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金元浦

20世纪末，法国一批如日中天的哲学家如巴特、阿尔都塞、福柯、德里达、德勒兹、利奥塔等相继陨落，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思潮随之走向衰落，于是有学者提出了“理论之后”的“后理论”时代的来临。恰恰在这样一个“后学之后”的时代里，法国一位“不合时宜”的哲学新星跃然星空。他的“不合时宜”是因为他既非“二战”后法国哲学传统的后继者，也非后现代主义之后的承继者，他以一种“柏拉图姿态”创立“事件哲学”，以全新的哲学视域展开了诸如事件、真理、主体、普适性、数学本体论、无限、空、情势、情势状态、类属、类属真理程序等一系列哲学术语的独特诠释，并提出了“数学即本体论”、“科学、政治、艺术和爱是哲学的四个真理程序”等哲学命题。这位法国哲学新星阿兰·巴丢（Alain Badiou，1937—，或译巴迪欧），他的思想自成一派，是当代哲学界的“这一个”。最近十余年，他的思想成为世界学术界广泛关注的热点之一。

巴丢思想之所以在“后学之后”历史性出场，与其激进的哲学批判态度和立场及独特的“事件”哲学思想紧密相关，也与“后理论”时代学术界的理论焦虑不无关系。巴丢对分析哲学、解释学、后结构主义三大哲学主流持激进的批判态度。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反柏拉图主义”倾向相对立，巴丢持一种“柏拉图姿态”，提出了“回到柏拉图”的哲学主张。“柏拉图姿态”就是“承认诗人时代的结束；把数学的当代形式作为本体论的向量；从真理功能的角度思考爱；铭记政治开始的方向。”（巴丢，1992， p.97.）他重提真理及其普适性，并试图在非哲学家的人群中建立人们对于真理的信仰与忠诚。

对于“真理”的彻底放弃也许是当今时代的突出文化症候之一。然而，巴丢哲学最为一鸣惊人的举措，最富于挑战性的举措，就是试图证明真理的“严格的、毫不妥协的普遍性”。巴丢认为，“哲学要想存在，就必须顺应时代的需要在真理范畴的历史上再迈进一步。在今天的欧洲，真理就是新思想。”巴丢所说的真理既非“符合论”的真理，也非“存在论”的真理，更不是党派真理。他认为真理是一个过程，是事件之后不时发生的类似信仰的东西，是主体对事件的忠诚。因此，真理、事件、主体就是这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一个真理通过主体的宣布而成为真理，这些主体在宣布真理的过程中，以其对事件的忠诚而成为主体。”（彼德·赫尔沃德，2003）巴丢的哲学思想在当今一个解构的时代、藐视真理的时代，显得格外“不合时宜”。然而，巴丢毫不畏惧由此带来的自身哲学的“边缘化”，他甚至藐视这种“边缘化”。

巴丢的数学本体论确切地说是数学集合论本体论。他从集合论本体论出发，展开了对存在问题的思考。巴丢认为，科学、艺术、政治和爱是哲学的四个真理程序，是哲学得以实现的四个条件。他还认为，哲学自柏拉图到黑格尔，在本质上是“系统性”（system）的，而这种“系统性”就是指“完整构造哲学四个类属条件的先决条件”。他的哲学思想就是试图阐明这四个条件的“可共存性质”。哲学并不产生真理，真理只能来自这四个真理程序。哲学的目的在于掌握真理，在于为这四个条件的“可共存性”提供一个思考的概念空间。由此看来，艺术是哲学的四个真理程序之一。巴丢正是在这样的哲学视域中，重新建构了哲学与艺术的“非美学”关系，并展开了对文艺作品的“非美学”式解读，形成了独特的“非美学”文艺思想。

“非美学”一方面可以理解为艺术与哲学关系的一种全新的构想。巴丢将历史上诗与哲学的关系归结为三种图式：启蒙式、浪漫式与古典式。而“非美学”是诗与哲学关系的第四种图式。这种图式认为，诗（艺术）不再是哲学的研究对象，而是哲学得以形成的条件，是哲学的四个真理程序之一。艺术本身就是真理的生产者。另一方面，“非美学”指“特定艺术作品独立存在的内在哲学效果”（intraphilosophical effects）。“特定艺术”指特定的艺术类型，如诗歌、戏剧、电影、舞蹈等，还指特定的作家作品，如马拉美、佩索亚、策兰、兰波等人的诗歌，贝克特等人的小说、戏剧等。

