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政治形势稳中多忧
（一）非洲大陆继续保持“北乱南稳”基本格局
2011年北非局势发生剧变，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三国前政权先后倒台，阿尔及利亚、摩洛哥也在国内外压力下启动政改。2012年北非国家进入大动荡后的重建或恢复期，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受变革浪潮冲击较小的国家政治和安全形势相对平稳，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等政权发生变更的国家政治过渡和重建进程则步履维艰。继2011年10月突尼斯完成制宪议会选举之后，2012年埃及和利比亚也分别举行了新的总统和国民议会选举，建立了新政权，但三国远未实现和平稳定，各政治派别围绕制宪、政治和司法改革等关键问题激烈博弈；治安状况恶化，刑事犯罪和暴力活动频发；因就业、民生问题引发的各类抗议活动不断。预计在经历大动荡大变局之后，三国“由乱到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同时，绝大多数黑非洲国家局势继续保持稳定。主要表现为：第一，选举总体顺利举行。目前，已经完成的选举大都平稳进行，未发生大的选举争端或冲突。塞内加尔瓦德总统谋求连任虽一度激化矛盾引发骚乱，但选举最终以瓦德承认败选告终，政权实现和平交接。莱索托议会选举中，时任首相莫西西里领导的民主大会党未赢得多数议席，主要反对党联合获得执政权，该国出现首个多党联合政府。安哥拉总统和议会选举顺利举行，执政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赢得议会71.84%的选票，现任总统多斯桑托斯自动连任。塞拉利昂总统、国会议员和地方市政委员会成员选举和平有序举行，现任总统科罗马成功连任。加纳总统马哈马获得50.7%的选票，成功实现连任。第二，多国领导人病逝后政权实现平稳过渡。2012年马拉维总统、加纳总统和埃塞俄比亚总理在任期间离世后，这些国家按照宪法规定排定接班人，未发生党派争执和暴力冲突，保持了难得的稳定局面。此外，部分热点问题有所降温。索马里举行了全国制宪会议并颁布《临时宪法》，成立了新联邦议会并选出新议长和总统，取代2000年以来的过渡政府，与此同时安全环境也有所改善，索马里国民军和非盟驻索马里特派团在与索马里反政府武装“伊斯兰青年运动”（又称“青年党”）的较量中渐占上风，已控制包括首都摩加迪沙和基斯马尤等主要城市在内的许多地区。南北苏丹谈判取得突破，9月27日双方达成包括边界安全和石油合作在内的多项协议，年初以来双方因“断油”事件和武装冲突一度十分紧张的关系出现缓和。
（二）黑非洲局部地区动荡加剧
2012年马里、几内亚比绍（几比）先后发生军事政变，军人干政这一长期威胁非洲国家政治稳定的痼疾再现。政变发生后，马里北方叛军乘乱迅速扩大地盘，一度占领并控制该国一半领土；几比政局持续动荡，继发生空军基地遇袭事件后，几比过渡政府宣布该国军队进入最高警备状态，以防国内雇佣军武力干涉。刚果（金）东部、尼日利亚北部地区冲突升温。刚东部战火再起，部分政府军4月发动叛乱，与政府军和联合国驻刚果（金）稳定特派团多次交火。11月20日，刚东部北基伍省首府戈马一度被叛军“3月23日运动”攻破，当地安全和人道主义形势严重恶化。尼日利亚南方基督徒乔纳森2011年当选总统打破尼执政党内“南北轮任、各任两届”的惯例，加剧了该国长期存在的南北部族和宗教矛盾，北方教派暴力冲突频发，造成大量无辜平民伤亡。南非自8月起接连爆发大罢工，涉及采矿、交通运输等重要经济部门，系该国1994年种族隔离结束以来最严重的社会危机。
