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生产要素属性与财富创造本质的制度批判

一　财富、财富观和财富的生产

引论中关于财富的概念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观点中阐发的。这里我们从更一般的意义上对财富做一说明，在第二章中我们还要对其进行更详细的介绍和讨论。

“财富”是人类对事物的最基本、最广义和最重要的一种价值判断，“财富观”即指人们对事物价值的态度和看法。针对特定主体而言，作为“财富”载体的事物是“有价值的东西”，包括物品和服务。经济学中的财富是指根据价值计算的富裕程度，财产和资本通常被当作财富的标识。但就狭义而言，资本则常被作为代表货币形态的财富。威廉·配第认为“劳动乃财富之父，土地乃财富之母”；重商主义宣称“货币即金银乃一国的真正财富”；重农主义则主张“真正的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包括生活必需品，而且也包括非必需品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功能快乐的所有物品”；古典经济学则断言财富由价值和使用价值构成。亨利·乔治指出，“在土地有交换价值的地方，就存在经济学意义上的地租；在土地有使用价值的地方，就存在实际地租；在土地没有被使用，但仍有价值的地方，则存在着潜在地租。这种产生地租的地方，使土地具有价值”[7]，基于此，他认为土地、人工和资本乃财富生产的三个条件。另外他还将凡是能够减少“行为主体”努力程度而获取同样程度幸福的“手段”都称为“财富”[8]。按照这种财富观，用较高的环境资源代价换取眼前的经济增长诚然能够减少当前的努力程度，但最终必将导致未来更大的麻烦。可见，不同的财富观会使人类面临不同的行为选择，产生不同的实际效果。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演进，人类对财富的认识变得越来越丰富和深刻，从起初仅仅局限于直接的生活资料，到后来逐渐包括间接的生活资料、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直至与人类“劳动”相关的所有物资资本和服务都成为“财富”的载体[9]。

古代文明时期，人类社会采取“索取→消费→弃置”的方式直接与自然环境发生关系，基本上只有人自身的生产和环境生产。人类只能屈服或被动地适应自然，他们重视群体合作，仅能维系基本的生物式的生存，相应的财富观则以劳动力（体力）和环境生产力（采猎对象）为主导，奴隶的体能和数量成为主要的财富象征。

农业文明时期，人类社会采取“索取→加工→消费→弃置”的方式与自然环境发生关系，出现了简单的物资生产（农业生产）。虽然分工逐渐细化，社会生产力也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但仍然较低，因而崇尚节俭。这一时期人类对环境破坏的范围较小，环境的恢复力和包容力较强，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从全局来看基本上是协调的，相应的财富观则以劳动力（体力）、环境生产力（土地）和工具力（农耕工具）为主导，土地成为主要的财富象征。

工业文明时期，人类社会采取“索取→加工→流通→消费→弃置”的方式与自然环境发生关系，大规模物资生产成为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环境的主要形式。这一时期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幅度提高，自然环境系统产出的“资源”被源源不断地“抽取”出来，进入物资生产环节，从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产生的大量废物则被“弃入”自然环境系统，难以为其吸纳消解。由于社会生产力空前提高，人类崇尚科技征服，其相应的财富观则以劳动力（脑力）和资本力为主导，资本成为主要的财富象征。

生态文明时期，全球经济的分工重组正逐渐形成新的格局，出现了知识经济国家（以生产、分配和消费知识资源为主）、劳动力经济国家（以依靠装配劳动为主）和资源经济国家（以生产石油、矿产等为主）等不同分工类型的国家，不同的财富创造体系及其相应的生存方式已经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农业国家正在为发展成为工业国家而努力奋斗，工业国家正以知识为基础构建新的财富创造体系。无论是否愿意，面对因长期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而导致的“不可持续”困境，各国必须共同反哺环境保育和生态建设事业，共同追求更有保障的和更好的生存。我国将科学发展观、“中国梦”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明确了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努力借由“科学发展”来和谐环境容量供需关系和自然资源供需关系；努力借由“和谐社会”、“中国梦”来协调物质产品供需关系，力图实现对总体财富的公正分配，走出一条真正意义的可持续发展道路。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及“中国梦”指引的生态文明建设追求自然财富、物质财富、知识和精神财富的合理创造和均衡分配，提倡和强调人类要将对自然的合理索取与对自然的自觉维护和回报紧密有效结合，从而为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做出特殊的贡献[10]。

人类的财富观随着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也在不断演变，为了创造和拥有更多的“财富”，人类一直通过“索取→利用→弃置”的方式与自然环境发生关系，对自然环境利用和改造的范围不断扩大、程度不断加深。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视角看，过去的财富观都将自然当作供人类驱使的物质，能够为人类生产提供免费的产品和服务。一直到生态环境的恶化变成全球性问题，人们才开始反思自己的财富观和环境的价值。1992年，世界银行在《世界发展报告》前言中指出：“长期以来，人们对环境的价值认识不足，致使人类健康受到损害，生产率降低，未来发展的前景也受到破坏”[11]。世界银行在1995年采用了“扩展的财富”概念，将财富分为自然资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12]。帕萨·达斯古普塔（Partha Dasgupta）认为可用“财富”作为衡量跨代或跨时期福利的指标，包括制造业资本（如建筑、机器和道路），知识和人力资本（如技能和健康），自然资产（如生态系统、矿产和森林），以及制度价值（如政府、公民社会、法律和合同规则）。

