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事件的幽灵”
能够去绝望是一个无限的优点，而存在于绝望中
就不只是最糟的悲惨和不幸了；不，它就是毁灭。
——克尔凯郭尔《致死的疾病》
1926年，当46岁的罗伯特·穆齐尔（1880—1942）在接受奥斯卡·茅鲁斯·冯塔纳[1]的一次采访时向公众预告自己计划写作的新长篇时，估计他绝不会想到，这部他踌躇满志地开始创作的小说将会梦魇般占据他的余生，而且至死都不能完成。这部在采访时名为《孪生妹妹》的小说，就是后来的《没有个性的人》。最初的进展还算顺利，在采访过去四年之后，《没有个性的人》第一卷（1930）问世，又过两年，第二卷（1932）出版。然而自此以后，小说的写作开始变得异常艰涩，计划中的第三卷迟迟不能完成，直至1942年穆齐尔临终，十年的时间里，《没有个性的人》再无只言片语的续集发表于世[2]。后期穆齐尔的写作进展速度越来越慢，最后几乎彻底陷入停滞。出版商一再催促，穆齐尔自己也心急如焚，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写不出来。我好像中了魔。”（TB I，1001）
为什么会这样？是穆齐尔的写作才华不足吗？似乎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为穆齐尔奠定初步声誉的处女作《学生托乐思的迷惘》（1906）一出版就引起强烈反响，而《没有个性的人》第一、二卷出版之后也获得了广泛好评。应该说穆齐尔还是具备人们通常所说的写作才华的，他此前呈现给读者的作品证明了这一点。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没有个性的人》如此难产？它的最终未能完成，仅仅是由于作者的英年早逝吗？
首先，外部的原因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写作计划的顺利进行。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在那些年里，穆齐尔过着穷困潦倒和颠沛流离的生活。作为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人，他曾经有过的最大和最稳定的经济来源就是出版商罗沃尔特为《没有个性的人》支付的预付款，但是由于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经济大萧条，再加上预期中的第三卷迟迟不能交稿，出版商最终停止了预付款的支付（参阅Br，463）。自此以后，穆齐尔陷入一种没有任何稳定经济来源的处境，他生活中的所有必要开支都要依靠一些零零散散、时断时续的私人或基金会资助。这种窘迫的经济状况无疑影响了穆齐尔的写作，他曾在一篇谈及德国作家的经济境况的随笔中写道：“人们也许会说：他们毕竟还活着。但是他们活在边缘，活在最边缘！活在一种如此令人无法忍受的不确定的和有失身份的状态中，乃至几乎没有人还能再去创作。”[3]这段话可以看作穆齐尔本人在那些年里的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不确定”和“有失身份”显然正是他本人的切肤之痛。为了获得生活所必需的经济资助，他“总得去提醒，总是要写很多信，总是不得不提醒中间人，总得说‘谢谢’。因为每个人自己都有一大堆事要忙。今天还显得稳稳当当的事，明天也许就已经不可能了”[4]。作为一个内心骄傲的人，这样一种近乎“乞讨”似的感受极大地折磨着穆齐尔的内心，毫无疑问会从情绪状态上影响他的创作。
其次，时局的动荡也在客观上给穆齐尔的生活造成一种居无定所、颠沛流离的不稳定状态。穆齐尔自1931年开始在柏林生活和创作，但1933年纳粹夺取政权之后，由于妻子的犹太人身份，为了免受纳粹威胁，穆齐尔被迫离开德国，携妻迁往维也纳。1938年，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吞并，穆齐尔的作品被禁，穆齐尔绕道意大利辗转来到苏黎世，开始他的流亡生活，1939年又迁至日内瓦，中间还曾打算绕道中国流亡美国，未果[5]。直至1942年猝死于日内瓦，穆齐尔后半生始终生活在辗转流离之中，这种客观的不稳定状态无疑也会妨碍他写作计划的进展。
然而，外在的经济困顿和颠沛流离或许并不是造成小说无法顺利进展的最主要原因，至少不是唯一原因，在我看来，决定性的因素存在于穆齐尔独特的写作初衷和他自身的精神结构中。由于作者的写作初衷和精神结构不可避免地反映在小说所呈现的叙事形态和它所传达的精神内涵中，所以，尝试从这个角度去探究穆齐尔所遭遇的写作困境，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尝试理解《没有个性的人》这部小说本身。
还是在1926年的那次访谈中，穆齐尔向公众预告《没有个性的人》时说：
如果我可以声明某种保留的话，那么：我写的不是一部历史小说。对于对真实事件的真实解释，我没有兴趣。我的记性很差。而且真实事件总是可以置换的。我感兴趣的是精神上典型的东西，我想直截了当地说：是事件的幽灵。[6]
