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洋海军战役指挥问题
戚其章
甲午海战中北洋海军的战役指挥问题，断断续续地争论了90多年。随着争论的进行，研究者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最近，杨志本、许华二位同志又发表了《论丁汝昌海上战役指挥失误问题——兼与戚其章等同志商榷》（以下简称“杨文”）[1]一文，对北洋海军战役指挥问题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见解，读后颇受启发。但是，杨文涉及北洋海军战役指挥的两个关键性问题，我认为还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 关于黄海海战中的布阵
在甲午海战研究中，对北洋舰队的布阵问题意见最为纷纭，成为争论的焦点。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北洋舰队在海战中的阵形有过多次变化，要准确地把握变化中的各种阵式，难免见仁见智。不过，幸而海战参加者和目击者留下大量报告和记述，使我们判断北洋舰队的布阵有了客观的史实依据。
杨文认为，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是“由启航后的五叠雁行阵改列为一字雁行阵”。之所以称北洋舰队的迎战阵式为五叠雁行阵，是因为“先行的十舰分成五个小队，每小队为二舰，各成一字雁行阵”；而称之为一字雁行阵，则是因为“各小队之两艘军舰是左右排列”的。此说固然新颖，却找不到任何一条史料根据。
应该看到，北洋舰队各小队两艘军舰的队列角成45°，故可以说是“左右排列”，也可以说是前后排列。小队只是舰队布阵的一个组成单元，并不能根据小队的排列来确定舰队的阵式名称。因为同样的小队排列，有时在雁行阵中出现，有时在鱼贯阵中出现，这是本无定准的。问题是要看舰队的整体排列。众所周知，北洋舰队迎战时五个小队是前后排列，鱼贯而进的。怎么能够仅仅根据各小队两舰“左右排列”，就说它是一字雁行阵，从而断定北洋舰队的迎战阵式是五叠雁行阵呢？
迄今为止，还从未发现有哪一位海战参加者说北洋舰队的迎战阵式为五叠雁行阵。相反，倒是众口一词地指出北洋舰队起航后是采用鱼贯阵。据20世纪50年代对参战水手的调查，都一致承认北洋舰队发现敌舰后是以“双纵阵”驶进的。德籍洋员汉纳根时任北洋海军总教习，参与海战的决策和指挥，在战后给李鸿章的报告中也指出：“我队与敌队相持，曾布为并列纵阵前进。”[2]无论“双纵阵”也好，“并列纵阵”也好，指的都是鱼贯阵。《冤海述闻》明确指出：“我军阵势初本掎角鱼贯。”[3]此书署名“冤海述闻客”，据我考证其人即济远舰帮带大副何广成[4]，是一位参加海战并掌握一定指挥实权的军官。海战参加者的这些记述足以证明北洋舰队是以鱼贯阵迎敌的。
如果说北洋舰队起航时是以鱼贯阵前进的话，那么以后是否改列为一字雁行阵了呢？杨文是做出肯定判断的。其主要根据是日人浅野正恭的《近世海战史》（1903年译本）和竹下勇的《近世帝国海军史要》（1938年编）。然此乃私家著述，书中舛错多有，绝不可以第一手资料视之。其所附战斗经过图，内容亦不甚可靠，如将经远和靖远的位置颠倒，即明显之错误。问题还在于所附之图只是一种示意图，不单是这些一般单写海战的书，即使是那些最重要的日人官私著述，如平田胜马《黄海大海战》（1986年出版）、川崎三郎《日清战史》（1987年出版）、日本参谋本部《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1904年出版）、日本海军军令部《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1905年出版）等，所附之海战图都毫无例外是示意图。