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甲午战争中的主战与主和
杨东梁
在甲午战争史的研究中，和战之争的问题近年来颇为史学界所注目，特别是战争期间主战与主和的对立往往和帝党与后党的矛盾斗争相关联，因而对争论的性质也产生不同看法：或认为其实质是要不要反对日本侵略，要不要维护国家和民族主权的斗争，说到底是一场爱国与卖国之争；或认为帝后党之争虽属爱国与卖国之争的性质，但也包含宫廷内部争权夺利的因素。还有论者认为帝党主战、后党主和并非贯穿于甲午战争始终，前者并非始终主战，后者亦非始终主和，考察和战问题应该划分阶段。也有人提出帝党主战不一定绝对正确，后党主和也不一定绝对错误，评价主战与主和都不应绝对化、简单化，具体问题要做具体分析，等等。
实则和战之争在中国近代御侮史上是种普遍现象，不但存在于每次战争之中，而且卷入的人代表面亦较广阔，即使在甲午战争中，在统治阶级内部，也不应将其仅仅局限于帝党、后党这一狭窄的圈子内。下面略就和战之争的实质，和战之争在战争不同阶段的具体表现以及围绕主战与主和而产生的战败责任等问题略抒己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
我们在分析、评价甲午战争中的和战之争时，不应就事论事，局限于某个局部范围。应该看到主战与主和之争并不是甲午战争中的特有现象，可以说在中国近代史上，每一次对外战争不论是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还是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之役，无不贯穿着主战与主和的争辩与对抗。甲午战争中的和战之争应当放到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帝国主义入侵以及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这一历史全过程中去考察。
主战与主和之争首先牵涉到一个对国际、国内形势的认识问题。中国近代的主和论者以及后来的一些评论者往往以洞察形势、“识时务”者自居，鸦片战争期间的琦善就自诩不尚“空言”，“一意要和”。他恫吓道光帝说：“该夷兵势既众，而此间船炮技艺，久在洞鉴之中，此时若与交仗，纵幸赖圣主鸿福，而其事终于未了”[1]；中法战争期间，郭嵩焘认为当时“中国无可战之机，无可战之势，亦无可战之理”，并攻击主战派“一袭南宋以后议论，以和为辱，以战为高，积成数百年气习”[2]。李鸿章也强调法国海军强大，“海上实未可与争锋”，陆上虽可一战，“但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一旦“决裂”，就会“全局动摇”[3]；甲午战争前夕，李鸿章又公开声言“万寿庆典，华必忍让”[4]，“力持其牢不可破之和议”[5]。对于忍让求和之举，后来的评论亦颇有极力赞颂者；蒋廷黻称赞鸦片战争中的琦善有“知己知彼”的功夫，说他具有“超人之处”，“他知道中国不能战，故努力于外交”[6]；王信忠写《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一书，也认为甲午之役中的主战派“纯系虚骄之气，非有知己知彼之明，慷慨陈词，语多高调”，较之苦心求和的后党“犹稍逊一筹”。
那么，翻开一部中国近代史，积弱、落后的中国面对强大、蛮横的入侵者，是否真的“无可战之机，无可战之势”，甚至“无可战之理”呢？这是一个任何人都不能回避的问题。
在强权政治的时代，弱肉强食是一条铁律。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弱国之间不可能有什么公正的和平、光荣的和平，这是人们常识范围内的事。尽管战争只是暂时的，不论胜负如何，终归要有一个“和”的结局。但所谓的“和”，对失败的弱国来说，只能是不平等的和议，屈辱的和约，江宁城下之盟，天津、北京条约，《中法会订越南条约》、马关议和、辛丑条约无不如此。在列强主宰世界的时代，战与和的主动权从来只掌握在侵略者手中，处于被侵略受欺侮地位的中国，在战与和之间很难有选择余地。当列强把战争强加于自己头上时，若不想听人摆布，任人宰割，就只能以反侵略战争去对抗侵略战争，这是一条最简单不过的真理。真正的识时务者，正是那些坚持抵抗入侵，“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爱国者，只有他们才是中国的脊梁。
