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继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拉美地区经济在经历了最近10年的增长之后，下个10年的基本走势如何？我们认为，从上文的分析看，当前拉美国家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今后10年左右的经济走势将主要取决于能否在继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之所以必须在继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方面做出努力，一是从最近10年发展过程出现的问题来看，拉美国家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方面依然任重道远；二是经过2008—2009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在我们将整个拉美地区作为研究对象时，始终要关注地区内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在刚刚过去的10年中，这个问题依然表现得很明显。表1—5的数据表明，2003—2010年，拉美三个次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差异很大，其中南美洲最高（5.0％），中美洲次之（4.3％），加勒比最低（2.9％）。这种差异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如上文所述，拉美这一轮经济扩张的主要拉动因素是国际市场对能源、矿产、大宗农产品等原料与初级产品的旺盛需求。南美洲国家、少数加勒比国家以及墨西哥都属于这类产品的输出国，从出口量的大幅增长及贸易比价的大幅改善中获益。中美洲国家则是能源与食品的净进口国，不仅不能享受这类商品的出口繁荣，反而因其价格上涨而增加进口支出，面临输入型通胀压力，并要增加对居民的食品补贴。不过，中美洲国家的幸运之处在于，其一，客户工业对出口形成主要支撑；其二，海外劳工汇款提供了大笔外汇来源。大多数加勒比国家的经济主要以旅游等服务业为主，基本上与原料、初级产品的出口繁荣无缘。这些国家不仅经济增长不见起色，而且目前负债率普遍很高，例如，2011年，整个加勒比次地区公共债务相当于GDP的比重达到77.7％，其中牙买加更达到126％。

最近10年的情况也表明，拉美国家的经济表现还与其主要经贸合作对象国的经济形势密切相关。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墨西哥。尽管墨西哥也和中美洲国家一样，客户工业是出口的主要支撑，海外劳工汇款数量更在拉美国家中居首位，同时又是原料、初级产品输出国，但是，墨西哥2003—2010年的经济增长率仅为2.2％，是拉美主要国家中最低的。其根本原因是墨西哥经济对美国市场的依存度过高，美国经济发生危机且复苏缓慢，对墨西哥经济的不利影响也最严重。中美洲国家自然也受到美国的影响，只不过程度较小。南美洲国家作为原料、初级产品输出国更多依赖于中国、亚洲和欧盟的需求，前期形势一直不错，但近年欧洲经济的低迷对南美洲国家出口的不利影响已经显现。加勒比地区旅游业的不景气，显然与北美、欧洲经济形势不佳分不开。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墨西哥与中美洲的海外劳工多集中于美国，而南美洲国家的海外劳工多集中于西班牙，西班牙近年的经济比美国还糟，因此，南美洲国家海外劳工汇款受到的不利影响更大（见表1—6）。

最近10年的另一个现象是，拉美国家的出口商品构成出现所谓“重新初级产品化”趋势。拉美国家的出口商品按其附加值的高低分为5大类：高技术制成品、中等技术制成品、低技术制成品、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制成品和原料。其中后两类属于初级产品范畴。图1—13表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出口商品构成中初级产品所占比重持续下降，到2001—2002年降至44.2％的最低比例，从2003年起初级产品占比再度呈上升趋势，到2008—2009年回升到59％。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其一，国际市场需求旺盛和价格上涨导致初级产品生产部门赢利增加，并不断地把国内外投资吸引到这个部门来，使进入其他产业，特别是制造业部门的投资相应减少；其二，由于出口收入的大幅增长，更由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持续推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所导致的大量短期资本的流入，本国货币不断升值，使制造业产品出口处于不利地位。

上述这些现象或许能从不同的侧面说明，拉美国家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方面依然是不够的。综合学术界从不同角度所做的分析来看，我们认为，今后一段时间内，拉美国家继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努力可能将主要着重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　调整产业结构

在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下，由于采取非耐用消费品—耐用消费品—资本品逐级替代的办法，往往在工业部门形成一种“小而全”的产业结构，即什么都有一点，但哪一样都缺乏国际竞争力。因此，拉美国家转入外向发展模式以后，就相应地提出了实行“生产专门化”的问题，也就是强调要重点发展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以便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不过，20世纪90年代，拉美国家在选择“生产专门化”模式时却受到了新自由主义的干扰，片面强调自然资源与劳动力资源等静态比较优势。如我们在上文已经谈到，迄今为止，存在于拉美地区的“生产专门化”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发展客户工业的模式；二是资源开发与加工模式。前者主要是墨西哥、中美洲及少数加勒比国家（如多米尼加共和国等） ；后者主要是南美洲国家及少数加勒比国家（如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伯利兹等）。