甚至连黄海海战后不久出版的堪称“第一手资料”的《日清战争实记》，其附图也并无二致。杨文强调使用第一手资料，并且批评我和其他同志不注意引证“宝贵的具有较强说服力的第一手资料”，而恰恰在这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上，该文作者却出现了类似的疏忽。显而易见，不管从日人一般的海战著作还是日方第一手资料的有关附图中，都是不可能找出北洋舰队改阵后阵式的准确答案的。
事实上，如何改阵是北洋舰队内部的决议，日本联合舰队只能从观察中约略窥知之。可是，当时双方相距约三海里之遥，而且相对位置不断变化，加以硝烟弥漫，笼蔽沧海，日舰要想通过观察来准确判断北洋舰队的改阵是极端困难的。所以，日本参战将领在报告中对北洋舰队的改阵问题总是不太肯定，并且说法不一。如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祐亨中将在给大本营的海战报告中便说：“敌之阵形似为不规则之单横阵或后翼梯阵。”[5]作为日本舰队的最高指挥官，竟然判断不出北洋舰队改的是“不规则之单横阵”还是“后翼梯阵”！其他日方参战者的记述更是猜测纷纷，说明都对北洋舰队的改阵问题感到难以确切地把握。看来，根据日本方面的记载是解不开改阵之谜的。
北洋舰队的改阵命令是提督丁汝昌最后下的决心，我们首先应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他在给李鸿章的海战报告中称：“十八日午初，遥见西南有烟东来，知是倭船，即令十船起碇迎击，我军以夹缝雁行阵向前急驶。”[6]丁汝昌所说的夹缝雁行阵，其阵法是将十舰分五个队：定远、镇远为第一队，居中；致远、靖远为第二队，居左；来远、经远为第三队，居右；济远、广甲为第四队，居最左（左翼阵脚）；超勇、扬威为第五队，居最右（右翼阵脚）。每队两舰相距400码，队列角成45°；队与队的间距为533码。自左侧视之，北洋舰队前排为济远、致远、定远、来远、超勇五舰，后排为广甲、靖远、镇远、经远、扬威五舰，前后各舰弥缝互承，不相遮蔽，呈鱼鳞排列之状，故又称鳞次横阵。在镇远舰担任炮火指挥的美籍洋员马吉芬即称：“我船实为鳞次横阵，以两铁甲舰为中心，顺次排列于鳞状也。”[7]当时在附近海域“观战”的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中将也说北洋舰队“左右排列，状若锯齿”[8]。鳞状也好，锯齿状也好，都是形象地描绘夹缝雁行阵的特点。所有这些，足以证实北洋舰队改的是夹缝雁行阵，而不是杨文所说的“一字雁行阵”。
北洋舰队的夹缝雁行阵是以小队为单元组成，故又可称之为夹缝雁行小队阵。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冤海述闻》中的一段记述：“我军阵势初本掎角鱼贯，到列队时，复令作掎角雁行。”[9]丁汝昌说改的阵式是夹缝雁行阵，《冤海述闻》的作者却说是掎角鱼贯阵：同是海战参加者，所说为何不同呢？我曾在《刘步蟾黄海战绩考》一文中写道：“夹缝雁行阵（实际上是夹缝雁行小队阵）每队包括两艘军舰，而掎角雁行阵每队则包括三艘军舰。若将掎角雁行阵变为小队，就与夹缝雁行阵完全一致了。因此，所谓‘掎角雁行阵’，亦即‘掎角雁行小队阵’的省称。可见，夹缝雁行小队阵和掎角雁行小队阵，实际上指的是同一种阵势。”[10]在《甲午黄海之战北洋舰队阵形考》一文中，又对这一看法做了进一步的阐述[11]。