，起锚费时，因之落后，然亦疾驰，竟就配备。”[12]两人说法，决然不同。当时北洋舰队将士的求战情绪高昂，两翼弱舰自不会畏葸而逗留于后。汉纳根事后也曾说过：“诸华舰颇能如余之意。”[13]《冤海述闻》的记述：“令全军起锚备战，复令相距四百码成掎角阵……我军阵势初本掎角鱼贯，至列队时，复令作掎角雁行……原议整队后，每一点钟船行八
，是时队未整，督船即行八。”[14]泰莱的“相并横列”的说法，显然为其捏造。如果刘步蟾果然发出“相并横列”的信号，那么定远舰绝不会在队未整时即急急先行。并且泰莱还说刘步蟾企图居中躲避炮火，那么定远更不会先行。左右翼各舰也不是因害怕而逗立于后。所以定远舰所示信号，是令诸舰成后翼梯阵无疑。定远是旗舰，所挂之信旗，必为众人所注目，但各种记载，并没有“相并横列”之说。
“我队阵形，恰似楔状，此所以有后翼梯阵之传说也。然我舰队实为鳞次横阵。”[15]日方报告：“敌队阵形，似为不规则之单横阵，又似为后翼梯阵。”[16]所谓传说，这是因为定远所示信旗，确是令舰队成后翼梯阵，故有如此记载。而“鳞次横阵”、“似为不规则之单横阵”、“成半月形”等则是当时的实在情形。其原因用华舰速率不齐，各舰没有保持规定的距离。
在泰莱的笔下，刘步蟾是个“闻战震悚失所”的懦夫。泰莱说刘步蟾“整日筹思”，“徜或遇敌，将何以自保其皮”。[17]又说刘步蟾擅改队形是其“急智已售，此为深谋焦思之结果”。[18]这都是含血喷人之词，果真如此，则黄海大战绝不会历时四五个小时。刘步蟾既能在开始之始就想出“居中躲避炮火”的办法，那么开战后，他必定也会想出一个巧滑避敌的方法，定远怕早就遁逃了。但我们知道，定远在这次战争中是英勇作战的，它虽未必堪当“以寡击众”、“搏败为功”之荣，但确实是“苦战在后”。一直到日本舰队在“日已将沉，遂即停战”，向东遁去的时候，定远、镇远等舰，虽负创伤，仍尾追十余里。
刘步蟾是否违反议定阵形，不仅关系我们对他个人作出正确评价问题，而实在是关系我们在黄海大战中，对北洋舰队作出正确的评价的问题。
按泰莱的说法，我们就应该心甘情愿地承认北洋舰队在黄海大战中是失败了，而且，北洋舰队的失败，首先就在于队形的错误，其队形的错误又要归罪于刘步蟾。于是，泰莱之私怨已遂，但是中国人民的真实历史却被篡改了。
既然北洋舰队临敌应战前，改变阵势不是刘步蟾的私人意图，那么，由“掎角鱼贯”陈进改为“掎角雁行”（或“后翼梯阵”），又是基于什么原因呢？这种改变又是否正确呢？
我们认为丁汝昌、汉纳根决定采取“后翼梯阵”，并不如一些评述者所说，丁汝昌、汉纳根系陆将出身，不谙海战。
海战上，队形的决定，一方面要考虑到本身舰队的特点，另一方面也要估计到敌人的情况。北洋舰队采取“后翼梯阵”，可以说丁汝昌、汉纳根是顾及到了这两方面的。不过，无论何种队形，都各有其优劣之点，并不是绝对完善的。
北洋舰队比日本舰队成立较早，北洋舰队各舰船，最新式的也是在战前六七年所购。[19]“一八八○年以来，十五载之，世界各国……兵器发达及其改革竞争，正以此间为最，列强海军，若增高舰速，若加大速射炮，若发明无烟火药，俱其显著佐证，而于海军战术以及巨之变化也。”[20]所以北洋舰队的舣装，不及日本新颖。北洋各舰大抵注重舰首重炮，舷侧炮甚少，日本舰队舷侧炮多，而速射炮又为其独有。在这种情况下，北洋舰队只能以“舰首向敌”才能发挥其强大火力，所以后翼单梯阵甚是符合北洋舰队的特点。日本舰队则尽量利用舷侧炮，所以它采取单纵阵陈行，横绕北洋舰队而攻击。北洋舰队因舰速较小，只好“惟随敌队之运动以为运动”，“而努力于敌前”。因此，北洋舰队和日本舰队都在尽量利用自己炮火的威力。
“我队与敌队相持，曾布为并列纵阵前进，其后改为单纵阵，终至采用后翼单梯阵。”[21]我们假设北洋舰队，以并列纵阵对敌，则北洋舰队只有领队两舰之舰首炮可用。这样，在战争一开始时就不能发挥全部火力，并且有被分为两队的可能，否则的话，北洋舰队就只能以二分之一的舰船应敌。若北洋舰队成单纵阵对敌，则势必与日本舰队平行而航，这样，两队皆可利用舰首尾炮和一舷侧炮。但北洋舰队舷侧炮少，而舰首重炮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便于运用的。因此，北洋舰队成单纵阵，在运动上虽比较自如，可是亦会处于窘境。（见图一、图二）
图一
注：……假设航线北洋舰队若以并列纵阵应敌，将处于不利地位。
图二
注：北洋舰队又若以单纵阵应敌，则与日舰队平行而航，亦不甚有利。
舰队在作战时编队的选择，主要是为了充分利用自己的火力。而北洋舰队无论采用何种队形，都不及后翼梯阵之得力。
北洋舰队成立后翼梯阵“于攻势有利，当舰队进航时，各舰前面，均得开阔无阻，且能保护旗舰，当敌舰接近或航过时，旗舰舷侧炮火，可保护后续舰，而后续舰一舷炮火，又可保护其次之后续舰。”[22]
英水师提督斐利曼特评论北洋舰队所采取的阵形时，称赞不置，谓：“非实在深谙海战之学者，不能成此阵，亦不能行此计。”[23]他在比较中日两军战舰阵形得失之后，写道：“丁与依东俱误矣，抛最弱之舰于阵外，丁之误也，然犹不过二舰也，伊东则竟以全队之腰，向丁之头，拦丁之路，竟在绕出丁旁以攻丁之左右翼，岂不大误……为伊东计，奇险实不可思议。”[24]固然，日本第一游击队因其航行迅速，得越过北洋主舰，但后续各舰，航速较逊，便被北洋舰队截断。比叡、赤城、西京丸以至于松岛旗舰，被打得或沉或创，这便是证明。
