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的战备与甲午战争
王楚良 施渡桥
清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遭败绩的原因，已有不少论者从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作战指挥等诸多方面进行了论述，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本文拟从战备角度作些探讨，因为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与战备的指导思想以及具体实践存有着严重失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 战备指导思想方面的失误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初，洋务派通过“自强”活动，做了不少抵御外侮的准备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清政府在战备思想上存在着重大失误。举其要者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战与和的关系方面，立足于和，缺乏抗战的信心和决心
19世纪70年代以后，边疆危机纷至沓来，中国应取什么方针对付外敌入侵，已成为紧迫的大事。1874年发生日本侵台事件后，李鸿章提出了“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庶和可速成而经久”[1]的指导思想。他认为“洋人论势不论理”，中国只有加紧“自强”活动，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才能与外国侵略者抗衡，即“我能自强，则彼族尚不敢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2]。但是，他又认为在中国的武备加强之前，“必以力保和局为紧要关键。”[3]因为，中国的“有贝之财，无贝之才，均未易与数强敌争较”，何况练兵、制器、造船各事，“尤需岁月迟久，乃能有济”。所以，必须“力保和局”、“隐忍徐图”。只有中国的武备切实加强了，“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4]。上述指导思想与奕早在1861年提出的“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5]的外交方针并不矛盾，不过有所发展而已，因而为清廷所接受，并付诸实际行动。
应当说，“外和”、“内备”的指导思想，基本符合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出现的中外相对和平的形势，本无可指责。问题出在把“力保和局”变成了绝对化。为了避免战争，即使帝国主义提出有损国家权益的条件，也被迫接受；甚至杯弓蛇影，对于帝国主义的虚声恫吓，也视为会爆发战争，因而一再妥协忍让，实行屈辱外交。李鸿章在处理马嘉理案件时说：“毒蛇蜇手，壮夫断腕，不断腕则毒蜇不能消也。”[6]也就是说，不做出些损害国家利益的让步，就不可能遏制毒如蛇蝎的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而一旦爆发战争，“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即暂胜必终败”[7]。把武器和技艺视为战争胜负的唯一条件。正是基于这种片面认识，他在中法战争时，公开提出“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并一再建议清廷及早与法国议和。一味委曲求和的恶果是十分明显的，它既助长了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又泯灭了统治集团抗战的信心和决心，贻误了战备的时机。例如，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日本不但拒绝从朝鲜撤兵，反而不断增兵，战争端倪显露的情况下，清政府仍不紧急备战，而把希望寄托于俄、英的“调解”。结果，战争一旦爆发，清军便丧失了先机之利，着着落后，处处被动。中国早期改良派思想家王韬对此痛心地指出：中国“几乎国不可为国”，“此盖误于羁縻之说，而驾驭未得其宜也”[8]。