甲午战争中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主和派有一条基本的议和理由，即中国没有作战的条件，亦即“无可战之机，无可战之势”。当战争一触即发时，李鸿章电告驻朝清军说：“日内外俱备，我备未齐，不宜先露兵机”，“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仍望静守勿动”[7]。1894年7月18日，清廷中枢会议形势后上呈皇帝的奏折虽反映了主战派的某些意见，但核心内容仍是一个以“和”为主的方针，奏折说：“且兵端一起，久难暂定。中国沿海地势辽阔，乘虚肆扰，防不胜防；又当经费支绌之时，筹款殊难为继”[8]，说来说去，归根到底一句话，还是中国不能战。
那么，中国当时有没有作战的条件呢？诚然，处于半殖民地地位的中国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都很落后，清政府腐败无能，经济基础异常薄弱，军队缺乏训练，作战缺乏准备，这些都是事实，但若与走上“维新”道路不久的日本相比，也决非实力悬殊，不堪一击。
从经济上看，日本通过推行“殖产兴业”政策，的确取得颇为瞩目的成绩，但甲午战前他们在重工业方面的发展仍很缓慢，与中国相比，并不居于领先地位。当时日本的机器制造业几乎是一片空白，机器设备与中国一样都是从欧美进口的；钢铁工业号称重工业的基础与核心，而日本战前却一无所有，相反中国却建成了当时亚洲首屈一指的汉阳钢铁厂（1894年开始试生产）；再从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水平的重要标志——蒸汽动力的数量来看，日本也是相当落后的。甲午战前，日本全国蒸汽动力拥有量只有5.65万马力，仅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艘小型巡洋舰的动力。所以西方学者认为：“事实上，到1893年，尽管政府作了推进工业化的努力，日本基本仍是一个农业国”[9]；从政治体制上看，明治政府仍然是一个封建性很强的政权，虽然在1889年日本颁布了一部“帝国宪法”，但“在天皇大权的限制下，议会只不过成了专制政府的遮羞布”[10]。与封建专制的清政府相比，也不过是百步笑五十步而已！从军事上看，由于清廷腐败，在军事制度、武器装备、训练水平、军事纪律、战略指导、作战指挥等方面均不如日本。但经过洋务运动，清政府的确在改善武器装备和建设海防方面，作了巨大努力，并取得了可观成绩。由于“大治水师”，到19世纪80年代末，北洋舰队已拥有大小舰艇近50艘约5万吨，成为东亚一支颇具实力的舰队；在陆军装备方面，甲午战前，清军也有了较大改善。在大量进口西方火器的同时，自己创办的兵工厂也在制造近代武器，19世纪七八十年代，江南制造局先后仿制成阿姆斯特朗炮（英式），1890年又仿造后膛火炮。1893年仿制成1888式毛瑟枪，只比创制国德国晚5年。加之中国有辽阔的疆域，众多的人口，又在本土作战，回旋余地大，后劲强，便于持久坚持。
当时，连日本自己也没有必胜的把握，甚至一些政界首脑对这次冒险的赌注均惴惴不安，陆奥外相承认，在平壤、黄海战役之前，“最后的胜败都暗自有所焦虑”[11]。但清廷方面以慈禧和李鸿章为代表的决策者们，既没有面对挑战的勇气，更没有把战争打到底的决心，这样，任何有利条件都会化为乌有。
关于作战决心的重要性，我们还可以从台湾人民的抗日壮举中得到最好的印证。甲午战争后期，台湾人民以一隅之地，一省之民，在外无援兵，内无粮饷的困难情况下，面对日本7万大军（士兵5万人，夫役2.6万人）和一支海军舰队，竟坚持抗战四个多月，毙伤日军3万多人，使侵略者付出了巨大代价。台湾人民能做到的，为什么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财力的清政府反而做不到呢？这里难道有什么深奥的道理吗？
二
主战与主和之争可以说贯穿于甲午战争的全过程，但在不同阶段，双方争论的焦点，提出的方针，拟采取的措施又不一样。
1.战争爆发前：“身膺重寄”，主持军事、外交的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面对日本的挑衅，在战云密布时却消极备战，“一意主和”[12]。他的理由是中国实力不如日本，“越国进剿、毫无把握”[13]，因而在军事上采取消极防御，在外交上寄希望于列强干涉，“始则假俄人为钳制，继则恃英人为调停”[14]。而内阁学士文廷式以及张仲炘、张嘉禄等翰林、御史则上疏要求朝廷对中日争端采取坚决措施。太仆寺卿岑春煊、礼部右侍郎志锐都上奏，要求“示以必战之势”，翰林院修撰张謇还提出“此时舍大张旗鼓，攻其所必救，则朝鲜之事无可望瓦全”[15]。在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会议上，翁同龢、李鸿藻等也“力主添兵”，速赴朝鲜，认为对日本的侵略如不予以痛击，今后祸无底止。同时也不放弃谈判机会，“但使无碍大局，仍可予以转圜”。这种积极备战，依靠自己力量打败侵略者的主张无疑是唯一正确的方针。不过此时的主战派对敌我双方实力的估计是不足的，认为“中国讲究武备近三十年，以中视西，或未可轻取，以剿倭奴，足操胜算”[16]。显然对敌人的长处和自己的弱点缺乏正确判断。