至于伊东祐亨“竟在绕击丁之旁，以攻丁之左右两翼”，这点并不确切。他自己说：“不期此际于左舷舰首之方位，亦发现敌舰二艘（即平远、广丙及二鱼雷艇），即以信号令第一游击队攻击右侧之敌，会第一游击队已将指向左侧之敌航进，第一游击队乃解前顶信号，为攻击敌之右翼者，先向敌队中央进发，旋向左方渐次变针，以抗敌队右翼。”[25]原来，“专攻两翼弱舰”，乃是出于游击队司令伊藤之不谙旗号也。但日本持其舰速优势，终于通过北洋舰队的前面而绕至背后。
也有人认为，北洋舰队在这次海战中，处处失利。日本舰队却完全按计划进行“胜利的攻击”。其实不然，北洋舰队虽然被日本舰队打乱了队形，它同样也打乱了日本舰队的队形。日本比叡舰被迫驶入北洋舰队之内，西京丸、赤城两舰所遭受的苦难，这都说明了日本舰队的后殿诸弱舰，亦同样遭受猛击。
所以在海战中，任何队形都有它得失的地方。
美国一海军上校马鸿曾评论黄海海战说，北洋舰队“处于防御形势，以待敌之攻击，该国提督，或已虑及其舰队中央与左右两翼之弱点矣。果敌队截我中央，则舰队势力，必须两分，而中央较之左右翼，又有易于应援之利，两铁甲舰并列中央，可谓宜得其当”。[26]所以，北洋舰队以两铁甲舰居中成后翼梯阵应敌，实在并非刘步蟾懦怯，希图躲避炮火，而是为了最好地发挥本队的战斗力，利用本队的优长。所以，北洋舰队采取的队形，应该是正确的。
认为黄海大战，北洋舰队失败了，并且这种失败是从战争一开始，即北洋舰队所排列的队形就注定了的，这一观念，毫无根据，我们应该予以驳斥。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还应该从黄海大战经过的实际情况来进行一些研究。
二 黄海大战中谁是胜利者？
1894年9月17日（光绪二十年八月十八日）中日双方所发生黄海大战，从“午后十二时半，旗舰定远以五千二百米达之距离开始炮击”[27]，直至下午五时半日本松岛旗舰“发召还第一游击队之信号”[28]而撤退，共历五小时。这确实“为地球各国海战向来罕有之事”。[29]为了正确评述此战中双方的得失，有必要抛开一些现成的结论，进行具体的全面的分析。为此，我们首先得考查双方势力的对比：北洋舰队共有舰只12艘，排水量总共约34680吨，各种炮约220门；日本亦有舰只12艘，排水量总共约40840吨，各种炮约260门，而且快炮甚多，北洋舰队无之，又日本舰队平均航速比北洋舰队约快三浬，所以当时评论咸谓：“无论吨数、员兵、舰速，或速射炮、新式舰，实以日本队为优。”[30]当然，中国方面定远、镇远二舰，装甲厚，重炮威力大，予日舰以严重威胁，但总的说来还是以日方势力居上风。更况交战时济远、广甲驶逃，平远、广丙尚未至战地，实际任战的只有八船，这就更加重了中国方面的艰苦局面。在这种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北洋舰队与敌人鏖战达五时之久，姑不论其胜负，其英勇沉着、与敌偕亡之义烈精神，亦足以为后世人所铭记不忘。
9月17日北洋舰队护运完毕，准备归航，于午前十时发现敌舰。“各舰皆发战斗喇叭”，[31]“定远揭扬立即起锚之信号”，[32]“以定远镇远为第一队，致远靖远为第二队，经远来远为第三队，济远广甲为第四队，超勇扬威为第五队”，[33]以“五浬之航速力”，[34]“成并列纵阵前进”，“仔细视察日本军舰”。[35]丁汝昌、汉纳根、刘步蟾在定远舰桥上见日本舰队成单纵阵逼近，故决定采取后翼梯阵以应敌。令第二队、第四队列于定远左后方；第三队、第五队列于镇远右后方（见图三）。这时，“各舰以七浬之速率，与日本舰队渐次接近。”[36]
图三
注：据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向大本营所作报告内所绘之战图；定远以左为来远、致远、广甲、济远；镇远以右为经远、靖远、超勇、扬威（缺靖远一舰位置）。马吉芬在镇远舰服务，故来远傍镇远之右，必可信。根据北洋舰队以二姊妹舰为一队之编制，由并列纵阵改为后翼梯阵，来远必傍于镇远之右。这样，可知队形之更改，各舰并未紊乱，而是按编队有秩序地站基位置，马吉芬之说可信。
日本舰队于“午后零时五分……令各舰就战斗配备”。[37]为避炮火，“使西京丸及赤城二舰，由队右移至队左。”[38]日本舰队又于左舷舰首之方位，发现北洋舰队之平远、广丙二舰。日本舰队本向北洋舰队中央航进，这时“旋向左方渐次变针”，[39]于北洋舰队“左舷二十二度半之角度航来”，[40]十二时半，北洋舰队首先发炮轰击。其时两队相距约为五六千米，日本“游击队比至三千米内外，方猛烈应战”。[41]于是，“两军大小各炮，连环轰发，不少间断。”[42]
定远旗舰首先发炮，各舰亦随效之。对于这第一炮，泰莱说：“提督与予立于十时炮上飞桥，刘总兵不能不见，乃忽于此时命开炮，此事后来究如何解释，予绝不知之，亦绝不闻论及之。”[43]言下之意，刘步蟾大有暗算丁汝昌和泰莱之举。此实无稽之谈，而事后有论及此事者，或认为北洋舰队在离敌甚远即行开炮，是临阵惊惶之表现，此亦未免出于臆测。
