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通观博览 学无所遗
曹植高才博学,他以前的几乎所有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都曾进入他的视野,成为他撷取和继承的对象。关于曹植在文学方面的继承问题,下文将专门讨论,此处只论述曹植对前代学术的继承问题。汉末建安时期,随着经学地位的低落,两汉经学重师法、家法的治学陋习也被打破,博通经史百家成为当时新的学术风气。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就称赞七子“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曹植生活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自然也受到它的浸染,不过,曹植对前代学术的继承,有自己的鲜明特点。
一 学术继承异常广泛
曹植的才气和博学,受到当时人的赞赏和叹服。《魏志·王粲传》裴注引《魏略》说邯郸淳:
博学有才章,又善《苍》、《雅》、虫、篆、许氏字指。初平时,从三辅客荆州。荆州内附,太祖素闻其名,召与相见,甚敬异之。时五官将博延英儒,亦素闻淳名,因启淳欲使在文学官属中。会临淄侯植亦求淳,太祖遣淳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于是乃更著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无与伉者。及暮,淳归,对其所知叹植之才,谓之“天人”。[1]
邯郸淳对曹植的赞叹,不仅欣赏他洒脱的风度,更叹赏他的广博学识。从这段记载来看,曹植所涉猎的知识领域相当广泛,哲学、历史、政治、军事,莫不随口称说,诗赋文章更不必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俳优小说的喜爱和熟悉。
从曹植现存的作品来看,曹植的学术渊源确实非常广泛,儒家的经典,特别是《诗经》和《周易》,在他的作品中时常引用;诸子著作,如《论语》《老子》《孟子》《庄子》《文子》《吕氏春秋》《淮南子》《法言》《新论》《论衡》等等,都信手拈来;史学著作如《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都相当熟悉,并有自己的体会。此外,纬书、仙道、小说、佛教之类的学问,也多所涉猎,有些甚至有自己的体会和见解。
二 对非主流文化的注意
曹植涉猎广泛,除传统的经传、诸子、史学著作外,他对许多非主流文化领域也相当熟悉。
第一,纬书。纬书是产生于两汉之交的解经著作,属于今文经学。其数量相当大,内容庞杂,多杂有怪诞不经之说,故受到严谨求实之学者的批评。关于纬书的作者、创作时间、地点等具体情况,史籍无记载,后人也没有谁能说清楚,所以它从产生之初就充满神秘色彩。曹植的时代,流传在社会上的纬书数量可能还比较大,在曹植的作品中,时常可以看到纬书的内容,比较集中的如《画赞》。据《隋书·经籍志》,曹植《画赞》梁时有50卷,可见数量比较大,最初并不与曹植其他作品合编,后来曹植文集散佚,后人重编曹植文集的时候,才将其与曹植其他作品合编,形成现在这个样子。曹植在《画赞》中,叙述古代帝王、名人的身份、德行、事迹、功业,其中许多内容,采用纬书的说法。如《神农赞》:“少典之胤,火德承木。造为耒耜,导民播谷。正为雅琴,以畅风俗。”再如《相论》,也多采用纬书之说,如其中的“尧眉八彩,舜目重瞳,禹耳参漏,文王四乳”等说法。
第二,仙道。汉末建安时期,道教思想盛行,声势浩大的黄巾大起义,就是借助这种宗教观念而起事的。可以说,当时整个社会都浸染在道教文化的氛围之中,曹植自然不能不受到它的影响。从曹植的作品来看,他对道教著作和道教思想是相当熟悉的,如《辨道论》中说:“夫神仙之书,道家之言,乃云:傅说上为辰尾宿,岁星降下为东方朔。淮南王安诛于淮南,而谓之获道轻举;钩弋死于云阳,而谓之尸逝柩空。其为虚妄甚矣哉!”
第三,佛教。曹植与佛教的关系,正史没有记载,仅在小说及佛教著作中有记载,如刘敬叔《异苑》卷五说:“陈思王尝登鱼山,临东阿。忽闻岩岫有诵经声,清遒深亮,远谷流响,肃然有灵气,不觉敛襟祗敬,便有终焉之志,即效而则之。今之梵唱,皆植依拟所造。”[2]梁释慧皎《高僧传·经师论》也有类似的记载,而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呗赞篇》则直接说:“植每读佛经,辄流连嗟玩,以为至道之宗极也。遂制转赞七声,升降曲折之响。世人讽诵,咸宪章焉。”[3]这些记载,似乎言之凿凿,但后人多认为不可信。不过,若考察当时的历史文化环境,则曹植完全有可能受到佛教的影响。汤用彤在其《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论及佛教在汉朝的传播时说:“佛教在汉世,本视为道术之一种。其流行之教理行为,与当时中国黄老方技相通。其教因西域使臣商贾以及热诚传教之人,渐布中夏,流行于民间。上流社会,偶因好黄老之术,兼及浮屠,如楚王英、明帝及桓帝皆是也。至若文人学士,仅襄楷、张衡略为述及,而二人亦擅长阴阳术数之言也。”[4]