这段话可以视为穆齐尔本人对自己在写作方面的自我要求以及对《没有个性的人》的风格特点所做的一个言简意赅的概括。它首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穆齐尔对作品的思想性的要求。按照柏拉图的观点，可见世界是对理念的模仿，而诗/文学又是对可见世界的模仿，也就是模仿的模仿。然而在穆齐尔这里，文学却要穿透可见世界这一层现象的帷幕，直接去把握现象“背后”的抽象的东西（“精神上典型的东西”、“事件的幽灵”）。也就是说，穆齐尔对自己的作品所怀有的期许，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人们对于文学作品的期许。他的根本目的以及兴趣所在，不是去刻画和描摹变动不居的，因而是“可以置换”的事件和现象，而是去把握事件和现象背后的不可置换并且不可见的抽象精神。正如他在另一则笔记中明确写道的：“基础性的东西，是时代的精神构造。”（MoE II，1938）这种探索抽象精神结构的志向，使得穆齐尔的文学追求带有强烈的哲思色彩。尽管有很多作家，尤其是现代主义作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是深刻的，但很少有人像穆齐尔这样近乎偏执地追求文学作品的“深度”。在他眼里，同时代作家们总是“不深刻，永远不够深刻”（Tb I，150）。
这样的创作理念和创作原则，必然在创作实践上导致两个直接结果，其一是写作速度的缓慢，穆齐尔终其一生都是托马斯·曼所说的那种“写作困难的人”[7]，绝非文思泉涌时下笔千言的高产作家。小说上卷尽管出版于1930年，但构思工作早在1905年前后就已开始，正式动笔是在1925年，也就是说，上卷的实际酝酿时间长达20多年，实际创作时间也有5年。由于“精神上典型的东西”并不直接可见，是没有形象的“幽灵”，所以作家必须煞费苦心地为这种东西找到最适宜的感性载体，或者是人物形象，或者是情节设计，都要服务于表现思想的目的。穆齐尔为每一个人物和每一个情节都设计了不同的版本，材料不断置换（“真实事件总是可以置换的”）。用穆齐尔本人的比喻来说，他的小说像一个方向未定的人，每迈出一步，另一只脚都要长久地悬在空中，思考下一步该迈向何方。[8]
另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具体写作过程对抽象思考过程的严重依赖。由于人物形象和情节设计都是为表达思想服务的，因此穆齐尔的写作程序是：先要有一种明确的思考和判断，然后再为自己的思想观念寻找合适的载体。《没有个性的人》中的很多思想内容，都是在他之前的论说文、日记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某种意义上，它们是穆齐尔的思考工作在小说中的叙事性延续。例如小说中阿恩海姆和菲舍尔所宣讲的资本主义理论，就曾经出现在穆齐尔此前的文章《作为征兆的德意志人》中。因此，穆齐尔不无道理地把《没有个性的人》称为自己的“思想传记”[9]。这样的写作程序，为穆齐尔增加了一道根本性的限制：只有思考清楚的、获得了较为明确的结论的东西，才能被赋予形象，如果一个问题尚未被思考清楚，就无法转化为小说中的具体人物形象和具体情节，小说的写作也就必须停滞下来，等待思想先被梳理清楚。这样一来，小说的进展就严重依赖于穆齐尔的思考的进展。思考推进到哪里，小说的写作才能进展到哪里。当思考无法推进时，小说的写作也必将陷入停滞。
在《没有个性的人》的创作后期，穆齐尔遭遇了严重的思路危机：他的思考陷入一种举步维艰、无法前进的状态，小说的写作也因此接近搁浅。穆齐尔的思路危机首先表现为一种心理障碍：他没有办法让已经写在纸上的句子保留下来，已经写下的文字很快或几天之后肯定会被他自己划掉，替换上新的想法，而新写的句子过不了多久也会同样变得可疑，同样被划掉。最后就是什么都不能被保留和确定下来。这种近乎瘫痪的寸步难行的状态严重地折磨着穆齐尔，致使他持续地被“灰心丧气”和“疲惫”的感觉所笼罩，甚至陷入一种“智力的绝望”，一种“混杂着极度厌恶”的“无力感”[10]。这种障碍如此严重，使他最后不得不转向心理医生的帮助[11]。在医生的建议下，他开始在日记中详细记录自己的工作过程并进行精确的分析，试图以此找到自己的“写作瘫痪”的病因。某种程度上说，他的确找到了病因，他将其称为“意愿的故障”：
相似的情境：就像我以前在打点行装的时候，手已经伸下去，却无法决定该从哪样开始。它表现为一种意愿的故障。[12]
“打点行装”这个比喻呈现出的是穆齐尔思想境况中的一个“犹豫不决”的画面。不知道该从哪一样开始，也就是无法从各种待选项中选定一种继续下去，这就是说，穆齐尔的“意愿故障”实际上是一种抉择的障碍，亦即无法从各种可能的思路，甚至可能的句子中选择一种出来。那么产生这种障碍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穆齐尔自己分析道：
有一种错误的客观化掺杂其中。我力求创造出一种外在于我的情境。我在不完善的写作中所做的一切努力都以此为目标。于是我不再是那个说话的人，而是句子外在于我，像一种材料，我必须处置它们。我试图创造的就是这种情境。[13]
抉择的障碍源于一种强烈的“客观化”倾向。对于这种倾向来说，任何待选项都是不完善的、片面的，而选择不完善和片面又是该倾向无法忍受的。在这种强烈的客观化倾向中，作为创作主体的“我”被排除在外：“我”丧失了与全部句子的直接关系，“我”对它们不再有意愿。这是穆齐尔的创作困境的真正根源所在；他的精神结构中的“客观化”倾向，使他在言说和呈现“片面”的单个现象和单个句子时倾向于持续的自我怀疑，每一选择（每一个具体的单个句子、片段）都是成问题的，作为写作主体的“我”与尽力消除主观性的客观化写作过程之间的裂隙无法弥合。
