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阿兰·巴丢生平及著作

（一）家庭背景

阿兰·巴丢（Alain Badiou），1937年出生在摩洛哥（Morocco）的拉巴特（Rabat）。[1]阿兰·巴丢成长在一个极具左翼色彩的家庭之中。他出生后不久，“二战”爆发，1940年在德国法西斯铁蹄的践踏下法国沦陷。法国左翼分子成立抵抗组织，反抗德国纳粹的入侵和法国贝当维希政府的投降政治。阿兰·巴丢的父亲雷蒙·巴丢（Raymond Badiou）就是积极的左翼分子之一。当时的雷蒙·巴丢是巴黎高师的高才生，所学专业是数学。作为数学家的雷蒙·巴丢带给阿兰·巴丢的是数学思维方式及严谨的、逻辑性的行为方式。法国光复后，雷蒙·巴丢在法国南部城市图卢兹担任市长十三年之久。他的左翼活动和从政经历对年幼的阿兰·巴丢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用阿兰·巴丢自己的话说：“我们家本质上具有左翼传统。我父亲给我两个印象：‘二战’期间参加的反纳粹抵抗运动，以及他也是当权的社会主义的斗士，因为他在法国一个大城市图卢兹当了十三年市长。我的故事就是与这种官方左翼决裂的故事。”[2]阿兰·巴丢“与这种官方左翼决裂”是通过他参加的两次活动实现的：一次是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另一次是1969年比利时大罢工。这两次活动对阿兰·巴丢的政治观念、哲学观念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尤其是作为记者的阿兰·巴丢被派去报道比利时工人罢工。在与矿工工人的接触中，深刻了解了他们的乡村社会生活。这段经历决定了巴丢的哲学始终“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发言和演说，站在人类共通性的最模糊的部分上，站在平等那一边。”“哲学的金科玉律绝对是平等。”[3]真正的理论只能在革命的斗争实践中形成。

阿兰·巴丢的母亲也毕业于法国巴黎高师，所学专业是法国文学。如果说父亲给予巴丢的是数学的严谨、哲性思维和左翼立场的话，那么母亲给予他的则是文学的、诗性的熏陶，并赋予他充满诗意的人生。巴丢说：

我父亲是巴黎高师数学系的毕业生，我母亲则是巴黎高师法国文学专业的毕业生。我也是巴黎高师的毕业生，是什么专业呢？是哲学。也就是说，或许这是唯一能够在文学母性和数学父性之间建立双重亲子关系和自由流通关系的方式。这就是哲学本身的启示：哲学语言通常在数学和诗之间，母亲和父亲之间，建构自己的空间。[4]

母亲亲身经历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促使巴丢对哲学产生了新的看法。母亲曾经给他讲述了一个充满温情的感人故事。母亲在认识父亲之前，在阿尔及利亚教书，当时她对一个哲学老师产生了热烈的爱情，但由于各种原因无法与他终成眷属，这种深刻的、刻骨铭心的爱一直支撑着母亲到81岁高龄。这个故事使巴丢得出的哲学结论是：哲学并未终结，“因为它仍在自身中游荡，因为对现存的问题仍有更进一步的必要。我相信这是其本质。哲学的本质正是一种我们薪火相传的永恒的东西”。[5]

在母亲的熏染下，巴丢的人生及其思想都充满了诗性特征。巴丢不仅本人创作戏剧、小说等文学作品。同时，对马拉美、佩索亚、策兰、兰波、贝克特等人的文学作品进行了独特的解读，他们的作品也成了巴丢阐述其哲学思想和文艺思想最主要的话语资源。此外，巴丢的著作也充满着诗性的魅力。因此，齐泽克这样评价阿兰·巴丢：“巴丢是一个极具魅力的知识分子。它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将严格的数学知识、真正的哲学情怀、艺术家的敏感以及激进的政治活动结合在一起。”[6]

（二）学习经历[7]