北洋舰队的求战情绪高昂，“舰员中，水兵等尤为活泼，渴欲与敌决一快战……士气旺盛，莫可名状……各舰皆将舢板解除，仅留六桨小艇一只，意在表示军舰之运命，即乘员之运命，舰存与存，舰亡与亡，岂可有侥幸偷生之念，或借舢板遁逃，或忍败降之辱哉。此外若十二时炮之薄炮盾，若与战斗无益者之木器、索具、玻璃等项，悉行除去无余，各舰皆涂以深灰色。沿舱面要部四周，积置砂袋，高可三四英尺，以钓床充速射炮员作保护之用，以煤袋配备冲要处所，借补砂袋之不足，通气管及通风筒，咸置之舱内，窗户与防水门，概为锁闭，凡有乘员，俱就战斗部署，战斗喇叭余响未尽，而战斗准备，蓄以整然。”[44]这种坚决果敢的行为，与临战惊惶毫无共同之点。定远舰发出的第一炮，落于吉野左舷，相差不过百米，而并非距离过远。北洋舰队有定镇二铁甲舰，舰大炮巨，不宜于近海和近距离作战。故北洋舰队以“五千二百米”之距离首先发炮，是先发制人而非惊惶失措。因此，北洋舰队也并不是因惊惶应战而造成了失败。
自定远舰发炮攻敌，一场险恶的鏖战便揭开，双方都尽量舍短用长，争取主动制敌。如果研究此历时五钟之大战过程，则大略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初，敌我两队愈接近之时，日舰第一游击队吉野等四舰，以两倍于北洋舰队之速力，自左至右，横越定远之前，绕攻右翼之超勇、扬威二弱舰。此二舰虽竭力抵抗，但防御力特弱。故中弹起火。而日方本队松岛等为首诸舰亦达定远右方，于是北洋舰队遂向右方回转约四度，舰首指向日舰本队，这时日舰本队后继诸舰因速率迟缓，装备薄弱，遂被华舰人字阵之尖割断，日舰被分为两部分，势大不利。“定远猛发右炮攻倭大队，各船又发左炮攻倭尾队三船。”[45]西京丸揭起“赤城、比叡危险”信号。此三舰“但因速力迟缓，不能继行，终成孤军”[46]被致远等猛烈射击，同罹火灾。比叡不得不冒险闯入华舰中，期取捷径以与本队会合。但“该舰目的亦未得达到……吾人以水准射击迎之，俄顷之间，该舰后部舱面，已起火灾，喷出浓烟，甚高甚烈”。[47]姚锡光记云：“我将士谓比叡、赤城已为我击沉，而定远复击沉其西京丸一艘。”[48]即指此时战况而言。（见图四、五）
图四 海战开始时双方队形
图五 第一阶段战况
可见在开战之始，北洋舰队的人字梯形阵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日舰的单纵阵，抛弱舰于后，致全队被华舰截分为二。呼应不灵，遭受沉重攻击。泰莱说，“敌人始终秩序井然，如在操演中”，不能不令人认为是夸诞与虚假。
在午后两点钟前后，日舰转据优势，华舰处于极不利之境地。因日舰第一游击队见本队后继诸舰危殆，遂转舵回航，急来营救。本队日舰“圈入人字之脚，致远、经远、济远三舰皆被挖出圈外”。[49]日游击队回航后，“用左舷炮火射击通过，因得与本队共同夹击”[50]北洋舰队，这样华舰便处于腹背受敌的包围中，而且阵形被打乱，处于各自为战之困境。但华舰英勇壮烈、果敢沉着之精神此时亦得到最高发挥，除方伯谦、吴敬荣二败类怯阵驶逃外，其余各舰莫不同仇敌忾，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沉毅果敢地应战：致远弹药垂尽，适与日吉野快舰相遇，乃毅然向彼冲击，期与同尽，不幸中其鱼雷，遽尔颠覆；经远管带林永升奋勇督战，“发炮以攻敌，激水以救火，依然井井有条”。[51]但敌舰所发巨弹，有如雨霰，林永升中弹脑裂阵亡，全船大火焚没。当此之时，致远沉、经远火，超勇、扬威亦搁浅焚没，北洋舰队确是处于劣势中。但是诸舰并不气馁，仍然继续坚持战斗，定远、镇远与日舰本队五舰恶斗，来远、靖远等与第一游击队战在一起。定、镇二舰始终保持姊妹舰相互依持的距离。丁汝昌
创督战，激励士气。刘步蟾“指挥进退，时刻变换，敌炮不能取准”。[52]“镇远管带林镇戎泰会及助战之二西人，开炮极为灵捷，标下各弁兵亦皆恪遵号令，虽日弹所至，火势东奔西窜，而施救得力，一一熄灭。”[53]李鸿章奏云：“各将士効死用命，愈战愈奋，始终不懈，实属勇敢可嘉。”[54]验诸此时实情，确非虚语。（见图六）
图六 第二阶段战况
由于华舰的坚持不懈，英勇抗击，日舰的包围攻击，并没有稳操胜券，同样遭到严重杀伤，特别是三点钟之时，松岛逼近，遭镇远以十二寸巨炮射中要部，“霹雳一声，船舢倾斜了五度，冒上白烟，四顾黯淡，炮台指挥官海军大尉志摩清直以下，死伤达百余人，死尸山积，血流满船，而且火灾大作，更加困难”。[55]按日舰本队共八船，在战争中“比叡、赤城和西京丸不知去向”。[56]扶桑先已被创，松岛遭此一弹，人员死伤几半（按：松岛舰定员三百余人），“损害特甚”。实已失去指挥和战斗能力。而桥立、严岛、千代田受伤虽稍轻，但似此三舰显然绝非镇、定二舰之敌，故日方气沮势颓，于三时半左右向东南引退，镇、定二铁舰即尾击之，日舰不得已复回头应战，双方皆猛烈炮击，期争取最后胜利。日舰之第一游击队，因其舰快炮亦快，会使来远频罹火灾，但彼亦受损匪轻，伊藤奏云：“臣所乘之吉野舰，受伤尤剧，惟修整后，尚可驶用”。[57]在战斗后阶段，靖远知定远桅楼折损，无从指挥，遂主动代旗舰升旗集队，于是平远、广丙二舰、镇中、镇南等炮船及港中雷艇，俱来会合。华舰势力益振。此时已至五点半钟，“倭船多受重伤，复见诸船并集，当即向西南一带飞驶遁去，我军尾追数里，敌船行驶极速，瞬息已远，然后收队驶回旅顺。”[58]于是黄海大战到此乃告结束。[59]（见图七）
图七 第三阶段战况
这次黄海大战究竟胜利谁属，当时中外议论纷纭，未有定评。不过近时某些中日战争的作品中，有的人简单认为北洋海军战败了。这是值得商榷的。关于这问题我们认为应该在考察以下几方面以后再作评论。
