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政治选举和继承

2012—2013年，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和肯尼亚都经历了不同形式的领导人换届。

（一）埃塞俄比亚

雄踞埃塞俄比亚政坛21年的梅莱斯·泽纳维总理于2012年8月20日在布鲁塞尔病逝，一度引起埃塞国内外对埃塞政治发展的种种猜测。^[1]8月21日消息公布后，各个国家和地区组织的政要相继发唁电表示哀悼，大赞梅莱斯是埃塞国家发展和非洲复兴中的“伟大领导者”，称其为“远见卓识者”（visionary）。政府和民间（尤其是在基督徒中）对梅莱斯的死讯普遍表示哀悼。相对于8月16日去世的埃塞正教大主教鲍罗斯（Abuna Paulos），梅莱斯在埃塞人民中的威望要高得多。梅莱斯在国家发展规划（贬“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强调国家的主导作用）、基础设施建设、扶贫和地区安全方面取得了无可否认的成绩。梅莱斯个人的辩才和理想赢得了东西方世界一致的肯定。9月2日葬礼前，一直有民众自发排队前去总理府吊唁总理遗体。

政府通告梅莱斯去世以前，有关总理健康状况的消息已经广泛流传。一些反对派人士声称梅莱斯患了脑癌，并在消息公布前就断定梅莱斯已经死亡。在谷歌搜索热词中，“梅莱斯·泽那维”一度超过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由于谣言疯起，国际危机组织甚至发布公告，申明并不知晓梅莱斯总理健康状况的任何消息。引发人们对于梅莱斯健康和生死状况猜疑的主要原因是：梅莱斯首次缺席7月份的非盟峰会，并从6月26日就不再在公开场合露面。迫于公众和媒体压力，政府发言人于7月16日公布了总理生病的消息，但是一直声称总理健康状况稳定，只是在“休病假”，并仍旧主持政府工作。

亚的斯亚贝巴警察逮捕部分激进穆斯林的行动加重了人们对于国家稳定状况的担心。埃塞宪法宣布政教分离，但是历任领导人都是基督教的信徒（占全国人口比例62%，其中埃塞正教44.3%，新教18.6%），穆斯林（占全国人口比例33.9%）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较低。梅莱斯死讯公布后，一些穆斯林举行了抗议活动，要求政府释放之前抓捕的穆斯林。梅莱斯逝世后，早前宣布加入“基地组织”的索马里“青年党”立即表示：“梅莱斯死了，我们很高兴；埃塞俄比亚肯定会崩溃。”这一声明体现了该组织对埃塞俄比亚在索马里进行军事干涉的态度。梅莱斯领导的埃塞俄比亚政府于2006年年底派兵侵入索马里，赶走了控制索马里南部大部分地区的伊斯兰法院联盟。之后，伊斯兰法院联盟发生分化，“青年党”就是其中一个分支。2009年埃塞俄比亚军队撤出索马里后，又不断进行跨界军事行动，打击“青年党”及其他激进伊斯兰派别。埃塞国内仇视梅莱斯的激进穆斯林也因他的死讯感到振奋。

8月21日，埃塞政府发言人公布了梅莱斯在布鲁塞尔逝世的消息，副总理海尔马里亚姆·德萨林（Hailemariam Desalegn）担任代总理，并在随后的一个月里先后继任执政党联盟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Ethiopian People's Revolutionary Democratic Front，简称“埃革阵”）主席和政府总理。梅莱斯生前对接班人的安排和执政党联盟内部各派势力的妥协在埃塞俄比亚此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继承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索马里

2012年，索马里政局曙光初现。8—9月，议员、议会发言人和总统选举先后完成，哈桑·谢赫·默哈穆德（Hassan Sheihk Mohamud）当选总统。

1991年西亚德·巴雷（Siad Barre）政权倒台后，索马里迅速陷入部落武装混战的乱局。为了重建索马里国内秩序，索马里过渡联邦政府（Transitional Federal Government）于2004年成立，其主要任务就是制定宪法和建立代议制政府。过渡联邦政府的任期虽然几经延长，其在国家制度建设与政治和解方面却颇少建树。索马里兰和邦特兰的分离趋势日益明显，而南部地区则先后有伊斯兰法院联盟、青年党等宗教极端派别的武装力量，并一度占领首都摩加迪沙。在地区邻国（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压力下，过渡联邦政府最终在2012年8月20日结束任期，索马里战后重建的进程加快。

但是此次索马里的选举并不是由选民直接投票的。两百多名议员是由135名传统长老挑选的，代表了各族群的利益。哈维伊（Hawiyi）、达罗德（Darod）、第吉尔—米利弗勒（Digil Mirifle）和迪尔（Dir）四个民族各占61个席位，另外31个席位留给了各少数族群。为了保护妇女权利，新宪法还规定30%的席位应该给女性议员。新宪法的通过（8月1日）和此种选举制度的安排较好地适应了索马里国内的政治现状和国际社会的要求，并且吸纳了活跃在西方社会的索马里移民。西方社会加大了对索马里事务干涉和支持的力度。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第一、第二届索马里大会（Somali Conference）分别于2012年2月和2013年5月在伦敦召开，敦促索马里联邦政府履行职责，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援助。^[2]

索马里联邦政府在重建国内政治秩序方面面临着巨大的苦难。除了以“青年党”为代表的反叛武装的威胁外，索马里兰和邦特兰事实上的独立状态和朱巴兰地方政治势力的发展使得联邦政府的影响力极为有限。联邦政府重建政府权威的努力和地方自治步伐的加快存在比较明显的矛盾。2013年5月15日，基斯马尤大会选举艾哈迈德·默哈迈德·伊斯兰（Ahmed Mohamed Islam）为朱巴兰地方总统，联邦政府则不承认此次选举结果，联邦政府和地方的矛盾日益激化。^[3]

（三）肯尼亚

2013年3月肯尼亚大选体现了肯尼亚民主政治的巨大进步。

经过2007年大选后的暴力冲突，肯尼亚的选举政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公民社会的宣传、国际社会的压力和民心相背都使和平成为此次肯尼亚大选文化的主要特征。虽然大选前期的安保工作因为准备不足而受到批评，但是在3月3日科瓦勒（Kwale）、基利非（Kilifi）和蒙巴萨发生暴力事件后，警察很快被布置到冲突热点地区，极大地提高了各地安保级别。独立选举和边界委员会（Independent Electoral and Boundaries Commission）在选举之前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选举真正开始后，各种技术、人员和选举系统方面的问题不断显现出来，个别地区出现了选票丢失、贿选和恐吓等情况。不过国际观察机构认为此次大选总体是好的，欧盟选举观察团在3月6日发布公告称：“选举的公正性得到了保障。”

大选后，奥廷加和非洲开放治理中心（Africa Center for Open Governance）向肯尼亚最高法院提出申诉，要求重新大选。但是最高法院的裁决认定了选举的有效性，奥廷加也接受了最高法院的裁决，乌胡鲁·肯雅塔随后就任新一任肯尼亚总统。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在就任典礼上感情充溢地说道：“我愿向肯尼亚人民致敬，你们拒绝了国际刑事法院以及那些为了一己私利而企图凌驾于这个组织之上的人的敲诈。这些人利用国际刑事法院，企图在非洲选择自己的领导人，排除他们不喜欢的人。” 正如穆塞维尼所说的，肯雅塔和鲁托的胜选在很大程度上也表明了肯尼亚民众对国际刑事法院审判肯雅塔和鲁托等政治人物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