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当代法国的历史与哲学

“法国并不是一个具有哲学气质的国度”^[1]，这是一部近700页的法国哲学史导言开篇所说的一句话。这种判断对于我们来说似乎有些不可理解。正如我们无法理解黑格尔否认中国哲学的存在一样。因为众所周知，如果没有笛卡尔，德国古典哲学的建构论将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如果在17世纪有人提出这个问题的话，那么他肯定将遭到人们的嘲笑，认为他根本不懂哲学。到了18世纪，如果有人再提出这个问题的话，则会被当作是对“启蒙运动”的反动，这也就意味着对抗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时代潮流。而到了19世纪，法国人自己却开始回避这个问题，其原因就是他们普遍认为这个世纪是法国哲学黑暗的中世纪，没有哲学可言。这种观点当然是19世纪的思想家们所无法接受的，实证主义的鼻祖孔德成为这个时代的典范。但是到了20世纪，这个问题不但可以提出，而且变成了一个很迫切的问题。

实际上，在法国哲学是否存在的质疑当中，显然包含着对于哲学本身的一种理解。在当代法国，哲学缺乏一种学院气息，缺乏同时代德国哲学所具有的那种深邃的思辨性。尽管思辨哲学同样诞生于对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注，但其关注的方式却与法国人不同。康德忧心于形而上学的没落，但却认为对认识论的考察是解决问题的基本路径。黑格尔强调对社会现实的洞察和把握，但却将这种现实性的实现诉诸以辩证法为核心的思辨哲学。虽然黑格尔醉心于法国大革命，并在青年时代对于自由与民主的政治体制颇为关注，但最终他只是用他的理论，而非现实的革命展开他对社会所抱有的宏伟抱负。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代法国学者关于哲学实现方式的所思所为，对此柏格森曾经这样说：“法国哲学的书写并不局限于某个特定的范围，它关注于一般的人性。如果要衡量他们的思想深度，充分理解其内涵，要成为哲学家或者智者，但这些人并非是一些受过教育的人，后者仅仅读一些主要的著作，并从中得出某些结论。”^[2]

柏格森的概括是准确的。当代法国哲学在面对共同的问题域，即对一般人性的关注之下结成了一个群体。这种共同问题域的形成一方面基于时代给予的共同问题，另一方面则源自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语境。因此，我们在讨论法国哲学时或许不应过多地关注于某些哲学假设的统一传统，而应更为着重地关注哲学话语在法语语言中的历史展开。这种历史展开被法国公立机构（特别是各种公立教育和学术机构）所影响，并且打上了某些历史和学术重大事件的深深烙印。那么法国哲学中的“当代”问题又应该如何界定呢？这个问题也是一个难以达成共识的问题。在此，米歇尔·福柯为这一问题提供的一种解读较具启发意义。

1978年，福柯在为康吉莱姆（Georges Canguilhem，1904—1995）的《正常与变态》（The Normal and the Pathological）一书的英文版做序时，讲述了有关当代法国哲学兴起的历程：20世纪20年代末胡塞尔的现象学被介绍到法国，法国哲学家们在接受了胡塞尔现象学的影响之后，逐渐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模式。第一种哲学思维模式强调反思性和意识，是一种关于“体验、意义、主体”的哲学。福柯认为这种哲学思维模式的典型代表是萨特和梅洛—庞蒂。与之相反，第二种哲学思维模式与形式主义、直觉论和关于科学的理论联系在一起，产生了一种关于“知识、理性、概念”的哲学，其代表人物是巴什尔（Gaston Bachelard，1884—1962）、卡法叶（Jean Cavaillès，1903—1944）和康吉莱姆。^[3]这是对当代法国哲学思潮的一种简明概括。这些思潮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其所蕴含的哲学倾向总是伴随着重大历史事件的产生而不断变化。这是一个法国哲学思想动荡与繁荣的时期，也是人才辈出的一个时期。

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彻底溃败。战后新诞生的共和国即第三共和国把精神道德建设当作首要任务。这场精神道德建设的起点便是全面的教育改革，教育改革的目标是用一个以科学、理性和人本主义（l'humanisme）为理想的高教系统去逐步取代由教会，尤其是由天主教会控制教育的局面。哲学成为这场精神道德建设的开路先锋。从此以后，哲学被定为高中毕业生必修的主课，而且成为高中毕业考试（Bac：le Baccalauréat）成败的关键。因此，大学哲学课程的设置主要是为了培养优秀的高中哲学老师。由此，一大批最有才华的高中毕业生争先恐后进入了大学哲学系；优秀毕业生在通过竞争激烈的教师资格考试（l'agrégation）后便成了学有专长的哲学工作者。法国哲学在第三共和国时期的地位如日中天，它最终取代了高中修辞学课程，坐上了第一把交椅，从而成为衡量学生聪明才智的标准。当时一位著名学者梯波岱（Albert Thibaudet，1874—1936）把第三共和国叫作“哲学家的共和国”。哲学的繁荣由此可见一斑。

