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阐释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仅创立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十分注重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掌握，十分注重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宣传、教育、普及。因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想理论为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深入探索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理论掌握群众”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建这一理论的同时，也十分注重把这一理论传播到各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中去，使其掌握理论精髓，并以此来指导革命实践。如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2]之所以强调理论掌握群众，因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3]关于理论掌握群众的重要性，恩格斯指出在德国如果工人没有理论感，科学社会主义就绝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深入他们的血肉，英国工人运动虽然单个行业有很好的组织，但是前进得非常缓慢，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一切理论的漠视。为此，恩格斯强调无产阶级及其领袖必须在斗争和鼓动的各个方面都加倍努力。特别是领袖们有责任越来越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越来越多地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观的传统言辞的影响，而时时刻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并“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布到工人群众中去”。[4]
恩格斯强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布到工人群众中去，那么，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到群众中去？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阐述了理论掌握群众的基本原则。
一是强调科学性。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其理论的过程中，就存在着各种非科学的社会思潮，如魏特林主义、克利盖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法国的蒲鲁东主义、布朗基主义，英国的工联主义，德国的拉萨尔主义、杜林主义和福尔马尔右倾机会主义，俄国的巴枯宁主义等。这些社会思潮不仅歪曲和攻击马克思主义，而且在无产阶级和群众中广为传播，对无产阶级和工人运动形成了错误的影响和导引。如魏特林主义在总体上属于空想共产主义，这种思潮极力宣扬共产主义就是人人绝对平等的大家庭联盟，鼓吹在基督教的圣经中找到了共产主义的依据，主张依靠小手工业者和流氓无产者的盲目暴动去实现他的社会变革计划。这种思想不但不能正确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而且不了解无产阶级的阶级特性和历史使命，在当时德国工人运动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对此，马克思对魏特林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如果没有严格的科学思想和正确学说来号召工人，那就等于玩弄空洞虚伪的传教把戏”，并批评指出“无知从来也不能帮助任何人”。[5]在此，马克思强调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群众的过程中，要用科学的理论和正确的学说教育群众、武装群众，使广大工人群众掌握科学的理论，并以此作为行动的指南。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各种错误思潮进行批判和斗争，正是致力于用科学理论来指导和教育各国工人群众。
二是强调求实性，即坚持从工人运动和工人群众实际出发，采取“目前水平的工人运动所能接受的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群众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群众的实际接受能力和水平，主张采取灵活有效的方式，进行简明生动的讲解，坚决反对把理论变成玄虚、深奥、晦涩难懂的东西。如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明确指出：“要把我们的观点用目前水平的工人运动所能接受的形式表达出来，那是很困难的事情……重新觉醒的运动要做到使人们能像过去那样勇敢地讲话，还需要一段时间。这就必须实质上坚决，形式上温和。”[6]为照顾各国工人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际接受能力，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创建理论过程中十分注重采取行文灵活的表达方式，力争编写出版较为通俗的理论读物。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我已经尽可能地做到通俗易懂”，“除了价值形式那一部分外，不能说这本书难懂”。[7]恩格斯把《反杜林论》中的一部分，改编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本小册子以简明、通俗的语言论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精辟地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成为人们学习、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必读之作。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在写作中注意考虑群众的文化水准，而且在讲授、演说中同样注重。李卜克内西就曾回忆说：“马克思显示了他做普及工作的惊人天才。没有人比他更憎恨庸俗化，也就是说伪造、阉割科学并使它庸俗化：可是也没有人具有比他更高的明确表述自己思想的才能……马克思做任何事都是很讲究方法的。他提出一个问题时，总是力求简短，然后用较长的解释来说明它。尽量不用工人们听不懂的字句。然后他叫听众提问题，如果没有人发问，他就开始考问。他的考问也是很有教学技巧的，任何疏漏和误解都不能逃过他……总之，他具备了一个优秀教师的各种素质。”[8]