由此可见，“非美学”（inaesthetics）是把握巴丢文艺思想的核心命题。《阿兰·巴丢“非美学”文艺思想研究》一书作者毕日生博士，在把握巴丢哲学基本思想的基础上，以其“非美学”思想为核心，探索了巴丢“非美学”文艺思想、诗学思想及其当代视野，从中管窥巴丢整个哲学思想和文艺思想大厦及其当代意义。

作者首先通过哲学关键词的方式，梳理了巴丢的基本哲学思想。然后分析了巴丢文艺思想与哲学思想的内在关系。全书以其文艺思想最核心的术语“非美学”为切入点，分析了“非美学”概念提出的背景及其含义。在作者看来，“非美学”不仅是艺术与哲学的一种新的关系图式，还是巴丢分析解读文艺作品的一种新角度和新方法，更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非美学”文艺思想。作者最后还分析了其哲学思想及文艺思想在最近几年表现出的强烈的“介入”当下的姿态，以及巴丢对当代艺术所作的分析批判。

因此，“非美学”不仅仅是一种新的关系，还是一种新的思想和新的方法。作为一种新的文艺思想，“非美学”包含了巴丢对艺术真理、艺术主体、艺术事件等问题的独特思考。作为一种新的方法，一种新的文艺解读方法，巴丢展开了他认为的特定艺术类型、艺术作品的“非美学”式解读。

巴丢“非美学”文艺思想认为，艺术真理是艺术事件之后的一系列艺术形构。艺术的主体就是艺术事件之后的一系列作品及作品的新形式。艺术事件是在艺术的情势中发生的、偶然的、断裂的、标志着新的真理和新的主体诞生的事件。巴丢独特的“非美学”文艺解读方式，则是一种参与式解读，一种强力解读，一种反传统式解读，一种哲学式解读，总之是一种“非美学”式的解读。

通过这种“非美学”的文艺思想及“非美学”式的解读，巴丢对贝克特小说、戏剧，对马拉美（还包括佩索亚、策兰、兰波等人）的诗歌进行了文本细读。然而这种文本细读绝不是“新批评”的语义式分析，也不是解释学的意义式细读，更不是传统美学的体验式品读，而是通过“非美学”式的解读，发掘出这些作品的“内在哲学效果”，即这些作品中内在包含的、独特的关于“存在”、“事件”、“真理”、“主体”等方面的哲学思想。哲学中提到的这些概念只是一种“概念空间”，而要真正理解这些哲学范畴，必须回到哲学的条件，回到艺术中（政治、科学、爱之中）去，用特定艺术类型中的特定作品来解释这些哲学范畴的思想内涵。贝克特小说、戏剧揭示了存在的“空”、存在的“阴暗”、主体的形象、爱的相遇、事件及命名等哲学思想。通过对马拉美诗歌句法、诗学思想等方面的解读分析，揭示了事件、命名、真理、忠诚等哲学思想。巴丢对电影艺术进行了独特的理解。他认为电影是一种“大众艺术”，一种“不纯”的艺术，是“第七种艺术”，是一种“加一”的艺术。电影是民主的象征。电影艺术有历史的、叙事的、精神分析的、文化的四重维度。电影需要哲学，哲学也应该成为一种“大众哲学”。

杨慧林教授也关注巴丢的“事件哲学”。他在一套诠释学丛书的前言中推重巴丢的一个公式；E—→d—→（ε）—→π。其中E代表事件（event），d代表“决定”（decision），ε被解释为“关于事件的陈述”（evental statement），π则是“对一个事件的忠实”。按照公式中的第一个环节：人自身本来不能做出任何“决定”，只能“陈述”一个“事件”，结果是不可确定的东西通过与“事件”的关联而得到了“决定”。按照公式中的第二个环节，“关于事件的陈述”又带来“对一个事件的忠实”，于是“主体”被建构出来，“普遍性”得到了一种形式，一切意义也都成为可能了。最重要的是，“对事件的忠实”实际上只需要忠实于一个不确定的事件。简化以后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历史的和现实的无数事件决定着历史和现实的陈述，而这种陈述将成为忠实于事件的陈述。