从20世纪初到1945年二战结束，法国哲学处于一个过渡时期。第三共和国精神道德建设的基调是科学、理性和人本主义，这也使得崇尚科学和理性的实证主义和新康德主义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当时法国哲学的主导。由孔德创建的实证主义被其弟子杜尔凯姆（Emile Durkheim）全面继承和发展，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法国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流派之一。新康德主义在这个时期的最主要代表是布汉什维格。总体而言，尽管这两个学术流派在很多方面存在分歧，但是在继承和发扬光大启蒙运动（Les Lumières）所倡导的人本主义哲学和价值观念上则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他们都把理性、价值、人性、人类进步以及科学作为哲学思考和讨论的焦点，因此第三共和国把他们奉为国家哲学。

这种特殊地位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负面结果，也就是说，这两个学派的绝对统治地位严重束缚了哲学思考的自由，导致当时法国哲学的沉闷、僵化和教条化。物极必反，这种压抑守旧的哲学氛围激发了人们对新思想的渴望和追求。第一个向实证主义挑战的就是众所周知的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传统理性主义成了其生命哲学的首要批判目标。他对宗教神秘主义、心理自我、精神哲学以及情感时空的研究，都是基于对笛卡尔以来的绝对理性主义的批判性思考。那种在以往哲学中无所不在、又无所不能的绝对主体在柏格森哲学里已经被动摇。在这之后，反理性主义浪潮便逐渐演变为法国哲学界的主旋律。姆尼叶（Emmanuel Mounier，1905—1950）的人格主义（le personnalisme）、萨特的存在主义、梅洛—庞蒂的存在现象学等都可视为反传统理性主义的产物。

过渡时期的法国哲学对传统理性主义进行了挑战，而在很多关键问题上仍然难以摆脱既有的思维方式。到了1945年后，情况就大为不同了：这时的哲学家们不再满足于仅仅向传统理性主义挑战，而是要与之决裂。他们的主要进攻目标是主体中心论。他们多半以怀疑论和相对主义者的姿态出现。他们一边全面质疑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一边无情指责过渡时期的法国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之间所保持的暧昧关系。二战后的法国哲学主张彻底走出思辨哲学的封闭体系，从而走向具体哲学（la philosophie concrète），走向行动。换言之，他们厌倦了哲学的抽象化，渴望哲学的具体化。

1945年以后，法国哲学界流行一种有关“三H时代”的说法。这里所说的三H是指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这三位哲学家。1960年后法国哲学又跨进了一个新时代，“三H时代”被“三位怀疑大师时代”所代替。三位怀疑大师分别指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西方哲学往往认为以上三位思想家都把“怀疑”视为必要的哲学方法和态度，从而引发了一场哲学变革。当我们说法国哲学从“三H时代”走向“三位怀疑大师时代”的时候，这并不意味着1960年后，“三H”的哲学已经从法国哲学舞台上消失了，而是说1960年后，这三位思想家的理论学说不再是法国哲学的热点和焦点了。从某种意义上讲，“三H时代”向“三位怀疑大师时代”的转变已经为法国后来的后现代主义（le postmodernisme）和后结构主义（le poststructuralisme）思潮铺平了道路。

综上所述，战后法国哲学的发展是以一种“断裂”（la rupture）和“危机”（la crise）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从此以后，再想建立起黑格尔式的封闭的哲学体系既不可能，也不受欢迎。法国哲学进入了一个无中心、多中心或反中心的哲学局面，它鼓励我们以开放式的探讨和论争的姿态对待哲学。

在当代法国哲学的历史发展中，科耶夫哲学思想构成了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他的思想处于三H时代的开端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他的思想正是推动这个“三H时代”到来的内在动力。正是通过科耶夫，黑格尔哲学第一次较为系统地被当代法国哲学所了解和接纳。毫无疑问，这种接纳是以我们以上提到的当代法国的社会历史和哲学思想的发展为背景。但科耶夫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和其极具穿透力的解读，推动了黑格尔在法国思想界的传播。从这一意义上说，他也在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国内学界在研究这一时期法国哲学的时候，总是将科耶夫一带而过，仅仅将其视为法国现象学运动的思想源头之一而一笔带过，但如果我们转化一下理论视角，以法国黑格尔主义思潮为主线来看，那么科耶夫哲学就不仅仅是其思想的源头，同时也是这一思潮中最富魅力，也是最具影响力的一部分。法国黑格尔主义是法国哲学与德国哲学在当代的第一次融合。这一过程进行得尤为艰难。法国学者对于德国哲学的接纳混合着复杂的情感，这种情感的复杂性使法国学者用了百年的时间才得以接受黑格尔。在我们展开对科耶夫思想的系统梳理之前，考察一下黑格尔哲学在法国学界的传播和接受史就是一件十分必要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