首先，我们将海战中双方的损失作些考查。中国方面的损失，因北洋舰队不事隐讳，故中外咸知，计沉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四舰，超、扬二船虽名为军舰，但舰中隔壁，俱为木造，且老旧而防御力薄弱。故其沉没对北洋舰队战斗力损失不大。致远、经远的牺牲，确是不小的损失，不过两舰将士们的英勇壮烈精神，无论对当时的战斗情绪或此后北洋舰队的士气都是极可宝贵的鼓舞和榜样。
日本方面所受损失，因其极力弥缝，故记载颇不一致。中国官方记载，无论电报、奏折与上谕都说击沉日舰三艘。据李鸿章奏：“中外各将弁目击攻沉倭船三艘，而采诸各国传闻，则被伤后沉者，尚不止此数。”[60]私人笔记和报道亦有击沉日舰四艘之说[61]。报纸记载颇不一致：《字林西报》云：“又接华官电，击沉四日舰。”[62]“日本万朝报又记大东沟海战情形云：‘比叡、松岛、赤城三舰，俱被炮丸所中，受损而沉，赤城舰中统带以次九武员，士卒百余人歼焉’。”[63]日方记载有的承认西京丸沉没，有的则夸称大捷，认为除各舰多受重伤外未沉一艘。伊藤（吉野舰长）于济物浦电报日主云：“检点各船，内除以商船改充兵舰之西京丸舵已轰断，舟中有观战之某大吏，几被华军连船擒去外，余舰未沉一艘，然或受重伤，或遭小损者，无一能免”。[64]日本的记载是否可信呢？马吉芬说：“日本各舰所受损伤，据日人自称，极鲜极微，殊不知日队归航之时常尽作伪之能事，将被弹之孔，用涂色帆布加以隐蔽，令外人无从见其受伤。致世人不明真相，多误信之。反之，中国受伤舰抵旅顺后，泊于东港，不事隐讳，任人观览，且于炮口周围，缠以红布片，借示宗教之寓意”。[65]因此我们对待日方材料要抱批判态度，不可误信为真。从前面我们对海战过程的探讨中，查知日舰受到很沉重打击，比叡、赤城等三舰很有可能被击沉，此三弱舰又蹈定远等火网中，置身绝地，能安然无事颇难令人置信。我们认为：中国方面的报道既然都认为沉日舰三艘，这不能不是有一定根据。要不然朝中对丁汝昌早以谤书盈箧，此事不会没有人揭发的。
还应该指出：日本未沉各舰，受伤比华舰为巨。定远等于十月中即修复，而松岛却全船无一完处，修至十一月还不能出坞，“故伊藤以八重山弥其阙，而以桥立为号令船”。[66]所以，从双方的损失来观察，若谓日本得胜，确有夸大失实之处。清政府对此战认为是“以寡敌众”。“转败为功”，故对刘步蟾、汉纳根以下，爵赏有差。社会舆论有的认为此战“获全胜，大状海军之色”。[67]“虽互有损伤，而倭船伤重先退，我军可谓小捷，若后队不散，当获全胜。”[68]国外评论如《俄国新报》：“海军一战，中日船伤人毙，彼此相敌。”[69]“英人之有识者谓：鸭绿江之战，中日未分胜负，想尚有战事也。”[70]
总之，对此战结果，如果从双方损失来看，日本不得自欺欺人，夸称胜利。中国固不可以为大捷，但北洋舰队以寡击众，沉着应战，终于驱逐日舰而返，也可谓小胜，或者至少是双方未分胜负。
其次，日舰首先退却，也说明其势躬力尽，无力再战。不过伊藤却隐讳这点，反而诬称北洋舰队先退：“维时日已将落，中国舰队退至威海卫，我船随之而行，惟恐华舰于黑暗中施放水雷，不敢逼近，是夕臣等在庙岛歇宿，准备十八日再战。”[71]这一段颠倒是非的话，马吉芬曾加以揭露，马云：“惟是旅顺在望，航程弥近，威海卫远在八十浬以外，我队之不舍近而求远，岂待智者而后知之乎，且威海卫当时既无船坞，复无船厂，小修或可胜任，大修理则势所不能，乃旅顺机器与厂坞俱备，军需品储藏充实，我队岂肯舍可能而就不可能，况我队于暮色苍茫，视界尚未全黯之时，针路直指旅顺，彼敌军强谓不知我目的地，其理由根据，果安在耶？由是推之，此时敌战斗力已不优于我军，盖可深信也。”[72]虽然在海战的中间阶段，北洋舰队致远沉、经远火、济远、广甲驰逃，阵形致乱，一度陷于危急。但由于定远、镇远等沉着抵抗，三点钟以后，命中日旗舰松岛，靖远又代替旗舰，升旗聚队，镇南、镇中二炮船并二雷艇投入战地，华舰势力复振，日舰力不能敌，“即向西南一带飞驰遁去”。[73]这样，北洋舰队便由于在危急中英勇坚持，“以寡击众”，最后终于“转败为功”，尾追日舰十余浬而返。
复次，在整个甲午战争中，双方海军都把护运陆军作为首要任务，反而把歼击敌舰、控制制海权居于次要地位，即黄海一战，中国为护运铭军刘盛休部，日舰亦是由于护运而双方发生遭遇战，由于此洋舰队坚持了四五个小时的战斗，我船运送之陆军铭军八营，得以乘间陆续起岸，不至被日舰截夺，重蹈高升之灾。北洋舰队此行目的在护运陆军，经过这番苦战，胜利完成了此项任务。日本方面，本来是派西京丸装马步兵千余，由诸战舰护送，将在大孤山登陆，以抄袭我陆军后路，“此战竟令全军俱复”。[74]可见日舰无论从保护运船或歼击中国主舰方面，都没有达到目的，结果灰溜溜地昏夜遁回，还夸谩大捷，这真是侵略者丧心病狂的一种表现。
