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与用事交叉的两个术语

在中国古典诗学话语中，有些术语和用事既有交叉又相区别，古代诗论曾对用事与“比”、“用人名”作了区分，为我们更为精确地理解古代诗学家的“用事”观念提供了线索。这些讨论，显示出古代诗学家对“用事”之“事”在文本中的功能，进行过深入思考。刘勰最早对用事功能进行考察，认为“事类”主要有两大功能：“明理”与“征义”。可是，这并非后世所说的诗歌用事的核心功能。事实上，“比类”才是我们判别诗人用事与否的根本依据。然而，是不是诗歌中只要出现“比类”就一定是用事呢？古代诗学家也曾对此进行探讨。他们发现“比类”或“比”并不一定就是用事。此外，诗人在创作诗歌时有时会引用人名，或用事，或咏史，还可以是引用成语。古代诗学家对此也曾展开辨析。总之，我们界定“用事”之时，一定要重视“用事”和“用人名”之别。

一　“比”与用事

作为《诗经》“六艺”的“比”是中国古典诗学中的常见术语，其核心含义是“比方”，和用事的“比类”功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唐人特别注重分析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较早谈论这一问题的是皎然，他在《诗式•用事》中指出：

诗人皆以征古为用事，不必尽然也。今且于六义之中，略论比兴。取象曰比，取义曰兴；义即象下之意。凡禽鱼、草木、人物、名数、万象之中义类同者，尽如比兴，《关雎》即其义也。如陶公以“孤云”比贫士；鲍照以直比朱丝，以清比玉壶。时久，呼为用事，呼用事为比。如陆士衡《齐讴行》：“鄙哉牛山叹，未及至人情。爽鸠苟已徂，吾予安得停？”此规谏之忠，是用事，非比也。如康乐公《还旧园作》：“偶与张邴合，久欲归东山。”此叙志之忠，是比，非用事也。详味可知。[33]

从皎然之语可以得知，唐人多以为凡是引用前人文字或前代故事皆为用事。他否定了这一习见，并作了细致论述。他从《诗经》的“六义”出发，坚持认为诗歌中有两种重要的表现手法：“比”和“兴”。援引古代事例，就是属于《诗经》六义的“兴”而非“比”。郑玄注释“六义”的“比”云：“比者，比方于物，诸言如者皆比辞也。”又解“兴”曰：“兴者，托事于物，则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34]皎然认为“取象曰比”，即仅仅取故事与今事之间的相似点；而“取义曰兴”，则更侧重于关注故事和今事相似性下的语义类比，通过这些类比来表达诗人的情志。在皎然看来，与“比”相较，诗歌用事更接近《诗经》六义中的“兴”。此外，皎然还举例说明何为“比”，他认为谢灵运（385—433）诗中所谓的“张”（张良）和“邴”（邴汉），仅仅是诗人用他们弃官归隐的特点来代指自己，并没有其他的暗示意义，当属“比”[35]。此即胡适所言“引古人作比”者，是“非用典也”[36]。很显然，皎然倾向认为，诗人应该用事“取义”，而不仅仅在于“取譬”。

由于唐代诗格类文献，真伪之情较为复杂，所以皎然还有歧说。旧题皎然《诗议》对这一问题作了进一步发挥，他说：

用事。评曰：时人皆以征古为用事，不必然也。陆机诗：“鄙哉牛山叹，未及至人情。”此规谏之中比，非用事也。康乐公诗：“偶与张邴合，久欲归东山。”此叙志之中比，非用事也。

语似用事义非用事。评曰：此二门未始有之。康乐公诗：“彭薛才知耻，贡公未遗荣，或可忧贪竞，未足称达生。”此商榷三贤，欲借此成我诗意，非用事也。古诗：“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曹植诗：“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又古诗：“师消久不奏，谁能宣我心。”此并非用事。[37]

皎然通过列举大量实例来定义“比”与用事，所要表达的含义同《诗式》基本一致。只是，其中略有分别。与《诗式》不同，此处认为陆机（261—303）的《齐讴行》[38]并非用事。因为“牛山叹”只是悲叹生命短促的代辞。至于《诗式》和《诗议》为何出现如此大的分歧，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不过，这一出入，却具体生动地反映了用事功能具有多样性，往往不易完全剥离和截然区别。

此后，贾岛（779—843）也论及这个问题，他说“须兴怀属思有所冥合”，如果“将古事比今事，无冥合之意，何益诗教”[39]，在他看来，用事成立的条件之一是诗歌所写内容要和故事具有一定“冥合”，否则就不能视为用事，而他所谓“冥合”，亦即要用故事的“义”，即皎然所言之“兴”。他接着举出谢灵运诗“偶与张邴合，久欲归东山”、陆士衡“鄙哉牛山叹，未及至人情”、古诗“懒向碧云客，独吟黄鹤诗”三句诗为例，但是却未明言是否为“用事”。其中，前二者为皎然《诗议》所举非用事之例。以此类推，后边的第三例，可能也是非用事之例。唐代诗格，互文现象较为突出，我们认为皎然的观点，或可以《诗议》为准。虽然他们的论述在文献上还存有争议，但文献的真实性，得到了日释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的印证，该书云：