二　资本与财富

关于资本和财富概念的界定，在引论和前文中都有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国内外对财富的定义则更趋一致，在资本的认识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西方主流理论却有着比较大的不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中，资本更多地是一个价值范畴，反映的是生产关系；在西方主流理论视域中，资本则仅仅是能够带来利息（利润）的财产，是单纯的生产要素而已。因此，这两种对资本截然不同的观点，在理论和实践中就可能催生出资本和财富不同的关系。简单来说，资本和财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是有着清楚的界限的，财富更多地是一个使用价值概念，而资本更多地是一个价值概念。只有当作为使用价值的财富充当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客体时，其价值形式才转化为资本。在西方主流认识当中，资本和财富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通用的，这一点从前文中帕萨·达斯古普塔（Partha Dasgupta）对财富的定义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应该说，西方主流理论完全摒弃了资本反映生产关系的价值基础，从而将其对利息（利润）的追求视为符合自然法则的名正言顺的事。这是不利于财富的创造和保有的。

从本书对土地、劳动和资本属性的研究视角来看，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财富还是现代意义下的财富，都可以归结为土地和劳动这两个范畴。因此，财富也同样具有自然性和社会性。其自然性的根源即在于土地的自然性，因为“土地乃财富之母”；其社会性的根源即在于劳动的社会性，因为“劳动乃财富之父”。这种逻辑思维就可以解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财富就已经存在的事实了。只有当财富被用来作为利息（利润）的工具时，财富才可能被资本化。我们今天经常看到和听到的所谓“某某资本化”，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向财富领域的拓展。同样，本书研究的土地资本化就属于这种情况。从前文中关于财富生产的论述来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工业文明时期财富创造的主要方式，具体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仍然是财富创造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看，资本并非所谓的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的，而应该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联合劳动的一种必然。关键在于如何看待土地、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尤其是从其属性视角进行本质性的研究，还有就是正确看待资本和财富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破除由“货币拜物教”到“商品拜物教”引致的“资本万能”的经济社会假象，将资本真正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也只有这样，才能重拾土地和劳动自然性的“天赋”权利，消除资本对劳动主体人的异化，从而实现财富创造的正效应。

三　对传统生产要素理论的反思

生产本质上是一个中性的概念，与任何意识形态无关。从目前的社会实践来看，生产存在于各种社会形态之中。从源头上看，生产的一个自然起点（如果不包括非生命体）就是生命体自身的繁衍。因此，土地和劳动的自然性就内含了生产的所有要素和特征。尽管不同的社会形态都离不开生产并且以生产为其存在基础，但又具有其各自的特征。原始社会的生产是一种生产力十分低下的条件下的、相近于物种自然繁衍的劳动主体人的维持其自然存在的联合劳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生产则是以对土地甚至劳动主体人的占有为特点的、以否定大部分劳动自然性从而无限满足小部分劳动主体的被动的联合劳动；资本社会则是通过对土地和劳动价值形态的占有，以追求利息（利润）为主要目的的联合劳动，只不过这种联合劳动要完成由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的转化。可见，生产作为一种单纯获取财富的活动，在各种社会形态中都是存在的。不同的是，劳动主体在各社会形态生产过程中的处境，换言之，即劳动社会性在各社会形态生产过程中的实现方式，以及生产成果在劳动主体之间的分配。因此，单就纯粹的生产来说，所谓生产要素只不过就是广义上参与生产的土地和劳动而已，也就是古典经济学的“二元论”。西方主流理论之所以又相继提出了“三元论”、“四元论”直至“多元论”等，无外乎是从土地和劳动的社会性中抽离出了一个“资本”元素，其他的要素也都可以回归于土地和劳动之中，比如，“企业家才能”就是劳动的范畴，“技术”则分别可以回归于土地和劳动之中。显然，西方主流理论之所以不断“发展和完善”生产要素理论，其目的不在于对生产的研究（那是管理学所关注的问题），而在于提出一个有利于资本的收入分配理论。

从本书的研究视角看，生产只能是劳动社会性的拓展，在这一拓展过程中，土地的社会性也仅仅是依存于劳动的社会性。历史上各个社会形态的生产都不外乎如此。那么，为什么本质上相同的生产却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分配方式？答案只能从生产之外寻找。西方传统理论试图通过生产要素理论和边际理论解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分配问题无疑是找错了方向。尽管这种学说能够大行其道并且在可见的未来“长盛不衰”，但其原因仍然不在生产之中。实际上，奴隶主和封建主对生产“剩余”做了什么，资本就同样对“剩余”做了什么。难道这还需要多么高深的理论来加以证明吗？只不过大家“各执己见”，不愿承认而已。本书认为，无论是哪一种生产要素理论，都应该回归“人本主义”，不能将劳动的社会性与土地的社会性混为一谈，应该强调“劳动”作为“财富之父”的主体性。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得就远比西方主流理论好，如果不谈所谓“剥削”，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劳动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主要作用的论断所体现的就是“人本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