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借稗演史的历史演义小说家
讲史是历史演义小说的源头，它要求讲史艺人具备一定史学素养，因为按照《醉翁谈录·舌耕叙引》的说法，讲史主要是“得其兴废，谨按史书”。《梦粱录》卷二十“小说讲经史”说得更为具体：“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如《秦并六国平话》作者就称自己“闲将《史记》细铺陈”[74]；《续前汉书平话》作者也称引“史官学士司马迁曰”，并屡“按《汉书》”[75]。显然，“讲史”乃“讲史书”之简称，若讲史者没有一定史学素养则很难胜任，像讲史人“王六大夫”便“记问渊源甚广”，“讲诸史俱通”（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小说讲经史”）。一些地位低微的讲史平话作者也许并非饱学之士，但他们也须粗通历史，因为他们编辑话本的主要工作就是剪裁、组织史料。例如《五代史平话》大部分情节内容都本自《资治通鉴》，其叙述脉络也多依傍《通鉴》，其中直接抄录《通鉴》者甚多，只是变动个别字词，如：
后性狡悍淫妒，专务蓄财，如薪蔬果菜之属，皆贩卖以求利。及为后，四方贡献皆分为二：一以献天子，一以献中宫。皇后无所用，惟以写佛经、布施尼僧而已。[76]
皇后生于寒微，既贵，专务蓄财，其在魏州，薪蔬果茹皆鬻贩之。及为后，四方贡献皆分为二：一上天子，一上中宫。以是宝货山积，惟用写佛经、施尼师而已。[77]
有的是在史文的基础上加以增删改易，大致不违史貌，如：
契丹主是日引兵入宫，诸门皆用契丹守卫，杀犬悬羊于门，谓之厌胜术。[78]
是日，契丹主自赤冈引兵入宫，都城诸门及宫禁门皆以契丹守卫，昼夜不释兵仗，磔犬于门，以竿悬羊皮于庭为厌胜。[79]
通过对比，可知史学素养对于平话作者的重要性。其他如《大宋宣和遗事》也是“依年月演述似史家编年之体”[80]，其中许多故事取自《续宋编年资治通鉴》等史书。
对于历史演义小说家而言，史学素养也不可或缺，因为他们在叙事过程中也须参照史料。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时曾“据正史”（高儒《百川书志》），他“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蒋大器弘治七年《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他“引用史料，大抵以《通鉴》为主，而范、陈二家之书及裴注，也确有参考”[81]。有学者将《三国演义》与《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进行了仔细对比后指出：“《三国志演义》的整体叙事框架主要源自《资治通鉴》和《资治通鉴纲目》。其外在的结构体式，诸如分卷、分则、立题目，每卷标明所叙之事的年代起讫，以及正文中常常标出纪元朝号等，都显示了《演义》与《通鉴》、《通鉴纲目》的密切联系，其内在的叙事结构也基本上是‘通鉴’式的，其帝蜀寇魏的思想倾向，也明显受到了《通鉴纲目》的影响。”[82]如“赤壁之战”这一情节，作者在故事框架、叙述内容等方面就效法《资治通鉴》而来，而且作者还借鉴了《通鉴》的叙事谋略，详于战前而略于直接的战争描写，其目的是揭示政治外交活动对于战争的决定性影响，这与《通鉴》的“资治”目的一脉相承。