除了传统安全威胁外，2012年黑非洲还面临一些非传统安全威胁。首先，在一些地区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威胁加剧。“基地”北非分支“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及“西非圣战统一运动”等极端势力趁北非动荡之机在萨赫勒地区大肆扩张，并向南渗透，与马里北部图阿雷格极端组织“伊斯兰捍卫者”相互关联叠加，对马里及萨赫勒地区其他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尼日利亚宗教极端组织“博科圣地”暴力活动增加。2012年前9个月，至少有815人在“博科圣地”发起的275起袭击中丧生，死亡人数比前两年的总和还多。[1]索马里“青年党”被索马里国民军和非盟驻索马里特派团逐出基斯马尤等战略要地后，化整为零继续发动恐怖袭击，部分成员渗透到邻国肯尼亚进行恐怖活动。自2011年10月肯尼亚安全部队进入索马里境内清剿“青年党”以来，肯首都内罗毕、海港城市蒙巴萨及肯索边境城镇屡遭该组织的报复性袭击。此外，北非“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西非“博科圣地”和东非索马里“青年党”等非洲三个最大的恐怖组织相互间已建立联系，共用资源并且交换爆炸物。有报道称，“博科圣地”一百多名武装人员在“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分支“西非圣战统一运动”位于马里北部加奥的训练营受训。[2]2月，索马里“青年党”宣布正式加入“基地”组织。据联合国报告，乌干达“圣灵抵抗军”在中东非扩大了攻击平民的范围和数量，2012年第一季度就发生了53起攻击平民事件。[3]其次，西非几内亚湾成为海盗活动“新的高危海域”。几内亚湾西起利比里亚的帕尔玛斯角，东至加蓬的洛佩斯角，沿岸有贝宁、尼日利亚、喀麦隆、加蓬、多哥、加纳等国。目前，亚丁湾、索马里海域的海盗袭击活动显著减少，而几内亚湾的袭击数量急剧增加。据国际海事局，2012年索马里、亚丁湾海域只报告75起海盗袭击案件，远低于2011年的237起。而几内亚湾海盗案件2012年报告58起，包括10起劫持事件，207名船员被扣为人质。[4]联合国安理会2月通过第2039号决议，对几内亚湾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对国际航运、安全和该区域各国经济发展构成的威胁表示严重关切。由于几内亚湾沿岸国家尼日利亚、安哥拉、加蓬、加纳、赤道几内亚是非洲主要产油国，油轮是海盗袭击重点，几内亚湾海上犯罪问题将超出非洲范围，可能影响全球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据统计，几内亚湾国家日产原油500万桶，其中每天有150万桶、100万桶和85万桶分别出口至美国、欧洲和中国。[5]可以说几内亚湾海上犯罪不仅仅涉及地区国家安全和经济，也关系到全球经济，因此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最后，萨赫勒地区有组织犯罪更加猖獗。该地区有组织犯罪与恐怖组织、部族武装相结合，走私军火、烟草，贩卖毒品，绑架人质和勒索赎金等有组织犯罪活动成为非法组织生存和壮大的重要手段。截至2012年4月，“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共绑架42名外国人质，2008年以来已获取4000万至6500万美元赎金收入，[6]马里成为萨赫勒地区有组织犯罪的重灾区。有分析认为，马里政府高官与恐怖组织“串通”、恐怖组织与部族武装相互利用，是导致“马里危机”的根源之一。
（三）利比亚战争“外溢效应”凸显
2012年黑非洲部分国家局势动荡，与利比亚战争的“外溢效应”有很大关联，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卡扎菲倒台后原利比亚政府军及雇佣军武器大量流失到周边邻国，严重威胁这些国家的安全稳定。阿尔及利亚、埃及、突尼斯军方均曾查获来自利比亚的武器。利比亚战争期间，卡扎菲为应对反政府武装从黑非洲国家雇佣了大量武装人员。卡扎菲倒台后，过去曾效力利政府军的数千图阿雷格武装人员携武器返回马里，与马里国内名为“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等图族武装一道发动叛乱，谋求北方独立，使马里北部局势急剧恶化。为抗议政府应对北方叛乱不力，3月21日马里部分军人发动政变，推翻杜尔政权，长期以来西非“最稳定的国家”马里由此陷入政局动荡。除马里外，利比亚武器扩散也影响到乍得、尼日尔等萨赫勒地区国家安全。有报道称，卡扎菲倒台后，成百上千武装人员从利比亚返回尼日尔，因尼、利边境缺乏监控，武装人员越境大多未遇阻碍。乍得方面也担心利武器落入该国图布族叛军，使利冲突蔓延至本国。[7]其次，恐怖和宗教极端势力加紧扩张，使萨赫勒地区的不稳定蔓延。