从巴丢的学习经历来看，可以说他是一个成长在学院里的哲学家。然而他却是一名反对学院派哲学思想的哲学家。

巴丢中学毕业于图卢兹（Toulouse）的贝尔维尤实验中学（Lycée de Bellevue）。于1954—1955年在图卢兹的古典费马学校（Lycée Fermat）读文科预科。1955年之前，阿兰·巴丢成长于法国巴黎的外省，1955年来到巴黎。并于1955—1956年在巴黎的路易大帝中学（Lycée LyceLouis-le-Grand）读高等师范学院文科预科。1956年考入巴黎高师，直到1961年一直就读于巴黎高师。他对数学情有独钟，这为他后来提出的数学本体论的哲学思想奠定了基础。1960年通过了从教资格考试。1962年服义务兵役一年。1963—1965年在法国的兰斯中学教书。1965—1969年在兰斯大学任助教（Assistant）和助理讲师（Matre-assistant）。1968年，巴丢受福柯的邀请，成为万森纳（Vincennes）巴黎第八大学哲学系的一名教师，并于1969—1983年在该学院担任助理讲师，于1983—1990年担任讲师（Matre de Conférences）。随着他1988年《存在与事件》一书的问世，1989年他被授予哲学教授资格并于1990—1999年间一直担任主席。1969年直到1999年的三十年间中，他一直在巴黎第八大学教书。他与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弗朗西瓦·夏特勒（Franois Chatelet）、利奥塔（Jean-Franois Lyotard）、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阿兰·米勒（Alain Miller）等人都是同事。在此期间，他与德勒兹、利奥塔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二人的哲学著作被巴丢看作是阿尔都塞的科学马克思主义项目的不健康的变体。1999年，他回到巴黎高师，并担任了哲学系主任。他还是国际哲学学院（The Collège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简称CIPh）的重要负责人，同时还在国际哲学学院开设一个很受欢迎的研讨班，讨论内容从“反哲学家”（圣保罗、尼采、维特根斯坦、拉康）到20世纪主要的概念变革。

就读于巴黎高师期间，阿兰·巴丢接触到了他哲学生涯中最重要的三位导师：萨特、拉康和阿尔都塞。他们三个人不同程度地影响了阿兰·巴丢哲学思想的形成。“萨特教给我的东西很简单，存在主义……概念通常也必须是存在……拉康教给我的是连接，即主体理论同形式理论之间的必然连接……阿尔都塞教给我两样东西：没有适合的哲学的主体……只有思想的方向；哲学必须进行区分和划界，即同那些不是哲学的东西区分开来……”[8]

在这三个人当中，对巴丢影响最大的还是阿尔都塞。在巴黎高师期间，巴丢是阿尔都塞的学生，聆听他所讲授的课程。阿尔都塞对《资本论》的解读深深吸引着巴丢。后来巴丢与巴里巴尔、朗西埃、马舍雷等人都是阿尔都塞名著《读〈资本论〉》一书的撰写者。1967年巴丢加入了阿尔都塞开创的一个研究斯宾诺莎的小组。同年，他被阿尔都塞邀请参加了“科学家的哲学课堂”（“Philosophy Course for Scientists”）。巴丢在这个哲学课堂上进行了几次演讲，在这些讲稿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他的《模式的概念》（Le concept de modèle）一书。此书是巴丢早期最重要的著作，书中体现出他深受阿尔都塞思想的影响。但是从1968年以后，巴丢就开始反对阿尔都塞。

（三）政治实践

19世纪末的德雷福斯事件后，整个20世纪的法国知识界形成了知识分子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传统。阿兰·巴丢与阿尔都塞、萨特等一代知识分子，都是当时法国极为活跃的政治活动家。巴丢受到来自父亲和导师阿尔都塞左翼思想的影响，他积极参加左翼政治活动，这一系列活动对巴丢哲学思想的形成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955年，他刚刚来到巴黎时，即爆发了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战争。1958年，他协助建立了联合社会主义党（United Socialist Party，PSU），这是法共的一个分支，他们强烈谴责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战争。联合社会主义党成立后，随即展开了反对法国向阿尔及利亚出兵的反战活动，巴丢是反战组织的积极成员之一。他走上街头，高喊“阿尔及利亚和平”的口号，参与反战示威游行，并与前来镇压的警察进行身体搏斗。1960年8月，萨特联合了当时法国知识界的120位反战人士，发表了《121人宣言》，公开支持阿尔及利亚的反法独立运动，支持法国青年和士兵的反战行为。通过参与此次反战运动，阿兰·巴丢认为，哲学只有介入社会才能存在，他反对学院派的哲学立场。他说：“唯有哲学真正掌握了时代的节奏，它才能存在。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运动，也不是与我们无关的政治，而是当代人经常发作的痛楚，哲学必须要验证这种痛楚，或者说，让哲学诞生在今天人们的伤口处，而知识分子们生产的哲学太过圆滑世故。”[9]他还认为，革命思想并非来自书斋，不是几个哲学教授在书斋里发明出来的，而是在与统治者血与火的斗争实践中发展起来的。