对此，杨文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将北洋海军的迎战队形称为‘掎角雁行小队阵’显然不妥，这是因为掎角阵必须以三艘编成的小队才能采用。非常明显，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既然是以二舰编为小队，它就根本无法列成小队的掎角阵。”此论有点近乎胶柱鼓瑟了。编制阵图的目的原不是为了按图索骥。这种以二舰一队为单元组成的阵式，可不可叫做掎角阵呢？完全可以。不仅《冤海述闻》这样叫，《东方兵事纪略》这样叫，而且西方海军人士也这样叫。如斐利曼特记述道：“（丁汝昌）悬旗传令各舰起锚备战，复令分两舰为一队，一舰为首先行，一舰作掎角势以随之。”[12]这说明当时中外海军人士都把这种阵式称为掎角阵。而90多年之后，作者杨文却硬说这种阵式“绝不能被称为掎角阵”，是无法令人信服的。
无论如何，北洋舰队改阵后的阵式是夹缝雁行小队阵或掎角雁行小队阵，而绝不会是一字雁行阵。
北洋舰队此阵的主要特点，是“始终以舰首向敌，借得保持其位置的基本战术”[13]。之所以决定采取此阵，绝不是丁汝昌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与其军舰本身的性能和武器装备情况密切相关的。北洋舰队舰型，火器陈旧，缺少速射炮，这是众所公认的。北洋舰队的主力舰只与日本的最新军舰相比，在型制上要落后整整一代。它以重炮见长，拥有25公分口径以上的重炮25门，是日本的两倍多。在参战的十舰中，这类重炮除广甲一门未曾装备外，其余九舰各备有二门至四门不等。日本参战的12艘舰中，有6艘未配装25公分口径以上的重炮，而另外6艘虽备有这种重炮，却配置不匀，扶桑舰装了四门，号称“三景舰”的松岛、严岛、桥立才各有一门。根本无法形成强大的攻击力量。重炮大抵装置在舰首，仅仅就此而论，北洋舰队是居于领先地位的。显而易见，北洋舰队如此布阵，是要扬长避短，以发挥舰首重炮的威力。连敌人也看出了北洋舰队“之所以构成雁行阵，因彼之重炮皆配备于舰首”[14]。
杨文对北洋舰队的布阵是持否定评价的，认为“‘始终以舰首向敌’的战术带有致命的错误”。其理由有二：
一是“不利于充分发扬火力”。杨文认为，所有火炮“能同时发扬火力的射击舷角，即全舰火炮最佳的射击舷角为左右45°—135°”，而北洋舰队以雁行阵迎敌，则其“最佳射击舷角的扇面只有25°”。对日舰来说，无疑如此。但以此来套北洋舰队，则类于削足适履了。最佳射击舷角之确定，系因舰而异，并非一成不变。往往在彼为最佳射击舷角而在此则非是，或者相反。北洋舰队各舰之舷侧，一般仅备有机器炮之类的小炮，只有杀伤力而无贯穿力和爆破力，对敌舰之舰体是起不到摧毁作用的。如果北洋舰队在不具备舷侧速射炮的情况下改用鱼贯阵，岂非舍长而就短？实际上，就雁行阵来说，舰首主炮最佳射击舷角扇面的中线应不同于鱼贯阵。北洋舰队的最佳射击舷角的扇面不可能只有25°。以定远、镇远二舰为例，舰首重炮为并排配置的双炮，而且是四门大炮二二排列，则各侧炮火的最佳射击舷角，应是以舰首尾线与左、右舷正横线成直角的分角线为中线的90°，再去掉为邻舰所留之20°安全界，尚有70°。因为北洋舰队“始终以舰首向敌”，左、右两侧合并计之，其有效的最佳射击舷角则为140°。
正由于北洋舰队主炮最佳射击舷角的最大打击扇面为140°的扇形区域，故在海战中能够左右开弓，发挥了舰首重炮的最大威力。丁汝昌在海战报告中说：“定远猛发右炮（舰首右侧重炮）攻倭大队，各舰又发左炮（舰首左侧重炮）攻倭尾队三船。”[15]即是最好的证明。