在汉代,佛教刚刚传入中土,加以它的许多观念与汉人的思想观念相差甚大,故而人们仅仅把它当做一种方技来认识和接受,这种情况到汉末建安时期仍没有发生多大改变,人们还不能从义理上来认识和接受它,但它毕竟已经在社会上有了相当长时间的传播,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日常行为有了一定的影响。《后汉书·陶谦传》载:“初,同郡人笮融,聚众数百,往依于谦,谦使督广陵、彭城运粮。遂断三郡委输,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彩。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食及观者且万余人。及曹操击谦,徐方不安,融乃将男女万口、马三千匹走广陵。”[5]曹植的故乡谯及其后来的封地鄄城、雍丘、东阿都临近徐州,加以当时战乱,百姓流徙,曹植受佛教观念影响不仅可能,甚至是必然的,只是难以确定所受影响的方式和程度而已。
第四,俗文化。建安时代的文人普遍比较重视俗文化,而曹植尤其突出。他对许多民间技艺和民间文学都很热爱和熟悉,这一点后面将列专文论述。
三 学术接受的顺序
曹植“生乎乱,长乎军”,自小过的是随父频繁迁移的生活。建安九年,曹操占据邺城,并以之作为自己的根据地,曹植的生活才算安定下来,但仍时常随父出征。这样的生活环境,再加上曹植灵动不羁的个性,使他不可能像两汉儒生那样,静处书斋,讽诵章句。因而曹植对于前代学术的接受,是从诗赋文章开始的。《魏志》本传说他:“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6]一方面受到环境的制约,一方面出于天性的爱好,曹植对前代文化的接受从诗赋文章开始是完全合理的。随着生活环境的安定,年龄的增长,其兴趣逐渐扩展到经、史、诸子,以致其他学术领域。杨修《答临淄侯笺》说到曹植的治学顺序:“伏惟君侯,少长贵盛,体发、旦之资,有圣善之教。远近观者,徒谓能宣昭懿德,光赞大业而已,不复谓能兼览传记,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陈,度越数子矣。观者骇视而拭目,听者倾首而竦耳。非夫体通性达,受之自然,其孰能至于此乎?又尝亲见执事,握牍持笔,有所造作,若成诵在心,借书于手,曾不斯须少留思虑。”[7]曹丕曾说王粲等人“于学无所遗”,大概“七子”之流归于邺下之后,曹植与之交游,在学术和文学创作上深受其影响,以致很快就“含王超陈”了。
四 学术接受的方式
曹植的生平志向是:“流金石之功”,不愿徒以“辞赋为君子”,更“无愿为世儒”。从曹植现存的作品来看,他虽博览典籍,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性著作。他对前人的记载和解说,偶然也提出异议,如《诗经·东山·正义》引其《萤火论》:“《诗》云:‘熠燿宵行。’章句以为鬼火,或谓之燐,未为得也。天阴沉数雨,在于秋日,萤火夜飞之时也,故云宵行。然腐草木得湿而光,亦有明验,众说并为萤火,近得实矣。”[8]不过曹植读书,主要为其文学创作服务,而不以做学问为目的。他尤其不喜欢章句之学,这从他对郑学的态度就可以知道。在曹植的文学创作中,对古代典籍的继承,往往是既师其意,又师其辞。郭沫若说曹植:“几于无篇不摹仿,无句不摹仿。”这自然有些言过其实,曹植的许多诗文,在语言和义脉上,往往与前代作品相仿佛,这是确实的。在语言上,说其“无一字无来处”虽然有些夸张,但大部分语句都能找到其出处,却是可以肯定的。有时是化用前人的语句,有时是直接采用前人的成句。如《责躬》中的“哀予小子”“嗟予小子”“咨予小子”即是化用《诗经·大雅·闵予小子》中的“闵予小子”“维予小子”。而“有君无臣”则直接采用《公羊传·僖公二年》传语。关键的问题是,曹植运用他充沛的情感和雄健的气势,驱遣这些语词,使之为自己服务,让人不仅不感到生硬,反而感到十分自然、贴切,不啻自其口出。有时,曹植也引用前人的说法来阐说自己的观点,使文章显得深沉厚重而具有说服力。如《陈审举表》就遍引《诗经》《尚书》《论语》《孟子》《吕氏春秋》《法言》《左传》《史记》《汉书》《九辩》等著作,使文章既典丽厚重,又文采洋溢。
五 较强的史的意识
曹植学术继承广泛,他对《左传》《史记》《汉书》等著作都相当喜爱和熟悉,这使他形成了比较强烈鲜明的史的意识。他叙述事件、记录人物,往往追溯源头,叙写变迁始末。他有历史人物论,如《汉二祖优劣论》《周成汉昭论》等,通过历史人物功绩和德行的比较,表明作者的历史识见和思想观念及人生志趣;他又有相当数量的咏史诗,借咏史以抒怀;他的《画赞》,也颇具史传的笔意。如《汉高祖赞》:“屯云斩蛇,灵母告祥。朱旗既抗,九野披攘。禽婴克羽,扫灭英雄。承机帝世,功著武汤。”这就用“隐括本传”的手法,将刘邦的主要业绩反映出来了。他的诔文,往往追溯诔主的世系,叙写其祖先及本人的业绩。如《武王诔》,由曹氏之所出的后稷,再到近祖汉平阳侯曹参,然后说到曹操,赞扬他们的功绩和品德。特别典型的是《王仲宣诔》,从王粲的远祖毕公高一路叙写下来:
猗欤侍中,远祖弥芳。公高建业,佐武伐商。爵同齐鲁,邦嗣绝亡。流裔毕万,勋绩惟光。晋献赐封,于魏之疆。天开之祚,末胄称王。厥姓斯氏,条分叶散。世兹芳烈,扬声秦汉。会遭阳九,炎光中矇。世祖拨乱,爰建时雍。三台树位,履道是钟。宠爵之加,匪惠惟恭。自君二祖,为光为龙。佥曰休哉,宜翼汉邦。或统太尉,或掌司空。百揆惟叙,五典克从。天静人和,皇教遐通。
在邺下文人中,曹植与王粲关系最为密切。曹植小王粲十五岁,二人实有师生之谊。曹植对于王粲的去世,异常哀痛,为他写了这篇很长的诔文,以表达他的悲悼之情。曹植对于历史的兴趣,也受了王粲的影响。王粲受学于历史学家蔡邕,他自己也创作了《汉末英雄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