最后，如果黄海之战日方获得大胜，此役后制海权当归日本，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北洋舰队在旅顺修理时期及修复后出海数次巡行，日舰均未敢主动来攻，反而是趁华舰出海后，扰袭威海队，以图牵制，而无力正面交锋，这种情况，使得某些误信日本夸大宣传的人感到纳罕。英国海军提督斐利曼特便疑问在心，他说：“实言之，华舰自大东沟战后，泊于旅顺者约两礼拜，东兵过海而来，从貔子窝登陆，围攻旅顺，彼伊东者，不过梭巡策应，而于丁军门之踪迹，付诸淡忘，一若幸其不出，即心满意足也者。既占旅顺，又任丁军门稳渡威海，伊东与之相距，仅海程七十浬（合华程二百二十里），不知围亦不知攻也”。[75]其实，以日本侵略者之狼子野心，何尝不想将北洋舰队吞而食之，不过力有未逮，不敢轻易浪战。黄海之战，日舰已受重损，若再有失误，制海权转归中国，日本在华陆军便成釜底游鱼，战局就不堪设想了。所以，伊东并非对丁汝昌“付诸淡忘”，而实在是守弱观变。他在期待陆军的帮助。北洋舰队如果不是受清政府腐朽集团“保船制敌”，坚伏不出失败主义的领导和钳制，放诸大洋与日舰角逐，则鹿死谁手，还未可料定。
三 北洋海军最终覆灭的原因
如上所述，北洋海军既然在黄海大战中以寡击众，力摧强敌，那么，后来却在威海卫全师覆没。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否由于海军训练废弛、腐败不堪之所致？如果别有原因，主要关键又何在？关于这些问题，我们探讨的初步结果如下：
首先来看北洋海军是否废弛和腐败的问题。关于北洋海军腐败的记载，主要依据《东方兵事记略》一书。该书整个说来叙事详细，层次明晰，远胜一时诸作。但作者姚锡光在战时居东抚李秉衡幕，陆军中事，彼所深知，至于海军，则不尽详。且姚为主战派，因嫉恨李鸿章，故对北洋海军亦有先入之见，对海军消极方面有夸大之处。再者，姚站在封建历史家立场，漠视广大海军将士的积极方面与爱国精神，没有估计他们在战争中的作用，因此在他眼下北洋海军是灰色的，故而予以否定。
及至现在，很多历史家还是把北洋海军与李鸿章所训练的淮军混为一谈，等同视之。其实二者在兵将来源、素质、训练、官兵关系与战斗力方面都有严重区别。在陆军中确是“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兵皆游手，将尽贪钱。而海军的士兵却是经过选择的。海军军官是中国最早一批受过西方教育和近代军事训练的人物（后来的启蒙学者严复便与刘步蟾、邓世昌同期肄业）。所以自琅威理、汉纳根、马吉芬以至泰莱，对广大北洋海军将士都持肯定的看法。参与威海卫之役的肯宁咸写道：“假使中国陆军在其士卒的挑选和效率上，及其将官的训练和能力上，能企及海军，则甲午一战的结果或当大异。……中国的海军在提督丁（汝昌）指挥之下，质料上远胜于陆军，军官们大都是受过欧式训练，当琅威理做他们的领袖时，更是彻底地训练过。中国战舰上的水兵，都是沿海招募来的，自然是很好的水兵。他们经过本国的军官和西洋的教官训练，即使在他们赌性发作时，纪律偶然松懈，但他们是受过很好的训练而且知道怎样使用他们的枪炮，那是日本人也承认的。”[76]作者这段话是有充足材料作背景的，并非溢美之词。从战前的两次大阅海军与黄海、威海卫战斗中的实际表现，我们觉得北洋海军的素质远比陆军为优。他们的士气和战斗力如果不是受失败主义领导的阻扼而不得发扬，将有更光辉的表现。前任北洋舰队总教习英人琅威理在甲午战前曾与人言：“中国海军之势力，仆所深知，日本不敢战则已，如曰战也，大非中国之敌……中国海军实有不能轻视者，其操阵也甚精，其演炮也极准，营规亦殊严肃，士卒矧皆用命，倘与日本海军较，中国未尝或逊……华人聪颖异常，海军虽练习未久，然于演放炮位，施放水雷等事，无不异常纯熟……故余于中国海军诚不胜其敬慕也……彼诽谤中国海军多所废弛者，皆凭空臆说也。”[77]英国远东海军提督斐利曼特而在疵议中国陆军之后也说：“至于北洋之船，实可资其利用，故虽琅君去三年不返，传言威严渐失，规模渐弛，并疑应战之具亦殊不足，然其驰船之法，甚合机宜，操演阵势仍纯熟而兼能变化，水师每打海靶，多能命中，或谓水雷亦颇不弱。”[78]以上二人的评价可以从黄海大战中得到证明。例如阵势的变化运用，初华舰出鸭绿江以掎角并列纵陈前进，既判明日舰是单纵阵来扑，立即改为最能发扬本队火力的掎角雁行阵。两铁舰居中，既可冲突制敌，又便于左右应援。弱舰超勇、扬威置于最隐蔽之右翼，减少受敌攻击，这种阵形虽未必堪当“纯熟而兼能变化”之誉，但确乎是考虑到了敌我实际情况而作出的适当布置。
北洋海军的炮术，无论在会操打海靶与黄海之役的实战中，准确度颇高，亲历战役的泰莱说：“炮术甚佳，训练虽有遗憾，惟水兵可称善战。”[79]马吉芬也说：“就炮术而论，双方固皆拙劣，然中国兵优于日本兵，日人应自承之，何则，除六磅以下各小炮外，日军之命中率，约在百分之十二，而中国之命中率，约在百分之二十以上也。”[80]据英国海军年鉴载，日舰队备炮无一受损，舰体损失亦轻。中国炮发射速度远逊日本，但松岛、吉野却被重创，吉野备炮会有几门受损。若华舰亦有快炮，则日本损失就更不可问。[81]
在黄海之战中，广大海军士兵的爱国心和战斗力，中外记载都予以肯定，临战之日，“自午前九钟起，各舰犹施行战斗操练一小时，炮手亦复习射击不辍……舰员中，水兵等尤为活泼，渴欲与敌决一快战，以雪广乙高升之耻，士气旺盛，莫可名状”。[82]当时战况极为险恶，敌弹狂飞，尤如雨霰，但“众士兵均狞厉振奋，毫无恐惧之态。当予巡视时，一兵负重伤，同侣嘱其入内休养。及予重至此炮座，见彼虽已残废，仍裹创工作如常”。[83]此种可歌可泣的感人事例还有很多，因篇幅所限只付阙如。