利比亚战争后，大量武器落入“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之手，使其在黑非洲扩张的能力大大提高。据美国国防部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部长帮办阿曼达·多里说，利国内安全形势崩溃致“大量”武器流失，其中多数可能落入“基地”北非分支“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特别是藏身马里北部的“基地”组织成员手中。此外，利比亚战争“外溢”至马里北部后，“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西非圣战统一运动”、“伊斯兰捍卫者”等恐怖和极端组织一度占据马里北部，力量迅速发展壮大。马里曾是西非地区打击“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阻止其南扩东进的重要国家，政变后其北部地区沦落为地区恐怖势力聚集的新巢穴。2月索马里“青年党”宣布加入“基地”组织后，国际上不少专家担心可能形成一条贯通北非、西非和东非的恐怖新地带。
（四）非洲自主维护稳定的意愿和能力增强
面对局部地区政治安全挑战和威胁增多的新形势，非洲国家求稳定、促团结、要自主的呼声更加强烈。在2012年1月底举行的非盟第18届首脑会议上，新任非盟轮值主席、贝宁总统亚伊表示：“非洲大陆从未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经历如此多的冲突与动荡，非盟及其成员国必须增强自主危机处理能力，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8]在此次峰会上，与会非洲国家领导人就协调局部争端及危机、巩固地区政治安全局势等议题达成共识。非盟及其成员国均认识到必须加快非洲危机处理能力建设，避免外部势力在非洲为所欲为的悲剧重演。为实现“非洲人解决非洲问题”的心愿，2012年非盟、非洲主要次区域组织和有关国家在协调解决局部危机及冲突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在非盟层面，非盟积极推动北南苏丹通过和谈解决双方未决问题、协助索马里完成政治过渡，并支持非洲主要次区域组织维护本地区安全。在次区域组织层面，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共体）迫使马里、几内亚比绍政变军人接受政治过渡方案，西共体还通过向马里派兵方案并请求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以使用武力打击马里北部恐怖和极端势力、恢复该国领土完整和宪政秩序；大湖地区国际会议成员国多次举行首脑会议，就组建多国部队向刚果（金）东部派兵之事进行协商。9月该组织决定争取联合国与非盟的授权，在三个月内派出武装，协助刚政府军打击危害地区安全的反政府武装“3月23日运动”（即“M23运动”）与“解放卢旺达民主力量”；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共体）派遣该组织轮值主席国莫桑比克总统格布扎访问卢旺达，敦促卢政府停止对刚果（金）反政府武装的支持。[9]在国家层面，11月“M23运动”占领刚果（金）东部北基伍省首府戈马后，在乌干达出面斡旋下，“M23运动”与东非多国军事领导人在坎帕拉达成一致，同意撤出戈马，但提出包括与政府对话等条件。而布基纳法索总统孔波雷作为西共体马里危机调解人，多次召集马里危机有关各方举行对话，推进马里政治过渡进程。在非盟、非洲次区域组织和国家共同努力下，非洲局部热点问题和危机或有所降温，或趋向解决。
尽管非洲对和平安全挑战认识加深、自主解决非洲问题意愿增强并取得了一些积极进展，但目前非洲加强危机处理能力、完善集体安全机制仍存在诸多障碍，如非洲主要地区组织与地区大国之间步调不一，非洲国家内部分歧、相互之间关系复杂，非洲大多数国家军队装备差、作战能力弱、缺乏资金、后勤保障。此外，在西方军事干预问题上，非洲国家存在分歧，有些国家反对西方军事干预，但也有国家为尽快解决危机默许甚至欢迎西方提供“支持”。非洲国家在维护地区稳定能力上的不足，及非洲国家对待西方干预上的分歧为西方国家军事干预非洲提供了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