发人深省的是：巴丢声称，这不是哲学，而是思想！

哲学难道不是思想吗？

思想中可以没有哲学？

巴丢想说什么？他在指什么？

回首来看，在为毕日生选定巴丢的选题后，我逐渐对巴丢的复杂思想和独立人格产生了兴趣。巴丢在后现代全球风行时，特立独行，不为风潮所动，成为那个时代乃至今天人类思想界的“孤独的守夜人”，他是我们时代“最后的知识分子”，“人类的良心”和批判学人。后学之后，实际上是那些后学大师的同龄人的巴丢，却作为“新人”被历史推到了前台。

因为历史需要。当历史需要另一种反思时，历史就会造就它的代言人。我创造了一个现在风行的词，叫“历史性出场”，就是说这种历史的必然性。

巴丢喜欢毛泽东的名言“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他在2008年出版的新书《袖珍万神殿》中，再一次重申了他的主张：“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坚持真理，丢掉幻想，去战斗而不是投降。在我看来，这是唯一真实的哲学。”在这个精神委顿，生活奢靡，思想犬儒，信仰顿失的时代，他使我想起鲁迅，想起鲁迅的硬骨头——那是一棵独立支撑的大树，而不是向两边偏倒的小草。

巴丢还曾是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者。20世纪50年代末，它加入了法共的一个分支组织——联合社会主义党（PSU），积极参与了法国与阿尔及利亚的战争。他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尔都塞的学生，参与了阿尔都塞主持的名著《读〈资本论〉》的写作。在1968年法国震惊世界的“五月风暴”中，他看到了学院式理论的空中楼阁与现实的超远距离。巴丢更向往直接的斗争：他曾带领学生罢课，带领学生冲进被他称为“修正主义的最后堡垒”的德勒兹和利奥塔的课堂。五月风暴中，他成了一位坚定的法国化的毛主义者。他认为大学里远离实际的思想很难指导现实斗争中的水枪和警棍。我欣赏他的坚定和勇气。

我还很佩服巴丢的数学天才。巴丢的父亲是个数学家，他把巴丢培养成了一个数学化的哲学家、思想家，与法国思想界的其他腕级学术明星截然不同。搞哲学人文学科的人，很多对数学心存畏惧，像福柯、德勒兹、巴塔耶、鲍德里亚等人都是放荡不羁，一派文人习气，在学术风格上也是追求文学性表述，诗性语言，而且总是要追求“惊艳”出场。巴丢不同，他将一种哲性的深刻和严谨投注于他的思考之中。他关注科学，崇尚严谨，理性，富于逻辑。思想不再是文人们思虑的“脱缰的野马”，无边的欲望，随意铺排的生命冲动，而是在激进的思想追求中抱持一种哲学的清醒。1968年，他被阿尔都塞邀请在其主持的“科学家的哲学殿堂”中做报告，这令我感到十分钦佩。

通读《阿兰·巴丢“非美学”文艺思想研究》全书，我认为此书在以下几个方面是值得特别肯定的：

其一，该书的选题具有前沿性和开拓性。从目前国内外对阿兰·巴丢的研究现状来看，国外关于巴丢的研究如火如荼。从2000年前后至今的十余年间，巴丢的著作几乎全部被翻译成了英文，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且，最近十余年，巴丢不断有新著问世，目前出版新著大约二三十部。而我国学术界对巴丢的译介、研究才刚刚起步。当年毕日生的博士论文就是国内第一本关于巴丢的博士论文，现在经过修订正式出版，此书成为国内第一部巴丢文艺思想的研究专著。

第二，凸显了巴丢思想在“后学之后”历史性出场的理论意义。众所周知，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主要特征是“否定性”：摧毁、解构、颠覆、否定、超越和批判既定的、传统的思想、价值、观念等。因而后现代主义又被称作“否定的后现代主义”。巴丢哲学思想的出现，给走向颓势的后现代哲学迎头一击，更使“后学之后”哲学的未来有了一丝希望。作者用“不合时宜”一词来概括巴丢哲学思想的独特性，这里所谓的“时宜”就是后现代主义思潮所形成的“时宜”。作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归纳了巴丢思想的这种“不合时宜”：其一，“回到柏拉图”与“反柏拉图主义”的对抗；其二，“永恒的、普遍真理”对抗“差异”、“多元化”时代的“真理的终结”；其三，“真理—主体”对抗“主体终结”后的“身体—个体”；其四，“数学＝本体论”对抗“语言本体论”；其五，“系统化”哲学构想对抗当代的“碎片化”时代。作者的这些分析都是比较准确和精当的，以此凸显了巴丢思想历史性出场的理论意义。