2.战争爆发后：1894年7月25日，日本海陆军在丰岛海面和牙山同时袭击清军，战争爆发。8月1日，两国互相宣战。甲午战争正式拉开帷幕。在中日双方激烈交战期间，和战两派辩论的焦点是消极抵抗，积极求和，还是积极抗战，争取胜利。
战争已成事实，光绪帝按翁同龢的建议命李鸿章采取主动，对派出的援军“迅速电催，星夜前进，直抵汉城”。当时主战派提出，应趁日军立足未稳：“迅图进剿，先发制人”，而李鸿章却强调“目前只能坚扎平壤”，并电示前敌将领卫汝贵等“可守则守，不可则退”[17]；对海军则强调“以之攻人则不足”，提出“以保船制敌为要”[18]。由于一意主和避战的李鸿章掌握陆海军的指挥大权，致使战机一误再误，陆军败于平壤，退守辽东；海军在黄海海战后，也避港不出，拱手让出制海权。此时，主和派更以“保陪都、护山陵”为托词，力主妥协投降。他们把求和的赌注压在英、俄调停上，李鸿章竭力主张“以俄制日”，声称“若能发一专使与商，则中俄之交固，必出为讲说”[19]；主战派虽不反对在外交上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争取援助，但认为应着眼于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战场上的主动权。8月16日：翁同龢上疏，“力言俄不能拒，亦不可联，总以我兵能胜倭为主，勿盼外援而疏本务”[20]。9、10月间，当西太后想与俄使喀西尼接触，再次试探俄国出面干涉的可能性时，翁同龢又“力言喀不足恃”。
1894年10月上旬，日军做入侵中国本土的准备，英国担心自己的在华利益会因战争扩大而蒙受损失，遂有五国（英、俄、法、美、德）联合调停的“倡议”。围绕英国提出的议和条件，清政府内主战、主和的争论又趋激烈。英国“调停”的基本条件是赔偿军费和朝鲜“独立”。慈禧太后、奕、奕劻以及军机大臣孙毓汶、徐用仪都主张接受英国条件，妥协求和，孙、徐两人主张尤力，“以为不如此不能保陪都、护山陵”；翁同龢、李鸿藻则坚决反对，建议“称上意不允以折之”[21]。但此时慈禧决计求和，“天意已定”，主战派虽闻和议“求死不得”，但终无回天之力，不过徒发愤激之词而已！
11月，日军攻陷金州、大连、旅顺，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再次建议清政府赔款求和，清廷内部的主和派四处活动，妥协求降之风更加浓烈。11月11日，浙江在京的杭州、嘉兴、绍兴三府籍官员14人受徐用仪、孙梴（孙毓汶之子）指使，上书奕，“请忍辱受和”[22]。随后，盛京三陵总管20余人连名发电“请议和”。奕、孙毓汶、徐用仪力主接受英国调停，在11月27日皇帝召见时，孙、徐都劝告光绪接受和议，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可错”；而翁同龢则陈词抗争，认为接受这样的调停无异投降，“至若再现望希和，而不全力与战，何以振中国？”但慈禧太后同意奕等人的意见，于12月13日由总理衙门指派英人德璀琳赴日试探遭拒。12月20日，清廷又告知日本将派总理衙门大臣、户部侍郎张荫桓，署湖南巡抚邵友濂赴日议和。对此，主战派奋起力争，文廷式上奏说：“今贼势日逼，则和事万不可讲”[23]；有“陇上铁汉”之称的御史安维竣“拼命上一疏”，直陈“此举非议和也，直纳款耳。不但误国，而且卖国”，并把攻击矛头直指慈禧：“又谓和议出自皇太后，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24]，真可谓大胆敢言。而岑春煊、易俊等数十人也先后上疏，提出宜修战备，勿为和议所误。
1895年1月5日，张、邵两人陛辞出京，当时全国舆论沸腾，“适行抵沪上，匿名揭帖遍布通衢，肆口诋
，互相传播”[25]。张、邵二人也承认这体现了“人心思奋”“同仇敌忾”之诚，上疏要求朝廷“饬下关内外统兵大员，一意筹战，力求实效，勿以臣等之行，意存观望”[26]。