三是强调自觉性或非强制性，即绝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注重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群众，并始终不懈地从事这项工作，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从不认为自己是什么先哲、圣人，而视群众是愚昧落后的群氓，从而把自己的思想意志强加于群众。他们总是以谦虚谨慎的态度对工人群众进行思想理论的宣传教育，使他们心悦诚服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9]如恩格斯在谈论马克思之所以获得各国工人的拥护和支持时，就指出：“马克思由于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成就已经赢得了这样的地位，各国工人运动的最优秀的人物都充分信任他。他们在紧要关头都向他请教，而且总是发现他的建议是最好的。他已经在德国、法国、俄国赢得了这种地位，至于在比较小的国家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并不是马克思把自己的意见，更谈不上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而是这些人自己来向他求教的。马克思所起的特殊的、对运动极端重要的影响，正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10]同时，恩格斯也强调：“任何身居高位的人，都无权要求别人对自己采取与众不同的温顺态度。”[11]正是坚持这一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在各国工人中获得崇高的威望，从而使各国工人群众亲近、爱戴自己的革命导师，进而接受、信仰革命领袖创造的理论。
四是强调实现利益的原则，即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群众实际问题的解决尤其是物质利益的实现相结合。早在《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论中马克思恩格斯就阐述了物质与意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指出物质、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社会意识。而要使意识对物质发生反作用，就不能脱离物质的决定作用来展开。这是因为，物质与意识的原理说明，人的意识归根到底是对他们现实生活的反映，并随着他们现实生活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各种思想问题，都是由实际问题引起的。而要使人们去掌握某种理论并使其成为他们的信仰，就必须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而要改造人的思想，解决人的思想问题，就必须注意解决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和矛盾，把思想改造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12]这句话实际上指明了人的思想并不是某种高悬于历史和社会之上的神秘的本源性的东西，它是离不开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物质利益的。如马克思讲到：“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3]对此，恩格斯也认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4]实际上阐明了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必须坚持与群众利益相结合的基本原则。
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布到工人群众中去，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指明了原则，而且探索了“传布”的途径。
一是借助组织，即通过创建或利用各种各样的工人阶级组织，并通过它们向工人阶级展开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在谈及他和马克思共同创立的科学成就时表达了这一思想，如他讲到：“我们决不想把新的科学成就写成厚厚的书，只向‘学术’界吐露。正相反，我们两个人已经深入到政治运动中；我们已经在知识分子中间，特别在德国西部的知识分子中间获得一些人的拥护，并且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建立了广泛联系。”[15]实际阐述了要使其创立的科学成就——马克思主义为工人阶级了解和掌握，同各种各样的无产阶级组织建立联系的重要性。马克思、恩格斯不仅主张利用现有的组织展开宣传教育，而且身体力行地参与创办一些进步组织。如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组织创办的“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关于这个组织的作用，马克思指出，是“借以讨论学术问题，评述流行的著作，并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在德国，人们可以用这种办法进行社会主义宣传）。不过我们这种通讯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要让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建立联系，使外国人经常了解德国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运动，并且向德国国内的德国人报道法国和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进展情况。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发现意见分歧，从而得以交流思想，进行无私的批评”。[16]“用这种办法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同样表达了借助组织展开宣传教育的思想。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建立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民主协会”等，都成为马克思恩格斯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阵地。
二是新闻出版，即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报刊、出版物对“传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作用。如，马克思、恩格斯围绕言论自由，争取新闻出版权利，与德国统治当局的书报检查制度展开坚决斗争时，恩格斯就讲到：“尽管德国各邦政府横加迫害……我们也一定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对社会改革进行有效的宣传，创办新的定期刊物，保证一切捍卫共产主义的出版物的广泛传播。”[17]实际阐述了刊物出版在传播共产主义中的重要作用。而要发挥报刊的威力，马克思强调要把报刊建成“有原则的、大无畏的以自由的人们的语言来说话”、“能够听到人民真正呼声”、“深刻地理解人民的愿望”[18]的报纸。强调报刊应该是有声的，应是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应生活在人民当中，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这些思想实际上为无产阶级出版工作以及报刊宣传指明了原则。为发挥报刊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先后创办了《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与无产阶级组织和刊物建立联系，诸如《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北极星报》、《改革报》等，他们有时也利用资产阶级的报纸阐述自己的观点，如美国的《纽约每日论坛报》、《每日新闻》等。