当穆齐尔在1926年的那次访谈中明确宣称自己无意于“对真实事件的真实解释”时，这种追求“精神上典型的东西”的客观化倾向其实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后来不得不面对的写作困境。文学要求形象，要求现象，但现象只能以有限的、片面的形态出现在语言中，因为语言总是一种视角，当视角变换的时候，这种有限性和片面性就会突出地显现出来，这就是怀有客观化意志的穆齐尔在自身的文学写作中所感到的“不完善”。从这个意义上说，穆齐尔的整个写作过程都是他的客观化意志与文学对于有限现象的要求之间的一种痛苦纠缠，是一个忍受和竭力消除“不完善”的过程。也可以说，穆齐尔的这种强烈的客观化意志从一开始就在他自身的精神结构中埋下了失语症的种子，因为任何言说总是有限的。穆齐尔曾对自己承认：“我的传达欲望如此之少，已经偏离了作家这种类型。”（Tb I，928）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传达欲望的匮乏所透露出的正是一种对有限言说的失望和放弃。
但另一方面，强烈的客观化意志也促使穆齐尔从自身中发掘出了一种颇为有效的写作技术：反讽。《没有个性的人》可以被视为一部反讽的小说，整部作品的叙述基调就是反讽的。德国浪漫派作家施莱格尔曾说：“反讽包含和激励着一种感觉，一种无限与有限之间、完整传达的不可能性和必要性之间的无休止的对立冲突。”[14]反讽能够同时说出互为矛盾的文字意义和文字以外的意义，因此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语言的有限性，以一种间接的方式传达无限。与穆齐尔同时代的作家托马斯·曼更是直接宣称：“反讽就是客观性。”[15]那么，既然已经发现了这种能够有效地满足客观性要求的写作技术，穆齐尔为什么在后期仍然陷入了写作危机？反讽的方法此时为什么不再奏效了呢？我的观点是，反讽只是掩盖了问题，而并没有解决问题，甚至可以说，它让问题更严重了。反讽的客观性实际上恰恰得益于它不做选择，它“亦此亦彼”，同时也“非此非彼”，它是一种在非决断的状态下仍然能够言说的方式。但是当反讽的言说方式内化和极端化为一种精神结构，内心的“非决断”便被无限延拓，这种无限延拓最终会抵达一个精神上的点：绝望。
穆齐尔在生命和写作后期所遭遇的这种精神“瘫痪”状态，不能不让人想到克尔凯郭尔所说的“致死的疾病”——绝望。克尔凯郭尔认为，绝望是一种“精神的疾病”、“自我的疾病”[16]，它归根结底是一种与自我的“错误关系”[17]。在穆齐尔本人看来，他所陷入的内心危机，是由“外部危机”引发的：“在逗留瑞士的这些年里，我由于外部的危机而陷入了可怕的内心危机。”[18]不可否认，时局的动荡、个人的颠沛流离和健康的恶化，都会导致和加剧他的困惑和迷惘，但是在克尔凯郭尔看来，绝望的种子是人自己种下的：“每一绝望的真实时刻都能追溯到其可能性。他在绝望的每一刻都是他自己正在招致的。”[19]是绝望者自己把自己置入了绝望的境地。
那么，绝望到底是什么？它的根源究竟存在于外部世界，还是如克尔凯郭尔所说，存在于个体自身的内在关系中？这个问题又与我们现在讨论的《没有个性的人》这部作品有什么关系？我的观点是，穆齐尔的生存论意义上的精神危机，实际上也是他的小说本身所面对的美学危机。它在穆齐尔的个人生活中表现为后期的创作困境和精神绝望，就小说而言则表现为一种内在理路最终必将陷入的无解和停滞，而两者共同的根源我认为在于一种由相对主义认识方式所导致的虚无主义精神倾向。某种意义上说，虚无主义正是穆齐尔试图寻找和把握的“事件背后的幽灵”，它是横亘在整个西方现代世界的一道难以克服的难题。穆齐尔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描摹和解决这个难题，但是他能借助和动用的手段却仍然无法超越虚无主义，因为他自身的精神结构已经深深地染上了虚无主义的特征，这是作为个人的他不能逃脱的时代命运。
作者的精神命运也注定了小说的形式命运。卢卡奇在《小说理论》中提出过一个极富洞见的观点：小说的内部形式可以被理解为“成问题的个人通过漫游抵达他自身的过程”，小说世界的开端和结束是“一条被清晰地丈量好的道路上的两块意味深长的路标”，它们由“构成小说内容的那个过程”的开始和结束所决定，而构成小说内容的那个过程其实也就是那种“成问题”的东西[20]。简单地说，总是一个特定的问题构成了一部特定的小说。卢卡奇用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说明这个观点：威廉·迈斯特的文学生命是由他迫在眉睫的与生活环境之间的危机开始，直到他找到了本质上适合他的职业结束。也就是说，《威廉·迈斯特》的小说世界是由“个体意志如何与世界秩序取得和解”这个问题划定边界的，在此，“个体变成了纯粹的工具，他在作品中的中心地位仅仅是由于，他适于被用来展现世界的一个特定问题”[21]。