（二）海防指导思想“以守为防”，不是“以战为防”
洋务派首领李鸿章在清政府支持下，组建近代海军，加强海防建设，有其不可磨灭的功绩。但是，他的海防指导思想，虽然在组建北洋舰队期间曾主张“以战为防”，即攻势作战，而当北洋舰队成军和旅顺、威海基地初具规模以后，便转而主张“以守为防”，即守势作战。他不是把海军用于海上机动作战，争夺制海权，而是“与海口炮台相依辅”，控扼渤海门户，也就是他所说的“自来设防之法，必须水陆相依，船舰与陆军实为表里”[9]。上述海防指导思想所造成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其一，满足于北洋海防建设的初步成就，不争取继续发展。1891年李鸿章第一次检阅北洋防务后，便认为当时的海防虽尚需继续加强，“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10]。于是，奕
等挪用巨额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他支持；户部决定北洋停购船械两年，他不据理力驳。这样，北洋海军成军后，除增添自造的“平远”舰外，再未购进一艘新舰，也未更新设备。而日本却在1888年以后，大力发展海军，添置航速快、速射炮多的新式战舰，总吨位由14783吨增加到了37222吨，至甲午战争时，其作战能力反而超过了北洋舰队。
其二，以为只要“水陆相依”、“以守为防”，即可御敌于海口之外。因此，只注意调集防海口和基地的部队，忽视了在后方组建和部署战略机动部队。关于组建战略机动部队问题，曾有多人提出建议，如淮军将领周盛传建议在山东济宁一带组建一支部队，“暗修战备，无事潜于沿途城邑，运存粮械军需，有警赴援”，作为“先事绸缪之一法”[11]。但清政府和李鸿章始终未予重视，以致日军从辽东、山东半岛登陆以后，清军的陆上作战便处于十分被动不利的状态。李秉衡任山东巡抚后，虽临时组建了十几营战略机动部队，但因时间短、数量少、战斗力差，因而也未能有效地发挥抗击日军的作用。
其三，“水陆相依”、“以守为防”，含有片面保存舰队实力的企图。日军增兵朝鲜时，李鸿章竟将驻仁川的舰船撤回，从而使牙山清军处于孤立无依的危境。丰岛海战后，他又提出“保船制敌”实质是保船避战的方针，致使日本舰队得寸进尺，窜入威海、旅顺之间进行骚扰。黄海海战后，北洋舰队龟缩威海港内，最后全军覆没。
（三）既欲保护朝鲜、却疏于援朝的军事准备
清政府对日本吞并朝鲜进而侵略中国的野心早有察觉，并为此作了些对付的准备。如李鸿章在19世纪70年代就说：“日本狡焉思逞更甚于西洋诸国，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12]另一些枢疆大吏也提出要警惕日本的侵略野心。可是，清政府既想保持与朝鲜的宗藩关系，又感到“中国将往助而力有未逮，将坐视而势有不能”，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便由李鸿章出面规劝朝鲜政府一方面改善自身的武备，一方面采取“以夷制夷”之策，“先与英德法美交通”，以“牵制日本”，并“杜俄人之窥伺”[13]。李鸿章还天真地认为，“但使朝鲜能联络外交，以自固藩篱，则奉吉东直皆得屏蔽之益”[14]。他还错误地认为日本的侵华策划者伊藤博文是个“不欲轻言战事”的人。这样，清政府便放松了援朝的军事准备，没有在毗连朝鲜的地区预筹战略部队以及预储军械粮秣等物资，以便一旦有警，立即派重兵入朝作战。至于以八旗兵为主体的东北边防军，也没有针对日本侵朝进行部署，而是偏重于防俄。后来，当朝鲜形势紧张，清政府又决定派兵入朝作战时，只好临时抽调守口、守点部队，既削弱了旅大等地的防御力量，影响了海防的稳固性，又丧失了以成建制的部队由陆路及早入朝的时机，终于造成极大的被动。
（四）既不研究敌情，又不制订作战预案
战前，日本通过各种渠道搜集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并据以制订周密的侵华战争预案。中国则相反，不仅缺乏有效的侦察手段，切实掌握日本的动向，甚至对于战时完全可以预见的一些问题，诸如怎样对付日本舰队，怎样进行抗登陆作战，怎样遂行军械粮饷保障，怎样进行战场准备等，事先均未认真进行研究，更谈不上具体部署。为此，只能临时应付，打毫无计划和准备的糊涂仗。另外，因忽视战略侦察，以致对敌军的进攻方向一再判断错误，该重点设防的不设重兵，不该重点设防的却重兵云集，部署失当，于是为敌所乘。
二 实际战备工作中的缺陷
甲午战争前，清政府虽然做了一部分准备战争的实际工作，但从反侵略战争的需要来衡量，仍然存在着不少缺陷，有些还是重大缺陷。
（一）军队的近代化建设滞后