若比君于尧舜，况臣于稷；绮里之高逸，于陵之幽贞，褒贬古贤，成当时文意，虽写全章，非用事也。古诗“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彭薛才知耻，贡公不遗荣，或可忧贪竟，岂足称达生”，此三例，非用事也。[40]

这段文字证明了唐人注重区别“比”和用事，为我们理解皎然和贾岛所言及的问题提供了例证和突破口。我们可以看到，《文镜秘府论》所言之“比”与皎然、贾岛所言的“比”，其含义一致。诸如“比君于尧舜”之类，其实就是后来的“代辞”，只是一个符号的能指而已，并未实现语境跨越。不仅如此，这段文字可能还摘引自《诗议》，证明了《诗议》等唐代诗格著作，在文献上具有一定信度，为我们考察唐代诗学“比”、“兴”和“用事”等观念提供了文献支持。

齐己（864—937？）对于“比”的解释更为明晰。他在《风骚旨格》之《诗有六义》中说：“三曰比，诗曰：‘丹顶西施颊，霜毛四皓鬓。’”[41]齐己以《诗经》“六义”之说来判断诗歌用事与否，而他所谓的“比”，意为用一事之特征言他事之特征。这首诗，以咏鹤为命意，所以“西施颊”是用来说明鹤的丹顶，至于为何说西施的面颊是红色，并不是诗句所关注的；而“四皓”的鬓毛俱为白色，刚好用来形容鹤的羽毛颜色。这样的用法还是代辞而已，并非用事。

皎然、贾岛、齐己对“比”与用事的区分，反映出唐人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在这些唐五代诗学家看来，“用事”的功能是“兴”，即通过引用前代的故事来表达诗人情志，而并非仅仅举古代事例和人物来比照当前的人或者事的“比”，后者缺乏语境跨越，不能让读者产生联想，也不能为诗歌带来丰富的意蕴，这样的“比”也和后来王国维等极为反对的用“替代字”手法相近，不能为诗歌带来更多的阅读兴味。[42]

皎然等所举的例子，多为唐前诗句，说明时人用“代辞”较为普遍。此法在初唐四杰的诗作中虽然不多，却也能找到诗例，如骆宾王就写道：“徒怀伯通隐，多谢买臣归。”[43]这表明，直至唐初，仍然有部分诗人，尚未意识到“比”与用事的区别。后来，唐人才渐渐少用此法，更多的是用事了。不难见出，诗歌技艺在唐代诗人的创作实践与理论探究中，逐步创新前进。

不过，我们须注意，虽然唐人的区分有一定合理性，不过却显得有些绝对化，毕竟用事和“比”之间确乎较难完全分离，所以在后世的使用中，人们往往忽视唐人论述而混淆两者。而且，“比”和“兴”本身已然难以区分。诗文中使用“事”的作用，往往是“比”、“兴”兼有。所以，皎然等人的努力其实并没有得到后世诗学家的广泛重视和遵从，更多人仍然坚持认为在某些时候“比”仍然是一种用事，如宋人魏泰就说：

前辈诗多用故事，其引用比拟，对偶亲切，亦甚有可观者。杨察谪守信州，及其去也，送行至境上者十有二人。隐父于饯筵作诗以谢，皆用十二故事。其诗曰：“十二天辰数，今宵席客盈。位如星占野，人若月分卿。极醉巫峰倒，联吟嶰管清。他年为舜牧，协力济苍生。”用故事亦恰好。[44]

在宋人眼中，诗歌用事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比”。魏泰所举出的诗例中，诗人用了和“十二”有关的掌故，有些并不是故事，具有很强“比”的功用，如最后一联“他年为舜牧，协力济苍生”中的故事出于司马迁（前145—前90）《史记•五帝本纪》，但是司马迁并没有详细记录“十二牧”的具体事件，诗人运用的时候只是取其一个特征——“十二”而已。杨察（1011—1056）将舜“比”为明君，而己辈僚朋共十二人，被比拟为舜的十二个命臣，因此魏泰所言之“比”，并不完全同于唐人所言之“比”（代辞等），而是“事”在诗中的一个功能，即“比类”。

我们还可以看看惠洪（1071—1128）《天厨禁脔》中论述“用事法”的文字。他说僧惠律《双竹》“饥残夷叔风姿瘦，泣尽峨英粉泪干”和黄庭坚《酴釄花》“露湿何郎试汤饼，日烘荀令炷炉香”，“以伯夷、叔齐、娥、英二女比其清癯有泪为绝好。酴釄花美而有韵，不以女子比之，而以二美丈夫比之，为工也。然渊材又以谓不如‘雨过温泉浴妃子，露浓汤饼试何郎’，亦兼用美丈夫也”[45]。在惠洪看来，用事和“比”似乎没有区别。黄庭坚《酴醿》诗并没有将“何郎”当成脸白的代辞，而是通过用“何郎”之事来暗示花朵的洁白。这就不同于皎然等人所举例子中的“比”。可见，宋人所言之“比”亦非唐人所言之借代比拟，而是用事的一个基本功能，即语义的类比。

