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近代战争为战争小说提供了素材
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不仅是一场战争，此前古老中国弊端的量的积累和此后被迫的寻求改变，都在这个历史事件中反映出来。从此，强大的连绵几千年的帝国之梦被击碎，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尴尬困境中完成向现代社会的演变。
一 战争频仍的19世纪后50年
第一次鸦片战争是1840年，西方强国从战争中尝到了甜头，而且通过试探感觉到东方雄狮的孱弱不堪，故得寸进尺，接连发动了一系列战争，1860年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1884年至1885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1900年的庚子事变。侵占了中国的主权，瓦解了国家的正常管理，而且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可以说中国就没有能缓过劲来，无法与技术、文化都比我们先进的列强抗衡，所以割地赔钱、开埠通商成了每一次中外战争的必然结局。战败之后签订的条约没有公平可言，不是一两位清朝大臣卖国（固然他们亦存有私心），而是我国失去了商量的资本。
近代特殊的历史背景没有给中国人多少变革的时间，无论是清廷的改革、民间的起义运动、新兴资产阶级的维新运动都以失败告终，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而变得畸形。“各种文学，都是应环境而产生的，推崇文艺的人，虽喜欢说文艺足以煽起风波来，但在事实上，却是政治先行，文艺后变”[15]，无论是官方主流还是民间力量，无论是早期启蒙家、洋务派、维新派或革命派，政治态度不尽相同，却都存在共同的呼声，那就是必须有所作为，必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技术上，继而文化上借鉴世界潮流。
对抗侵略的战争虽然失败了，中国人民反思情绪却空前高涨，知识分子群体纷纷发表政论文章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通过文学作品抒写祖国的遭遇，控诉列强的暴行，歌颂爱国将领、群众自发的斗争和爱国精神。
二 战争题材文学创作
受传统小说的“信史”观念影响，小说家们自觉不自觉地承担起记叙史实的责任。刘鹗认为小说“将来可资正史采用”，“野史者补正史之缺也。名可托诸子虚，事须征诸实在”。林纾也认为“盖小说一道，虽别于史传，然间有记实之作，转可备史家之采摭”，当时的小说理论家邱炜萲也曾说过：“小说家言，必以纪实研理，足资考核为正宗；其谈狐说鬼，言情道俗，不过取备消闲，犹贤博弈而已，固未可与纪实研理者长而较短也。”所以，在连续不断的战争背景下，战争题材的文学创作也表现出强劲的题材热点。
诗歌方面，魏源的《江南吟》、《寰海》、《寰海后》、《秋兴》、《秋兴后》组诗都是有感于鸦片战争而写的。张维屏的名篇《三元里》如实地描述了英军侵犯广州，民众数万人组织平英团奋起杀敌的事件。朱琦在他的长篇叙事诗里，陈述了近代几次大战的原因、经过和结局。他的长篇五言诗《感牢》更是以激愤的笔触控诉侵略者的暴行。贝青乔的名篇《咄咄吟》甚至记载了一群小偷勇敢击杀敌军的事迹，题材独特。
散文方面，郭嵩焘的《请禁止鸦片折》，程含章的《论洋害》，管同的《禁用洋货议》，汤彝的《绝英吉利互市论》，阐明禁烟主张。一些作者亲历战争，感受痛切，如元室主《英人广州入城始末记》说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老顽固两广总督叶名琛被俘，客死于印度的事，薛福成的《书科尔沁忠亲王大沽之败》记录了大沽口失守的事件，陈代卿《庚申畿辅纪变略》记英法联军入京，徐树钧《圆明园记叙》写了帝后播迁，圆明园被焚的惨象。这些作品可以说是文学，当成史料看也未尝不可。
戏曲方面，钟祖芬《招隐居传奇》、杨子元《阿芙蓉》、袁祖光《暗藏莺》等，取材于鸦片战争，其思想与诗文基本一致。
小说更是如此，在20世纪最初的几年，小说突然被捧上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被赋予救国济民的重任，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思想，上承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之主张，下得晚清公知之心声，提出“人类之普通性，何以嗜他书不如其嗜小说？答者必曰：以其浅而易解故，以其乐而多趣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16]，梁启超一次又一次地强调，发动小说界革命的原因就是要将小说这一雅俗皆宜的宣传工具重视起来，用于改造人的思想及至整个社会，他在《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中明确地写了他创办《新小说》杂志的目的，这本杂志后来成为梁宣传“小说界革命”的重要工具。