明清时期，随着历史教育的普及化，社会各阶层文人对《资治通鉴》尤其是对《通鉴纲目》的学习与接受成为一种引人瞩目的文化现象。宋元时期“通鉴”类史书就成为社会各阶层的历史教科书。及至明代，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因其所宣扬的正统思想与伦理纲常符合统治者的要求而受到推崇，特别是明代八股取士制度确立后，朱熹的文化地位得到加强，其《通鉴纲目》自然受到高度重视。景泰、成化、弘治、正德等朝均推重此书，明宪宗谓此书“实备《春秋》经传之体，明天理，正人伦，褒善贬恶，词严而义精，其有功于天下后世大矣”，“足以继先圣之《春秋》，为后人之轨范，不可不广其传也。因命缮录定本，附以凡例，并刻诸梓以传”，并敕修《续资治通鉴纲目》[83]。在这种情况下，《通鉴》及《通鉴纲目》便成为重要的历史教科书，叶向高《重刻通鉴纲目序》云：“国朝列圣崇重表章，颁之学宫，令士子诵习，与《六籍》等。柄文者，必循以课士，宁独取其该洽，良以二千年来是非褒贬折衷于是书，不可废也。”[84]黄仲昭《资治通鉴纲目合注后序》亦云：“仲昭承乏提督江西学政，因为学者定读书之法，其于诸史，则欲其熟观《纲目》，以端其本。”[85]在一些私塾中“通鉴”类史书也受到重视，据谢肇淛《五杂组》卷十三“事部”载，当时“塾师所授不过《编年节要》、《纲鉴要略》而已”，其后读“朱子《纲目》”[86]。而且《通鉴》与《纲目》还成为科举考试的参考书，如《鼎锲赵田了凡袁先生编纂古本历史大方纲鉴补·凡例》云：“纲鉴二书，古来未有合编者。合之，自荆川唐老师始，总之为举业家祈捷径也。”[87]万历四十年（1612）熊成冶刊行的苏濬《历朝纪要纲鉴》卷端“识语”亦云：“《纲鉴》一书，坊间混刻多矣，其间纲目不备，旨意不详，实乃发蒙之病也。今紫溪苏先生留意删补《纲鉴》，标题全备，旨意精详，以为举业一助云。”[88]缘于《通鉴》与《纲目》的重要文化地位，一些用于普及历史知识的“通鉴”类史书大量涌现，像《资治通鉴节要》、《历代通鉴纂要》、《通鉴纲目前编》、《通鉴纲目续编》、《通鉴集要》、《通鉴直解》、《纲鉴大全》、《纲鉴集略》、《纲鉴统一》等皆为其中代表。据统计，现存明初至万历之前的“通鉴”类史书达二十余种，“纲目”类史书更是多至一百四十余种，而且它们都表现出明显的通俗化倾向[89]。
历史演义小说家也是“通鉴”学热潮的积极参与者，他们通过自己的小说创作投入到这场用以普及历史知识的社会文化运动中，他们编创的大批历史演义小说几乎都以“按鉴”相标榜，像《按鉴演义全像列国志传评林》、《京本通俗演义按鉴全汉志传》、《京版全像按鉴音释两汉开国中兴传志》、《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新刊参采史鉴唐书志传通俗演义》、《新刊按鉴演义全像大宋中兴岳王传》、《全像按鉴演义南北两宋志传》、《新刻按鉴通俗演义列国前编十二朝传》、《按鉴演义帝王御世有夏志传》，等等，皆属此类。可观道人《新列国志叙》在论及明代历史演义小说之繁荣时云：“自罗贯中氏《三国志》一书，以国史演为通俗，汪洋百余回，为世所尚。嗣是效颦日众，因而有《夏书》、《商书》、《列国》、《两汉》、《唐书》、《残唐》、《南北宋》诸刻，其浩瀚几与正史分签并架。”这里可观道人所列《夏书》等指的也是“按鉴演义”的历史演义小说。但是，如此众多的历史演义小说，却没有一部在艺术水平上能与《三国演义》比肩。当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比如许多小说家多为书坊主或中下层文人，他们出于商业目的而采用最简单的方式加工史书，根本无暇精心构思。但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小说家出于普及历史知识的目的而一味“按鉴”，他们仅仅“以国史演为通俗”，往往拘牵于史籍，放不开手脚，从而违背了小说的审美特性。孙楷第在考察了这些小说后指出：“明以来书坊所出演史诸书，凡演五代以前事者，大抵抄朱熹《通鉴纲目》。盖其书通行闾里，无司马光《通鉴》之繁。行世诸本又多标举纲领，极便于摘录。第以原文略加删并，另纸书之，插图分段，便是小说。而小说遂亦等于史钞。若宋元史事则明陈桱即有《通鉴续编》，其后商辂等并有《通鉴纲目续编》之作，亦通行闾里间。此大木序所谓按《通鉴纲目》而取义者，盖即据此等续书演之。”[90]既然“小说遂亦等于史钞”，小说家的史学素养便派上用场，而其进行小说创作所必需的文学素养反退居其次，小说的艺术水平当然难遂人意。