一是不利于机动。杨文认为只有采用单行鱼贯阵才是有利的。甚至具体设想：“以舰队的一舷拦击敌方舰队，争取对其实施‘T’字战法的攻击”，以迫使日本联合舰队“同北洋海军形成同向异舷交战”。从而断定：“如果是这样的话，黄海海战的过程和结局就可能大为改观了。”然而，这仅是一种设想而已，是没有多少根据的。“同向异舷交战”究竟对谁有利呢？这正是敌方所求之不得的。因为这样一来，北洋舰队的舰首重炮有一半不能发挥作用，连自己的这点长处也给取消了。全面权衡雁行、鱼贯两种阵法，何者为利，何者为弊，其理昭然若揭。如果北洋舰队真的采用单行鱼贯阵，与日本联合舰队进行一舷对一舷的齐射的话，那么，它就会陷于更加危殆的处境，甚至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海战的实践表明：北洋舰队若采取单行鱼贯阵是必不成功的。汉纳根在海战报告中即提到北洋舰队在海战中一度“改为单纵阵”[16]。坪井航三的海战报告也证实了这一点。据日人平田胜马《黄海大海战》的记述，北洋舰队改为单行鱼贯阵的时间是在下午l时29分。“此时，敌之各舰向左舷转舵，恰成单纵阵，发舰首炮攻击我本队。”但是，改阵的效果并不好，竟使北洋舰队钻进了敌阵的间隙。《吉野舰记事》写道：“此刻敌之中坚正处于我左舷。至2时35分，双方相距三千公尺时，我本队各舰位于敌之右舷，形成夹击形势。吉野之速射火炮，使敌大受其苦。”试问：北洋舰队改单行鱼贯阵的优越性又表现在哪里呢？正由于北洋舰队改单行鱼贯阵后吃了大亏，后来才不得不又回到原来的阵式。
北洋舰队缺乏机动的症结，并不是没有采取单行鱼贯阵，而是未能处理好布阵中合与分的关系。鱼贯阵和雁行阵是最基本的阵式。却不是固定的阵式，阵式是可以随机变化的。每种阵法本身，都包含着合与分两种因素。合可化为分，分也可以变为合。在布阵时，只有将合与分的关系处理恰当，才能真正做到“种种变化，神妙不穷”。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丁汝昌的观点是相当机械的，他总是片面地强调一个“合”字，命令“整体攻击”。不管在何种情况下都要求“合”，集中为单一的编队，因此在敌舰的夹击下陷于被动的境地。海战打到下午3时20分以后，北洋舰队所以能够逐渐变被动为主动，主要是自动地将舰分为两群，使两队敌舰不得不相互远离，从而摆脱了腹背受敌的艰难处境。定远舰枪炮二副沈寿堃指出：“大东沟之役，初见阵时，敌以鱼贯来，我以雁行御之，是也。嗣敌左右包抄，我未尝开队分击，致遭其所困。”[17]既肯定北洋舰队的迎战阵式，又指出其未能适时分队的缺陷。作为海战参加者，沈寿堃根据亲身经历进行反思，对北洋舰队布阵做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由此可见，如果北洋舰队真的采用单行鱼贯阵，并与敌舰“形成同向异舷交战”的话，那才会犯“致命的错误”哩。
二 关于威海卫之战中的作战方针
北洋海军在威海卫之战中惨遭覆灭，其原因何在？这是长期以来人们聚讼不休的问题。一般论者皆归咎于北洋海军的消极防御方针。我过去亦持有同见。但经过深入研究之后，开始感到问题不是这样简单，应该以历史的态度重新予以估价。
杨文对丁汝昌实行消极防御方针的批评，并不完全恰当。对北洋海军的消极防御问题，要进行具体的分析，既不能将责任一股脑儿地推到丁汝昌身上，也不能认为北洋海军自始至终实行的是消极防御方针。
甲午海战爆发后，北洋海军确实奉行了一条消极防御方针。但是，也要看到，到1895年1月，北洋海军的作战方针又有所调整。当时传来日本欲犯山东的消息，清廷闻讯，谕李鸿章悉心筹酌。李鸿章即电丁汝昌，提出了“水陆相依”的原则，令丁“与洋弁等悉心妥筹，详细电复，以凭核奏”。[18]丁汝昌与洋员、水陆各将合议后，复电称：“倭若渡兵上岸，来犯威防，必有大队兵船、雷艇牵制口外。汝昌、（马）格禄与刘镇（超佩）及诸将等再三筹划：若远出接战，我力太单，彼船艇快而多，顾此失彼，即伤敌数船，倘彼以大队急驶，封阻威口，则我船在外，进退无路，不免全失，威口亦危；若在口内株守，如两岸炮台有失，我则战舰无多，惟有依辅炮台，以收夹击之效。”