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工作

1932年，科瓦雷开始在高等研究实践学校讲授“黑格尔的宗教哲学”。科耶夫原本是这一研讨班的一员，此时的科耶夫已经不再富足，而是面临着生存的危机，因此当科瓦雷提名由他来继续主持这一研讨班的时候，科瓦雷的推荐是雪中送炭。这不仅意味着科瓦雷给了科耶夫一份“工作”，同时更催生了科耶夫思想的诞生。

这是科耶夫的第一份真正意义上的“工作”。科耶夫成体系的著述并不是很多，因此由这个研讨班的课堂笔记整理出来的《黑格尔导读》就成为了一份理解科耶夫思想的最为扎实的一个文本。这是科耶夫第一份“工作”的成果。它将1939年之前科耶夫的所有思想全部倾泻而出。少年时代、青年时代的科耶夫曾经零打碎敲的一些思想现在都依赖于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逐章解读而组成了一个体系。在这一体系当中，科耶夫将诸多带有东方神秘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多种富有灵性的思想都塞给了黑格尔。因此科耶夫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导读，与其说是讨论黑格尔的思想，还不如说是第一次讲述了某种隶属于科耶夫本人的思想。1948年10月7日，科耶夫在回应越南哲学家唐·迪克陶的一封信中清晰的指认了这一点：“我的著作并不是一种历史性的研究；黑格尔究竟在他的著作中试图说些什么，对我来说根本不重要。我只是借助于黑格尔的文本来展开我的现象学人类学。”^[6]这种指认对于那些对于黑格尔的“本意”了如指掌的读者来说或许是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但对于当时的法国学界来说却是一个非常有必要的声明。因为黑格尔及其《精神现象学》对于此时的法国学界来说，仍然是一个理论的黑洞。黑洞的旋涡中究竟翻滚着多少庞杂的思想，对于当时的法国青年学子来说都是未知的。因此，在当时的法国学子眼中，1933—1939年科耶夫对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导读就是对黑格尔哲学之本质的精神展现。人类思想史曾一再证明，重要的思想往往来自于某种或有意或无意的误读。科耶夫的黑格尔导读或许没有能够培养出一批研究黑格尔哲学的学者，但却孕育出了一大批影响当代法国哲学的思想者。其中包括雅克·拉康、雷蒙·阿隆、梅洛·庞蒂、巴塔耶，让·伊波利特，等等。这些科耶夫式的黑格尔主义者们在随后的三十年里成长为法国现象学、存在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运动的主将，而科耶夫的黑格尔研讨班对这些思想形成所具有的关键性启发意义，他们从未讳言。

拉康，这位孤傲的精神分析学家一生刚愎自用，但却坦然承认科耶夫是他的精神导师。^[7]雷蒙·阿隆曾这样形容他在科耶夫研讨班中所经历的思想冲击：“（科耶夫）使倾向于怀疑和批判的超级知识分子听众着迷，这是他的才能，他的辩证的知识造诣所致，甚至那些怀疑历史的天意的人，那些怀疑艺术的技巧的人，都抵挡不住这位哲学魔术师的诱惑。”^[8]由此雷蒙·阿隆毫不犹豫地把科耶夫列为平生所遇到的三个真正卓尔不群的心灵之一。1983年，雷蒙·阿隆对《文学杂志》（Magazine Littéraire）的让—雅克·布洛歇说：“我多次说过，科耶夫处在仅次于康德和黑格尔之类的伟大哲学家之列。”巴塔耶也曾经这样诉说自己在科耶夫的黑格尔研讨班上的体验：科耶夫对《精神现象学》的天才解释将他“撅断、捣碎、连续击毙死十几次；被掐死，被打倒在地，还踏上一只脚，然后撇在一边”。^[9]他的学生们几乎一致认为，科耶夫“在思想上绝对地统治了一代人”。^[10]

科耶夫的研讨班何以具有如此强烈的感染力？其思想的独到之处当然是不可回避的一个方面。对这一方面的展现，我们或可留待随后的理论研究来加以展开。但在此我们更倾向于以一种感性的方式去直观科耶夫研讨班的魅力所在。在新近出版的法国学者多米尼克·奥弗莱的科耶夫传记中，我们透过文字，发现了在讲台上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贵族，用他独特的言语和声音首先征服了他的听众：