1.武器装备未能实现近代化。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时，就开始注意改善军队的武器装备。湘军头目之一，湖北巡抚胡林翼在攻打武昌时，因久攻不下，遂到广东购买洋炮用以攻坚。湘军统帅曾国藩则说：“湘潭、岳州两次大胜，实赖洋炮之力。”[15]1862年，李鸿章率领淮军进驻上海后，目睹西洋枪炮的威力，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便立即改用洋枪炮。19世纪70年代后，边疆危机日益加重，为御侮保土，清政府更加重视改善军队的武器装备。至甲午战前，在全国12个省区先后办起了军事工业，制造枪炮船舰、装备清军，并着手组建海军。但是，这些军工企业由于投资少、设备落后、管理不善，因而生产能力极为低下，而且所生产的新式枪炮远远满足不了清军更新装备的需要。即使向外国购买，又限于军费支绌，虽然先后购买了相当数量的武器装备，仍然满足不了军队的实际需要。正如李鸿章所说，改善清军的准备，“徒以经费支绌，不能畅所欲为”。[16]因此，至甲午战争爆发，整个清军中只有淮军基本实现了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其他如湘军、练军以及八旗、绿营，始终是冷热兵器并存，有些部队中冷兵器仍占半数以上。海军是新的军种，需费更巨，李鸿章等花了九牛二虎之力，通过购买外国舰只，才组建成北洋海军。但是南洋，福建、广东舰队，因受经费的制约，无力购买铁甲巨舰，所以一直未能成军。
2.编制体制落后，不利于作战指挥。清陆军的编制体制，既落后又紊乱，突出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长期实行单一营制，不向合成军队方向发展，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清陆军不仅有步兵、骑兵，而且还有炮兵和类似工程兵的长夫。但是，清政府未能将这些兵种编组成以步兵为主，骑兵、炮兵、工程兵为辅的合成军队，制订合同战术，进行合同训练。与此相反，新编的练军，仍然抄袭湘军的单一营制。而这种以营为基本单位的营制，不但军种之间难于合成统一，就是本兵种之间也难于协同作战，发挥整体威力。正如有人所说，单一营制，“平时仅可饰观，临战最易溃乱”[17]。其二，不实行裁冗兵、练精兵的方针。八旗、绿营早已不堪任战，可是，清政府始终没有采取大刀阔斧的裁减措施。结果，有了练军、防军，仍然保留八旗、绿营，用大量军饷养无用之兵，从而影响了练军、防军保持充足的数量和对武器装备的改善。其三，缺乏统一的领导和指挥体制。如前所述，清军既有八旗、绿营，又有防军、练军。这些军队自成体系，互不统属，名义上由皇帝掌握兵权，实际权力操控在将军、督抚手中，湘淮军则由各自的统帅遥控。这样，就形成了即使在同一战区的部队，却由多人领导和指挥，无法协同配合。盛宣怀指出：甲午战争中，“平壤、鸭绿江口，威、旅、海、盖诸战，皆败在各军心志不齐，并不互相援应”。[18]这种“心志不齐，并不互相援应”弊端的出现，实由于缺乏统一的领导和指挥体制。
3.训练有名无实，不符合实战需要。清政府对具有战略意义的训练工作，始终未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以致成效不显，问题不少。一是操练洋枪洋炮的积极性不高。有些将弁因新式武器性能复杂，故“每多不屑深求”，甚至弃而不练，因而“兵不谙器”的现象比较普遍。李鸿章在中法战争后曾指出：“陆军不乏战将，而深谙利器操法用法者颇少。”[19]曾国荃在1885年7月的奏折中称：江南陆营“于西法操练尚未熟谙，即于各种后膛枪炮，亦未一律演习”。[20]二是练为战的思想不突出。当时就有人指出：“今之练兵者，非为战也。”“非以为战，则练胆、练阵不能试之于对垒之地，而徒肄之于讲习之时。”[21]早期改良派思想家郑观应则指出：“虽中国亦仿西法练兵，计已十余年而仍不能强者，因将帅非武备学堂出身，未谙韬略，又无胆识，惟延西人教习口号，步伐整齐、枪炮命中而已。不知此特兵法之绪余也。”[22]这段话指出了当时训练中的重大的缺点，即那些行伍起家的将领，一般都不重视针对外国侵略军的作战特点学习和研究先进的战法，相反，为经验主义所束缚，将他们镇压农民起义军的陈旧战法用于对外战争，以致难于有效地抵御侵略军的进攻。三是不进行为国雪耻的爱国主义教育。古人云：“明耻教战”，“知耻近乎勇”。在清军屡被入侵之敌所败，国家遭到奇耻大辱的景况下，清政府及统兵将帅却不对部队进行强兵御侮，为国雪耻的爱国主义教育，以激发官兵的练兵热情和保卫社稷家园的战斗决心。这样，部队的训练也就丧失了目的性的原动力。