这个方案的基本思想，是认为根据敌我力量对比，舰台依辅是唯一可行之法。但同时提出要加强威海后路防御：威海“地阔兵单，全恃后路游击有兵，以防抄袭，方能巩固”。这个方案吸收了洋员及诸将、特别是陆军将领的意见，由丁汝昌集中起来上报。李鸿章阅后，认为“似尚周到”[19]，并得到清廷的批准。可见，在日军进攻威海的前夕，从清廷、李鸿章到威海守将，对这个方案都是表示赞同的，并不存在原则的分歧，即使这个方案还有什么缺点的话，也不能委过于丁汝昌一人。
丁汝昌之所以下决心采用这一方案，是充分地考虑到当时的客观条件。经过黄海一战，北洋舰队“失船五号，余多被损赶修”[20]。可战之舰仅剩定远、镇远、靖远、来远、济远五艘，使本来战舰即少于日本的北洋海军更加相形见绌了。其中，来远受伤最重，驶入旅顺船坞修理，到旅顺吃紧时才修好一半，因怕被敌舰堵在口内，不得不驶回威海。1894年11月14日，船队从旅顺返航，当驶进威海北口之际，不意镇远舰被礁石擦伤多处，伤势严重，管带林泰曾引咎自尽。丁汝昌当即从上海请来外国技师赶修，连修一个多月，始勉强补塞，但已不能出海任战。北洋海军主要靠的是定远、镇远两艘铁甲，如今镇远已伤，定远势难独办远海作战。尽管如此，但从威海的设防情况看，日军要想从海上攻入还是极端困难的。正由于此，丁汝昌才制定了“依辅炮台，以收夹击之效”的作战计划。此项计划，既是从舰队的实际情况出发，又对保卫刘公岛根据地有利，不能称作是“消极防御”。
杨文指责丁汝昌“始终株守港内”，以此作为他实行“消极防御”的例证，也是不妥的。事实上，丁汝昌既反对冒险出击，也反对株守港内。他自始至终执行的是既定的舰台依辅的作战方针，是不能称之为“消极防御”的。当日军于1895年1月30日水陆两路进攻时，丁汝昌亲率定远、济远、来远三舰至威海南口，“与刘公岛东方二炮台猛烈应射，声震山岳，硝烟蔽空。定远泊日岛西方，济远自日岛北航行东西，来远在日岛炮台正面海中。定远渐次航向西，共来远以巨炮纵射。”[21]日舰筑紫等受伤急退，在此日的战斗中，北洋舰队一面回击自海上来犯的敌舰，一面以炮火支援威海南岸守军，不仅击毙了日本陆军少将大寺安纯，而且重创日军步兵第十六联队第二大队，一次发炮歼其89人，使敌人只好放弃沿海边大道进占威海卫城的企图。此后，日军连日水陆夹击，北洋海军每次都驶至威海南口或北口，与刘公岛、日岛炮台配合，努力防战。日舰被伤多艘，损兵折将，终难接近威海南、北两口，气焰为之大挫。日本海军几次组织陆战队，企图占领刘公岛和日岛，也遭到了失败。这说明北洋海军舰台依辅的作战方针是积极的，并且是有成效的。在当时大局已坏的情况下，不可能指望北洋海军几艘军舰去夺取胜利，扭转局面。不过，北洋海军的抗御却赢得了一些时间，给清政府提供了一个挽回败局并实行战略转移的机会。所以，在威海卫之战中，北洋海军的作战方针属于积极防御，而不是消极防御。至于清政府没有捉住这个重要的机会，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如果说在制定舰台依辅的作战方针时，从清廷到内外臣工，意见曾一度趋于一致的话，那么，随着战局的变化，敌氛渐逼威海，彼此的意见分歧也变得明显了。当时，大致有三种具有代表性的主张：
其一，是袭击日本运兵船。清廷获悉日军登陆龙须岛后，开始议论不定，一面谕饬“海军战舰必须设法保全”；一面指示迅筹“相机合力出击”，“毋得束手坐待，致为所困”[22]。不久，在枢府内部，袭击日本运兵船的意见占了上风。1895年1月23日，清廷谕海军“乘间出击，断贼归路”[23]。山东巡抚李秉衡以守土有责，急欲扫清敌氛，非常赞成朝廷的主张：“倭人既经登陆，其船上必无重兵，我若以兵船奋力攻击，毁其运兵及接济粮械之船，则水路受创，陆路亦易得手。”[24]