3.马关议和：1895年1月下旬，辽东半岛的营口、牛庄、田庄台等重镇先后落于敌手，清军在山海关前线全面溃退；同时，海军另一重要基地威海卫亦告陷落，北洋海军彻底覆灭。战场上的形势更加速了主和派屈辱求和的进程，使他们求和的气势更盛。2月10日，光绪帝召见军机诸大臣，商讨局势，“问诸臣，时事如此，战和皆不可恃”，大臣们束手无策，“罔知所措”。此时在政府中枢，主战与主和两派争论主要是围绕割地、赔款问题展开。翁同龢认为“但得办到不割地，则多偿当努力”；孙毓汶、徐用仪则认为“不应割地，便不能开办”，“必欲以割地为了局”[27]。2月28日，慈禧在召见奕、李鸿章和全体军机大臣时，面谕李鸿章“任汝为之，毋以启予也”[28]，正式授李以割地求和全权。
在马关谈判前后以及《马关条约》签字、换约过程中，主战派与主和派的争论主要是要不要割让台湾，要不要继续作战。1895年3月1日，李鸿章赴日谈判前夕，翁同龢即叮嘱他：“台湾万无议及之理。”[29]4月3日，条约内容电达朝廷，翁同龢“力陈台不可弃”。但“覆水难收”，4月17日，经慈禧同意，李鸿章在《马关条约》上签字画押。
《马关条约》的内容一经公布，举国震骇，主战、主和之争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争论的焦点是如期换约还是废约再战。这一时期的和战之争有如下两个特点：（一）主和派虽握实权，却心虚气馁、理屈词穷；而主战派的阵营进一步扩大，声势颇壮，与举国一片废约、备战的爱国舆论相呼应，形成一股强大力量。在京师，一批官员联名上奏反对和约；在地方则一批督抚、将军反对和约，力主再战；在前线，则主要将帅慷慨陈词，以战为己任。此外，在京参加会试的3000名举人上书和许多地方士绅的上书更为这股爱国热流推波助澜。（二）主和派要求迅速批准条约，以免“激成事变，贻误邦国”；主战派则提出迁都再战，“持久制倭”。翁同龢曾劝光绪“迁都再战”，刘坤一也提出“再战三战”，“用兵两年”，强调“持久二字，实为现在制倭要着”[30]。谭继洵认为“銮舆西幸长安”“亦未尝不可采取”，并预料“坚持一年，倭必形见势绌，无难蹙之”[31]。章京文瑞等甚至提出“坚持战备，以十年为期”。这一时期，主战派提出的持久战思想无疑是切实可行的战略方针，但决策者们却都没有这种决心和勇气。
三
甲午战争以日本大胜、中国惨败而告结束。战后，清廷内外又围绕主战与主和进一步追究战败责任，一时间议论纷纷，谬论流传，绵绵不绝。当今学者，不能不认真对待，分清历史是非，以正视听。
首先，战争是由谁挑起的？谁应负战争的责任？在马关议和的谈判中，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对李鸿章是这样说的：“此次战争，如贵国政府诚心避免，决非不可能。奈贵国未尽应尽之道”，居然把战争责任推给中国方面。可悲的是作为清廷全权首席代表的李鸿章竟也按照侵略者的调子亦步亦趋，说什么：“北京政府中之政治家，唯以主战为能事，对国外形势极为生疏，徒露圭角，不顾破绽，诚堪忧虑”；“少壮政治家往往坚持主战论，余则断然不取，只愿国家平安无事”[32]。
按照这样的基调，战后舆论界竟出现一股打着检讨战败原因的旗号，诽谤主战爱国言行的逆流。有人说：“甲午之战由翁同龢一人主之，通州张謇、瑞安黄绍箕、萍乡文廷式等皆文士，梯缘出其门下，日夜磨砺以须，思以功名自见，及东事发，咸言起兵……于是文廷式等结志锐，密通宫闱，使珍妃进言于上，妃日夜怂恿、上为所动，兵祸遂开”[33]；有人甚至不惜歪曲历史来美化侵略者，攻击主战派，说什么：“日本本无侵占朝鲜与中国寻衅之意，均是翁同龢及一批清流派所激成”[34]，如此等等。此种谬论本不值一驳，因为它既有悖于事实，也不符合情理。众所周知，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是蓄谋已久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这如同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不“刺激”它都是要吃人的。战争前夕，日本外相陆奥给其驻朝公使大鸟的训示中就明白无误地要他“不妨利用任何借口，立即开始实际行动”[35]，怎么能说是由清廷“主战派”“激成”的呢？再则，主战派在侵略者步步进逼面前挺身而出，坚持抵抗，捍卫民族利益，又怎么能说是挑起“兵祸”的罪魁呢！按照失败主义者的逻辑：主战有罪，妥协退让有功，那么在近代历史上，中华民族面对侵略者的频频入寇，除逆来顺受、屈辱求和、束手待毙外，就别无其他选择了。这种逻辑纯属卖国逻辑、祸国殃民的逻辑，只会受到侵略者的青睐，而为真正的中国人所不齿！