从这种观点来看，小说写作的过程就是处理一个问题（一种“不和谐”[22]）的过程，小说的完结也应该是这个问题的最终的（形式上的）解决。如果把“问题”隐喻为“疾病”，小说写作的过程就是诊治一种疾病的过程，而小说的结束应该就是这种疾病的治愈。但问题并不总是能够得以解决，尤其是当一个医生用一种“成问题”的手段来治疗一种疾病的时候，这种疾病几乎注定是不能得到治愈的。《没有个性的人》的情况即是如此。从一种高度概括和高度隐喻的意义上说，《没》所要诊治的疾病，亦即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虚无主义，但它的作者似乎并没有察觉到，这种“致死的疾病”的病菌也感染了他本人用以治病的手段，因此《没有个性的人》的未完成几乎是注定的。
当然，说《没有个性的人》注定难以完成，主要是从其内在理路势必导向一种难以克服的困境这一角度说的。从实践上说，小说在形式上总是可以完成的，只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小说世界的完结从客观来看是一种不完全的完结，从主观来体验则是一种放弃”[23]。因此在卢卡奇看来，小说所做的对一个问题以及问题的解决进行赋形的工作，总是面临着一种双重的危险：
要么世界的破碎性生硬地显现出来，以致消除形式所要求的意义内在性，并将放弃转变为痛苦的绝望；要么那种过于强烈的渴望——即渴望不和谐能够得以解决、得以肯定并被隐藏在形式之中——诱使一种仓促的完结，这种仓促的完结使得形式分裂为离散的异质性，因为破碎性只是表面上被掩盖了，但却不能被消除，因此它只能作为未经加工的素材表现出来，并破坏着脆弱的联结。[24]
穆齐尔的情况正是如此。由于一种对自身写作的严谨和精确的严格要求，穆齐尔既不能容忍一种客观上的“仓促的完结”，也不想接受一种主观上的放弃，所以他只能忍受另一种“痛苦的绝望”，一种仿佛“中了魔”一样的原地徘徊。但也正是这种不能完结的状态，帮助穆齐尔在另一种意义上完成了他交付给自己的使命——揭示那种“事件背后的幽灵”。从这个意义上说，穆齐尔的写作本身同样也是一个“事件”，而本书所做的工作，则是尝试辨识这一写作事件背后的幽灵。
幽灵之所以需要辨识，是因为它总是看不见的，它隐藏在种种现象和形式之中，这些现象和形式，有时候会展现出令人愉快的外观。本书选择以“反讽”作为主线来探究隐藏在《没有个性的人》中的虚无主义幽灵，主要出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在这部小说中，反讽既是一种贯穿性的写作手法，也是其主人公乌尔里希的一种生存姿态，这将有助于我们将小说作为一个由形式和内容构成的整体来考察，亦即将其作为卢卡奇所说的那种“历史哲学形态”的“赋形”（Gestaltung）[25]来考察。第二个原因在于，与单纯的绝望、忧郁等情绪相比较，反讽最能全方位地展现虚无主义的矛盾特点：它既给人带来一种“自由”的欢欣，也在自身中携带着无法克服的自我毁灭因素。反讽的自由具有一种巨大的魅力，使得其背后的虚无主义的冷漠和无力感很容易被掩盖起来。
这就是说，我们对反讽的考察真正指向的是虚无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穆齐尔在《没有个性的人》中借主人公乌尔里希之口反复提出的“正确生活的问题”（295）[26]，也关系到《没》作为一部探究现代人生存困境的文学作品自身所面临的美学困境。可以说，“正确生活”的问题是贯穿这部小说的真正核心问题。如乌尔里希所说，他所思考的或者与阿加特所讨论的所有那些“领域宽广并且没有中心”的“一连串问题”都可以被翻译成：“我应该怎样生活？”（1036—1037）这是唯一一个“确实值得思考”（295）的问题。
正确生活的问题表面上看是乌尔里希的个人生存论意义上的问题，但是熟悉西方思想史的读者都知道，它实际上脱胎于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的“应该如何生活”的问题。人是社会性的存在，个人如何生活的问题不可能在一个真空的背景下得到解答，《没有个性的人》所思考和讨论的问题，只有放在社会的政治历史背景之下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
在一则遗稿笔记中，穆齐尔概括《没》的一个基本理念时说道：“始终把时代描写放在前沿。乌尔里希和其他人物的问题都是时代的问题！”（MoE II，1851） 事实上，《没》设定的时间框架是1913年8月至1914年8月，我们都知道19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年份；并且，按照作者的创作意图，“结束整部小说的是战争动员，这种战争动员将世界和思想撕裂得直到今天都无法修补”[27]。因此，这个时间背景的设定无论怎样看都是意味深长的。在《文学与政治》中，学者克劳斯·阿曼认为，穆齐尔本人的“1914年夏季体验”[28]是他开始思考民族、社会、政治等问题的转折点。与此相似，学者哈特穆特·伯姆也认为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穆齐尔的思想方向发生了深刻的转向，在此之前，他是一个仅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的作家，在此之后，他开始关心社会问题，对经济、政治都有论述，甚至形成了自己的社会理论。只不过伯姆不认为这个思想分水岭的具体时间点是战争开始的1914年，而认为它是战争结束的1918年。[29]
