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推进中国革命发展的迫切需要
抗战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最为重要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是历经了两次成功两次失败之后的中国共产党不断走向成熟的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项事业不断推进和发展的时期，尤其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不断走向系统化、完善化，与之相随，中国共产党探索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更趋于自觉和深入。其原因主要有：
一 中国革命经验总结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从内容来看，是马克思主义而非其他的理论。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革命实践的必然选择。
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由于中国统治阶级的软弱无能、西方列强的侵略压迫，使中国积弱积贫，渐渐演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的先进分子为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艰难探索。但是从太平天国起义到辛亥革命，由于种种原因，一次一次的革命实践都失败了。这些失败表明农民阶级及资产阶级政纲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把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矛盾以极其尖锐的形式暴露出来，战争的空前残酷，战后社会的极度混乱，使世人为之震惊，引起了中国先进分子对西方文明价值的怀疑。这种怀疑，推动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挽救中国危亡的新途径，为接受马克思主义准备了适宜的土壤。
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先进思想的结晶和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体系，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诞生了。但它真正传入中国，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促使中国人民从思想到生活发生深刻变化，是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在20世纪初，已经有了相当发展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此基础上，中国新兴的产业工人阶级也在成长壮大起来，他们日益觉醒，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另一方面，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提供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革命取得成功的范例，又由于俄国近靠中国，国情又较相似，因此，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这两方面国内国际条件，使处在民族危机十分深重环境下的中国先进分子，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得到了鼓舞和启示，看到了国家未来发展的前景，把希望寄托于中国无产阶级身上，因而他们热忱欢呼十月革命的胜利，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自此以后，马克思主义才真正广泛深入地扎根于中国，并走上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路。
然而，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之所以选择“化”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而非中国无产阶级一个阶级，同样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总结。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提供了重要前提，但是，中国革命道路却是异常艰难和曲折的。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后，党在1922年至1923年领导中国工人阶级在全国掀起了工人运动的高潮。这些斗争，显示了中国无产阶级坚定的革命性，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但是由于遭到反动军阀的镇压，“二七惨案”发生后，中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斗争的教训警示人们：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要战胜强大的敌人，仅仅依靠中国无产阶级孤军作战是不够的，必须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其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阶级结构也决定了这一点。早在1925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53]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更是明确指出：“农民在全国总人口中大约占百分之八十，是现时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54]这表明，中国的敌人虽是异常强大的，但他们在中国总人口中的比重是较小的；无产阶级虽有坚定的革命性，但其数量也是很小的。因此，能否团结和动员中国民众的绝大多数，是中国革命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抗日战争爆发前是如此，抗日战争爆发后，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亦是如此，抗日战争胜利后引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彻底的胜利更是如此。也就是说，中国革命的胜利需要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中国广大的人民大众。也就是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指出的，“共产党依靠无产阶级，依靠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大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广大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去推动社会向着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前进，是一定能够获得最后胜利的”。[55]
二 中国社会各阶级抗日态度所使然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其直接目的是为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投入到抗日救国的运动中去。如1941年张闻天在《党的宣传鼓动提纲》一文中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的是“宣传党的马列主义的理论，党的纲领与主张，党的战略与策略，在思想意识上动员全民族与全国人民为革命在一定阶段内的彻底胜利而奋斗”，[56]在抗日阶段，是为“唤起人民的民族觉悟、参加抗战的热情以及对抗战胜利的信心”。[57]不仅如此，更深层的目的在于动员民众为“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而奋斗。[58]
然而，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抗战中，由于中国各阶级、各党派、各群众团体对待中国抗日战争的态度以及思想觉悟有着很大的差异，因此，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即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内容展开广泛的宣传教育工作就非常重要和急需。
首先，抗战时期，面对中华民族最大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由于中国之不同阶级、阶层对待抗日救亡的态度具有显著的不同，因而在行动上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如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抗日战争中分为降日派和抗日派。在统一战线中，大资产阶级抵抗派又实行两面政策，一方面主张团结抗日，另一方面又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极端反动政策，作为将来投降的准备。对此，中国共产党也要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一方面同他们作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坚决斗争，另一方面争取使他们继续留在统一战线内部。而要对其进行思想上的斗争，并争取他们，就需要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制定出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并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从而争取他们之中的进步势力的同情和支持，从而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就需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关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这些阶级和派别构成中国抗日战争之中的“中间势力”。这是因为：中等资产阶级（除大资产阶级之外的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同工人有阶级矛盾，但因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和限制，所以赞成团结抗日。因此，这一阶级是中国共产党必须争取的。开明绅士是地主阶级的左翼，即一部分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地主，他们的政治态度同中等资产阶级大略相同。他们虽同农民有阶级矛盾，但同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也有矛盾，不赞成顽固派。因此，这部分群体也必须争取。地方实力派包括有地盘的实力派和没有地盘的杂牌军。他们虽然同进步势力有矛盾，但他们同国民党的损人利己政策也有矛盾。因此，只要采取正确的政策，他们就有可能在革命群众反对顽固派的斗争中持中立态度。从以上阶级关系的分析来看，争取“中间势力”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因为只有争取到中间势力，才能真正孤立顽固势力。然而，中间派的态度是容易动摇的，即使想使其保持中立，也需要争取。这同样需要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普及。