当论及甲午战败的原因时，主战与主和两派之间也存在根本分歧（尽管和战之争已成历史陈迹）。1898年戊戌政变时，西太后加给翁同龢的一条罪状就是指责他在甲午战争中“借口侈陈，任意怂恿……以致不可收拾”[36]；李鸿章的亲信吴汝纶也认为，由于翁同龢等“一意主战才导致战败”。而主战派则认为战争准备不足者是导致失败的原因，《马关条约》换约后，光绪帝发出的诏谕认为甲午之役是“仓猝开衅”，“将非宿选，兵非素练，纷纷召集，不殊乌合，以致水陆交绥，战无一胜”[37]；主战将领宋庆在马关签约后分析战败原因时也说：“当日启衅之初，未尝准备，着着落后，致有今日之事”[38]。这些分析虽然没有触及战败的根本原因，但大致不错，与主和派分析战败原因时的歪曲事实、造谣诽谤、人身攻击不可同日而语！
（原文载于《清史研究》1994年第4期）
[1]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4册，第75页。
[2] 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奏疏卷12，第38、6页。
[3]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4，第22—23页。
[4] 《清季外交史料》卷91，第11页。
[5]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7，第1页。
[6] 蒋廷黻：《琦善与鸦片战争》，《清华学报》第6卷第3期。
[7]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16，第7、10页。
[8]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4，第40页。
[9]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1卷，中译本，第653页。
[10] 小山弘健等：《日本帝国主义史》第1卷，中译本，第33页。
[11] 陆奥宗光：《蹇蹇录》，中译本，第90页。
[12] 吴汝纶：《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卷1，第115页。
[13]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15，第42页。
[14]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4，第21—22页。
[15] 《张謇致翁同龢密函》。
[16]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4，第40页。
[17]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7，第16页。
[18]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7，第27页。
[19] 《翁同龢日记》第33册，第91页。
[20] 同上书，第71页。
[21] 同上书，第97页。
[22] 《张謇日记》，光绪二十年十二月。
[2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3册，第333页。
[24]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2卷，第193页。
[25] 同上书，第206页。
[26] 同上书，第207页。
[27] 《翁同龢日记》第34册，第12页。
[28] 同上书，第13页。
[29] 同上书，第14页。
[30]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2卷，第319页。
[31] 中国近代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3册，第130—131页。
[32] 《日本外交文书》卷28，第1089号文件，附件2。
[33] 胡思敬：《国闻备乘》卷2。
[34] 刘声木：《苌楚斋四笔》卷7，第7页。
[35] 陆奥宗光：《蹇蹇录》，中译本，第34页。
[36] 《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二十四年十月。
[37]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2卷，第327页。
[38]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2卷，第3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