4.军队管理松弛，腐败现象日趋严重。由于放松对部队的管理教育，以致后起的湘、淮军，在镇压农民起义，转入和平环境以后，重蹈八旗、绿营的覆辙，逐渐将佚兵疲，腐败现象日益滋蔓。以淮军为例：驻守天津小站、马厂一带的盛军周盛传部，其兵卒不但随便上街“乱用钱文”，而且“不甘劳苦”；对枪械的保养很差，损坏极多。其将领大多“精气久耗于利欲，而勇悍非复其往时”[23]。他们克扣兵饷，“士心嗟怒，逃者纷纷”，闹事哗变时有发生。该部由卫汝贵接统后，不但毫无振兴气象，反而每况愈下，“自卫接统以来，军士辄怏怏怨怼，大抵谓其朘刻勇丁，交通权贵，遂人人有溃变之思。”[24]盛军如此，庆军吴长庆部亦然，“奸淫掳掠，时有所闻”，将士已“毫无战志”。李鸿章虽然感到淮军“暮气已深”，却仍然放任不管，甚至包庇纵容。1880年有人上奏清廷说：“淮军将骄卒惰，素耽安逸，恐虞溃散。”李鸿章上疏辩驳：“查津防淮军，无事时督令筑城浚河，屯田穿渠，修整炮台营垒，工作之暇，朝夕练习枪炮，讲求西洋操法，其劳苦倍甚于他军，所谓‘骄惰安逸’者何在？”[25]1889年，李鸿章再次奏称：淮军“均知廉洁自爱，习苦耐劳，尚无骄惰积习，虚冒情弊”。[26]由于讳疾忌医，报喜不报忧，以致腐败现象日益严重。
其实，湘军与练军也并不比淮军好。有人指出：“各省防练诸军，大半安闲太久，习气熏灼，其真能御敌者，实难枚举。”[27]淮军名将刘铭传则称：“湘淮两军，已成强弩之末。”[28]早期改良派思想家薛福成早在1875年就指出：“今勇营已稍不如前矣。若使积年屯驻，不见大敌，久而暮气乘之，又久而积习锢之，恐复如绿营之不振。[29]”淮军和湘军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实际上已比绿营好不了多少。
值得研究的是，中国的北洋舰队已经跻身于近代海军的行列，为什么同样败于日本海军之手？我们认为，北洋舰队之败，究其原因，还是败在近代化水平低下。当时的北洋舰队，不仅存在着速射炮少，弹药量少质差、训练不够得法、指挥水平不高和同样沾染腐败习气等弊端，更主要的还在于缺乏以争夺制海权为核心的近代海战的战略战术。中日甲午战争的实践表明，导致中败日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在于清陆、海军的近代化水平落后于日本的陆、海军。
（二）海防部署缺乏周密考虑
首先，关于海军基地建设。李鸿章先则设防于大沽、北塘、山海关等海口，继则于辽东半岛的旅顺和山东半岛的威海分别建立海军基地，构成控制渤海湾的锁钥。这样的设防部署，从拓宽津京防御纵深、改善渤海湾和直、奉两省的海防态势来看，应当说是可取的。但是，旅顺港的地理位置固然重要，在地形方面却口狭水浅，难容大的舰队，且又三面临海，防御极为不易。另外，如果从沿海七省一水相通的全局和近代海军行动快捷的特点考虑，还应将天然形势优于旅顺甚至优于威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的胶州湾建成海军基地。该湾水深面广，可容大的舰队；口门宽二三里，小于威海卫，大于旅顺口，比较适中。被李鸿章派往胶州湾勘查的北洋海军总查英人琅威理自然认为，旅顺、威海乃北洋之隘口，而胶州湾则是北洋之要口，并认为该湾自然条件甚好，“无论潮之涨落，吃水最深之船，可以随时出进，实为海军之地利，南北洋水师总汇之区”。若布置得宜，“敌人来犯，不能得利。”[30]应当说，琅威理的上述见解是比较客观的。就战略地位而言，胶州湾地处南北洋适中之地，上可策登莱，下可控江浙，南洋、北洋两支舰队可以声势联络，互相支援。可是，李鸿章只顾将北洋舰队用于控扼渤海门户和保卫京畿，因而虑不及此。他认为胶州湾过偏南，“鞭长莫及”，“断难远顾”，加上军费拮据，因而未及兴建。李鸿章过多地考虑北洋一隅尤其是渤海口门的防范，表明其还缺乏纵览全局的战略眼光，同时也影响了对日作战。甲午战争中，日本正是利用旅顺地势上的弱点，在金州以北的花园口登陆，切断后路，进而攻占旅顺。旅顺被占，渤海门户的另一翼威海卫便直接处于日本舰队的兵锋之下，而北洋舰队除威海外，再无可以依托的基地与敌舰周旋了。