无论如何，战争导致的社会动荡和精神困惑无疑深刻地影响了穆齐尔的思想和他的创作，促使他开始关心和思考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这种思想变化反映在《没有个性的人》中，决定了乌尔里希的“正确生活”的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个人生存论意义上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在小说中让自己的主人公苦苦思索何为正确生活的穆齐尔，却终其一生都表现出一种对政治的有距离的怀疑态度。在1935年在巴黎举行的“国际作家捍卫文化大会”上，穆齐尔在报告中曾公开表明自己对待政治的消极态度：
我终生都在逃避政治，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政治天分。有人提出异议说，政治是某种与每个人都有关的东西，对此我不能理解。卫生学也与每个人都有关，但是我从未公开谈论过卫生学。[30]
在这段话中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穆齐尔为自己的消极的政治态度给出的辩护理由：他之所以逃避政治，原因在于他认为自己没有“政治天分”，似乎他把政治归为一种与卫生学一样具有专业性质，只能由专家来操心的东西。这是什么意思呢？按照这种“卫生学—政治学”的推演逻辑，穆齐尔的意思似乎是说，作为一个没有政治天分的人，他之所以不愿意公开谈论政治，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不够专业，他的政治知识可能不够全面，他说出来的政治见解可能不够深刻和客观。在这里，我们似乎隐隐约约再次见到了追求客观性的影子。不过，如我们所知，穆齐尔终究还是借助《没有个性的人》谈论政治了，原因或许在于，在小说里，他找到了一种他认为适合自己的谈论政治的方法，那就是反讽。
一般来说，决意“逃避”政治（而非压根儿就不关心政治）的人，经常恰恰是那些身不由己地被卷入政治之中，迫不得已地要与政治“面对面”的人，否则“逃避”也就无从谈起了。政治对个人生活所施加的无处不在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中更多地体现为消极影响，这一点在穆齐尔所在的当时的欧洲恐怕是大多数人都会有的切肤之痛。穆齐尔亦不能例外。他亲身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了自己的祖国从奥匈帝国变为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1918—1919），再从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变为奥地利第一共和国，并在1938年再度被纳粹德国吞并的过程；作品被禁、辗转流亡、经济拮据、精神困顿，这些无疑都是政治给他的个人生活带来的直接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从未真正躲开政治。
事实上，穆齐尔想要理解这一切，分析这一切，他的《没有个性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奥地利的、欧洲的乃至世界的政治现实的一种反应。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穆齐尔对政治现实的关注中，反讽仍然构成了一种最基本的态度倾向。在1937—1941年的一篇日记中，他如此写道：
我与政治的关系：我是一个不满者。我对祖国的不满温和而反讽地表现在《没有个性的人》中。但是我也坚信资本主义和市民阶层是不顶用的，同时却又不能断然去支持他们的政治对手。精神当然是可以对政治不满的。但是一种不懂得妥协的精神，在那些圆滑的人看来却是太过个人主义了。（Tb I，950）
在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穆齐尔的政治逃避态度的原因。在此，政治可以被宽泛地理解为既有的社会现实以及改变这种现实的种种尝试、构想和努力，在当时的历史语境和穆齐尔的视野中，构成这一政治现实的主要是“资本主义”、“市民阶层”及它们的“对手”社会主义。穆齐尔既不能赞同其中一方的主张和追求，也不能赞同其对立面。在所有既存的待选项中，他无法选择出一种能够令他“断然”支持的，因此他只能以反讽的态度对待既有的一切。值得注意的是“断然”这个词，它反映了反讽主义者穆齐尔的核心困境：犹豫。造成这种犹豫态度的，再次被表明为是一种客观性的诉求。因为犹豫总是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可能性之间的徘徊，就穆齐尔的具体政治困境来说，就是在支持与不支持“市民阶层的对手”这个问题上徘徊。如果支持某事、某观点或某立场是因为它正确，而不支持则是因为它不正确，那么犹豫只可能源于：这种观点和立场在他看来是部分正确、部分不正确的。对于这样的既存事物，任何断然的选择，都意味着将该选项中的错误部分也作为正确的加以承认和接纳，换句话说，任何选择都意味着对客观性的背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想继续保持客观，似乎就唯有反讽一条路可走了。如果套用福楼拜的一句名言的格式，那么穆齐尔的政治态度或许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一切政治我只懂反讽。”[31]与反抗不同，反讽是温和的、无行动的、观念性的。