其二，是迅速增援威海后路，署南洋大臣张之洞认为：威海“台坚炮巨，炮手亦好，敌船不能攻，故袭后路，此攻旅顺之故智也”。当时，清廷已先后从南方调二十五营北上，以加强近畿一带防御。他以山海关一带军情趋于缓和，诸军尚多，此二十余营“似非急需”，建议令此二十五营“直趋烟台，探明成海后路，相机援剿”。对此，刘坤一亦表赞同。另外，张之洞还建议调驻扎近畿总统皖军马步二十营的提督程文炳和总统甘军马步十八营的提督董福祥，“即日率老营启行，由德州、济南一路前进，以期迎头堵截”[25]。张之洞的主张符合既定的防御方针，是对丁汝昌的很大支持。但是，丁汝昌提出：“威防如能支，尚须曹军门及吴宏洛来援。”[26]曹军门，指前广东陆路提督曹克忠。统领新募三十营驻天津新城南小站，其四营靠近山东境之歧口，吴宏洛为前澎湖镇总兵，统领宏字六营一哨驻大沽、北塘间的新河镇。在他看来，曹、吴两军之驻地皆距山东甚近，东来增援尚不难如期到达，而其他各军则恐缓不济急，故向李鸿章提出了这个请求。
其三，是摇摆于出击与坚守之间。李鸿章在日军登陆后，曾指示丁汝昌：“若水师至力不能支时，不如出海拼战，即战不胜，或能留铁舰退往烟台。”这项“出海拼战”的指示是有条件的，就是到“力不能支时”可出此策。但是，当会见刘坤一之后，他的想法又有所改变，电令威海陆军主将戴宗骞：“江南援师虽缓不济急，究有指望，死守待之而已。”此时，丁汝昌电称：海军出口则“陆军将士心寒，大局更难设想”，“万无退烟之理”。李鸿章复电表示同意：“汝既定见，只有相机妥办。”并将此意电告李秉衡：“鸿迭饬水陆将领力图保威，以待援应。”[27]二人的意见又趋于一致。
究竟袭击日本运兵船的主张是否可行？我在旧作中是持肯定态度的，认为此举“胜败虽难肯定，但一定能够粉碎日军的登陆计划”[28]。这在当时纯系主观臆断，既不是从实际出发，也对北洋海军的实力做了过高的估计。因此，我在将要出版的一部新作中已对此加以修正。如今，杨文更进了一步，认为此举不仅“可能打掉敌人的一部分登陆力量，并有可能粉碎敌之登陆企图”，甚至“即使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也可能不至于落得一个丧军失地的结果”。这未免离实际情况太远了。事实上如果北洋舰队贸然出海，适中敌人的计谋。日本方面早就做好了对付北洋舰队出海的周密准备，并为此制定了《联合舰队作战大方略》。内称：“若敌舰驶出威海卫港，应巧妙地将其诱至外海，我主力战舰（联合舰队本队、第一游击队及第二游击队）实行适当的运动，准备战斗。筑紫舰及另七舰（赤城、摩耶、爱宕、武藏、葛城、大和、鸟海）则组织陆战队，伺机登陆，占领刘公岛。”[29]可见，若北洋舰队真的出口拼战或绕过成山角袭击日本运兵船，一定会遭到数倍于己的敌舰的包围，并且刘公岛也要面临陷落的危险。这无异于孤注一掷，必定大失其利，甚至有极大的可能提前归于覆灭。杨文所说“可能不至于落得丧军失地的结果”，只不过是一种绝难实现的想象罢了。伊东祐亨为什么要将北洋舰队“诱至外海”？其目的就是使北洋舰队脱离刘公岛、日岛等处炮台的掩护，以孤立作战。这说明伊东所希望的正是北洋舰队放弃舰台依辅的近海作战战术。这一事实从反面证明，袭击日本运兵船的计划行不通，舰台依辅的近海作战战术是正确的。
