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清政府改革引发小说创作的连锁反应

现在有的中学生把中国近代史戏称为“中国窝囊史”，这一说法道出了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中国的实际境况，当国人沉睡在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伟大基业上，在四大发明帝都大国的幻觉上沾沾自喜时，其实已变成任强国宰割的肥而孱弱的羔羊，坠入覆国亡民的危险。不过，这种看法也有些绝对，因为学生们的认识更多地烙印了负面的印象，产生了国家在这个时期一败涂地的错觉。这也能够理解，他们毕竟并没有亲历过当时的实际生活，史料的信息又掌握不全，故不容易了解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情，对于在动荡中萌生的足以影响后世的积极因素，就更知之甚少了。

一　19世纪积弱挨打的中国

实际上19世纪初国势已经显现出不祥的征兆。例如漕运、盐务、货币等领域，频频出现严重混乱的情况，清政府官员在其中大敛其财，严重侵蚀着国家的支柱。苗民、三合会及白莲教起义等民间反抗运动此起彼伏，虽然最终被镇压下去，却给当时的清王朝两个致命打击：其一，正规清军得不到地方缙绅和雇佣军的支持，镇压不住地方的叛乱，更无力面对后来的鸦片战争；其二，在对内乱的平定过程中，国家积累的财富遭到过度的透支。“十年斗争的破费对帝国的国库是毁灭性的。乾隆后期的盈余约七千八百万两因镇压叛乱而消耗净尽，镇压叛乱耗资达一亿二千万两”[4]。

19世纪上半叶，就在我们混乱不堪、自大内耗的时候，英、法、意、德和美国等国家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划时代的机器生产取代了工场手工业，迅速提高了国家生产力，财富迅速积累，经济快速发展。就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文明思想和民主政治亦得以迅速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国家为了进一步夺取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把贪婪的目光瞄向了亚洲。

强敌当前，弱国无外交。当经济纠纷、宗教纠纷升级为战争较量的时候，我们只能傻眼。血肉之躯、画符迷信和冷兵器如何抵挡得了洋枪洋炮？所谓八旗兵、绿营兵并非不想打胜仗，所谓他们都是从烟榻上爬起来上战场的说法有些夸张，有恨铁不成钢的意味，实际上是我们的综合国力已经落后于别人。即便是打了半个世纪立下赫赫战功的湘军和后来的淮军面对列强也是一筹莫展。人们曾盛赞过湘军“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但是军事装备不强，后勤保障不足，“硬件”上不如人是没有办法的。1840年到1895年的55年间，中国接连吃了一系列败仗，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等，西方列强逼迫清政府签订了数个不平等条约，剥夺中国利益，侵犯中国主权。

在这段时间内，清王朝有过短暂的回光返照式的同治中兴，是指1854年至1868年这14年，由于曾国藩、李鸿章等清末重臣的努力，国势暂时稳定，上下致力于发展实业，国家获得了暂时喘息的机会，政体也恢复了稳定状态（虽然是表面的）。已故的美国耶鲁大学著名汉学家芮玛丽曾这样评价“中兴”的含义：“不但一个王朝，而且一个文明看来已经崩溃了，但由于19世纪60年代的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它们终于死里求生，再延续了六十年。这就是同治中兴。”[5]清政府在对外妥协之后获得暂时的平静，“图强”、“自强”的概念被反复提及，军事技术上接受了英、俄、法国有条件的帮助，开始训练新兵，使用新式滑膛枪装备了小部分官兵，这些做法和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愿景接近，这种上下同声的自强呼声得到了朝廷的支持，总理衙门一开始负责有关通商事务的谈判，后来成了洋务运动的枢纽机构，涉及领域包括了外交、外贸、学堂、开矿、造船、兵工、军队训练等，如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的设立，同文堂的设立和选派少年出国深造的计划在军事和经济文化的未来发展上都有进步意义，可惜愿景虽好，时机已过，且经费不足，官员贪腐依旧，杯水救不了急火。

二　清末社会的改革运动

到了1898年，年轻的光绪皇帝想做点什么以证明自己的能力，他接受了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的改革意见，在现在看来，这个方案其实已经最大限度地保持了既得利益者的部分，可惜权贵们没有透彻感悟国家的危险，而且不满足朝廷对他们有限的保护。这些改革意见还是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袁世凯是埋伏在改革派和保守派中的“双料间谍”，由于他的伺机告密，慈禧太后果断发动政变，光绪皇帝被抓，康有为、梁启超等外逃，六君子被杀，清政府在遭受灭顶之灾前作了最后一次可能的挣扎，摆在面前的是失败的命运。