尽管最近10年上述两种专门化模式都取得了相应的成就，但人们也清醒地看到，这两类产业都有很大的局限性，都很难支撑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更不具备推动整个国家技术进步的能力。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似乎更加突出。拉美国家早就建立起开放型经济，却始终没有解决好如何有效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问题，迄今主要是靠一些低端产品打天下，如前面的图1—13所显示，截至2008—2009年，出口商品中60％是初级产品，高技术制成品仅占10％多一点。拉美经济委员会最近明确指出：“历史经验表明，无论是低附加值加工装配业还是初级产品的专门化，从长远来看，都存在生产率、就业和经济增长缺乏活力的问题。必须对这种类型的生产专门化的短期收益与长期代价进行权衡。这种权衡对于确定旨在进行结构调整的宏观经济政策与产业政策日程至关重要。把结构调整作为发展轴心过去是、现在依然是拉美地区面临的主要挑战，其重要性在今后的岁月里将有增无减。”[33]

我们在本章第三节论述经济政策调整时已经谈到，最近几年，许多拉美国家已经提出了各自的产业政策和中长期产业发展规划，明确了各自的新兴战略产业部门。从这个动向来看，未来10年产业结构调整有可能成为拉美国家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拉美经济委员会之所以强调要把产业结构调整作为“发展轴心”，就是强调要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中心，围绕制定和落实国家产业发展规划和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部门的目标，把其他方面的工作带动起来。例如，加强国家创新体系与科研队伍建设，增加研发投入，积极推动科学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教育投入，加强人力资源建设与积累；在对外经贸合作中强调增加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和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和先进技术；加强对广大中小企业的扶持和改造，等等。

拉美国家把调整产业结构作为工作重心意味着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因此，其实际进展情况如何很值得关注。可以预期，拉美各国调整产业结构的具体做法与力度肯定是有差别的，例如，一些国家明确提出了“重振工业化”的指导思想，而有些国家并未强调这一点，如智利提出的重点产业部门几乎全部都是农、林、渔、牧业。此外，进入以调整产业结构为中心的阶段，也并不意味着就会立即放弃现有的客户工业和资源产业，因为这些产业在一段时间内依然是其参与国际市场和创汇的重点产业。

二　继续提振内需

我们曾经做过一项研究，发现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60多年间，拉美地区从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大需求占GDP的比重看，最终消费（主要是私人消费）一直占80％左右，成为拉动拉美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34]最近10年的情况是，虽然初级产品出口繁荣在扭转拉美地区1998—2002年的经济停滞方面功不可没，但经济能保持持续较高增长依然主要是靠内需。这个阶段国内需求的上升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形势好转带动了就业增长，工资和劳动报酬提高，与此同时，通货膨胀也得到有效控制；二是拉美各国政府所采取的积极的社会政策带来了贫困人口比例大幅下降和收入分配适度改善的效果。2012年与2002年相比，拉美贫困人口绝对数量减少了将近6000万人。表1—7的统计数据说明，在21世纪头10年内，拉美国家贫困人口与赤贫人口比例不仅普遍下降，而且降幅都相当大。玻利维亚属于拉美社会贫困率最高的国家之列，与2002年相比，2009年的贫困率降幅达20个百分点，赤贫率降幅也达到15个百分点。阿根廷本来属于拉美贫困率最低的国家之列，2004年贫困率与赤贫率之所以分别达到34.9％和14.9％，是2001年发生的经济危机的直接后果，到2010年基本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说明恢复的速度是相当快的。在拉美国家，占人口少数的高收入阶层的消费水平与经济形势变动关系不大，而大多数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能力则与经济形势的好坏密切相关。未来10年，拉美国家谋求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努力肯定会继续坚持下去，而实行积极社会政策的方针会不会在某些国家因政府更迭而改变，则难以预计。事实上，就下一个阶段而言，要巩固过去10年的减贫成果已属不易，而要继续减少贫困，不仅现行社会政策必须进一步深化，还必须进行诸如收入分配制度、劳工制度等的制度变革。因此，社会政策如果再度倒退是绝对不可取的。

三　提高投资水平

普遍认为，拉美国家经济增长缓慢与投资率长期偏低直接相关。例如，拉美地区2008年的平均投资率相当于GDP的23.6％，是自198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但是，这个投资率不仅依然低于本地区70年代的水平，与亚洲发展中国家相比就差得更远，后者的投资率90年代已达到35％，当前更达到40％以上。

