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化产业政策体系的新构架

谈到政策，我们想到的首先是一系列红头文件。其实，政策更应该是一种机制，通过这一套机制，来实现一个城市或者国家某一方面的愿景。

从广义上说，文化又是一个笼统的概念，似乎什么都可以容纳其中。近年来，在我国颁布的各种文件中，对文化的界定越来越清晰，简单来说，文化就是包含了价值观、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一个范畴，因此，在我国所谓的文化政策，就是为我们的价值观、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发展而提供的一种指引性、规范性机制。

（一）以社会共识为政策根基

共识就是社会各群体对某一事物相对统一的看法。有了社会共识，很多政策的制定、推行才有基础，好政策才能真正落地。从我国近年来的发展来看，经济蒸蒸日上，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世界影响力越来越大，处在历史上的黄金时期。但是，无论在经济政策、社会政策还是外交政策等方面，人们却发现社会共识越来越减少，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穷人感到不公平、不正义，富人感到被冤屈、被黑化，夹心层感到很受伤。

以大家熟知的房地产为例。房地产调控政策主要特色是限购、房产税和保障房建设。限购是短期还是长期？房产税是继续试点还是扩大推行？保障房建设一定能够落地还是贻害无穷的“大跃进”？这些问题我们似乎都没有达成共识。

没有社会共识的政策，注定了它的失败。对文化产业政策来说也是如此。不要说几年前提炼一个城市的城市精神或者市民精神有多少群众的认同，就是提炼出来的城市精神，又有多少不同意见。再看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我们耳熟能详的例子是伦敦、巴黎有多少博物馆、大剧院。似乎我们公共文化发展首先是要大建设。可是，看看我们国内某些城市没有陈列品的博物馆、空荡荡的图书馆、应付检查的农家书屋，这种公共文化建设能有多少效果。

对于文化产业政策的共识首先是关于一个城市的文化愿景，或者说是文化发展方向。龙应台女士曾经说过，文化政策的目的在于创造文化发展的基础建设，它绝对不是，而且不可以是一套“最高指导原则”。它只是一畦丰润的有机土壤，让人民的创意和向心力能够在土壤上着床、发芽，自由地绽放出万种新苗。

一个城市的文化产业政策涉及的是该城市的历史情感、文化认同以及人民对未来的共同梦想。这是我们在制定文化产业政策的时候需要达成的共识。

（二）以调查为政策出发点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了长官意志和大拆大建式的建设与发展模式。出台何种政策、引导什么、支持什么、建什么项目、为了达到何种目的、对城市的实际作用是什么，都需要建立在严格的科学调查的基础上。

从文化设施建设来看，很多地方都热衷于大项目建设，可是，在这种建设之前，我们有没有做深入的调查研究。以博物馆为例，建什么样的博物馆、建多大规模、建在什么位置、陈列什么、为多少人服务、为哪些人服务，都需要我们进行调查研究。文化设施建设绝对不是比数量、比大小。

在制定促进文化消费方面的政策时，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该城市人口数量、人口结构、市民的文化消费行为、文化消费需求。注意到不同文化层次、不同年龄层次的需求差异。我们在讨论建设大剧院的时候，需要考虑的不是我们建的这个大剧院能在全国排名第几，最需要考虑的是通过这个大剧院的建设，能满足哪些人的这一方面的文化需求。我们虽然需要通过高雅艺术的传播来提升城市的文化素养，但是我们也必须考虑到该城市的文化传统。如果一个大剧院的建立，带来的只是曲高和寡的效果，这种大剧院不如不建。

文化产业发展是近年来各地政府热衷的事情。各地不断地出台各种政策进行扶持。可是，我们看到的结果基本上是遍地开花的各种文化产业园区，很多文化产业园做着与文化产业无关的事情。在制定这些政策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深入了解文化产业诸方面的发展趋势、产值曲线、盈利模式，如出版、电影、网游、音乐、书画、电影等不同领域的发展方向，有没有深入了解该城市或者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基础、文化产业从业者的实际需求。制定对高层次文化人才的培养与引进的相关政策时，我们有没有了解到人才的需求与人才的价值体现，如果对这些问题我们还没有深入研究，只是用传统思维来拼优惠政策、拼引进资金，带来的更多的将是一群享受优惠政策的“候鸟”。

（三）以实施为政策生命力

基于社会共识和深入调查基础上出台的政策，首先要确保该政策的一贯性、一致性和协调性。试想，出台一项政策，在时间上欠缺一贯性，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在适用范围上欠缺一致性，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在相关领域的政策上欠缺协调性，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没有一贯性，带给人们的心理影响必然是恐慌，人们考虑问题、计划事情必然没有持久性，造成的后果必然是行为短期、心理短视。没有一致性，必然不能平等以待，带来的后果可能就是对社会稳定的影响。没有协调性，孤军独进，其他政策滞后，互不衔接，带来的后果必然是对其他领域的影响，甚至产生无法弥补的问题。[7]

在解决政策的协调一致性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充分注意到该政策的实施问题。每个城市每年都出台了无数的政策。可是，有几个政策能一以贯之？匆忙出台、“朝令夕改”是很多地方政策面临的重大问题。

比如说，我们在谈到城市的文化遗产保护上，总是说政策法规不健全，可是比这个问题更严重的是，我们制定的相关政策只是停留在文件中、落实在会议里。一个城市的文化产业发展出现一些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出现问题后，相关的管理部门并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未认识到政策的生命力在于实施，而非在于红头文件。至于管理部门为何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其原因或是无意疏忽，或是持有管理至上的原则，那是一个相对次要的问题。无论相关部门尚未解决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当这些问题反复出现的时候，一个常识需要再次被重申：文化产业政策﹙包括各种政策﹚的生命力在于实施。[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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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刘少杰《重新认识文化研究在中国社会学中的地位——兼论孙本文对文化社会学研究的贡献与局限》，《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5期。

[2]孔建华：《论北京文化产业发展20年》，《中国文化产业评论》2011年第3期。

[3]河北省文化产业研究中心课题组陈璐、薛维君、吴璐军、赵存进、李延龄等：《先进省份建设文化强省的经验与启示》，《河北日报》2008年8月26日。

[4]孔锋：《湖南文化产业》﹙http://wenku.baidu.c.﹚。

[5]刘文韬、乔伊蕾：《深化体制改革推进文化强省》，《湖南日报》2011年11月17日。

[6]河北省文化产业研究中心课题组陈璐、薛维君、吴璐军、赵存进、李延龄等：《先进省份建设文化强省的经验与启示》，《河北日报》2008年8月26日。

[7]高峻卿：《政策的生命力在于一贯性、一致性和协调性》，《临汾日报》2011年3月19日。

[8]龙应台：《文化是什么》﹙http://czh.fj61.net/show.aspx？id=899&cid=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