在《偶然、反讽与团结》一书中，理查德·罗蒂将反讽视为解决视角主义时代的政治分歧的终极手段，对他来说，反讽是在一个被各种相对价值分裂成碎片的时代能够保证人类团结的唯一途径。[32]不过，罗蒂设想的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反讽者”形象，也就是说，他为他所主张的反讽设置了一种限制，使得反讽不至于无限化。但是穆齐尔并未为自己的反讽式政治态度设置任何限制，他徘徊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诸种政治主张之间，难以抉择自己究竟应该支持哪样。因此，与小说写作中的客观化倾向一样，穆齐尔的政治态度中的客观化倾向同样导致了一种无法抉择的内心困境，这种困境迫不得已地以反讽的方式获得一种表面上的解决。究其实质，这种政治上的反讽态度归根到底还是穆齐尔本人所说的“逃避”，它所制造出的是一种否定式的距离，是从外部现实中撤退，退回到内在主体的安全港湾之中。从这种意义上说，穆齐尔所面临的创作瘫痪同时也是其政治瘫痪的间接反映，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看不到一条能令自己信仰的出路，自然也就很难为小说主人公的正确生活的问题提出一个令自己信服的方案。
戴维·卢夫特曾经用“标举理性、个人主义和进步的自由主义文化——以及自十八世纪以来就一直鼓吹这些价值的有教养的中产阶级精英阶层”[33]所遭遇的危机来解释《没有个性的人》反映的欧洲精神危机。作为这个中产阶级精英阶层的一分子，穆齐尔本人对自由主义曾作出如下定义：“自由主义就是相对主义、客观性、经济繁荣、世界主义、智性。”（Tb I，957）如果按照这一定义，反讽就是自由主义自身发展逻辑的必然结果。对于穆齐尔所代表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来说，20世纪初的欧洲已经“没有任何价值巍立不动”[34]：启蒙时代一度曾被视为人之本质规定的理性，在战争和资本争夺的过程中已经充分暴露出可以为任何目的服务的工具性质，与此相应，“人”的本质也被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我们以前是勤劳的市民，随后成为凶手、杀人犯、小偷、纵火犯或诸如此类。”[35]一种超越历史的永恒人性丧失了绝对性，作为“理性主体”的人被揭示为仅仅是历史地制造出来的人文主义构建物，它并非行为的本源。随着尼采“上帝已死”的宣告，价值领域进入“诸神之争”的时代，欧洲的整个精神生活深陷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泥沼，再没有一种必然性、一种秩序能够为行动提供安全可靠的方向和意义。
如何克服虚无主义？这是自19世纪后半叶以来就困扰很多欧洲知识分子的问题。在小说中，穆齐尔为他的主人公设计了两种解决方案，其一是通过一种类宗教的超脱理性状态，即乌尔里希的“无神的神秘主义”，来达到神秘的绝对；其二则是通过将理性精神推向极致而形成的反讽主义。两种途径的一个共同表现都是“没有个性”。本书主要讨论的是第二种，也是在整部小说中更具贯穿性的途径，那就是反讽的途径。
研究方法上需要说明的有两点：
1.关于小说作者、叙述者和主人公的关系
在探讨小说的主题思想时，本书并不在作者、叙述者和主人公的思想之间做出严格的区分。因为尽管穆齐尔与他的主人公之间存在着一种保留距离（这种距离同样也表现为反讽），但他同时也借主人公之口表达了自己的很多真实想法。他与主人公之间不可否认地具有很大程度上的精神同一性，甚至可以说主人公乌尔里希是他的另一个自我。事实上，穆齐尔日记中曾明确地表示自己就是“一个没有个性的人”（Tb I，914），他毫不掩饰自己对于主人公乌尔里希的精神认同。
穆齐尔与乌尔里希之间的一致性或近似性，既表现在外部生活历程的相似上，也表现在思想和精神结构的同构中。一方面，主人公乌尔里希的身份设定，明显地显示出穆齐尔自身的生活轨迹。以乌尔里希想要成为重要人物的三次尝试为例：穆齐尔曾经当过军官，而乌尔里希的第一次尝试就是当军官；穆齐尔曾经学习过机械工程，而乌尔里希的第二次尝试是当工程师；穆齐尔在大学曾经学习过数学，乌尔里希的第三次尝试则是当数学家。因此，对于乌尔里希职业生涯中的这三次重要尝试的思考，实际上也是穆齐尔对于他本人的生活历程的某种反思。另一方面，小说本身所具有的论说文特征，也使得我们很难在小说（主人公或叙述者）的思考与作者穆齐尔本人的思考之间划出清晰的分界线。事实上，小说中有很多思考内容都能够在穆齐尔本人在其他场合写作的评论文章或日记、笔记中找到原型，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究竟是属于作者还是属于小说中的人物，并不总是能截然分清的。
