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学是认识要素与情绪要素的统一

1900年漱石去英国留学，开始思考如何从根本上搞清楚“何谓文学”的问题。他昔日受汉学影响而形成的文学观，主要是以儒学为中心，围绕着政治与道德的思想表现，此外，还有受中国古代诗词影响的“非人情”文学。漱石在《文学论》序言里就已清楚地表明：“我少年时代学过汉学，尽管学的时间不长，可也从《左传》、《论语》、《史记》和《汉书》中暗暗体会到了文学的基本含义。”^[7]漱石到英国留学后体会到这两种文学“在性质上相差太悬殊”，按照他当时的理解，他觉得东西文学的差异在于，前者是梦的世界，而后者是生活的世界。在伦敦留学的第二年，漱石决心用十年的时间完成学术大作《文学论》，并为此着手搜集资料。漱石于1907年比预想时间提前出版了该论著，这是根据他回国后给东京大学的学生授课内容整理而成。对于《文学论》，漱石本人并不满意，自称为“畸形儿的亡骸”，但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它具有里程碑的价值。文学评论家吉田精一称《文学论》为“明治时代唯一一部具有独创性的著作。”川端康成也说，“漱石的文学见解出类拔萃，他之后在日本已经找不到一本值得信赖的文学概论”^[8]。何少贤认为，“《文学论》是日本现代文学理论中最杰出的一部著作，内容丰富，见解独特、新鲜，充分反映漱石的探索精神和批评精神。”^[9]

漱石在《文学论》的序言里提出他要用以血还血的手段，从心理学或是社会学根源性上去寻求“何谓文学”。“‘何谓文学’的问题对漱石而言，与其说是一个理论的紧箍咒，不如说是一个与存在本身紧密相关的问题。同时，这一存在论的问题又势必带上了时代政治色彩。因为此问题不但与漱石批评的‘西洋一边倒’的欧化主义这一高度意识形态化的问题不可分割，而且与漱石本人与国家权力始终不断的紧张关系密切相连。”^[10]漱石在《文学论》中指出，文学最重要的是美、伦理、善恶等问题，其中伦理扩而大之是社会伦理，再进一步是政治伦理，这些都是文学中的重要问题。为了发挥文学的这一特点，就要学习西方文学的长处，即‘买其利器’。漱石在构思、撰写《文学论》时，就借鉴了西方最先进的“科学心理学”，独创了文学公式：F+f。F指感觉，即焦点的印象或者观念，f指的是附着于其上的情绪，因而上述公式又可以看成是印象或者观念，即认识性的要素（F）和情绪性的要素（f）的结合。漱石指出，感觉先行于情绪，是根本，情绪附在感觉之上。《文学论》把人的身体知觉和感觉作为重新审视“文学”的前提，从而摆脱了国家和民族语言的束缚，获得了普遍性。漱石这种用数学公式表述文学的方法，是深受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理论影响的结果。威廉·詹姆斯在谈到“意识的复合”时，善于用英文字母表示，如，“基本感觉A，基本感觉B，在一定条件下发生时，根据这种理论，就合并成感觉A+B，而感觉A+B又和相似方式产生的感觉C+D相合并，一直合并到26个字母都出现在一个意识场里……”。^[11]漱石的思想与威廉·詹姆斯的学说很相似，他在修善寺大病后创作的《浮想录》中，他谈到“觉得自己平日在文学上所持的见解，与教授在哲学上的主张和思考的，有气脉相通、彼此相依之感，因而觉得亲切愉快。”^[12]这是他读完威廉·詹姆斯的《多元的宇宙》所发的感慨，还称赞其哲学通俗易懂，是“小说式的哲学”。漱石在《浮想录》第17章里再次谈到威廉·詹姆斯，他说：“因为大中含小，故而大对那小有所措意，而被包含的小却仅知自身的存在，它对于由众多的自身所汇集而成的整体便显得漫不经心，如同风马牛不相及一般。这是詹姆斯对意识做了一番分解又重新加以组合后得出的一个结论。与此类似，个人意识似乎也被看作这样一种情景，一方面整个儿被包容在一种更为巨大的意识之中，另一方面却对这一存在之浑然无知，仿佛身处孤立之境一般。”^[13]小森阳一指出，威廉·詹姆斯反对德国心理学的要素，主张“意识流”和以机能性、生物学为基础的心理学，在哲学方面也反对德国观念主义，以作为“意识流”的“纯粹经验”为基础，否定超越性的实在。漱石在他的《文学论》中，特别重视威廉·詹姆斯的理论，尤其重视“情绪”，就是避免片面经验或是停留在机械主义上，打破了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一统文坛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