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冷战后非洲冲突的新趋势

非洲自从以独立身份进入国际舞台以来，一直是一个充满战乱与冲突的广袤大陆。但事实上，在冷战结束以来到当代，非洲大陆所发生的冲突与之前相比呈现一些新的基本趋势。这些基本趋势包括冲突数量的下降，冲突性质的变化，以及一些新的冲突形式的出现。

（一）内战数量呈现出总体下降的趋势

图1 撒哈拉以南非洲不同类型的武装冲突（1960—2008）

按照乌普塞拉冲突数据项目（UCDP）与奥斯陆和平研究所（PRIO）的武装冲突数据库的定义，武装冲突是指每年至少有25人因战争死亡，战争中双方使用了武装力量，而且至少有一方为政府。它将冲突分为三种与独立后非洲相关的主要类型：国家间武装冲突、国内武装冲突与国际化的国内武装冲突。从图1可以看出，内战是非洲独立以来最主要的冲突形式。独立后的前30年，内战的基本趋势是稳定上升，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达到高峰，随后开始明显下降。自21世纪初期开始，每年平均有8场至10场战争，是20世纪90年代早期到中期数量的一半。不仅在长期趋势方面，而且从战争持续的时间看，非洲内战也有相当大的变化。有一些持续时间很长的战争，比如苏丹与安哥拉的两起内战都持续了20年以上，也有一些仅持续了几年的短期内战，如20世纪90年代早期发生在马里的内战。有些地方战争成了常态，如乍得、乌干达和埃塞俄比亚独立后都有多场持续了不同时间的战争。

（二）在性质与特点方面，非洲的内战规模在变小，呈现出区域化与跨越国界的特征

冷战后，那种两个或更多的纪律严明、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等级分明的大部队之间彼此征战的大规模战争日益罕见。战争往往有派系化的分裂的武装叛军；往往发生在国家边缘地带；往往由于流动的派系化的武装组织而难以终结；一般都有明显的跨越国界的特征；叛军的资金主要来自非法贸易、盗窃和国际恐怖主义网络而不是外部大国。作为例证，我们可以思考一些2005年以来发生的冲突。这些冲突包括乌干达政府与乌干达北部的“圣灵抵抗军”（Lord's Resistance Army）之间的冲突、乍得政府与中非共和国政府在其东部边远地区打击叛军的战争、埃塞俄比亚政府在欧加登（Ogaden）地区的战争、纳米比亚政府打击卡普里维地带（Caprivi Strip）分裂势力的战争、苏丹政府在达尔富尔（Darfur）地区打击叛乱组织的战争（包括达尔富尔叛乱组织之间的冲突）、马里北部与尼日尔的叛乱、塞内加尔卡萨芒斯（Casamance）地区的叛乱、安哥拉的卡宾达（Cabinda）分离主义运动、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Boko Haram）恐怖活动以及其他武装冲突。这些战争与冲突都是小规模的，叛军的数量难以准确估计，但大部分情况下，叛军类似于流动的武装团伙，其成员数量比较少。几乎所有此类战争都发生在国家的边缘地区。很多叛军组织都有变化的派系联盟——达尔富尔、刚果（金）、乍得和塞内加尔都是很好的例子。

冷战后的冲突中，民主刚果（金）战争可以被视为这一趋势的一个例外，因为在冲突高峰期七个国家的军队卷入了这场战争。^[1]但是一旦这些军队大致撤出，刚果（金）东部形势就大致符合了这一趋势——小股派系化的武装组织控制着零星的土地、从事着非法贸易、在边缘地区活动，而且给民众造成苦难。所以即使在民主刚果（金），虽然在某一时刻其特征似乎不同于正在显现的总体模式，但其实也符合这一变化趋势。另一个可能的例外是2011年4月发生在科特迪瓦的推翻洛朗·巴伯（Laurent Gbagbo）的短期战争。但随着在国内尤其是地区与国际层面对巴伯一致反对的背景下叛军的推进，而政府军大致在撤退。但叛军最终还是放弃了抵抗并与联合国及法国部队进行合作。所以，科特迪瓦其实也没有经历大战，因而也没有超越本文强调的大战终结这一冲突变化趋势。