1968年，受到“五月风暴”的影响，巴丢开始将自己的政治思考转向建立一个分离性的毛主义组织，即法国马列共产主义联合组织（Group for the Foundation of the Union of Marxist-Leninst Communists of France，UCFML）。巴丢在这一组织中长期担任领导人。他还是一个后政党组织——政治组织中心（The Center of L’Organisation Politique）的成员。这一组织关注最广泛的介入式话题，如劳工、移民、住房等话题。

（四）主要著作

自25岁发表第一篇文学作品，如今年逾古稀的阿兰·巴丢几乎已经著作等身。这些著作按其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哲学、政治学、伦理学、论文集、评论集、文学作品等几大类（各类之间也有相互交叉，如哲学与政治学、伦理学著作之间就是如此）。

哲学著作包括：《模式的概念》（1969）、《主体理论》（1982）、《能否思考政治》（1985）、《存在与事件》（1988）、《哲学宣言》（1989）、《数与数字》（1990）、《条件》（1992）、《伦理学：论恶的理解》（1993）、《吉尔·德勒兹：存在的喧嚣》（1997）、《圣保罗：普世主义的奠基》（1997）、《过渡本体论简论》（1998）、《非美学手册》（1998）、《元政治学纲要》（1998）、《世界的逻辑：存在与事件2》（2006）、《第二哲学宣言》（2009）、《哲学在当代》（与齐泽克合著，2009）、《维特根斯坦的反哲学》（2009）、《尼采的反哲学》（2009）、《爱的多重奏》（2009）、《海德格尔：纳粹，女人，哲学》（2010）、《性关系根本不存在：拉康二讲》（2010）、《哲学与事件》（2010）、《瓦格纳五讲》（2010）、《有限与无限》（2010）、《政治与哲学的隐秘关系》（2011，英译本《激进分子的哲学》，2012）、《柏拉图的理想国》（2012）、《法国哲学的冒险》（2012）、《超验数学：元本体论与实存》（2014），等等。

政治学著作包括：《矛盾理论》（1975）、《论意识形态》（1976）、《黑格尔辩证法的理性内核》（1977）、《阴暗的灾难》（1991）、《情势1：科索沃，九一一，希拉克与勒庞》（2003）、《情势2：伊拉克，围巾，德国与法国》（2004）、《情势3：犹太一词的范围》（2005）、《情势4：论萨科齐的意义》（2007）、《论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2008）、《情势5：共产主义假设》（2009）、《历史的重生：造反和起义的时代》（2011）、《反犹太主义无处不在，今日法国》（2011，英译本《反犹太主义反思》，2013）等。

其他论文集、评论集如：《剧院狂想曲》（1990）、《贝克特：不竭的欲望》（1995）、《无限性思想》（2003）、《理论书写》（2004）、《世纪》（2005）、《边界》（2006）、《论辩术》（2006）、《小万神殿：战后哲学家》（2009）、《电影》（2010）等。

文学创作方面，巴丢创作了小说三部曲和戏剧三部曲。1959年他的第一部散文式小说《观星台：反向旅途1》（Almageste.Trajectoire inverseⅠ.［Prose］.Paris：Seuil，1964.）于1964年出版。1967年他又出版了另一部长篇小说《罗盘：反向旅途2》（Portulans.Trajectoire inverseⅡ［Roman］.Paris：Seuil，1967）。与原计划创作的第三部小说《角斗士》（Bestiaires）构成了他的小说三部曲，只是由于各种原因，第三部小说流产告终。1979年创作了他的第一部戏剧《红披肩》（L’charpe rouge.［Romanopéra］.Paris：Maspero，1979.）。此后，又创作了他的戏剧三部曲。1994年创作了一部闹剧《细心的艾哈迈德》（Ahmed le subtil.［Farce］.Paris：Actes du Sud，1994.），接着又于1995年创作了戏剧《哲人艾哈迈德》及其续集《烦恼的艾哈迈德》（Ahmed le philosophe，suivi de Ahmed se fache.［Théatre］.Paris：Actes du Sud，1995.），从而形成了艾哈迈德戏剧三部曲。1996年还创作了喜剧《南瓜》（Les Citrouilles.［Comédie］.Paris：Actes du Sud，1996.）。1997年发表了他的又一部长篇小说《世间净土》（Calme Bloc ici-bas.［Novel］.Paris：P.O.L.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