海军指挥官中，如邓世昌、林永林固为中外钦仰，即被姚锡光称为“孤寄群闽之上，威令不行”的丁汝昌，亦裹创督战，始终不懈。“诚英勇忠贞之华将也。”[84]泰莱所极力诋毁的刘步蟾，虽初会“闻战惶惧”，但旋即色定，“自昌受伤后，刘镇步蟾尤为出力。”[85]而且他“通西学，海军规制，多出其手”，[86]对北洋海军的创立与训练都有其功绩。其他如镇远大副杨用霖，记名总兵张文宣等皆精于海战之学，在战斗中淬厉奋发，克尽职责。当威海卫沦陷时，几乎全体海军领导人皆自杀殉国，这种壮烈牺牲的精神，在当时清政府腐败的统治集团中，确实难能可贵的。张文宣死前遗书李鸿章谓：“此次战事有守一月而不支者，有守数月而不支者，有守半年不支而至死不屈者。相座当付泰西各国观战武员评其得失勇怯，不能以成败论。”[87]但是，后来的人不免以成败来评论他们。这是很可惜的！（威海卫之失，主要责任不在海军，我们在论丁汝昌文中将详述）
所以总的来说，北洋海军的素质、训练和战斗力，不仅比陆军超出许多，即“与日本海军较，中国未尝或逊”。[88]不过，我们同样也要看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处于清政府腐朽官僚集团控制和侵蚀下的北洋海军，还是有很大弱点的。在军官中如方伯谦、吴敬荣临阵驰逃，紊乱船队，削弱士气和战斗力。假若济远、广甲不逃，则黄海之战日方损失将更重。又如刘步蟾喜用同乡，与丁汝昌不能和衷共济，在军中有闽人结党的宗派恶习。在士兵中也有部分品质差，所谓“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即指此，在黄海之战中，也有些士兵恇怯，躲藏于甲板厚处。这些现象在反动统治时代的军队中，即令是训练最好的军队，也是难免的。如果我们历史地全面地看待，特别从战斗考验中来看，还应该肯定北洋海军好的方面是占主要地位。
北洋舰队另一个较重弱点即舰老、行迟、装备差。北洋舰队最新舰只亦购于战前六年，定、镇二舰虽舰大炮重，而每小时仅行驶十四浬半，但日本一般舰只皆在十九浬，吉野尚每时廿三浬，腐朽的清政府移海军经费大建颐和园，不仅未添快舰，连速射炮亦无，而日本舰队则几全是速射炮。这些都还是次要的，在海战中“极严重之事因，厥为子弹之缺乏”[89]。这样虽“炮手技能，綦为卓越”，[90]但英雄亦无用武之地。许多记载都指出海战中因炮弹不足而严重削弱了华舰的战斗力，但弹药不足的原因何在呢？肯宁咸指出：“中国人在鸭绿江上是可以得胜的，假使他们的炮弹不是实着泥沙。这不是海军提督的过错，而是军需局的坏蛋官吏的罪恶。”[91] 按1890年户部停止南北洋购买外国军火。而天津机器局又腐败不堪。因此炮弹供应亟不充足。马吉芬说：“数周以来，我队渴望决一快战。日复一日，战斗训练无怠，整饬亦无遗憾，但弹药颇感不足，舰队迭次请之而不发，吾人殊无救济之法，责有攸归，其咎初不在舰队。吾人遭受陆上腐败官吏之掣肘，以至于此。而全队员兵，犹矢志以人力之所及而赴战，精诚勇敢，谁有可议者。”[92]
由此可见，弹药装备的不足，长官和士兵中所受官僚腐败习气的侵袭，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北洋海军的战略及战斗力，但是同样我们也看到，这不是北洋海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应该指出：中国海军之败，不败于海军本身，清政府腐朽统治集团失败主义的领导，北洋大臣与海军衙门对海军的钳制和束缚，是海军最终覆没的根源所在。
北洋海军是受北洋大臣与海军衙门的钳制，即归李鸿章管辖，李视北洋海军为囊中私物和个人政治资本，亟不愿“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兼以他是清政府腐朽统治集团的代表者，根本不相信海军的力量，所以总强调海军快船、快炮太少，仅足守口，实难以令海战”。[93]“海上交锋，恐非胜算。”[94]因此放弃制海权，听任日舰纵横海上，而华舰却株守口内，所谓“作猛虎在山之势？！”结果造成“我军端坐，拱手以待倭人之围攻”[95]的被动挨打的局面。北洋海军的失败便是李鸿章“保船制敌”的失败主义政策造成的。
李鸿章集团出卖和葬送北洋海军这点，当时就有人指出过。汉纳根说：“迨至中国陆军屡败于日，已有责北洋海军之不出者，不知此不能为海军咎，亦不能为丁汝昌咎也，有钳制海军者（如饬令毋得失船之类），丁汝昌不能专主也。”[96]在《论丁军门掣肘賷恨事》一文中，作者写道：“泰西各国军制，海军提督实战舰之成，今乃临之以北洋大臣，更涖之以海军衙门，一国三公，吾谁适从，何权之杂而不专也。”[97]所以把北洋海军复殁之责，归之丁汝昌和海军训练废弛是不恰当的。
在中日战争中，丁汝昌代表了海军将士们主动求战的爱国精神，一再发出援朝、巡海、决战的建议电文，但是都遭钳制和遏抑而不能实现，下面我们举出几次大战的情况来说明：