熟读“通鉴”类史书的小说家通常按照《资治通鉴》或《资治通鉴纲目》、《续资治通鉴纲目》等史书来编排故事情节。熊大木虽谦称“自以为才不及班马之万一”[91]，但其《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编撰则有赖于其史学素养。《唐书志传通俗演义》每卷开头都明标“按《唐书》实史节目”字样，文中又多缀以“出《通鉴纲目》”、“按《唐史》”等提示语，“其叙次情节，则一依《通鉴》，顺次照抄原文而联缀之”[92]。即便如此，李大年《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序》仍称他对于这部小说“逐首末阅之，似有紊乱《通鉴纲目》之非”[93]。不妨看一下实际情况：
比较发现，虽然《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对《资治通鉴纲目》中写得较为简括的“君雅欲因晋祠祈雨而讨渊”与“刘政会入告威等潜引突厥入寇”二事有所发挥，但熊大木的“按鉴”意识相当明确，其叙事脉络及框架不违《资治通鉴纲目》。其他“按鉴”之处如《唐书志传通俗演义》第一节写李世民倡议起兵，第十三节写隋炀帝寝殿被弑，第五十六、五十七节所写玄武门之变，也基本加工自《资治通鉴纲目》卷三十七、卷三十九。熊大木在文中还屡屡征引《资治通鉴》，如第六十一节写到魏徵时所引“魏徵容貌不逾中人”一段，“玄龄明达吏事”一段，便都出自《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三卷。而作者所谓“按《唐史》”也非虚言，如第一节描写李世民“龙凤之姿”的一段文字出自《新唐书·太宗本纪》，唐俭劝李渊举事出自《新唐书·裴寂传》，第七十一节写长孙皇后“隋右骁卫将军晟之女”一段出自《旧唐书·后妃传》。《大宋中兴通俗演义》除各则题目源自《续资治通鉴纲目》外，其中许多情节如卷一“师中大战杀熊岭”等也几乎照抄《续资治通鉴纲目》。如果小说情节与正史有所出入，熊大木还加以注明，如卷八“栖霞岭诏立坟祠”写“秦桧既死，次日事闻于朝。高宗随即下诏，黜其子秦熺罢职闲住。其亲党曹泳等三十二人，皆革去官职，全家迁发岭南去讫”。此处作者注云：“此小说如此载之，非史书之正节也。”[96]《东西晋演义》的主要情节更是一遵《通鉴纲目》，它“仅抄缀《纲目》，分条标题，于事之轻重漫无持择”[97]。《三国后传石珠演义》则“专从《通鉴》中三国时受魏称帝之际演为一帙”[98]。余象斗所编撰《列国前编十二朝传》即取材于《资治通鉴纲目前编》及《通鉴续编》，他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将其中简奥的史文通俗化。吕抚称“良史材者数十家，其最著者，则涑水氏之《通鉴》，紫阳氏之《纲目》”，因此他“日取《通鉴纲目》及二十四史而折衷之”，并在此基础上编撰了《纲鉴通俗演义》，他不无自矜地称自己的小说“事事悉依正史”，可以“为史学另开生面，不特经生学士，即妇人小子，逐回分解，亦足以润色枯肠”[99]。正因吕抚“摘录《通鉴纲目》及廿四史”[100]，故有人赞其《纲鉴通俗演义》“洵史集中之别体”，“于初学史者，令其入门，则此书不啻为之嚆矢”[101]。吴沃尧也认为“撰历史小说者，当以发明正史事实为宗旨，以借古鉴今为诱导”，因此其《两晋演义》便“以《通鉴》为线索”，从而使自己的小说成为“历史教科书之臂助”，“失学者补习历史之南针”[102]。蔡东藩嗜读《通鉴》，著有史学专著《清代史论》，此乃其小说《清史演义》的创作基础；他所著《国史概论》，对其《中国历代通俗演义》的指导意义也不言而喻。