其次，关于陆上设防部署。19世纪70年代初，李鸿章在加强津沽海口设防时，主张以陆防为主。在具体部署方面，既重视仿照洋式，改建大沽、北塘海口炮台，又注意侧后设防，在大沽之后30余里新城修筑台垒，以与大沽、北塘炮台相互援应。同时，在小站等地屯扎重兵，以为“游击援应之师”。19世纪80年代建北洋舰队以后，他的设防思想有所变化，即如前所述，主张依靠海口炮台和水上舰队，御敌于口门之外。据此，在筹建旅顺和威海基地时，只注意加强海口的设防，而忽视了侧后和纵深设防。对于三面临海的旅顺基地，李鸿章虽然意识到“所筑炮台专为备击洋面敌舰而设，若论防守周密，必须于后路金州一带设立重兵”[31]，但实际上并没有在后路构筑工事，部署重兵。对于威海基地，洋员泰莱提出，“南部之内陆炮兵，其内向一面，并无保障，敌人可从此面而来攻”[32]。虽发现了薄弱环节，也没有采取有效的弥补措施。另外，李鸿章在镇压太平军和捻军时，注意在后方部署重兵，以防抄袭。可是，在辽东和山东半岛设防时，竟完全忽视了在敌人可能从基地后方登陆的要口进行设防，既不构筑工事，也不部署必要的守备部队和机动部队。由于存在以上的疏忽，尽管旅顺和威海基地炮台、营垒林立，工程构筑坚固，不易被敌从正面突破，可是翼侧和后方却暴露无遗，以致被狡诈的日军乘隙而入，先后将该两地攻破。一旦基地失守，便完全丧失了反击能力，使敌军得以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
（三）动员体制不适应反侵略战争的要求
长期以来，清政府始终未能建立起适应反侵略战争需要的动员体制，以便战争来临之际，使全国军民很快从平时转入战争状态。其主要弊病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长期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将大批部分散驻扎各地，担负震慑地方的任务。一旦外敌入侵，不得不东抽西调，从内地仓促调赴前线，在运输工具十分落后的情况下，行动非常缓慢，往往缓不济急，贻误战机。其二，湘、淮军出现以后，临时招募制盛行。其实，这种制度的弊端是十分明显的：（1）兵员得不到充分的训练。“仓猝召募，战阵非所知，率尔行军，枪炮非所习，以此御敌宜乎，见敌则奔，以此守城宜乎。”[33]（2）兵员素质低劣。“一旦戒严，则仓猝召募，皆乌合不逞之众，妄厕戎行。”[34]由于招募来的不少是游民，因而时常发生违抗命令，甚至反叛事件。（3）武器弹药很难配备齐全，不少新组建的部队只能用落后的枪炮凑数。即使配备了的新式枪炮，也因训练时间短促，不能熟练地使用，因此出现“其放炮则误于用弹而炮为之裂，其用枪则不准而虚糜锭药”，“故半以自轰半以资敌”[35]的现象。在中日甲午战争的平壤之战中，由于所募新兵“必俟操练稍熟，乃可陆续派往前敌”，从各省抽调的部队又“因道远运艰，亦难猝集”[36]，以致先期进入平壤的部队，只得滞留等待援军。可是，日军未待清援军到达，已向平壤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以上情况，正是动员体制不适应反侵略战争需要的表现。其三，军民对立，不动员民众参战。由于清王朝一直奉行“防民甚于防寇”的反动方针，因此，军与民始终是对立的。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三元里人民反抗英国侵略军起，到中日甲午战争辽东、山东半岛和台湾人民抗击日本侵略军止，都是人民群众自发进行的爱国行动。至于统治当局，不但不积极支持，反而进行阻挠和破坏。手握军政大权的李鸿章，无论在边海设防中，还是在反侵略战争中，他都把民众力量拒之门外。在海防方面，有人建议兴办团练协助防守，李却说：“民团不能与洋兵搏战”[37]，“未有不恃兵而专恃民者。”甲午战争爆发不久，又有人提出在天津兴办团练，李坚不同意，并大加斥责。军队的战斗力很差，又不动员民众参战，战胜强敌的希望也就更加渺茫了。
（四）后勤体制庞杂，保障措施不力
清军的后勤机构，随着“自强”活动的开展有所扩大和完善。李鸿章说：“凡筹饷、修船、制器……置设电线，以及储备械具粮斤，无一而非急务。”是以“海防则有练饷、支应、军械、机器制造、电报、船坞、工程等局，并分设营务处……俾专责成而免贻误”。但是，这些机构只存在于北洋地区，而在中央却没有设立管辖全国后勤的统一机构。另外，各省、区的后勤机构繁简不一，且又各行其是，互不协调，因而严重影响了补给和运输的及时性、准确性。甲午战争中，参战的部队有淮军、湘军、奉军以及他省的部队，这些部队的后勤补给均自成体系，各自为政。仅东北地区的200余营中，就有十多个互不统属的供应系统。这样，不但各部队之间粮饷器械供给参差不齐，而且造成道路拥挤，运输困难。当时，节制关内外各军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对供应体制不统一的危害深有体会。他说：曾国藩东征，左宗棠西征，兵一手招募，饷一手经营，粮饷器械充足，利于作战；现在“兵则各省凑拨，强弱莫知，饷则各省分承，赢绌莫必，查问枪炮均属阙如，臣徒拥虚名以临诸将，所有一切粮械，无不仰给于人，万一应付稍迟，前敌诸军何能枵腹荷戈，徒手搏贼？”[38]
