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谈论宗教信仰，是一个非常复杂和有难度的问题，因为它是各民族最原始的思维形态，沉淀着民族最古老的集体记忆，也是一切文学、艺术、哲学最初的源头；其次，宗教信仰是民族精神信仰的最高形态，比之一般的国家制度、社会团体制定的法律、规章更具有内心的规约力与感召力，也即是说，宗教信仰涉及的是生死问题，时间问题，人类的心灵和幸福问题，因此带有强烈的神秘性与形而上特征，而精神世界又是无比丰富深邃的，无法用一种模子来框住它、解说它。正是由于宗教信仰的古老性与神秘性，要说清它就难上加难了。宗教信仰的另一个特点是辐射的广泛性。宗教信仰涉及一切的阶级、阶层、集团，甚至超越了国家制度与意识形态，拥有最广泛的民众基础。因此，考察宗教信仰的一个有效途径便是对民间宗教信仰的研究。研究的方向自然是多种多样的，譬如民间宗教信仰的历史形成、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及演变、民间宗教信仰在各种民俗礼仪中的体现，以及民间宗教信仰的类型与表现形态等。由此也可看到民间宗教信仰研究内容的广博性与复杂性，这是一种需要融汇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综合性研究课题。

除此之外，民间宗教信仰研究的有效途径还应当包括文学性研究。既然民间宗教信仰涉及人类的情感、心灵与思维形态，人类也就必然会通过各种文学形式来表现对宗教信仰的追求与感悟，反过来说，这些文学表现又会进一步加强宗教信仰在人类心灵中的地位，并以具体可感的艺术形式扩展宗教信仰的辐射力与影响力。以文学形式传达对宗教信仰的追求与感悟，最大的优势在于文学形式的形象性、情感性，文学作品以其具体的生活场景，鲜活的人物形象，饱满丰富的细节，构筑起一个可具体触摸感知的新的境界。文学作品不是抽象的理论说教，而是以感性为触发点，带有强烈的情感体验，这种体验的个体性特征导致了情感抒发的无限多元性、丰富性和差异性，更能凸显人类真实的心灵图景。进一步说，通过对宗教信仰的文学性存在的具体考察，可以证明宗教信仰对人类精神巨大深刻的影响力，并有可能将这种研究上升到生命哲学的维度，探寻到人类精神赖以存在与发展的深层动因。

具体到舟山，民间宗教信仰的土壤也十分丰厚，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其历史也不算短暂。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定海马岙、岱山孙家墩等遗址发掘出的资料表明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舟山劳动生息。近年在灰鳖洋打捞出先民的头骨与牙齿，专家认为时间至少在2万年之前。当然，这不能证明舟山民间宗教信仰的起始期，但至少可以看出民间宗教信仰累积与变异的漫长过程。譬如道教在舟山民间的影响，如果从秦末徐福东渡、安期生隐居桃花岛算起，也至少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佛教信仰（观音信仰）是舟山民间最重要的信仰，据明代宏觉国师《梵音庵释迦佛舍利塔碑》记载，晋太康年间（280—289），信徒们已发现普陀山（当时称补陀洛迦山）系观音大士感化圣地，“岁奔走赤县神州之民，至有梯山万里，逾溟渤，犯惊涛，扶老携幼而至者不衰”，那么，舟山佛教信仰的正式产生也将近1800年；从日本僧慧锷咸通四年（863）从五台山请得观音像留于普陀山算起，则也有近1200年历史。