第三，本书是国内首次对巴丢“非美学”文艺思想进行系统研究的理论成果。从国外的研究现状来看，西方学者的个别论文谈到了巴丢的诗学思想、非美学概念、电影理论及巴丢对贝克特、马拉美、佩索亚与策兰的分析等，但目前尚且没有对其“非美学”思想进行系统研究的理论成果。国内情况更是如此。作者是国内最早开始研究巴丢“非美学”思想的人。作者围绕巴丢文艺思想的核心范畴“非美学”展开研究，对“非美学”这一概念的内涵进行了梳理，对“非美学”与传统美学思想中的“反美学”，与哲学中的“反哲学”概念进行了辨析。以马拉美为例，梳理了巴丢“非美学”的诗学思想。以贝克特的小说与戏剧以及巴丢对电影艺术的研究为例，总结了巴丢“非美学”的艺术思想。

第四，分析了巴丢思想“介入”当下的理论立场及现实意义。巴丢哲学近年来表现出了强烈的“介入”立场。他对当代世界的逻辑进行了深刻分析与批判。认为世界的“民主唯物主义”逻辑中，“只有身体和语言”。而要打破这种逻辑，就必须加入“三”——“真理”。他主张的“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的逻辑应变成“除了真理，只有身体和语言”。从这种“介入的”哲学立场出发，巴丢展开了对当代艺术问题的批判。当前艺术的当务之急就是“避免做一个浪漫主义的形式主义者”。艺术应该找到一种新的普遍性——艺术真理。艺术的主要任务就是真正的“新形式”的创造，艺术的真正功能则是，创造新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既包括艺术的可能性，同时指政治的可能性。巴丢对当代艺术的批判，对于我们思考当前中国文艺界的“身体写作”问题、当代文学的“新生”问题、“新媒体文学”与文学产业化问题、“后理论”时代文艺研究的出路问题等都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作用。

第五，在这一专著的写作中，作者的学术能力、学术视野得到了一次重要提升。2009年，当毕日生向我提及他的博士毕业论文选题时，我对他的选题是深表担心：一是巴丢的著作几乎全是英文、法文，当时的国内译著是空白的，突破语言关是摆在毕日生博士面前的第一道难关；二是巴丢哲学思想本身的独特、深奥，对于哲学基础相对薄弱的毕日生来说是又一个极大的挑战。然而，毕日生克服了这两道难关，知难而上，自学了法语，夜以继日的勤学苦读，经过努力终于完成了二十多万字的论文。在此过程中，他的学术能力得到了一次飞跃，学术视野也随之更为开阔。他在读博期间和毕业后这两年，在《文艺理论研究》、《江西社会科学》、《福建论坛》等国内核心期刊发表巴丢研究论文，并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成果喜人。希望他在学术的道路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当然，全书中有些方面尚嫌薄弱，例如巴丢哲学思想的理论渊源方面；“非美学”思想的深入分析归纳；巴丢哲学思想、文艺思想的局限性分析；巴丢艺术真理、艺术主体、艺术事件思想在当代中国文艺研究中的理论意义等方面，仍需作者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继续深入，继续探索。

《阿兰·巴丢“非美学”文艺思想研究》近日就要出版了，作者在全书结语中说“（巴丢）把包括自己在内的哲学家自嘲为‘孤独的守夜人’，真理的曙光和他思想的光辉何时才能划破冰冷的夜空？我们只能拭目以待。”寄望毕日生博士的这部巴丢研究专著，也能在国内巴丢研究方面发挥其应有的开路先锋的作用！我衷心祝贺毕日生博士。我脑中浮现出韩愈《进学解》的文字：“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补苴罅漏，张皇幽眇”，“爬罗剔抉，刮垢磨光”。学术的道路曲折而又艰难，有志于学，看来只能“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了，待到“头童齿豁”时，自有甘甜可回味。

谨为序。

2014年春节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