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最主要的直接原因，不是作战方针有误，而是威海陆路防守不力。许多北洋海军军官在战后总结失败教训时都指出了这一点。如来远舰帮带大副张哲溁说：“（威海）南帮炮台失守，误却大局。”千总郑祖彝说：“威防不守，一误于南岸，再误于北岸。当南岸失守时，丁军门不肯带船避敌者，以护军驻一孤悬之刘公岛，依海军为命，岂可如南北岸之陆师炮台，明知海军依之为命，竟不战而溃，置之不理也。要其所以敢溃者，因各有专权，无人节制故。”陆海两军指挥不统一，是清朝军制之一大弊病，故此建议：“海军防次所有陆师及炮台暨兵船各将领，须归一人节制。”镇远舰枪炮官曹嘉祥和守备饶鸣衢也认为：“沿海备带炮台、水雷营等处，须归海军提督节制，作为一气，不啻唇齿相依。威海之败，诚为此也。”[30]丁汝昌自尽的前几天，派专弁送信给刘含芳，极其痛心地写道：“当南岸未失以前，昌与张文宣等曾挑奋勇，备事急时即往毁炮。讵料守台官既不守，又不许奋勇入台，又竟以资敌，反击船、岛，贻害不浅。此船、岛所以不能久撑也。”[31]
威海后路防御薄弱，亟待充实加强，丁汝昌早已有见于此。他在建议舰台依辅之策的同时，即曾要求增设威海后路游击之师，以防抄袭。当时，烟台守将汉中镇总兵孙金彪也说：“威海既为水师根本，（敌）舰攻不利，或以陆队潜渡汊港，从后抄袭，则我全台俱难为力，非得大支援兵扼要屯扎。”[32]李秉衡颇有同见，断定“敌图威海，必先由后路登岸”[33]。并奏请设立大支游击之师：“合观全势，非另有大支游击之师，不足以资策应。”[34]设立大支游击之师，乃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之举，然却受到种种干扰，未能顺利地落实。因为清廷在对战争的战略指导上，存有重京畿和辽沈而轻山东的思想，先是谕李秉衡饬曹州镇总兵王连三统带所部马步练军北上，扎于北塘后路的军粮城。这样的调动起不了多大作用，却不仅使山东的兵员减少，而且还预支三个月的军饷，以及秋季底饷、公费和津贴，这不能不影响山东的防务。继之，又严谕李秉衡饬登莱青镇总兵章高元率八营东渡援辽，使山东半岛的防务更为空虚。在清廷的错误战略思想指导下，李秉衡在威海后路设立大支游击之师的计划终于落空。
威海陆路全失之后，丁汝昌又寄希望于援军东来，以确保舰队和刘公岛基地的安全，但这一希望又完全落空。由于威海陆路失陷后得不到解救，带来了以下恶果：一、陆上炮台、特别是南帮炮台之陷，使日军得以用各台大炮猛击刘公岛和港内舰队，并击沉了靖远，造成极大的危害；二、日军既完全占领威海陆地，这才有可能破坏防口拦坝，派鱼雷艇进港偷袭，炸毁了旗舰定远和来远，使北洋舰队完全丧失了出海作战的能力；三、日军利用威海南岸三台的猛烈炮火，与威海口外的日本舰队实行夹击，将日岛炮台击毁，从此便专攻刘公岛，使北洋舰队面对敌人的猛烈炮火，再无回旋余地。北洋舰队以少量余舰，与刘公岛炮台相依辅，奋力抗击日军的水陆合攻多口。但在没有援军的情况下，仅靠独立支撑局面，终究是不能持久的。北洋舰队之最后覆灭，也就在人们的意料之中了。
由上述可知，威海卫战役之败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丁汝昌指挥上的失误。杨文认为此乃丁汝昌战役指挥的“严重失误”，并称之为“海战史上典型的蠢举”，不但有些过分，而且近于苛求。以成败论人，可能是古今一律。但是，成败虽是历史人物的实践，却不是其实践的全部。我们必须对历史人物进行全面考察，并坚持历史主义的态度，才有可能做出客观而公正的评价。
（原文载于《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3期）
[1] 杨志本、许华：《论丁汝昌海上战役指挥失误问题——兼与戚其章等同志商榷》，《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
[2] 《汉纳根黄海海战报告》，《海事》第81卷第5期。
[3] 《冤海述闻·大东沟海战纪实》。
[4] 戚其章：《〈冤海述闻〉研究》，见《历史论丛》第5辑，齐鲁书社1985年出版。
[5] 川崎三郎：《日清战史》第7篇第4章，第109页。