舟山民间宗教信仰是舟山海洋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舟山民间宗教信仰本土化的最大特征是缘于海洋的生产生活而形成的一套独特体系，渗入了丰富的海洋文化的因子。这也造成了舟山民间宗教信仰的两个最显著特点。一是开放性。舟山居民基本上是大陆不同地区的移民，上面提到的马岙文化遗址表明舟山文化与河姆渡文化有着天然的关联，河姆渡一带的居民用原始的独木舟渡海成为舟山最早的居住者。徐福、安期生、梅福等人也是航海来到舟山隐居的。明朝洪武年间与清朝康熙年间舟山居民两次从岛屿到内陆的大迁移，也给舟山的民俗民风带来重大影响。因此可以说舟山的民间宗教信仰的源头在大陆，海洋的开放性也导致了民间宗教信仰的多元性。二是海洋性。舟山民间宗教信仰的产生与发展，主要来源于人们在海洋生存环境中的特定需求和愿望，也即是说，宗教信仰只有在和民众生存境遇中的精神需要达成高度的默契，才能在民众心灵和生活中扎下牢固的根基。正因为如此，无论是道教信仰，还是观音佛教信仰，才能在舟山民众精神生活中发挥特殊作用，并具体渗透于日常的风俗习惯、礼仪节日、生产活动中。譬如观音信仰之所以在舟山民众中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就在于舟山民众长期以牧海为生，面对动荡凶险的海洋，时时感到生命无常，死亡濒临，而观音的大慈大悲、普度众生的情怀，给予了他们精神上的安慰，并能够超越现世的灾难痛苦走向宁静和圆满。自然，舟山民众在接受这些宗教信仰时，又不同程度地作了改造和变通，加入了许多海洋文化的因素。舟山的民间宗教信仰中，最具有创造性和海洋性的是海龙王信仰，是舟山本土民间信仰的代表。“海为龙故乡”，东海被认为是海龙王的辖地，关于龙宫、龙女、龙子的民间传说由来已久，舟山的许多地名岛名都与龙相关。既然海龙王是东海的主宰，一切海中的生物都是海龙王的子民，而渔民又以捕捞为主要生活来源，就自然要祈求海龙王的恩赐，保证风平浪静，年年丰收。因此，民间也就有了许多与龙有关的礼仪，最主要的是到龙王庙祈雨、渔民“开洋节”和“谢洋节”的祭典龙王仪式。当然，因为海龙王的脾气暴戾，常兴风作浪制造灾难，民众对海龙王更多怀有恐惧之心，民间传说中的海龙王形象也大多是负面的，这与民间对观世音的热烈崇拜和亲近依恋形成了鲜明对比。

面对舟山（或者东海）这片神奇的蓝色疆域，特别是普陀山观音道场的巨大感召力，历代的人们留下了大量歌颂自然、表达宗教情怀的文学作品，从古代一直延续到当代。这其中有舟山本土诗人或在舟山为官者的作品，如明进士张信、清进士陈庆槐，号“白华山人”的清代著名书画家、诗人厉志，以及宋昌国县令王存之，清定海知县缪燧等，更有众多民间创作的故事、说书和传说。当然，更多是舟山以外文人墨客、名士显要的诗文。至少从唐代开始，被誉为“仙山蜃楼”的舟山（东海）就开始为文人们所向往了。大诗人李白虽然没到过舟山，但却对大海一往情深，想象着东海上“亲见安期生，食枣大如瓜”；苏轼写出了“兰山摇荡秀山舞，小白桃花半吞吐”的美丽诗句。自然，人们跨海到舟山，最重要的是为了拜谒普陀洛迦山，寻求心灵的一片净土。近人以为“以山而兼湖之胜，则推西湖；以山而兼川之胜，则推桂林；以海而兼山之胜，当推普陀”。兼山海之胜，普陀山当然极具吸引力，而其灵魂则是观音的慈悲普度之心与飘然出世之思。如果从唐初王勃的《观音大士赞并序》算起，历代朝拜普陀山的文人名流络绎不绝，并撰写了大量的诗文，随便算来，古代就有王安石、陆游、赵孟、吴莱、宋濂、解缙、李攀龙、屠隆、徐霞客、董其昌、张岱、张煌言、全祖望、袁枚等，近现代则有魏源、康有为、吴昌硕、孙中山、柳亚子、郁达夫、刘海粟、丰子恺、巴金、郭沫若、赵朴初等。

如此说来，考察民间海洋宗教信仰的文学性存在，也就成为研究舟山（或者东海区域）民间宗教的一个必不可缺的视角，有着无可替代的价值。这些文学作品既有不同时代的印迹，又有心灵的共同追求，即对人生之累和时间之短的个人化思考，并力图超越当下走向永恒的哲学之思，并最终将宗教的情怀提升到纯真纯美的审美境界。因此，审美体验将是这种研究的主要着眼点与核心动力。自然，“文学性存在”的范围也是广义的，包括历代留下的诗词歌赋、序跋碑铭、山水游记、楹联等，还应当包括民间的歌谣、传说、故事等，从尽可能多的角度考察民间宗教信仰在文学中的具体表现形态，也就使得展示其中的人类的精神更加丰富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