三是队伍建设，即建设一支具有较高理论素养的教育者。这从马克思恩格斯给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主要领导人的信中即可看出，如他们在信中讲到：“要对无产阶级运动有益处，这些人必须带来真正的教育者。但是，参加运动的大多数德国资产者的情况却不是这样的。无论《未来》杂志或《新社会》杂志，都没有带来任何能使运动前进一步的东西。这里绝对没有真正的实际教育材料或理论教育材料……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不是自己首先钻研新的科学，而宁可按照搬来的观点把这一新的科学裁剪得适合于自己，匆促地为自己制造自己的私人科学并且狂妄地立即想把它教给别人。所以，在这些先生当中，几乎是有多少脑袋就有多少观点。他们什么也没有弄清楚，只是造成了极度的混乱——幸而几乎仅仅是在他们自己当中。这些教育者的首要原则就是拿自己没有学会的东西教给别人。党完全可以不要这种教育者。”[19]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对培养真正的教育者的重视程度。如何培养？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教育者要想具备较高的理论素养就必须先受教育，通过认真学习和刻苦钻研掌握科学理论。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20]但是，作为党的政论家，除了一定的信念、善良的愿望和洪亮的嗓音而外，“还需要具有更多的智慧、更明确的思想、更好的风格和更丰富的知识”。[21]这更多的智慧、思想风格和知识，就是决不能以高高在上的姿态、以教训的口吻，而应当以朋友的身份平等地和他们交谈，学习工人群众身上值得施教者学习的东西，尊重工人群众的想法和见解，耐心地帮助他们分析问题，引导他们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四是革命实践，强调要明确地懂得理论，就必须参加到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通过“说教”把反映工人阶级利益和愿望的科学理论传播到工人阶级中去是十分重要的。但是，革命实践与脱离实际的空洞说教相比较而言，对于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理解和掌握科学理论要明确深刻的多。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关键是要有时间和机会通过实践来发展自己，“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并认为这比什么来得都快。[22]还特别指出，对于注重实践而轻视理论或者注重实际而脚踏实地前进的民族，“不能一开始就硬塞给他们理论，但是他们自己的经验、自己的错误和这些错误的可悲后果最后会教育他们重视理论”，[23]他们“最终一定会从自己的错误中学到聪明智慧，在这里通过其他途径是什么也达不到的”。[24]即使是当时走在国际工人运动前列的德国党，“和所有大党一样，他们在发展过程中难免会犯某些错误，甚至可能犯大错误。群众只能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只有通过亲身体会取得经验”。[25]实际强调革命实践对于群众掌握科学理论的重要性。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注重“理论掌握群众”的理论探索，而且要注重身体力行的实践。如为改组“正义者同盟”，马克思亲自给“同盟”的领导人及进步成员作报告，对他们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克服种种困难，把流亡的共产主义者组织起来，开办理论讲座，讲解《共产党宣言》。还到巴黎、布鲁塞尔、科伦等地了解工人运动的情况，向工人发表演说，对工人进行教育，鼓舞流亡者增强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心。“共产主义同盟”成立后，通过出版机关报《共产主义杂志》宣传共产主义。为了宣传和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斗争，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积极筹办下，著名的《新莱茵报》问世，该报在当时发表了很多团结教育农民、宣传无产阶级斗争学说的文章，极大地鼓舞了工农群众的革命斗志。马克思、恩格斯还通过书信形式捍卫和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中宣传其理论精髓。也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注重理论对群众的掌握，才使马克思主义在各国工人群众之中得到空前传播，并逐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指导地位。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想理论，为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时期，特别是在抗战时期推动和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
二 列宁的“灌输”理论
所谓“灌输”，是指“无产阶级政党运用各种宣传、鼓动手段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当中去，武装其头脑，启发其觉悟，使其充分认识到自身的历史地位和使命，从而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为革命和建设事业而奋斗”。[26]为武装、发动和组织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为革命和建设事业而奋斗，列宁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理论掌握群众”思想的基础上，对“灌输”的重要性、原则及路径等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
（一）关于“灌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列宁的“灌输”理论是在对俄国经济主义的批判中提出的，并在推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在此过程中列宁就“灌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给予了特别关注，这是因为：
一是提高工人群众社会主义意识的需要。列宁之所以主张通过“灌输”的方式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工农群众当中去，武装其头脑，启发其觉悟，这是因为，列宁认为工农群众自己决不能在他们运动进程中创造出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他指出，各国的历史实践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同样，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既然工人群众不能在运动进程中创造出独立的思想体系，那么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一般说来，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因此，他指出：“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人们谈论什么自发性，但工人运动的自发的发展，就恰恰是使它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因为自发的工人运动也就是工联主义的运动，也就是纯粹工会的运动，而工联主义正是意味着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27]而要摆脱这种奴役，就需要使工人阶级树立起社会民主主义意识，提高工人阶级的思想觉悟，而“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28]