至如本衙藏版《隋唐演义》卷首注明“按隋唐史鉴节目”字样，澹园主人《大唐秦王词话》卷首均有“按史校正”字样，也表明作者对通鉴类史书的参照。总体说来，“按鉴”小说作者怀着“欲演正史之文，而家喻户晓之”的创作目的，只是“悉遵正史”[103]，因此明清历史演义小说在内容题材、叙事体例、编撰宗旨等方面大多与“通鉴”类史书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对此，孙楷第评论道：“元以来所传之隋唐故事，至此乃大改面目而同于史抄。然意境之创作既少，钩稽组合亦无其学力，徒为呆板不灵抄缀之俗书而已。明中叶讲史小说无不抄史书，而其风盖自熊大木倡之。”[104]黄人也称“若近人所谓历史小说者，但就书之本文，演为俗语，别无点缀斡旋处”，只是刻板地按照史书“演词而已，演式而已”[105]。无疑，对于“按鉴”类小说作者来说，史学素养是其小说创作的基础，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作者的文学素养。
在叙述体例上，“按鉴”类小说作者也往往效法“通鉴”类史书。如《资治通鉴》各卷之首标明本卷叙事起讫时间，“按鉴”类小说也遵照这种叙事体例，像《唐书志传通俗演义》第一卷开篇云：“起自隋炀帝大业十三年，迄于隋恭帝义宁二年，首尾共二年事实。”再者，“按鉴”小说一般采用史官叙事口吻，叙事过程中频繁插入采自史传的史赞，如《唐书志传通俗演义》便常常采录史官论断，并以“《纲目》断云”、“史断云”、“司马温公曰”、“范氏断曰”、“胡氏曰”等为标志，借以表明对人物的看法。《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也往往在文中注明“按宋史本传节目”、“按《通鉴》”、“按实史节目”、“《纲目》断云”、“《宋鉴》断曰”等字样，如卷七“下岳飞大理寺狱”写岳飞被诬入狱，作者就直接引录了《续资治通鉴纲目》第十四卷“秦桧矫诏下岳飞于大理狱”纲后之“发明”：“《纲目》断云金人所忌者惟飞，而秦桧所忌者亦飞，以为不早驱除，终梗和议，是后必欲害之也。诬以谋反，矫诏下狱，秦桧主之，张俊、万俟卨又从而成之，妄掣张宪，株连岳飞，身受非刑，罗织抵罪。呜呼！桧何仇于飞，飞何负于桧耶？此诚天地之大变，人心所不容。桧之罪，又可得而粉饰之哉！故书‘矫诏’，所以著其无君之罪，书‘下岳飞大理寺狱’，所以明其诬累之非。即《纲目》之所书，验当时之政治，则宋事之兴废可知矣。”[106]又如卷一“金粘罕邀求誓书”及卷六“刘锜顺昌鏖兵”中的“《纲目》断云”等，也摘录自《续资治通鉴纲目》。显然“按鉴”小说作者是承袭史臣的价值观念来品评小说人物。
同时，“按鉴”类小说作者在创作目的上也承袭“通鉴”类史书的“资治”宗旨。如熊大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不仅“大节题目俱依《通鉴纲目》牵过”[107]，而且还“以王本传行状之实迹，按《通鉴纲目》而取义”[108]。甄伟“偶阅西汉卷，见其间多牵强附会，支离鄙俚，未足以发明楚汉故事，遂因略以致详，考史以广义”而作《西汉通俗演义》，他希望读者读其小说能“缘史以求义”[109]。《盘古志传》与《夏商合传》也“悉遵鉴史通纪，为之演义”[110]。再如，余邵鱼《题全像列国志引》云：“盖自《春秋》作而后王法明，自《纲目》作而后人心正。要之，皆以维持世道，激扬民俗也。”[111]陈继儒在论及《列国志传》主旨时亦云：“朱紫阳纂《纲目》，系王于天，系命于初，明示天下以共主，虽不绝之绪，而衮钺凛如，读其词，绎其旨，令人忠义勃勃。”[112]他们都认为《列国志传》所演之“义”依傍《通鉴纲目》。其实，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既已将历史演义小说之创作宗旨比附于《通鉴纲目》：“夫史，非独纪历代之事，盖欲昭往昔之盛衰，鉴君臣之善恶，载政事之得失，观人才之吉凶，知邦家之休戚，以至寒暑灾祥，褒贬予夺，无一而不笔之者，有义存焉。……至朱子《纲目》，亦由是也，岂徒纪历代之事而已乎？”[113]