“他的声音中的感染力根本不在于比如说有一种动听的音质。科耶夫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和德语，但他的音质与众不同，半是斯拉夫口音，半是勃艮第口音，舒雅指出了这一点。他用舌尖颤动着发r音，有意地用一种大众的语言，一种极为简单的表达方式，这与概念的严格性和逻辑的支配性形成了对照。这是一种高空走索般的联系。一种生气勃勃、抑扬顿挫的语言，配以一种并不柔软而具有爆发力和变化多姿的声音，它投射向前，知其所往，时时改变音调，以启人心智。值得注意的，正是这种对每个短语分别予以渲染，使之表现出其自身特质的方式，是他用‘因此’、‘为何’等词所显现的逻辑明晰性，是某种来自其思想的金玉之质所体现的基本力度，才使他的表达臻于极致。在这种犀利的语言中有一种冲力，贯穿于其轻捷有度的流动中，有时桀骜不驯、咄咄逼人，有时又妙语连珠，如水轻漾；这是一种完全道成肉身的思想的脉动，听者独特感奋正源于此。令人称奇的，就是这种声音的人性魅力和它的修辞力量。”^[11]

根据科耶夫研讨班中一位女学生邓尼斯·哈拉里的回忆，科耶夫的课程之于她是“一种陶醉。我已经有幸参加过科瓦雷的课，这是与人们在索邦能听到的课如此不同……尽管我也曾很有兴趣地听过布伦士维格、让·华尔的课，但科耶夫，总而言之，他是完全不同的。科耶夫既非常谦逊，又颇为自许。他总是微笑着对你们说：‘我么，我就是一个天才。这总是会使一些人不快，但最终，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是事实。’随后，他就解释，天才就是以一种直接的方式洞见事物。最终重建一种像儿童那样直达事物的方式。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全新的观看方式，他使那些人哑口无言。这是人们特别会有的一种印象”。^[12]另一位学生马蒂内这样说：“新颖，且不容置疑！这就是可怕的地方。我们有一种陷入鱼篓子而无法找到出路的感觉，不可能再从中摆脱出来了，就是这样！”^[13]

科耶夫主持的研讨班为他在学术界赢得了很高的声望，如果科耶夫沿着这条道路一直走下去，那么他将会成为当代法国哲学界一个德高望重的思想家和学者。但随着欧洲形势的恶化，整个法国似乎也难以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科耶夫于1939年年底收到了征兵令，并被编入了吕埃尔的兵营，但他却在一次获准度假中错过了其部队所参与的德国入侵阿登省的战役，并从此失去了与所属部队的联系。科耶夫所参加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此结束。虽然他没有能够再上战场，但却再也没有回到高等研究实践学校的课堂。这或许对于科耶夫来说是又一次断根，即与之前整个书斋式的研究路径的割裂。并且这种割裂又一次出于科耶夫的主观能动性，具体而言，是源于科耶夫在读解黑格尔过程中所凸显出的关于人的行动和自由的理解。

1939年，科耶夫的黑格尔研究恰好接近尾声，他完成了对《精神现象学》第八章的系统解读。科耶夫在黑格尔的绝对知识中看到了历史的终结，人类社会将进入普遍而同质的国家。科耶夫是这个时代的智者，因为只有他看到了这一历史境遇，并最终指认了它。在这一历史境遇下，理论研究的意义似乎也近乎终结了。顺应历史的潮流，科耶夫更为关注如何构建未来普遍而同质的国家。历史是人创造的。科耶夫在凸显人的行动和自由的意义上带有着马克思主义的色彩。于是理论的洞察结束之后，随后的工作便理所当然地是在现实的实践中去行动，顺应历史的潮流，构建一个合理的未来。1939年之后的科耶夫，结束了对黑格尔哲学的研讨。他的思想已经跃出了纯粹学理的探讨，走向了对于当下政治哲学的思考。于是诸如《法权现象学》的著作才得以产生。在其中，他对于以法律与经济所构筑的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给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探讨。科耶夫的实践首先以理论的方式展现出来，而后一个恰好的机会让科耶夫进入了政界，并成为了法国政界的智囊团，参与了关于建立国际贸易组织的谈判。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注定了科耶夫的成功。

关于科耶夫政治生涯的卓越表现，他的同事克拉皮耶曾经这样描述：“我坐在谈判桌主位，他坐在我的旁边，在一张小纸条上向我传递信息，向我建议可以利用的论据……这对其他的代表团来说是件可怕的事，恰恰是因为他的想象力极为丰富，他毫不费力地说明各种难以反驳的论据。当看到科耶夫在法国代表团里出现时，其他的代表团中都会出现恐慌，尤其是当没有人与他在一起时。那个时候，就是他的行政生涯中，同时也是他的辩证法中最精彩的一幕，因为他在那一刻完全成了游戏的主人。他的确具有无与伦比的智慧。”^[14]

科耶夫的人生从此走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阶段。但不管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对于科耶夫来说都是一种幸福。因为他所做出的每个选择都是他的自主，因而也是自由的行动，而这一点恰是科耶夫哲学的核心精髓所在。从这一意义上说，科耶夫在他的人生中看到了他对人生的理解，这正是黑格尔的真理所包含的基本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