二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需要。列宁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尤为重视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离不开先进政党的领导。为此，列宁不仅强调在工人群众中“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强调通过“灌输”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提升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一方面这是克服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影响的需要。如伯恩施坦否认有可能科学地论证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否认大众日益贫困，日益无产阶级化以及资本主义矛盾日益尖锐化的事实；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否认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原则上的对立。对此，列宁指出其目的是想从根基上抽掉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达到他们把党变成改良的党、议会的党和和平的党的目的。因此，列宁强调为了达到党在思想上的统一，必须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必须反对狭隘的“经济主义”和日益流行的伯恩施坦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纯洁性，才能保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沿着共产主义方向发展。一方面是提高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需要。如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就认识到俄国党内由于多种原因，一部分人理论水平有某种程度降低，有的甚至无理论修养，也有一部分人醉心于最狭隘的实际活动的偏向。对此，列宁强调通过“灌输”，从理论上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使党建立在牢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之上。再者是克服党内官僚主义的需要。早在俄国国内战争时期，官僚主义就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部分地复活起来。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拖拉作风、办事效率低、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等官僚主义现象更加严重地发展，直接影响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巩固和发展。对此，列宁认为：“拖拉作风和贪污受贿行为是任何军事胜利和政治改造都无法治好的毛病。说实在的，这种毛病靠军事胜利和政治改造是治不好的，只有用提高文化的办法才能治好。这项任务就落在政治教育委员会的肩上了。”[29]这一论述，列宁实际强调通过思想教育的方式提高党员干部的文化水平，从而自觉地抵制党内各种官僚主义倾向和行为。
三是巩固苏维埃政权的需要。早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列宁就认识到资产阶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意识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清除干净。资产阶级、封建贵族和小资产阶级等，会通过各种渠道向苏维埃政权侵袭和渗透。这是因为，俄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占绝大多数的国家，与此相适应，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极其深广，以至于在革命胜利后远未退出政治舞台。其表现是小生产者由于其自身固有的散漫性而难以接受民主集中制的苏维埃制度，相反却极易受小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影响和喜欢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等口号。因此，小生产者所派生的资产阶级思潮成为威胁苏维埃政权稳固的不可忽视的政治因素。对此，列宁在《论粮食税》中分析指出，当前主要的敌人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如不加以有效的抵制，这种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必然推翻工人政权。因此，在俄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人民群众，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传统影响作坚决的斗争，成为一项十分紧迫而又艰巨的任务。如列宁明确指出，“要战胜起瓦解作用的小资产阶级的散漫性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这比镇压地主暴徒或资本家暴徒困难千万倍”。[30]为此，他特别强调“共产党和领导文化教育工作的苏维埃机关以及工会中的全体共产党员，都应当更加重视同工会中的小资产阶级的影响、思潮和倾向进行思想斗争”。[31]而“灌输”也就成为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以巩固苏维埃政权的重要途径。
（二）关于“灌输”的基本原则
“灌输”的根本目的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大众实践，进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变为人民大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而要实现这一目的，避免对“灌输”的片面理解及在实践中的单纯机械的执行，列宁还就“灌输”的基本原则进行了积极的探讨。