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没有个性的人》的研究史中，一定程度上将作者的思想与主人公的思想等同起来并不少见。正如霍奈夫-贝克尔所说：
尽管自五十年代以来，在文学研究中对叙述者和作者做出区分已经变得相当普遍，但人们在穆齐尔研究中却往往不做这样的区分。小说中的反思和评论被视为穆齐尔本人的观点，不仅仅是叙述者和作者，甚至连主人公和作者也被视为等同。之所以会形成这一状况，一方面是由于小说所具有的明显的传记特征，另一方面也由于小说中的很多反思与穆齐尔本人在日记和随笔中所作的表述是一致的。[36]
因此，借助乌尔里希在小说中的所思所想去了解穆齐尔，或者反过来，借助穆齐尔在日记和随笔中的表述去加深对乌尔里希的认识，是本书采取的一种基本做法。但这绝不是说，作者、叙述者和主人公的区分对我们来说是没有意义的，恰恰相反，由于本书的研究主线是反讽，所以前述三者之间的区分又是必然的，因为他们各自的精神或美学诉求会以不同的反讽形式表达出来。
2.关于理论性的分析和解读
在很大程度上，解读《没有个性的人》不同于解读通常的其他叙事文学作品，它总体上的论说文特征和它对于“精神上的典型东西”的追求，赋予它一种极高的理论强度和极大的抽象性，从而也为解读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法国作家、评论家莫里斯·布朗肖甚至认为，这部作品本身向读者发出的更多是评论的邀请而非阅读的邀请：
我担心人们对罗伯特·穆齐尔的作品的评论多于对它的真实阅读，因为这部作品的非同寻常的意图、充满矛盾的个性、完成的艰难和失败的深刻必然真的太投合评论家们的心意了；对评论家们来说，书中的很多地方似乎就是一些评论而不是书写，它更多地要求一个评论者而不是一个读者。[37]
别尔吉特·纽贝尔将布朗肖所体会到的这些特点归因于《没有个性的人》的元文本性质，甚至从论说文的角度将其界定为一种“元批评”[38]。一个文本如果具有元批评的性质，自然容易促发更多的批评，造成一种理论话语的高度繁增。但另一方面，元批评性质的文本也会对它所引发的次生批评造成一种障碍，因为它自身的抽象话语在一定程度上为次生批评做出了一些限制。这一点在《没有个性的人》的例子中表现得颇为明显。
自20世纪50年代《没有个性的人》重新进入读者视野以来，关于这部小说的研究文献逐年增多，如今已经几乎数不胜数。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数量众多的研究文献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中的大部分都是在用穆齐尔解释穆齐尔，用小说自身提供的概念来理解小说，这使得《没有个性的人》的研究历史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一个无法跳出自身的话语自指系统[39]。凭着深入细致的思考，穆齐尔创造了大量理论性的词语和概念，这些词语和概念犹如一个巨大的漩涡，能将任何不在作品之外拥有某个理论立足点的解读者吞噬进去，使得解读者在尝试阐释其作品的时候，往往很难做到在作为分析对象和小说内容的概念（穆齐尔/乌尔里希的概念）和作为解读方式和解读语言的概念（解读者的概念）之间做出意识明确的区分。
随着研究的拓展和深入，这一局面当然也极大地得到了改变。例如克劳斯·拉尔曼的《无个性》（1970）一书借用黑格尔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等诸多理论对小说的主题进行了批判；哈特穆特·伯姆的《失范与异化》（1974）尝试用社会学的概念和理论框架对小说进行解读；彼得·汉宁格在《字母和精神》（1980）中通过细致的分析向我们表明，只有借助雅克·拉康，人们才能真正进入穆齐尔的写作问题所具有的全部秘密；斯蒂芬·约翰逊的《没有民族的主体》（2000）用后结构主义的主体理论解读小说的核心内容，等等。这些研究尽管也都有各自的局限[40]，但是它们提供了一些独特而富于启发性的视角，这是那些单纯局限于小说话语自身内部循环的研究做不到的。鉴于此，本书也尝试在一定程度上跳出小说自身的概念体系，尽可能地采取一些外部的理论视角。当然，我们的研究对象毕竟是《没有个性的人》这部小说，它是我们赖以分析的基础文本，这一点毋庸置疑，并且也将在研究过程中得到充分的尊重。
[1] 奥斯卡·茅鲁斯·冯塔纳（Oskar Maurus Fontana，1889—1969），奥地利作家、批评家、记者。
[2] 根据Jürgen Daiber的研究，尽管穆齐尔始终坚持《没有个性的人》的写作，甚至可以说是把这部小说的写作当成了自己唯一的任务，但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里真正完成的内容仅有一章半，相当于20—30张打印纸的内容。参见Jürgen Daiber：，，Individualpsychologische Diagnose und literarische Therapie：Zum Symptom der Schreibhemmung bei Robert Musil.“In：Musil-Forum 27.Hrsg.v.Matthias Luserke-Jaqui u.Rosmarie Zeller.Berlin/ New York 2002，S.215.