另外，北洋虽建有比较完备的后勤机构，但也没有建立统一的后勤领导体制。如枪炮弹药由总管军火专员主管；兵弁衣粮，因公用费，由部管粮饷专员主管，海防支应局及旅顺、天津军械局、制造局、威海机器厂、养病院，由北洋大臣简员督理；医药专员则受命于海军部。由于多头领导，以致在甲午战争中北洋的后勤保障极为不力，舰只损坏无人修理，枪炮弹药补充不上，医生等因是文员，不属提督管辖，于是不顾士卒伤亡，临阵先逃。显然，这种不统一、不科学的后勤体制，是无法有力地保障前方部队作战需要的。
此外，武器弹药供应方面存在的问题，对于战争的影响也十分明显。首先，新式枪炮供应不足。有的论者提出：“甲午战争之际，调往前线作战的军队，也只有3/5的部队装备了各种类型的来复枪，其余的仍然扛着大刀或戈矛。”[39]其次，武器弹药的质量低劣。例如，当威海被日军攻占时，清军从刘公岛发炮攻击，炮弹落至威海炮台竟不炸裂，“倭人剖而视之，见其中皆泥沙。另有未裂各弹，验视则空无所有”[40]。另据辽东半岛前敌统帅宋庆称：“前领子弹半多不响，即响亦不及远。拆验药已成灰，想系陈久变坏，误事非浅。”[41]再次，由于枪炮新旧杂陈，种类繁多，口径极不统一，给弹药的供应带来不少困难。战后，张之洞指出：“查中国从前军营所用火枪，种类纷杂，最为大病。不独一省之中此军与彼军异器，甚至一军之中此营与彼营亦复异器，以致药弹不能通用，一种弹缺，即一种枪废。且行军匆遽之时，配发子药，偶有歧误，虽有利器，俨同徒手，失其所资，临敌安有不溃？”[42]
三 造成战备失误的深层原因
纵览清政府在战备方面存在的诸多失误，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就已种下了失败的根苗。而这些问题的存在，是有其深刻的政治和思想渊源的。
（一）政治上腐败落后，苟且偷安，给战备的实施造成重重阻力
其一，泥守旧制，蹈常袭故。早成虚设的经制兵八旗、绿营，清政府之所以不予裁撤，是因为“若竟废而不用，殊与定制有违”[43]。所以，明知虚糜军费，也在所不惜。而单一营制和多头领导，既肇源于清前期实行的“化整为散”、“以文制武”，又迷恋于镇压农民起义时的湘淮军营制。更有不少湘淮军将领，自称“功名自马上得之”，因而对于操演洋枪洋炮“多姗语姗笑”，不予重视。战争爆发前后，清政府总是把希望寄托于西方列强的调停，则是不顾时代的变易、作战对象的不同，机械搬用传统的“以夷制夷”策略，结果只能“受制于夷”。洋务派开展“自强”活动，有利于清军以至整个国防建设向近代化方向发展，可是一再受到“辩夷夏大防”的封建顽固派的掣肘，甚至攻击他们“直欲用夷变夏”，以致李鸿章不无痛心地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44]所有这些，都反映出习惯的惰性力。
其二，由慈禧执掌实权的最高统治集团，骄奢淫逸，挥金如土，加上大量战争赔款，致使财政日益拮据，入不敷出，从而极大地制约武备的加强。如海防经费，1875年清廷许诺每年拨给400万两，但到1877年李鸿章只收到不足200万两。淮军的薪饷费则由19世纪70年代的300万两减至19世纪80年代的不足200万两。即使如此，还要挪用巨额海军经费修建御苑，以致根本没有资金购买新的舰只和器械。这样，“以筹饷练兵为急务”的主张也就有其名而无其实了。另外，由于文武官吏钻营舞弊，敛钱自肥，玩忽职守，因而导致部队营务废弛，训练不勤。同样，由于文恬武嬉，歌舞升平，加之“天朝上国”的观念仍缠绕在统治者的头脑之中，对“蕞尔小国”日本不无轻视之意，认为日本“虽与西洋合好”，“岂遽能强压我国”。因而既不详察日本的国情军情和侵略意图，又不考虑自己的战备工作是否适应反侵略战争的需要。正如时人所指出：“倭酋积虑处心已数十年，国制兵制更改数十次，日日讲求训练，而我不知；我之人才日销，武备日弛，而我亦不知。”[45]
其三，政治上的苟且偷安，无所作为，在外交上必然害软骨病，一味实行“以羁縻为上”的妥协退让政策，虽然提出了“阴为战备”，却始终侧重于“力保和局”。在此情况下，平时自然不可能深察敌情、预筹战策、编练御侮之兵，加强战场建设，改善后勤保障体制，以备不虞；也不可能对部队进行“强兵御侮”、“誓雪国耻”的爱国主义教育。1894年11月27日，李鸿章在给丁汝昌、戴宗骞等威海卫陆海军将领的电报中称：“半载以来，淮将守台守营者，毫无布置、遇敌即败，败即逃走，实天下后世大耻辱事。汝等稍有天良，须争一口气，舍一条命，于死中求生，荣莫大焉！”[46]此时才鼓励官兵知耻舍命而战，无疑已是于事无补的马后炮了。
其四，伴随清王朝的日趋没落，其中央集权逐渐削弱，地方督抚掌握着经济、军事实权，形成各自为政状态。以军队而言，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各分畛域、互不统属的分散局面。由于积重难返，因而即使成立了海军衙门这样的统率机关，也无法对各洋海军实施统一领导和指挥，以致甲午战争中，只有北洋舰队孤军作战。