图2 撒哈拉以南非洲战争死亡人数（1960—2008）

除了发生在国家边缘地区的小规模、派系化叛乱，武装冲突跨越边界的特点也在日益显现。^[2]无可否认，冷战时非洲的战争具有跨国的性质。南非曾直接干涉邻国的战争，坦桑尼亚与乌干达于1979年相互开战，同一时期利比亚军队侵略了乍得。邻国经常为本国的叛乱组织提供掩护和支持。乍得与安哥拉叛乱者各自在苏丹和刚果（金）曾有后方基地。卢旺达爱国阵线则是从乌干达攻打过来的。冷战时期以及冷战刚结束后不久，有许多这样的例子。

然而，一个新趋势是出现了流动性的叛乱组织，他们跨越国界来回游动，牵动多个国家的安全部队，危害多国的平民。圣灵抵抗军是这类叛乱组织的典型。近年来圣灵抵抗军成群结队的士兵在北乌干达、苏丹、民主刚果（金）和中非共和国之间流动。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QIM）是另一个例子。它流动于萨赫勒地区的阿尔及利亚、马里、尼日尔和毛里塔尼亚。甚至基地位于索马里的伊斯兰青年党（Al-Shabab）也在乌干达和肯尼亚开展活动，比如2010年足球世界杯时发生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Kampala）的爆炸。刚果（金）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战争，虽然规模显然比前文描述的要大，但仍然大致符合这一流动性模式，只是略有不同。在这些案例中，来自卢旺达、布隆迪、安哥拉与乌干达的叛乱组织已在刚果（金）形成了基地。与其他地区的战争相比，区别在于这些邻近国家反过来干涉刚果（金），并且在这个国家待了很长时期。

（三）选举冲突与资源型冲突日益凸显，成为困扰非洲大陆安全形势的常态性冲突

选举暴力是指与选举竞争直接相关，发生在选举前、选举期间或选举后的暴力。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因为一党制处于支配地位，选举暴力还很少见。然而由于多党竞争的普遍出现，20世纪90年代见证了选举暴力的增加。在1990—2008年期间，非洲大约42%的选举没有发生选举暴力，38%有暴力骚扰，各有10%出现暗杀和10人以上的死亡。因此，虽然大约有60%的非洲选举经历了暴力威胁或者更大的暴力，但只有20%的选举出现了高水平的暴力。鉴于选举暴力趋势相对稳定，而多党制竞争依然是常态，预计这种政治暴力可能将持续存在。

图3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选举冲突（1990—2008）

第二种比较突出而且可能持续存在的冲突是围绕生存资源获取而发生的暴力冲突，如农牧民冲突。“非洲社会冲突”数据库（Social Conflict in Africa）记录了国际新闻报道中提及的暴力冲突的发生率（见图4）。数据库记录了新闻报道是否提及食物、水、生存或环境退化作为冲突的根源。虽然关于乡村非洲的国际新闻报道的质量与深度不敢恭维，但收集所得的数据证明了围绕生存资源的冲突数量在增长。^[3]很难知道这些冲突最近更大的发生率是不是对这一现象关注增加的结果，但关键在于，国别证据和跨国证据都表明，围绕关键资源的暴力冲突是非常重要的政治暴力形式，值得更多的经验与理论关注。

图4 撒哈拉以南非洲生存资源暴力（1990—2009）

非洲冲突变化的新特点与冷战后的地缘政治转变密切相关，包括对叛军外部支持的减少，多党选举的推进、冷战后对冲突预防与调解投入的增多以及中国的崛起。

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是支持非洲叛军与镇反的政府的主要资金来源。从非洲之角到南部非洲，超级大国的对抗意味着政府与叛军可以获得武器、军事训练、意识形态培训和外交支持。冷战结束时，一些在冷战期间接受外部支持的国家开始变得比较脆弱，如门格斯图（Mengistu）统治的埃塞俄比亚、西亚德·巴雷（Siad Barre）统治的索马里，蒙博托（Mobutu）统治的扎伊尔以及萨缪尔·多伊（Samuel Doe）统治的利比里亚。由此类推，一些在冷战期间接受资金支持的叛军组织也变得虚弱，如安哥拉的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同盟（UNITA）。但在其他一些地方，冷战的结束为一直在等待适宜的时机发起叛乱的反对派武装组织创造了机会之窗，如卢旺达和马里。因此，冷战结束后的第一个十年目睹了战争的增长，因为交战方看到了发起或解决冲突的新的条件与机会。