[3] 《穆齐尔散文》，徐畅、吴晓樵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7页。
[4] Wilfried Berghahn，Robert Musil .Rowohlt.Reinbek bei Hamburg，1973，S.7.
[5] 参阅吴晓樵《穆齐尔的中国签证》，《博览群书》2004年第1期，第72页。
[6] 《穆齐尔散文》，第101页。
[7] Wilfried Berghahn，Robert Musil. S.131.
[8] Wilfried Berghahn，ibid.，S.134.
[9] 转引自Hartmut Böhme：Anomie und Entfremdung .Literatursoziologische Untersuchungen zu den Essays Robert Musils und seinem Roman，，Der Mann ohne Eigenschaften“.Scriptor Verlag，Kronberg Ts.1973，S.1.
[10] Wilfried Berghahn，Robert Musil. S.133.
[11] Ibid.，S.131.另可参阅Jürgen Daiber：，，Individualpsychologische Diagnose und literarische Therapie“。Daiber将穆齐尔的写作危机主要归因于一种病理学意义上的神经官能症，并认为写作是他的失败的自我治疗的尝试。
[12] 参阅Wilfried Berghahn，ibid，S.133。
[13] 转引自Wilfried Berghahn，Robert Musil.S.133。
[14] 施莱格尔：《雅典娜神殿断片集》，李伯杰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9—40页。
[15] 托马斯·曼：《论小说艺术》，载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04页。
[16] 克尔凯郭尔：《致死的疾病》，张祥龙、王建军译，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9页。
[17] 同上书，第12页。
[18] Wilfried Berghahn，Robert Musil.S.7.
[19] 克尔凯郭尔：《致死的疾病》，第13页。
[20] 卢卡奇：《卢卡奇早期文选》，张亮、吴勇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4—56页。在引用该书时，笔者参照原文对译文进行了一些修改，后同。
[21] 同上书，第55—56页。
[22] 同上书，第46页。
[23] 同上书，第46页。
[24] 卢卡奇：《卢卡奇早期文选》，张亮、吴勇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6页。
[25] 同上书，第21页。该译本中的“赋形”（Gestaltung）一词译为“塑造”。
[26] 括号内所示页码为该引文在罗伯特·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张荣昌译，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中的位置，但本书作者根据小说的德文原著对该译本中的某些引文做了一些修改。以下同。
[27] 《穆齐尔散文》，第101页。
[28] 指穆齐尔1914年受到爱国主义和战争狂热情绪的感染：“我在1914年陷入了一场危机……战争像一场疾病般到来，或者毋宁说它像伴随疾病的高烧，侵袭了我。” 转引自Klaus Amann：Robert Musil-Literatur und Politik .Rowohlt.Reinbeck bei Hamburg，2007，S.7。
[29] Hartmut Böhme，Anomie und Entfremdung.S.1.
[30] 《穆齐尔散文》，第180—181页。
[31] 福楼拜的原话是：“一切政治我只懂反抗。”参见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1页。
[32] 参阅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徐文瑞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7页。
[33] David S.Luft，Robert Musil and the Crisis of European Culture 1880—1942.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p.1.
[34] 《穆齐尔散文》，第81页。
[35] 《穆齐尔散文》，第61页。
[36] Irmgard Honnef-Becker：，，Ulrich laechelte“.Techniken der Relativierung in Robert Musils Roman，，Der Mann ohne Eigenschaften“.Peter Lang Verlag，Frankfurt am Main，1991.S.35.
[37] 转引自Birgit Nübel，Robert Musil-Essayismus als Selbstreflexion der Moderne .Walter de Gruyter. Berlin-New York.2006，S.498。
[38] 同上。
[39] 参见Hartmt Böhme，Anomie und Entfremdung.S.7。
[40] 例如彼得·汉宁格的拉康式解读仅仅停留在对穆齐尔的写作活动进行心理分析这个层面上，而没有触及小说本身的内容和形式问题，这将使我们丧失一个重要对象，因为我们关注的毕竟主要不是穆齐尔这个人，而是《没有个性的人》这部小说。本书认为，要想真正理解作为小说人物的“没有个性的人”乌尔里希，借助拉康理论的某些视角也会对我们大有帮助。在困扰乌尔里希的问题（同时也是困扰穆齐尔本人的问题）与拉康的理论之间，有一种深层的亲缘性，使得两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互补的理解手段。对于这一点汉宁格其实也有认识，他在专著的序言中说，他在精神分析（尤其是拉康意义上的精神分析）方面的认识，真正的导师是穆齐尔（Peter Henninger，Buchstabe und Geist.Unbewußter Determinierung im Schreiben Robert Musils Frankfurt a.M.-Bern-Cirencester/UK.1980，S.33），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就此展开进一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