当日本侵朝衅端已成，战机迫切之际，丁汝昌曾请率大队援朝鲜，先发制敌，但李鸿章却发电阻止，谓“倭虽添军，谣言四起，并未与我开衅，何必请战。”[98]这就放弃海上主动权，让日本海军从容往来仁川、济物浦，将大批陆军护送到朝鲜。伦敦英报引马吉芬家书评论此事说：“日本之衅既成，余（指马吉芬——引者）与定远统领海军提督丁禹廷军门之意，本欲驰至朝鲜之济物浦，先行发炮、以攻日本兵舰，乃将欲成行，忽接京电，不许出洋，队止。”此信刊诸美国日报，伦敦报既接此电，乃为之论日：“此上策也，乃事败垂成，全局大变，惜哉！惜哉！总之此策若行，日本舰队，必已大受伤痍，岂能飞扬跋扈，至于此极。”[99]在六月开初，丁汝昌又请率大队巡行朝鲜海面，李鸿章复电严责其不自量力云：“兵船时时要整备，汝拟初十内，带八船操汉江不同江一带，五六日即回，此不过摆架子耳……有何益处，人皆谓我海军弱，汝自问不弱否？”[100]李鸿章这样严厉地钳制海军，造成了被动挨打的局面；济远、广乙在丰岛之败，便是直接的后果。“方济远、广乙之发自威海也，汝昌电请鸿章，率我海军大队继发接应，二十二日已升火起锚，戒严将发，鸿章电泥之，遂不行。”[101]查李鸿章在六月二十一日复丁汝昌电中有：“叶号电，尚能自固，暂用不着汝大队去，将来俄拟派兵船，届时或令汝随同观战，稍壮胆气。”[102]即指此事。说来好笑，李鸿章自己怕鬼，却要骂丁汝昌胆小，其实丁汝昌的主张十分正确。如果二十二日北洋海军大发，廿三日晨正好赶上丰岛之战，日本必败无疑，但李鸿章怕人追究，乃放一马后跑，于六月廿四日令丁汝昌“即带九船往汉江洋面游巡迎剿”，[103]但他不放心，要丁汝昌“惟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安，乃盼速回”。[104]在七月初，他干脆令丁汝昌“不必再往鸭绿江口”。[105]八月，“一再严令丁提督曰：无论事件如何，理由如何，北洋舰队无得航出山东高角与鸭绿江口划线之外，不惟忠勇之丁提督愤慨无以，而麾下将士大部亦多为不平之鸣。”[106]八月中旬的黄海大战，对李鸿章而言，纯属意外，北洋海军在这次战役中，所以能主动击敌，力挫强寇，是由于暂时摆脱了李鸿章钳制的结果。
黄海大战后，李鸿章不仅没有增加任何对海军的信心和勇气，反而更加坚持其“保船制敌”的失败主义策略，十月中旬以后，“旅顺日益危逼，汝昌知旅顺堕，则北洋门户失，大局震惊，罪且不测，自赴天津，请以海军全力援旅顺，决死战，鸿章詈之谓：‘汝善在威海守汝数只船勿失，余非汝事也，’廿五日旅顺陷，船坞沦于倭，海军根本遂废，禠汝昌职，自是我兵舰束于威海，巡弋所及，西不过登州，东不过成山，每值大队倭舰至，且坚伏不出矣。十一月初十日，朝命严守镇定两铁舰，勿损伤、盖从鸿章议也。”[107]北洋海军的船坞、修理厂、仓库皆在旅顺，丁汝昌请“全力援旅顺，决死战”，无论对战事全局和海军前途，都是完全正确的。李鸿章的阻止是一种全无心肝的可耻的卖国行为，旅顺失陷，海军只好困守威海死港，坐以待毙。在此后极为不利的情况下，丁汝昌并没有丧失信心，“决命借一，尚堪一战”，[108]他曾反映海军将士们英勇的斗志，主张与日舰并力决战，挽回颓势，“倭虏之在荣成登岸也，丁军门见倭来势汹汹，知必有违犯威海之意，与其安坐而待围攻，曷若潜师而起，迎头痛击……北洋某大宪（指李鸿章——引者）……乃谨慎太过，流于畏怯，既无大臣任事之勇，又无相机决战之谋，仅复以不许出战，不得轻离威海一步，并有如违令进战，虽胜亦罪之语。丁军门受此牵制，郁郁不得行甚志，卒为倭虏所困，以迄于亡，闻引决之际，尚大骂某大宣不置”。[109]
这段话把威海卫海军复殁的原因和责任说得很明白确切，从甲午战争整个过程中，从每个具体环节的考查中，我们看出，并不是海军将士避战畏敌，恰好相反，他们是力求争取主动，打击敌人。但指挥海军的最高权力却控制在代表清腐朽统治集团的李鸿章手里，由于他根本不相信海军力量，对之钳制束缚，使其不得主动击敌，于是一误再误，遂至坐困威海，全军覆殁。
马吉芬说：“震撼东亚之中国舰队，今也已成过去。彼等将士忠勇，遭际不遇，一误于腐败政府，再误于陆上官僚，与其所爱之军舰，同散殉国之花。”[110]证以当时事实，确非虚语。今日之，仍令人无限感怀！
（原文载于《文史哲》1957年第6期）
[1]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6页。
[2] W·F·Tyler：Pulling Strings in China，译文载《东方杂志》第28卷第7号，第63—73页。
[3] 汉纳根向北洋大臣所作报告。
[4] 李鸿章：寄译署，光绪二十年八月廿三日酉刻。以下引李鸿章之电报多采自《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15至20，该电稿又可查以下诸书：《中日战争》4；《甲午战争电报录》；《蹇蹇录附录》（龚德柏译本）；《中东战纪本末》；《中日战记辑要》等书。故以下再引电文，不注书名，只记月、日，读者不难检对。
[5] 同上。
[6] Pulling Strings in China.
[7] 《东方兵事纪略》海军篇。
[8] Pulling Strings in China.
[9] 汉纳根向北洋大臣所作之报告。
[10] 复奏海军统将折，《清季外交史料》卷95，第3页。
[11] Pulling Strings in China.
[12] 《马吉芬黄海海战之评述》，《海事》第10卷第3期，1936年9月1日出版。
[13] 《普天忠愤集》，林乐知译，汉纳根语录。
[14] 《普天忠愤集》，《冤海述闻》。
[15] 《马吉芬黄海海战述评》。
[16] 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向大本营所作报告。
[17] Pulling Strings in China.
[18] Ibid.