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本来没有这么大“本事”，但是晚清一些接触到域外政治小说的知识分子，被小说中那种鲜明的民主、自由意识感染，认为小说是有如此神奇力量的。后来1915年梁在自己的另一文《告小说家》中再次谈到小说界革命，提及自己13年前的主张：“质言之，则十年前之旧社会，大半由旧小说之势力所铸成也。忧世之士，睹其险状，乃思执柯伐柯为补救之计，于是提倡小说之译著以跻诸文学之林，岂不曰移风易俗之手段莫捷于是耶？”实际上是再次认可这个文学革命的初衷实际上在政治和社会功能的期许上，希望通过文学手段来批判旧小说，改变旧风俗，宣扬新价值观，重建新世界。
晚清的小说领域涌现了不少反侵略战争小说。参考陈颖的论文《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小说综论》[17]，结合部分研究晚清战争小说的论文，可以把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题材的小说划分为三类。
其一，以讲史的形式直接描写战争。以战争历史人物为主要表现对象，以纪实笔法、章回形式着眼于战争过程的再现，是这类题材战争小说的共同创作特征。正面描写战争的小说有《罂粟花》（元和观我斋主人著）、《死中求活》（对镜狂呼客著）和《救劫传》（艮庐居士著），三部小说分别描述了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和庚子事变。1900年《中东大战演义》（洪兴全）是近代第一部反抗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小说。发表于1904的《辽天鹤唳记》（“贾生”托名“日本东京田太郎”）则主要描写日俄战争。后来发表于“五四”时期的《消闲演义》（1921）（作者程道一，又名《清史演义》）是描写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的佳作。
《罂粟花》于1897年在《白话演义报》上连载，原名《通商原委演义》，后印有单行本，易名《罂粟花》。小说共二十五回，作者以史实为依据，写了鸦片战争全史“于当日文忠远筹，庸臣误事，以及英人贻祸中国，无礼要求，详叙始末，纤悉无遗”，这个小说的目的是“欲令读是书者，触目惊心，痛恨洋烟之为祸，则此后之禁烟，各宜加之实力，庶中国尚有万一之可救”[18]，可谓自揭疮疤，用心良苦。《死中求活》共13回；《救劫传》共16回，这类小说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不甚着力，因而艺术性一般。《中东大战演义》的作者洪兴全是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之子，小说共33回，描写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全过程。《辽天鹤唳记》发表时日俄战争尚未结束，故小说相当及时、迅速地叙写了1904年初在中国东北爆发的日俄战争的前期过程及战况，人物、情节皆非虚构。小说中出现的日俄战将，如俄辽东大总督阿力克塞夫、远东陆军统领苦鲁巴金，日总司令官东乡平八郎、海军少将瓜生外吉等，皆史有其人[19]。《消闲演义》这部小说不是晚清时期发表的，之所以在此文提及，皆因该小说详细地描写了发生在近代中国的历次战争，作者形象地刻画了在战争背景下人们的生存状态及心理特征，是一篇以晚清战争为写作题材的好作品。
其二，以虚构的人物故事侧面表现战争这类题材的战争小说大体有两种表现形式：以写实的笔法描写战争及其所造成的社会动荡和以浪漫的手法，或借神话或以梦幻等非现实的表现形式反映战争。前者如《旅顺落难记》、《邻女语》、《剑腥录》等，后者如《芙蓉外史》、《梦平倭虏记》等。
其三，清末部分著名社会政治小说中有关战争的片断描述。如曾朴《孽海花》中涉及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陆士谔续《孽海花》中涉及庚子事变的部分，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叙写中法战争的若干“话柄”等作品。
近代战争题材小说虽在影响上不能和谴责小说、政治小说相比，但因为及时地记录了当时发生的事件和民众遭受的疾苦，故有它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在小说中揭示的那些无能、懦弱的官僚形象，这类人见了敌兵闻风而逃，与敌谈判时一窍不通，最高统治者面对众议，举棋不定、错失良机。可笑的是清廷就在丧权辱国的时候，还有心思落实老祖宗的“三跪九叩”大礼。近代小说作品中也肯定了一些军事将领和爱国人士的作用，但反面人物的描写更为传神，能引起读者对于战争失败原因的追索和共鸣。