但此后，战争的频率下降，战争的特点也发生变化。从20世纪90年代晚期开始，叛军从外部获得武器、训练、顾问支持和意识形态培训的机会更加罕见。虽然还有苏丹之类的国家支持叛乱者（比如圣灵抵抗军）扰乱其邻国，但对拥有组织化的战斗部队的叛乱者和在野政府的大规模国际支持陡然下降。非洲大陆新的叛乱组织发动叛乱并生存下来，主要是由于他们获得了矿产资源，或者是因为他们所反对的国家十分脆弱。但这些叛军并未发展成那种冷战期间或冷战刚结束时发展起来的组织严密的游击队。

冷战结束后另一个相关的变化是多党选举制的兴起。尽管非洲的选举常常有各种缺陷，但选举领域的开放确实吸引了潜在的叛乱者从隐蔽的丛林走向了政治舞台。从潜在叛乱者的观点看，多党选举制的开启意味着政府至少名义上可接受外部批评与影响。而且，国际资助的重心转向了支持选举和公民社会组织。对有天赋的反对派人物而言，政治舞台的开放，加上国际资金援助流向的变化，有力地吸引着他们从战场走向国内政治舞台。

过去十年继续存在的许多叛乱都是反制度叛乱。叛军领导者试图改变基本的游戏规则，如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伊斯兰青年党、圣灵抵抗军和纳米比亚与塞内加尔的分离主义势力。换句话说，这些残留的叛乱组织不可能通过选举实现他们的诉求，因为他们寻求根本不同的政治体制。即使在科特迪瓦，开始于2002年到2010年继续发酵的叛乱其实与操纵选举竞赛直接相关。当21世纪头十年早期一部分人口被断然排除在选举竞争之外时，当2010年当政者试图取消选举结果时，叛乱就发生了。但总的来说，科特迪瓦的叛乱者并非旨在推翻巴伯政权，而是要推进包容性选举。

冷战后地缘政治的转变目睹了另外两个相关的变化。一是中国在非洲大陆日益增长的存在。在非洲及其他地区，中国的对外关系哲学是不干涉国家内部事务。事实上，虽然中国对非民主国家提供支持以获取资源，但从当前的证据看，中国并没有资助叛乱者。^[4]这也意味着冷战后的另一个转变，即叛乱者获得支持的机会变小了，小的叛乱发展为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降低了，并且为反派人物安守于国内政治空间创造了动机。

二是后冷战时期冲突解决与冲突遏制的国际与地方机制不断强化。在非洲，有三个机制非常突出。第一个是联合国维和机制。过去20年联合国非洲维和的任务规模和执行技术方面都大大进步。过去十年，几乎每一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部署都有《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更具强制性的授权，相比之下，在20世纪90年代及其之前一直处于支配地位的联合国宪章第六章的授权则非常有限。第二，非洲地区机制在增强。非盟与非洲次地区组织如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在预防武装冲突方面表现出更大兴趣。^[5]此外，很多情况下，非洲的杰出人物充当了临时性的和平大使。例如，在肯尼亚2007—2008年的危机中，科菲·安南是一个关键的调解人物；在科特迪瓦2010—2011年危机中奥廷加（Raila Odinga）和五个非洲国家首脑表现相当积极。南非在解决非洲冲突中发挥着日益积极的作用。杰里·罗林斯（Jerry Rawlings）成为一个资深政治家。虽然批评者质疑这些行为体的实效与影响，但总的来说，他们的存在比以前时期对非洲国际关系的影响更大一些。最后，国际刑事正义机制比以往更强，已经从对卢旺达和塞拉利昂的临时性特别法庭发展到今天的国际刑事法院。^[6]可能有人对鼓吹者关于其强大遏制效果的言辞持谨慎态度，但这些机制的引入确实与战争的下降趋势是一致的。

虽然冷战后非洲冲突呈现出明显下降的趋势，尤其是大规模战争陡降，但由于殖民遗产的复杂性、大部分非洲国家的脆弱性、部族问题根深蒂固的存在以及资源能源开发所蕴涵的种种内外矛盾与问题，非洲冲突趋势并非没有可能发生逆转，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言，非洲总是有新鲜事发生。非洲安全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