对于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广大的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是革命的动力之一。一般地他们能够参加和拥护革命，是革命的很好的同盟者，故必须争取和保护之。其缺点是有些人容易受资产阶级的影响，“故必须注意在他们中进行革命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59]
而中国的游民无产者也是值得重视的一个阶层。由于“中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造成了中国农村中和城市中的广大的失业人群。在这个人群中，有许多人被迫到没有任何谋生的正当途径，不得不找寻不正当的职业过活，这就是土匪、流氓、乞丐、娼妓和许多迷信职业家的来源”。[60]尽管这一阶层与工农大众相比较属于“小众”，但是其数量庞大，约有两三千万人。加之很多成员为了争取生存和改变社会地位，他们多结成三合会、哥老会、青红帮等秘密组织，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由于他们脱离生产、职业不正当、生活不稳定、具有帮派意识，使得“这个阶层是动摇的阶层；其中一部分容易被反动势力所收买，其另一部分则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他们缺乏建设性，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在参加革命以后，就又成为革命队伍中流寇主义和无政府思想的来源。因此，应该善于改造他们，注意防止他们的破坏性”。[61]正是由于游民阶层所具有的两面性特征，对中国革命成败的影响极大，所以毛泽东认为“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62]如何处置和改造这一群体，党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就强调对红军和党内的游民成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用马列主义武装头脑，向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坚决斗争。在抗战时期，要改造这一群体同样需要借助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其次，作为中国革命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以及作为中国革命队伍主力军的农民阶级有自身的优点，但是亦有自身的不足。
中国无产阶级除了具有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还有许多特殊的优点。如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中国无产阶级在本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成为中国社会里最有觉悟的阶级；由于从破产农民出身的成分占多数，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利他们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但是中国无产阶级有其不可避免的弱点，“例如人数较少（和农民比较），年龄较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比较），文化水准较低（和资产阶级比较）”。[63]不仅如此，刘少奇还认识到“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因此，“抵制这种恶劣影响，才能使无产阶级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64]做到这一点，刘少奇强调必须加强学习和修养，就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道德。由此，提高中国无产阶级的文化水准和政治觉悟同样需要对其“灌输”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
农民阶级。马克思主义认为，农民阶级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是不可缺少的同盟力量，但是由于与小生产相联系，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他们存在着固有缺陷，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并且认为，在其脑子里是不可能自发产生社会主义的，更不可能在小生产基础上自发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毛泽东在研究中国农民问题过程中，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的二重性分析，从中国国情出发，具体分析了中国农民的实际状况：一方面高度肯定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没有农民阶级参加的革命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如毛泽东明确指出农民尤其是贫农“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65]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强调：“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66]另一方面在高度肯定农民主力军地位的同时，并不盲目崇尚农民阶级的革命自发性，也看到了它较之无产阶级存在着的许多固有的局限。
毛泽东是如何认识中国农民阶级的局限性的，关于这一问题有学者进行了高度的概括，指出作为小生产者、小私有者的农民具有浓厚的封建性、资产阶级民主性和原始共产主义性。农民的封建性对革命事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由于农民是革命队伍的主要成分，因而，农民的封建思想，直接影响着中国革命。一方面，封建宗法意识严重影响党的纯洁性。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除不尽”，[67]“封建的家族组织十分普遍，多是一个姓一个村，或是一个姓几个村，非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村子内阶级分化不能完成”。“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支部，支部会议建制同时就是家族会议。”“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68]一方面，封建的小生产性是造成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根源。毛泽东指出“由于中国的落后的分散的宗法社会和帮口行会的社会环境”，造成小资产阶级“在组织生活上的倾向，容易表现为脱离群众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69]此外，封建的小生产性必然导致极端有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即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一种平均主义思想。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曾经一度流行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持有这种思想的人，企图用小农经济的标准，来认识和改造世界，认为把整个社会经济都改造成为华裔的“平均”的小农经济，就是社会主义。毛泽东明确表态“我们赞助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是为了便于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迅速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度，并非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谁要是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那就是错误的”，[70]其二，农民的小生产性直接影响到中国社会生产方式的转换。毛泽东认为，土地改革完成以后，封建制度虽然已经消灭，但是作为封建制度基础之一的个体生产方式依然存在着，封建意识、小农意识不会就此销声匿迹，过去我们与农民在土地革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那个联盟，在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上也难以巩固。可见，改造小农和小农意识，解决农民的个体性、散漫性、落后性、狭隘性、保守性、封闭性等问题，对于革命和建设都是十分重要和迫切的。[71]
为克服中国农民阶级的缺点和不足，毛泽东号召必须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实现其由小生产者、小私有者向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转化，使之真正担负起中国革命基本力量的作用。如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大”作的口头报告中指出的，“作为党来说，作为领导思想来说我们和农民要分清界限，不要和农民混同起来……我说不要和农民混同，是说要把农民提高一步，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72]将农民提高到无产阶级水平，同样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任务和目的。
总之，如刘少奇所言，“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国际工人运动经验的总结，是在革命实践中形成又服务于革命实践的理论”。[73]而要使马克思主义服务中国革命实践，就必须根据中国各阶级、阶层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和看法不同，努力克服这些阶级、阶层本身存在的弱点，从而使广大民众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投入到中国抗战中去，这是取得中国抗战胜利的重要环节。这就需要通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使广大人民群众深刻认识到自己的利益，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就是毛泽东所指出的，“除了我们的觉悟，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问题以外，还有一个人民群众的觉悟问题。……中国人民中有这样一部分人还不觉悟，就是说明我们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还做得很不够。人民的觉悟不是容易的，要去掉人民脑子中的错误思想，需要我们做很多切切实实的工作”。[74]其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工作即是这很多工作之中的重要工作，也就是“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因为“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