三 战争题材小说透露的复杂信息
一方面，我们通过阅读能明显地感觉忧患意识，这是生活于任何动荡的历史时期的知识分子发出的共同的声音，国家危亡和民生艰难牵系于心，而透过各种现象还能看到西方文明和技术确实强于自己，何去何从，必须承认从强盗身上要学些什么，而且必须面对从前看不起的所谓蛮夷文化的兴盛和自己彻头彻尾的失败。“中日既立商约之后，共敦和睦，中国深耻为侨所败，乃将各政事大修，参以西法，又开卢汉铁路，创立银行，设办邮政，政治一新，四方民人，皆升平之世，至今外邦未敢犯，想必将来益加强盛，威震五洲矣。识者谓中国不有此败，未必鼎新革故，改章变通，此亦天假日人，以成中国自强之道也。”（《中东大战演义》）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晚清的知识分子断然不会想到此后中国的自强之路走得何其艰难。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有些小说中涉及不少的迷信情节，如对中国民众因为使用了某种超自然力量战胜敌人的描写。吴中梦花居士的《芙蓉外史》写了强文龙、沈楚材两位侠士的梦游故事，红国公主阿芙蓉的传奇神力，里面透着鸦片战争的信息，用虚无的神话来写现实，未免显得隔靴搔痒，不能切中要害。吴趼人的《黑籍冤魂》和元和观我斋主人《罂粟花》也是这样，完全不顾活生生的现实生活，描写了似是而非的情节。慈禧太后希望用求神拜佛来击退敌兵，普通民众在身上画符以期刀枪不入，这些都是十分可笑的做法。阿英曾经这样指出：“这种传统、神话完全反映了因鸦片战争失败的一种悲观失望、聊以自慰的思想情绪，是客观上有利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卖国统治阶级的宿命论思想。”[20]
战争当然是残忍的，是对人类生命和文明的无情践踏，但是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在某些历史背景下，战争也起到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作用，“事实上，战争无疑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使人类陷入到相互残杀中，导致了社会的倒退；另一方面，战争又激活了人们对社会发展的重新思考。它以强力的方式解构了既有的社会秩序和文化秩序，使人们不得不在一个新的基点上调整既有的文化心理结构，以应对这前所未有的挑战”[21]。从这个意义上说，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几十年间，虽然发生过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促使了中国近现代改革的完成，但战争的影响力太巨大了，使中国上至皇帝贵胄下到贩夫士卒没有任何选择回旋的余地，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人一直认为“倭不度德量力，敢与上国抗衡，实以螳臂挡车，以中国临之，直如摧枯拉朽”[22]。然而，战争交锋的结果是什么呢？“螳臂挡车”者并不是日本，而是中国；被“摧枯拉朽”者并不是日本，也是中国！甲午海战，使北洋水师全军覆灭。对此，梁启超说过：“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23]吴玉章曾经这样评说《马关条约》：“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24]
梁启超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总结了处于晚清历史背景下人们普遍的心理历程，将中国学习西方分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觉得外国船坚炮利，“有舍己从人的必要，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等渐次设立起来”。第二时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从甲午战败中，认识到“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天地，都为的是政制不良”，于是发动了“变法维新”运动。第三时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从辛亥革命以后，虽然政治制度变化很大，但文化上仍是老一套，以致革命希望件件落空，后来“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25]。这样一种被动转变的情况，对于国人心理真的是极其残酷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