[6] 《中日战斗》（三），第134页。按：因变阵需要一个过程，当时时间仓促，故实际上北洋舰队初接敌时为近似“人”字的阵形。请参阅拙著《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此不赘论。既战之后，才逐渐形成改阵命令所规定的夹缝雁行阵。
[7] 《马吉芬黄海海战评述》，《海事》第10卷第3期。
[8] 《斐利曼特黄海海战评论》，《海事》第10卷第1期。
[9] 《冤海述闻·大东沟海战纪实》。
[10] 戚其章：《刘步蟾黄海战绩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
[11] 戚其章：《甲午黄海之战北洋舰队阵形考》，《辽宁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12] 《英斐利曼特水师提督语录》，《中日战争》（7），第548页。
[13] 《汉纳根黄海海战报告》，《海事》第8卷第5期。
[14] 《高千穗某尉官战时日记》，转见川崎三郎《日清战史》第7编第4章，第111页。
[15] 《中日战争》（3），第135页。
[16] 《汉纳根黄海海战报告》，《海事》第8卷第5期。
[17] 《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下），第403页。
[18]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9卷，第37页。
[19]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2281），第28卷，第25页。
[20] 《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上），第176页。
[21] 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第11卷，第381页。
[22]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2330），第29卷，第30页。
[23]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2347），第29卷，第36页。
[24] 《李忠节公奏议》第6卷，第2页。
[25]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2340），第29卷，第34页。
[26]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9卷，第14页。
[27] 同上书，第46页。
[28] 戚其章：《中日甲午威海之战》（1962年版），第35页。
[29] 《日清战争实记》第23编，第84页。
[30] 《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下），第397—401页。
[31]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2550），第32卷，第14页。
[32] 《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下），第401页。
[33] 《山东巡抚衙门档》（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4] 《李忠节公奏议》第5卷，第1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