拉美地区1950—2010年60年间固定资本形成率的历史演变（见图1—14）显示，50年代和60年代，拉美地区固定资本形成的平均水平相当于GDP的20.2％，1970—1982年达到24.3％，1982—2003年一直在18％左右徘徊，2004—2011年恢复到20.7％，但仍低于70年代。在上述背景下，最近30年间，全地区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地区平均值）的变动轨迹呈现出一定的差异。1980—1981年，公共投资相当于GDP的6.7％，此后就呈逐年下降趋势，至1999—2003年降为3.9％，2004—1010年又回升到4.8％。私人投资在1980—1981年时相当于GDP的14.3％，1982—1990年降为11.1％，1991—2003年虽然有些起伏，但始终保持在14％—15.6％，2004—2010年进一步回升至15.9％。[35]

图1—14表明，拉美地区固定资本形成率由上升趋势转入下降趋势的转折点发生在1982年，并一直延续到2003年。其主要原因有三点：（1） 80年代的债务危机； （2） 80年代末90年代初地区性的恶性通货膨胀； （3） 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连续性的内外金融危机，如墨西哥（1974年）、巴西（1999年）、阿根廷（2001年）的金融危机，以及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土耳其金融危机的影响。2004—2010年投资率的回升除了得益于初级产品出口繁荣和贸易比价大幅改善之外，与拉美各国一系列政策调整也分不开，如有效地控制通货膨胀，实行稳健的财政、货币与汇率政策，改善了公共财政，减轻了债务负担，积累了可观的外汇储备，等等。

1982年以来公共投资大幅萎缩的原因也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1）在沉重的债务负担压力下，公共财政长期处于困境，不得不大力压缩投资。例如，拉美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长期被压缩到占GDP的0.8％—0.9％的低水平，这是造成当前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的根本原因。（2）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改革过程中，过分强调削弱公共部门的作用。（3）在国际多边金融机构约束下，拉美国家即便有条件也不能采取反周期的财政政策。2004年以来的情况说明，拉美国家不仅需要提高公共投资水平，而且也存在相应的投资潜力。私人投资的变动趋势则表明，除了80年代受债务危机困扰而一度萎缩外，总体上是呈逐步增长趋势的，经济前景越是看好，这种趋势就越是明显。

最近10年的情况表明，拉美国家正在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力求恢复国家的正常经济职能，通过多方面的政策组合提高公共投资能力；在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方面将继续采取积极的政策。据拉美学术界判断，拉美国家目前还处在强调外资数量的阶段。

四　调整对外经贸合作的地区布局

当前，全球经济实力正处于一个再平衡的历史过程中，这意味着经济中心正逐步从“北方”转向“南方”。2008—2009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使这个进程进一步加快。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2013年人类发展报告估计，到2020年，巴西、中国和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加在一起将超过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和；到2025年，南方国家国内市场的年消费额将达到30万亿美元； 1990—2010年，南方在全球中产阶级中所占比例从26％增至58％，到2030年，全世界超过80％的中产阶级将来自南方。[36]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阿莉西亚·巴尔塞纳也认为：“‘南南’贸易前景或者‘南南’经济互动将于2017年超越‘北北’贸易。在2013—2017年，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有望达到2/3。”[37]对于这些预测的“精准度”如何人们可以有所保留，但对于正在发生的全球经济实力再平衡的过程恐怕是毋庸置疑的。

在这个大背景下，拉美国家调整对外经贸合作的地区布局是势在必行。事实上，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国家就提出了对外关系多元化的方针，力求改变其对外经贸合作过分偏重于北美与欧洲的历史格局。20世纪的最后20年，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并不顺利，尤其是受到债务问题的长期困扰，在调整对外经贸关系方面进展有限。以对外贸易为例，90年代，拉美对美国市场的依存度还大幅上升（见图1—15） ；最近10年，调整步伐明显加快，其中尤以对中国和亚太地区的贸易上升最为明显。不过，在外资来源方面，来自美国、欧洲的投资迄今在拉美地区居于绝对优势地位。

可以预期，在未来10年，拉美国家将加大对外经贸合作地区布局的调整力度。这个调整过程将会呈现两个特点：其一，在对外贸易中，与亚太、非洲以及本地区的区内贸易所占比重将会有明显的上升，而与北美、欧洲的贸易所占比重会相对下降。在利用外资方面，来自亚太地区的投资有望增加，但还不会改变主要依赖欧美资本的局面。其二，就几个次地区的对外经贸关系变动趋势而言，南美地区与亚太的经贸合作可望有大幅度的提升，而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均有可能适度增加与亚太地区的经贸合作，但在短期内都不可能改变倚重美国市场的传统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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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orge Katz，“Cambios Estructurales y Productividad en la Industria Latinoamericana”，1970－1996，Revista de la CEPAL，No.71，agosto de 2000，p.66.