诚如上文所言，历史演义小说家也加入到这场社会化的历史普及文化潮流中，于是信实与通俗便成为其小说观的核心内涵。例如，余邵鱼《列国志传》“谨按五经并《左传》、《十七史纲目》、《通鉴》、《战国策》、《吴越春秋》等书”[114]；冯梦龙《东周列国志》“大率是靠《左传》作底本，而以《国语》、《战国策》、《吴越春秋》等书足之，又将司马氏《史记》杂采补入”[115]。及至晚清，吴沃尧《痛史序》仍云：“编撰历史小说，使今日读小说者，明日读正史，如见故人，昨日读正史而不得入者，今日读小说而如身临境。”[116]如此编创方式与目的，小说家必然固守实录观念，这自然会造成这些历史演义小说艺术水平的低下。至于小说作者在小说题目上以“按鉴”相标榜，文中又屡屡标明“按《通鉴》”、“按实史节目”等字样，更是其崇实小说观的流露。对于一般读者而言，史书晦涩难懂、枯燥乏味而又失于繁琐，历史演义小说作者或评者对此有着充分认识，如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称“史氏所志，事详而文古，义微而旨深，非通儒夙学，展卷间，鲜不便思困睡”[117]。蔡元放《东周列国志序》亦云：“至于史学，其书既灏瀚，文复简奥，又无与于进取之途，故专门名家者，代不数人。学士大夫则多废焉，置之偶一展卷，率为睡魔作引耳。至于后进初学之士，若强以读史，则不免头涔涔，目森森，直若海视之矣。”于是，历史演义小说家为了使“闾巷颛蒙皆得窥古人一斑”便“敷衍其义，显浅其词”（《新刻续编三国志序》），而竞相以“通俗”相号召。像熊大木所谓“使愚夫愚妇亦识其意思之一二”（《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序》），“庶便俗庸易识”（《凡例》）；甄伟所谓“俗不可通，则义不必演”（《西汉通俗演义序》）；林瀚所谓“使两朝事实愚夫愚妇一览可概见”（《隋唐志传通俗演义序》）；杨尔曾所谓“以通俗谕人，名曰演义”（《东西晋演义序》），等等，无不表现出小说家以“通俗”小说普及历史知识的创作意识。可见，明清时期“通俗”已成为历史演义小说的应有之义，故陈继儒称“演义，以通俗为义”（《唐书演义序》）；袁宏道也谓“文不能通，则俗可通，则又通俗演义之所由名也”（《东西汉通俗演义序》）。
历史演义小说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章回小说的大宗，是由多方面原因促成的，其中小说家的史学素养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毕竟经史教育是中国古代文人所接受的通识教育，“通鉴”类史书的盛行，即是古代重视史学教育的反映；而由此导致的“按鉴”类小说的繁荣，却是小说家将自己的史学素养用于小说创作的必然结果。有学者指出：“历史演义与‘通鉴’类史书的关系尤为密切，他们最初是在‘通鉴’类史书相当普及、通俗历史教育比较风行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产生的，‘通鉴’类史书不仅为其产生创作了契机，而且为其演绎错综复杂的历史人事提供了必要的叙事艺术经验，大多数历史演义的题材内容、思想倾向，及其外在的叙述体式和内在的叙事结构等，均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通鉴’类史书的孕育。”[118]换句话说，“通鉴”类史书对于提高小说家的史学素养功不可没，而小说家为普及历史知识将“通鉴”类史书通俗化的创作动机，既促进了历史演义小说的高度繁荣，又影响了其艺术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