不管愿不愿意，1900年还是到了，英、法、德、俄、美、日、意、奥八国联军攻破曾经富庶华丽的北京城，大肆烧杀抢掠，生命、财产和文化遭受浩劫。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慌忙逃往西安，帝、后的逃亡引发举国恐慌，该事件史称“庚子国变”。梁启超曾痛彻心扉地说：“庚子八月，十国联军，以群虎而搏一羊，未五旬而举万乘，乘舆播荡，神京陆沉，天坛为刍牧之场，曹署充屯营之帐，中国数千年来，外侮之辱未有甚于此者也。”[6]

庚子国变，可谓奇耻大辱，变革可能死，不变革肯定死，痛定思痛，清政府决心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而这次改革采取的行动很有意思，大部分和戊戌变法者提出的方案相似，有的措施力度更大，走得更远。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丁未（1901年1月29日），慈禧在西安以光绪名义发布了一道决心变法的上谕[7]：

丁未。谕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论语。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伊古以来，代有兴革，当我朝列祖列宗因时立制，屡有异同。……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借为藏身之固，而胥吏恃为牟利之符。公私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祸天下者在一例字。晚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学之本源也。居上宽、临下简、言必信、行必果，服往圣之遗训，即西人富强之始基。中国不此之务，徒学其一言一话一技一能，而佐以瞻徇情面、肥利身家之积习，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而富强耶？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须议更张。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内，悉条议以闻。再行上禀慈谟，斟酌尽善，切实施行。

这个上谕的措辞和决心之大前所少见，不仅指出此前的各种改良行动仅在语言文字和制造器械，是皮毛之举，而决心在“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各方面进行彻底的大变革，其理想已经超出了此前维新派的力度，走得更远。只要有这样的态度，无论起因如何，对于一个古老国家的兴盛来说是好的，是趋向进步的，虽然迟了点，仍表示出了和已经超前发展的国际社会接轨的愿望。所以费正清先生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客观地认为“清朝在它的最后的十年中，可能是1949年前一百五十年或二百年内中国出现的最有力的政府和最有生气的社会。清朝的历史并不单纯表现为漫长的衰败过程”[8]，这种改革来得太迟，但毕竟开始改革了，这次改革包括废除科举、创办新学、奖励留学、装备新军、修建铁路、开发矿藏、发展实业、改革法制、地方自治和立宪政治等，覆盖了晚清中国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揭开了由封建专制转向现代社会体制的序幕。史料向我们展示，隋唐以来的科举选才制度被废止了，新式学堂在各省办起来了，国家花费数百万银两送少年才俊出国留学，新式军队和新式武器开始装备，以前谈虎色变不让外国人插手的铁路、矿业也逐步启动，连立宪政治也提上了桌面。可以这样说，涉及一个社会架构的所有领域都在这次改革的议题之内，这样的阵仗，不管能否落实下去，都为古老中国向现代文明的发展迈出了蹒跚一步。可惜的是，清王朝的改革是摇摆不定的，带有投机性质的，一次又一次地让民众失望，加之本身体制和人脉的积弊太深，尾大难掉，已经没有人愿意再给统治者们足够的时间慢慢治疗满身的创伤，对于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来说，没有更好的路可走了，等待的只是辛亥革命的致命一击。

虽然我们作为后代不应嘲笑先辈们在改革中表现出的窘态，但是晚清的中国社会确确实实表现出“轻度精神分裂”的状态。一切新的文明都夹杂着旧的因素，变成一种不伦不类的样子。在任何领域都活跃着维新派和保守派，还有很多“半新不旧”派，他们似墙头草一般摇摆不定。希望政治改革不触动权贵的既得利益者，只能是空谈；一些人天天跟着喊“立宪”，却实在不知立宪的实质是什么；新式学堂难以觅到合格的教师，充斥着一半有传统功名却不了解新式教育的老师；皇帝派遣的新军官出国学习为保护朝廷，却在那里学了满脑子革命思想，成为辛亥革命的主力；新官员走马上任欲燃“三把火”，把持实权的却仍是身份低微的胥吏……林林总总，尽是怪相，实乃末世之兆，李伯元在《文明小史》里生动地描写了社会群像，人们“上头要行新政，就说新政的话，要招义和团，就说招义和团的话”（第二十四回），一旦风向改变，马上改头换面。欧阳钜元在他的《负曝闲谈》中也塑造了同样举棋不定似新非新的“新党”人物。

三　文学改良与时代变革

面对列强凌辱的灾难，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头老百姓都在反思，都在寻找富民强国之路，有喊革命的，有喊立宪的，有喊学习西方技术的，而“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们应该做些什么？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等为首的维新派作家提出“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梁启超在他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明确提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口号，更具体地力图借小说的作用来实现救民救国的理想。

文学的改良运动在晚清发生可谓恰逢其时，因为社会面貌风云变幻，惊心动魄的人生大戏天天都在上演，民众挟裹其中，油然而生政治热情，都萌生了一种了解和参与社会的渴望。“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的口号，希望建立新的文学形式引领和适应新的时代气息。

