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目前，我国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队伍越来越庞大，早已达到世界之最，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术水平在整体上却比较低。这两者反差极大。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探索精神缺失应是首当其冲的。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低水平的重复，对既有的、似乎不正自明的相关共识鲜有批判性的反思。不过，潘志新博士的这本书则显示出试图冲破这种羁绊的可喜趋向。

迄今为止，国内外学界大都把法国著名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个重要流派——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其主要根据是：“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衍生于结构主义，而阿尔都塞学说的主要构成，如“对人道主义的批判”、“症候阅读法”、“认识论的断裂”、“多元决定的辩证法”等，都是结构主义方法的具体应用。当然，也有个别学者断言阿尔都塞哲学属于后结构主义。而潘志新博士一反这两种观点，将阿尔都塞哲学视为是以“有机理性”为核心的、超越结构主义和非结构主义对立以及传统主客二元对立的知识型哲学体系，并认为，阿尔都塞哲学的这一特性使其成为西方现代性过渡到后现代性的桥梁，为福柯、德里达等真正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大师的诞生提供了肥沃的思想土壤。

何谓“有机理性”？在阿尔都塞那里，物质与精神、理性与非理性、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决定与超决定、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所处的一种模糊的、混沌的“即此即彼”或“非此非彼”的状态，就是“有机理性”。它具有复杂性、不可回溯性、整体性和“既定性”等特征。把“有机理性”作为核心和主线，来批判性地审视阿尔都塞哲学，重新评价其在现代西方哲学发展中的地位，是这本书独到的地方。当然，目前学界有些学者未必会接受或赞同上述学术观点，但我以为，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上述学术观点中所透现的潘志新博士勇于探索的精神。这是最弥足珍贵的，也是目前我国学界特别是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最缺乏的。

在学术研究方面，探索精神首先与“批判”直接相连。没有“批判”，就没有探索精神。在中国既有的文化语境中，“批判”往往是指“对被认为是错误的思想或言行批驳否定”。这就把“批判”界定得过于狭隘了。我以为，所谓“批判”是指：研究主体对历史和现实中的一切事物和事件，以及各种既有的认识、理念和价值，所进行的一种独立的和自由的审视、甄别和判断。因此，至少对中国学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来说，只有在研究中确立这种“批判”理念，才谈得上真正的探索精神。

这里以目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状况为例。由于种种众所周知的原因，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存在着有两种倾向都与缺乏“批判”直接相关。一是，“跟风式的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发展”不是随着形势“跑”。“发展”就是要创新，而创新本身就渗透着批判，虽然批判不等于创新。黑格尔说：“新精神的开端乃是各种文化形式的一个彻底变革的产物，乃是走完各种错综复杂的道路并作出各种艰苦的奋斗努力而后取得的代价。” ^[1]黑格尔这里所说的“彻底的变革”、“各种艰苦的奋斗努力”就是指批判理念在哲学研究中的具体展现。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理解为跟着形势“跑”，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沦为解释具体政策的工具，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丧失其批判的革命的精神，其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就会被“实用主义”化。这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危害将是致命的。

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的倾向”。识别这种倾向的依据不在于是否介绍、评述和研究西方学术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状况和动向，汲取其成果（这方面的工作我们仍需加强），而在于：是否把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些概念、表述方式等简单地套用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否把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些研究模式无批判地照搬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并推崇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流模式；是否把介绍和评价西方学术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状况简单等同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研究。在学术界有些人看来，马克思是西方人，故不能不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因此，要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就必须把他的哲学置于西方文化的背景下来考察，用某些“成熟的”现代西方哲学的话语系统来解读马克思哲学。这一观点虽有一定的道理，即注意到了马克思哲学与近代西方文化间关系的连续性，但却忽略马克思哲学与近代西方文化间关系的非连续性，即马克思哲学对近代西方文化局限性的超越。而后者恰恰是马克思哲学革命最本质的方面（从文化层面上看）。也正因为如此，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哲学的世界历史意义越来越凸现出来。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非批判地用现代西方哲学特有的话语系统来诠释马克思哲学，当然也不能简单地、非批判地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流模式来诠释西方马克思主义（如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我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的倾向”会导致这样一个结果：不仅不可能真正汲取西方学术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成果，而且，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将会亦步亦趋于西方学术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之后，永远处于落后的地位。

因此，在这本书中所显示出的潘志新博士渗透着批判理念的探索精神，是值得提倡和鼓励的。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潘志新博士不是把哲学教学与研究作为一种职业，仅仅为稻梁谋，而是作为一种事业，为了一种精神追求。他曾毅然放弃自己原来的编制和中学教师的工作岗位，沉浸于自己的哲学追求中，读完硕士又读博士，前后整整八年时间没有稳定的收入，期间还要负担家庭和孩子，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在他46岁博士毕业后终于如愿以偿，找到了可以一心一意地从事哲学教学与研究的岗位。他的这种对哲学持之以恒的热爱，在现今浮躁的时代恐怕鲜有人具有。

我衷心祝愿潘志新博士在学术上更上一层楼。

叶险明

2014年4月21日　

[1]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250页。

“啊！雅典人，你们只是一些小孩子！”

——这是古埃及祭司（霍布斯称之为“最古的哲学家”，而不是与梭伦差不多同期的 “七贤”，在霍布斯看来，古希腊的“七贤”只能称为“贤人”而不是哲学家，《利维坦》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539页）对梭伦说的话，被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商务版张雁深译本下册第322页）中引用，后又被阿尔都塞引为《孟德斯鸠：政治与历史》一书的扉页题词，再后来又被德里达解释为Khära的结构。（《解构与思想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