宋以后，“比”与“用事”之间的区分，似乎变得不再重要，少有人探讨，甚至有人直接认为“用事”就是一种“比”，如清代李重华说：“比，不但物理，凡引一古人，用一故事，俱是‘比’，故比在律体尤得力。”[46]又如，黄子云谈到用事功能时说：“诗固有引类以自喻者，物与我自有相通之义。”[47]他明确指出用事的功能是通过比类来实现比喻。只是，他们所言的“比”，与宋人大致相似，皆为用事语义功能的实现方式，并非唐人所言之“比”。物换星移之间，“比”的概念，由唐至宋，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或许，这也反映了唐宋之间，人们所关注的诗学思想出现了某些偏差。

二　“用人名”与用事

从上文皎然等人所举例子可见，在他们所言的“比”中，存有大量用人名的现象，这也是与“用事”容易纠缠不清的艺术技法。所谓“用人名”，即在诗文中提及古人姓名的艺术手法，它可能是用事，也可能是非用事。我们认为判断“用人名”是否属于用事的标准是：其中是否出现了语义的类比，是否实现了语境的跨越。以此判断，上引诸如陆机等人诗句所引人名，只是一种代辞手法而已，并非用事。

用人名具有悠久的历史，是古代诗人最常用的艺术手法之一。这种艺术手法广泛出现于各类诗歌，一般来说，在“咏史”、“登临”等题材中，“人名”和故事并没有实现语境的跨越，不能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所以不能称之为用事，但其中也有特例，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

前辈讥作诗多用古人姓名，谓之点鬼簿。其语虽然如此，亦在用之何如耳，不可孰以为定论也。如山谷《种竹》云：“程婴杵臼立孤难，伯夷叔齐贪薇瘦。”《接花》云：“雍也本犁子，仲由元鄙人。”善于比喻，何害其为好句也。[48]

上文中，黄庭坚在《种竹》、《接花》两咏物类诗中“用人名”，当为用事，因为已经不是单纯的代用，具备语境的跨越，具有语义的类比。胡仔认为，黄庭坚诗歌中“用人名”的功能在于“比喻”。这似乎说明宋人所言“比”，实乃用事的基本功能，而非唐人所言之“比”为借代比拟。宋人之所以这样模糊使用，原因比较简单：用事和用人名在很多时候确实很难区分，它们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交集，有时用人名就是用事。

对于用事和用人名的区分，始于宋代。方回（1227—1307）区分了用事和用人名，《瀛奎律髓》云：“凡昆体，必于一物之上入故事、人名、年代及金玉锦绣等以实之。”[49]后来，明人也有意识地对此作了区分，如杨良弼（1583年左右在世）曾将用事和用人名对举如下：

用人名体：

《寄贯休》，吴融：“休公何处在？知我宦情无？已似冯唐老，方知武子愚。一身仍更病，双阙又须趋。若得重相见，真心学半铢。”

或谓诗不可多用古人名，谓之点鬼簿。晚唐人皆不敢下，惟老杜最多。吴融、韩偓在晚唐之晚，乃颇参老杜。如此一联，岂不佳乎？盖善用者不被其所拘，用之而不觉其用，可也。

用事体：

《眼疾》，陈简斋：“天公欺我眼常白，故着昏花阿堵中。不怪参军骑瞎马，但妨中散送飞鸿，箸篱令恶谁能对。损读方奇定有功，九恼从来是佛种，会知那律证圆通。”

此诗八句而用七事。谓诗不在用事者，殆胸中无书耳。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湥池，此《世说》殷仲堪参军所论危语。仲堪眇一目，适忤之，只见门外着篱方见眼中安障，此方千令以嘲李主簿。范宁武子患目，求方于张湛，戏谓此方用损读书一、减思虑二、专内视三、简外观四、早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獒以神灭，下以气蓰。今刊本多作损续非也。白眼、阿堵、送飞鸿三事，非僻耶。律愣严经，其要妙在用虚字，以斡实事，不可不细味。大抵善用事者，不被所拘，如“不杀鸡为黍，堪题凤向人”，殊不觉其为用事也。[50]

杨良弼将用事和用人名对举，表现出他有意识地对用事和用人名进行区分。从杨良弼所举用人名和用事的例子来看，其所谓用人名者实乃皎然等人所言之“比”，亦即代用而已。他所举出的用人名的例子在唐人看来，确实不是用事。

人们对用事和用人名的区别，便于我们对用事进行界定。通过对比，我们发现，古人在使用这两者的时候，虽然已经意识到其间的差别，却很少进行理论的区分，这是因为用事和用人名往往交错在一起，难以辨明。自宋迄明，人们对用事和用人名在使用上的区分，至少表明这段时期，人们对于“用事”，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规定，有特定的概念内涵和外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