（二）“中体西用”方针制约战备工作向深层次发展
洋务派首领在“自强”活动中始终遵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这一方针，在学习西方“长技”的过程中，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可以用“中体”这一前提抵挡顽固派对引进西方技术的诋毁，减少来自传统习惯势力的阻力。但是，洋务派天真地认为只要引进西方的“长技”，便可达到国家自强的目的。如李鸿章认为，“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47]。左宗棠则说：“制造轮船，实中国自强要著。”[48]为了减少来自顽固派的攻击，他们还宣扬“西学中源”说，声称“今之仿学西人，仍自返其本而已”[49]。
由于洋务派首领坚持“中体西用”的方针，因而在军事变革方面始终停留在学习西方技艺的浅层面。李鸿章公开声称，“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50]。正是受这种思想的束缚，所以不愿对属于“中体”范畴的内容实行变革，不学习外国先进的编制体制和兵役制度，使中国的军制迈向近代化，而始终处于“军制冗杂，事权纷歧”的落后状态。即使新组建的海军，也不能完全摆脱旧体制的束缚，正如甲午战争后“镇远”舰枪炮官曹喜祥等所说：“我国海军章程，与泰西不同，缘为我朝制所限，所以难以尽仿，所以难而操胜算也。”[51]
洋务派首领更不重视学习掌握西方先进的军事学术。李鸿章说：“中西用兵之法大略相同。”[52]张之洞则说：“夫将帅之智略，战士之武勇，堂堂中国自有干城腹心，岂待学步他人，别求新法。”[53]这种盲目自大情绪，导致了在战争指导上的抱残守缺，因袭镇压太平军、捻军时所用的“以主待客”、“以守为战”、“以静制动”等老套，无论海军、陆军，都不研究近代战争的特点，灵活运用近代战争的战略战术。派人出国留学或自办的军事学堂中，也只注意选派中下级军官学习西方的技术和战术，从未抽调高级将领学习西方的军事学术和军事思想，使军事改革向更深的层次发展，以致正如某些外国人所说的那样，中国的将官“对于西方国家所实践的战争原则毫无所知”，与日本的将领形成明显的反差。当时，国内也有人指出：“今日海陆各军，用器尚新，而将领无西学，此忧方大。”[54]甲午战争后又有人指出：“盖战争之胜败，纯以学术优劣为标准。我国昔时筑垒购舰，固不遗余力，然运用纯物质之学术，未能深于研究。故船垒虽称坚固，而深通学术之将帅竟乏其人。夫物质恃学术之运用而始有效果者也。”[55]以上论述，从较高的视角揭示了清军在甲午战争中败北的原因，堪称高明之见。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日甲午战争虽然已经是100多年前的历史事件，但是这次战争留给我们的教训却是那样的众多而又深刻，那样的值得反思！本文所论述的有关战备工作的失误对战争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仍有借鉴作用。这是我们今天重新回顾这次战争的目的所在。
（原文载于《军事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
[1]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第11页。
[2]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3，第13页。
[3] 《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4，第3页。
[4]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9，第34页。
[5]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第26—75页。
[6] 《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3，第47页。
[7]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第12页。
[8] 《洋务运动》第8册，第8页。
[9]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72，第37、4页。