[2]阿莉西亚·巴尔塞纳：《2012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经济发展》，《拉丁美洲研究》2012年第6期，第6页。

[3]Gregorio Vidal，Privatizaciones en América Latina：Flujos Internacionales de Capital，Regiolización y Desarticulación Productiva，Consecuencias Financieras de la Globalización，Universidad Nacional Autónoma de México，Instituto de Investigaciones Económicas，México，2005，pp.73－99.

[4]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中心：《2011年拉丁美洲经济展望》中文版，赵丽红、赵重阳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11年版，第28页。

[5]Francisco Rojas Aravena，“La Celac y la Integración Latinoamericana y Caribea，Principales Claves y Desafíos”，Nueva Sociedad，No.240，julio-agosto de 2012，Buenos Aires，Argentina，p.17.

[6]Ibid.，p.20.

[7]1967—1973年，拉美人均GDP增长率曾一度超过年均3％。

[8]CEPAL，Balance Preliminar de las Economías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2004，Santiago de Chile，pp.12－13.

[9]Ibid.，p.13.

[10]本段所引数据来自Osvaldo Kacef y Rafael López-Monti，“América Latina，del Auge a la Crisis：Desafíos de Política Macroeconómica”，Revista de la CEPAL，No.100，abril de 2010，pp.47－49.

[11]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中心：《2011年拉丁美洲经济展望》中文版，赵丽红、赵重阳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11年版，第26页。

[12]CEPAL，Balance Preliminar de las Economías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2012，Santiago de Chile，diciembre de 2012，p.72，Cuadro A2，p.73，Cuadro A3.

[13]CEPAL，Balance Preliminar de las Economías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2010，Santiago de Chile，diciembre de 2010，p.7.

[14]参见周志伟《巴西：内阁腐败案的“多米诺”之忧》，载吴白乙主编《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2011—20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37—139页。

[15]CEPAL，Balance Preliminar de las Economías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2012，Santiago de Chile，diciembre de 2012，p.7.

[16]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中心主编：《2009年拉丁美洲经济展望》“前言”，岳云霞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17]Javier Santiso，“La Emergencia de China y Su Impacto en América Latina”，Política Exterior，Vol.19，No.107，p.108.

[18]CEPAL，Balance Preliminar de las Economías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2004，p.41.

[19]Osvaldo Kacef y Rafael López-Monti，　“América Latina，del Auge a la Crisis：Desafíos de Política Macroeconómica”，Revista de la CEPAL，No.100，abril de 2010，p.50.

[20]CEAPL，Balance Preliminar de las Economías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2005，p.64.

[21]参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中心《2012年拉丁美洲经济展望》，王文仙、赵丽红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12年版，第28页。

[22]CEPAL，Cambio Estructural para la Igualdad：Una Visión Integrada del Desarrollo，San Salvador，27－31 de agosto，2012，p.246.

[23]CEPAL，Cambio Estructural para la Igualdad：Una Visión Integrada del Desarrollo，San Salvador，27－31 de agosto，2012，p.248.

[24]CEPAL，Panorama Social de América Latina，2009，Santiago de Chile，noviembre de 2009，p.24.

[25]José Antonio Ocampo，“Más allá del Consenso de Washington：Una Visión desde la CEPAL，”Revista de la CEPAL，No.66，diciembre de 1998；“Retomar la Agenda del Desarrollo”，Revista de la CEPAL，No.74，agosto de 2001.

[26]参见苏振兴《智利的经济政策与发展模式》，《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5期。

[27]R.Ffrench-Davis，“El Impacto de las Exportaciones sobre el Crecimiento en Chile”，Revista de la CEPAL，No.76，abril de 2002，pp.144－145.

[28]哈维尔·桑蒂索：《拉丁美洲经济政策的务实性》，高静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第76—77页。

[29]苏振兴：《智利的经济改革与发展模式》，《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5期，第15页。

[30]Raúl González，“Tres Décadas de un Nuevo Orden Económico：Chile，1973－2003”，Revista Europea de Estudios Latinamericanos y del Caribe，CEDLA，Amsterdam，Países Bajos，No.77，octubre de 2004，p.69.

[31]哈维尔·桑蒂索：《拉丁美洲经济政策的务实性》，高静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第77—78页。

[32]同上书，第92—93页。

[33]CEPAL，Cambio Estructural para Igualdad：Una Visión Integrada del Desarrllo，San Salvador，27 a 31 de agosto，2012，p.27.

[34]参见苏振兴、张勇《拉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现代化进程的曲折性》，载《拉丁美洲研究》2011年第5期。

[35]CEPAL，Cambio Estructural para la Igualdad：Una Visión Integrada del Desarrollo，San Salvador，27 a 31 de agosto de 2012，p.129.

[36]参见《参考消息》2013年3月16日第6版。

[37]阿莉西亚·巴尔塞纳：《2012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经济发展》，《拉丁美洲研究》2012年第6期，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