[19] 自光绪十三年订购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后，即停止添购。
[20] 《英国海军年舰对黄海海战之评述》，《海事》第10卷第2期，1936年8月1日出版。
[21] 汉纳根向北洋大臣所作报告。
[22] 英国贺伦比元帅：《黄海海战评论》，《海事》第9卷第12期，1936年7月1日出版。
[23] 《中东战纪本末》卷7。
[24] 同上。
[25] 伊东祐亨向大本营所作报告。
[26] 《海事》月刊第9卷第12期，1936年7月1日出版。
[27] 汉纳根向北洋大臣所作报告。
[28] 伊东祐亨向其大本营所作报告。
[29] 李鸿章奏稿：《大东沟战状折》，见全书奏稿卷79。
[30] 英国海军中将富礼满对黄海海战之评述。
[31] 马吉芬黄海海战述评。
[32] 同上。
[33] 《东方兵事纪略》海军篇；《冤海述闻》；《大东沟战事纪实》。
[34] 汉纳根向北洋大臣所作报告。
[35] 同上。
[36] 同上。
[37] 伊东祐亨向大本营所作报告。
[38] 同上。
[39] 同上。
[40] 汉纳根向北洋大臣所作报告。
[41] 伊东祐亨向大本营所作报告。
[42] 日本第一游击队舰队司仅伊藤八月十九日自济物浦向日主所折电报，见王炳耀《中日战辑》卷3《朝鲜纪乱》4。
[43] Pulling Strings in China.
[44] 马吉芬黄海海战述评。
[45] 李鸿章：《大东沟战状折》。
[46] 日方记载之中日战史：《黄海海战》，见《中日战争》1，第242页。
[47] 马吉芬：《黄海海战评述》。
[48] 《东方兵事记略》海军篇。
[49] 王炳耀：《中日战辑》卷3《朝鲜纪乱》4。
[50] 伊东祐亨向大本营所作报告。
[51] 王炳耀：《中日战辑》卷3《朝鲜纪乱》4。
[52] 李鸿章：《大东沟战状折》。
[53] 王炳耀：《中日战辑》卷3《朝鲜纪乱》4。
[54] 李鸿章：《大东沟战状折》。
[55] 日方记载的《中日战史》十二《黄海海战》，见《中日战争》1，第241页。
[56] 同上。
[57] 王炳耀：《中日战辑》卷3《朝鲜纪乱》4。
[58] 李鸿章：《大东沟战状折》。
[59] 以上所述海战经过，除已注明出处者外，皆系综合以下各文，比较而得：姚锡光：《东方兵事记略》海军篇；李鸿章《大东沟战状折》，《海战请奖折》，《海战阵亡请恤片》；王炳耀：《中日战辑》卷3《朝鲜纪乱》4；《冤海述闻》，《大东沟战事纪实》；马吉芬：《黄海海战评述》；泰莱，Pulling Strings in China；《日清战争实记》（提要）十二、黄海海战等。至于中国北洋舰队所列人字雁行阵所起之作用，除第一节中之论述外，更有龚照玙寄李鸿章电文可证，该电云：“我军十一舰，在大东沟外遇倭船十二只，彼此开炮，先将彼队冲散，战至下午三点钟，我队转被彼船冲散。”（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转引自《中日战争》3，第128页）
[60] 李鸿章：《大东沟战状折》；又见其电稿，八月十九日辰刻、戌刻寄总署电；又见光绪二十年九月初九日上谕，该谕云：“我船被沉四只，击沉倭船三只。”
[61] 曹和济：《津门奉使记闻记》云：“（八月十八日）北洋海军护送运兵船至鸭绿江口外大东沟，又名大麓岛地方，突遇倭船十二，我以十五舰与战三时久，毁倭四船。”（转引自《中日战争》1，第154页）
[62] 《中东战纪本末》卷3。
[63] 王炳耀：《中日战辑》卷3《朝鲜纪乱》4。
[64] 《伊藤向日皇报告》，同上书。
[65] 马吉芬：《黄海海战评述》。
[66] 王炳耀：《中日战辑》卷3《朝鲜纪乱》4。
[67] 《时事新编初集》卷4《论行军当严赏罚》。
[68]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684）《北洋大臣来电》3，见《中日战争》3，第124页。
[69] 同上书，引自《中日战争》3，第118页。
[70] 《中东战纪本末》卷3，第3页。
[71] 《日本二等水师提督伊藤上日皇电报》，王炳耀：《中日战辑》，《朝鲜纪乱》4。
[72] 马吉芬：《黄海海战述评》。
[73] 李鸿章：《大东沟状折》。
[74] 同上。
[75] 《中东战纪本末》卷7。
[76] 肯宁咸：《乙未威海卫战事外记》，《中日战争》6，第318—319页。
[77] 琅威理语录，《中东战纪本末》卷7。
[78] 《斐利曼特而语录》，《中东战纪本末》卷7。
[79] Pulling Strings in China。
[80] 马吉芬：《黄海海战之评述》。
[81] 《英国海军年鉴对黄海大战述评发射速度条》，《海事》第10卷第2期。
[82] 马吉芬：《黄海海战之评述》。
[83] Pulling Strings in China.
[84] 《琅威理语录》，《中东战纪本末》卷7，关于丁汝昌，我们另有交评述，此处从略。
[85] 李鸿章致总署电，八月十三日酉刻。
[86] 《清史稿·列传》卷247，刘步蟾传。
[87] 张士珩：《书从兄文宣死难事》，见《中日战争》6，第326页。
[88] 《琅威理语录》，《中东战纪本末》卷7。
[89] Pulling strings in China.
[90] 马吉芬：《黄海海战之评述》。
[91] 肯宁咸：《乙未威海卫战事外纪》，《中日战争》6，第318页。
[92] 马吉芬：《黄海海战评述》。
[93] 李鸿章：《奏军事紧急情形折》，《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转引自《中日战争》3，第112页。
[94] 李鸿章：《奏爱海军统将折》。
[95] 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等参李鸿章奏，引自阿英《近代外祸史》，第143页。
[96] 汉纳根军门语录，《中东战纪本末》卷7。
[97] 《时事新编初集》卷4。
[98] 李鸿章复丁军门五月二十二日戌刻，《中东战纪辑要》，第97页。
[99] 《中日战辑》卷3《鸭绿江水战杂记》，《中东战纪本末》卷4。
[100] 李鸿章复丁提督六月初二中刻，《中东战纪辑要》，第101页。
[101] 《东方兵事纪略》海军篇。
[102] 《中东战纪辑要》，第108—109页。
[103] 《李鸿章寄丁提督》（光绪廿年六月二十四日）。
[104] 同上书。
[105] 《李鸿章寄刘公岛丁军门》（七月初八日酉刻）
[106] 《马吉芬黄海海战述评》。
[107] 《东方兵事纪略》海军篇。
[108] 同上。
[109] 《时事新编》，《集论丁军门掣肘赍恨事》。
[110] 马吉芬：《黄海海战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