[10]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9，第34页。
[11] 《周武壮公遗书》，御兵篇（上），第4页。
[12] 《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11，第43页。
[13] 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卷16，第15—16页。
[14]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52，第30页。
[15] 《曾文正公全集》（二），世界书局1936年版，第55页。
[16]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8，第19—20页。
[17]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10），第233页。
[18] 陈旭麓等主编：《甲午中日战争》下册，第434页。
[19] 《洋务运动》第2册，第568页。
[20] 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上），第45页。
[21] 《洋务运动》第3册，第568、569页。
[22]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第870页。
[23] 《中日战争》第2册，第636页。
[24] 陈澹然：《寤言》卷2，第34页。
[25]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66，第42—43页。
[26] 《李文忠公全书》，海军承稿，卷1，第26—28页。
[27] 《中日战争》第5册，第219页。
[28] 《刘壮肃公奏议》卷2，第11页。
[29]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一），第64页。
[30]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79，第34页。
[31]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8，第18页。
[32] 《中日战争》第6册，第55页。
[33] 陈耀卿编：《时事新编》卷4，第21页。
[34] 孔广德编：《普天忠愤集》卷7，第17页。
[35] 《洋务运动》第3册，第568—569页。
[36] 《中日战争》第3册，第80页。
[37]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0，第25页。
[38] 《刘坤一遗集》，第二册，奏疏，卷22，第832页。
[39] 孙克复、关捷：《甲午中日陆战史》，第38页。
[40] 《中倭战守始末记》卷三，第2页。
[41] 陈旭麓等主编；《甲午中日战争》上册，第308页。
[42] 《洋务运动》第4册，第96页。
[43] 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卷13，第256页。
[44]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第107页。
[45] 《中日战争》，第5册，第294、299页。
[46] 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电稿（三），第219页。
[47]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9，第34页。
[48]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1，第31页。
[49] 《海防档》，福州船厂（一），第102页。
[50]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9页。
[51] 陈旭麓等主编：《甲午中日战争》下册，第400页。
[52]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5，第35页。
[53] 《张文襄公全集》（一），第258页。
[54] 《中日战争》第5册，第294、299页。
[55] 《军学》第2期，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