在文学的这四种样式中，诗、文乃风花雪月雅人之事，戏剧的最终形式是表演，姿态最低和民众最接近的就数小说了。纷繁变化的社会时事为作家们提供了现成的创作素材，不记下来着实可惜；想了解的人又很多；大部分民众的受教育水平有限；清政府内外交困放松文网，小说就很好地衔接了这四方面的因素。想必此时的小说家们，内心也相当地纠结，他们目睹了光怪陆离的现实生活，痛心于黑暗和腐朽的社会问题，又不知道该怎么做是正确的，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的“公知”，他们在作品中谴责贪官、谴责清官、谴责朝廷，谴责一切看不惯的。但是，当时的作家们内心的痛苦是最主要的，因而思考是最本质的，他们不能一味地谴责、宣泄。在他们的作品中，可贵的是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对清政府改革和社会变革的期待和思考。

李伯元宽容地表达了他对晚清改革的期待和理解，认为只要改总是好的，吴趼人也基本是这个态度。

李伯元通过自己的小说代表作《文明小史》道出了自己的想法[9]：

据在下看起来，现在的光景，却非幼稚，大约离着那太阳要出，大雨要下的时候，也就不远了。何以见得？你看这几年，新政新学，早已闹得沸反盈天，也有办得好的，也有办不好的，也有学得成的，也有学不成的。现在无论他好不好，到底先有人肯办，无论他成不成，到底先有人肯学。加以人心鼓舞，上下奋兴，这个风潮，不同那太阳要出，大雨要下的风潮一样么？所以这一干人，且不管他是成是败，是废是兴，是公是私，是真是假，将来总算是文明世界上一个功臣。所以在下特特做这一部书，将他们表扬一番，庶不负他们这一片苦心孤诣也。

这个观点类似于“摸着石头过河”、“黑猫白猫”之说，适用于当时所面对的社会现实。晚清的社会，动荡飘摇，不要说没有退路，连站在原地的机会都没有，李伯元的思考是理智的。吴趼人和挚友李伯元看法有相似之处但也多了批判的眼光，吴认为“法无古今，弊生则宜改；法无中西，善在则可师”[10]，但对改革中清廷的摇摆态度特别不满，1907年，政府颁布了实行宪政的计划，遭到了立宪派的批评，他们对当时公布的“宪法大纲”的内容和进程十分不满，恨不能立即召开国会，吴趼人尤其对预备立宪大为光火，一口气写了《庆祝立宪》、《预备立宪》、《大改革》、《立宪万岁》和《光绪万年》5篇小说，揭露立宪可能是一个骗局，吴趼人的嗅觉是敏锐的，文笔是犀利的，“晚清民主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和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的持续高涨，使清朝统治者感觉到了危机的步步进逼，于是公开宣布‘预备立宪’。实际上，当时清朝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对立宪只是抱着敷衍拖延的态度，而满族亲贵则企图通过立宪巩固自己的特权，并以此削弱地方督抚的权势，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汉族的官僚们则企图借立宪限制满足官吏的权势，从而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发展机会。因此，‘预备立宪’不仅有名无实，而且显露出满族贵族借立宪以集权的种种迹象。基于这种社会现实，先知先觉的作家们选择用手中的笔来描绘黑暗现实，因此揭露‘立宪’骗局的作品大量涌现，吴趼人的作品在其中无疑份量最重”[11]。

刘鹗和曾朴也许不喜欢在概念上下工夫，但也是认可清政府改革的。刘鹗信奉太谷学派，相信实业救国，相信只有富民才可以强国。他对国家颓危的局势是看得明白的，在《老残游记》中，刘鹗把中国比作是一艘大船：　“船面上坐的人口，男男女女，不计其数，却无篷窗等件遮盖风日，——同那天津到北京火车的三等客位一样。——面上有北风吹着，身上有浪花溅着，又湿又寒，又饥又怕。看这船上的人都有民不聊生的气象。”[12]主人公老残和梦中的两位挚友商量着救不救大船，他们的结论是积极的，即主动去救大船，驾只渔艇，追上去，“到了之后，送他一个罗盘，他有了方向，便会走了。再将这有风浪与无风浪时驾驶不同之处，告知船主，他们依了我们的话，岂不立刻就登彼岸了吗”[13]？而治疗顽疾也非易事，正如小说中青龙子所说：“救命的物件，那有好看好闻的！”曾朴在他主要完成的《孽海花》中，把自己所处的时代就称为“革新时代”，态度不言自明。

既然改革涉及了许多领域，社会发生了改天换地的变化，这必然为小说家们提供了十分丰富的素材，所以晚清小说的写作素材是相当丰富的，有利于小说在这片土壤的生长。但是，“由于梁启超等人过分夸大了小说的政治作用，把小说当做改良主义政治运动的工具，从而忽视了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因而也只能是昙花一现”[14]，这一点将在第八章中详细论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