一是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即在“灌输”中确保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纯洁性，反对庸俗化倾向。这是因为，无论是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时期，还是在苏维埃政权建设年代，都存在着形形色色反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这些都使马克思主义受到猖狂的攻击或歪曲。如修正主义、改良主义及机会主义，以及各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而能否战胜各种错误思想倾向的影响，是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成败的重大问题。如列宁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就明确指出：“当前我国革命的成败就取决于我们能不能战胜这种势力，假如我们战胜不了这种势力，我们便会像法国革命一样倒退回去。”[32]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国家与革命》序言中再次指出：“如果不同‘国家’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偏见作斗争，使劳动群众摆脱资产阶级影响、特别是摆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就无法进行。”[33]而要保证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巩固苏维埃政权，就必须坚持向广大群众“灌输”科学的理论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反对“把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因素灌输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34]
二是强调坚持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的原则。“灌输”的目的在于使人民大众树立起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意识，并以此指导人民大众的实践。而要使大众接近理论、亲近理论、进而信仰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灌输”就不能是强制性的、“填鸭式”的，在“灌输”中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入生活，坚持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原则。这是因为，列宁认为只有从实际出发，从经济斗争的实际，从人民群众受剥削受压迫的事实出发，用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之中的琐事及典型事例，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在一切人民阶层中进行宣传和鼓动”，[35]才能使工人群众“汲取到这种知识”。[36]为使这一基本原则在“灌输”中得到贯彻和执行，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再一次强调在“灌输”中要“少唱一些政治高调，多注意些极平凡的但是生动的、来自生活并经过生活检验的共产主义建设方面的事情——我们大家，我们的作家、鼓动员、宣传员、组织者等等都应该不倦地反复提出这个口号”。[37]
三是坚持“灌输”与解决群众实际问题相结合的原则。由于俄国历史上以沙皇为首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等腐朽势力的长期剥削，再加上连年战争，使得新生的苏维埃俄国的国力十分脆弱、人民大众的生活异常困苦，为了战胜国内外敌对势力，增强各阶级、阶层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保住来之不易的苏维埃政权，列宁同样十分注重将“灌输”与实现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结合起来。如列宁在1920年11月明确指出：“现在我们主要的政治应当是：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收获更多的粮食，开采更多的煤炭，解决更恰当地利用这些粮食和煤炭的问题，消除饥荒，这就是我们的政治。正应当根据这些来安排整个鼓动工作和宣传工作。应当少说空话，因为空话满足不了劳动人民的需要。”[38]也就是通过“灌输”使群众和共同经济生活的建设紧密联系起来，并认为“这就是每一个鼓动员、宣传员工作中主要的和基本的内容”。[39]也就是通过“灌输”，使人民群众意识到自己阶级的利益、历史使命和奋斗目标。而要做到这一点，“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范围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40]。只有这样才能使工人群众认识到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才能使工人更加明确自己的经济利益，从而为实现自身利益而奋斗。
（三）关于“灌输”的路径
马克思主义如何才能“灌输”到工人群众中去？列宁在阐述“灌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同时，对其如何进行“灌输”这一问题，进行了多方面探讨。列宁的这些思想为当代推进和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是内容的具体化，这是就理论建设而言，即“灌输”什么样的理论，强调具体而非抽象，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的理论的“灌输”。列宁认为，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化也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群众的实际斗争结合起来，用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之中的琐事阐述深奥抽象的理论。并认为这是实现“灌输”的重要途径和方面，因为离开此“化”，“便不能完成我们发展工人的政治意识的任务”。[41]如列宁指出“单以宣传工人阶级与专制制度敌对的观念”的灌输方法，是“当然不能”的。因为这种“观念”是一种抽象，与群众的实际生活保持着一定距离。抽象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只能使马克思主义脱离实际，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难以被广大群众认同和接受。因此，列宁强调要利用经济压迫的具体表现来进行鼓动，从“生活和活动的各种不同的方面，包括职业、一般公民、个人、家庭，宗教、科学以及其他等等方面”，承担起“对专制制度的全面的政治揭露的工作”。[42]这实际上阐述了要用大量丰富、生动的生活和活动，解读和宣传理论，帮助群众理解和认同马克思主义的“观念”。而这也正如列宁号召的，“要善于对所有一切专横与压迫的现象有所反应，不管这种现象发生在什么地方，涉及哪一个阶层或哪一个阶级；他们要善于把所有这些现象综合成为一幅警察横暴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图画；他们要善于利用一切琐碎的小事来向大家说明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和自己的民主主义要求，向大家解释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世界历史意义”。[43]
二是强调因人而异、因材施教的“灌输”。这是因为，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小资产阶级占据人口的绝大多数，尤其是实行新经济政策导致资本主义不得不加强的情况下，俄国的社会阶级成分是复杂多样的，即使在工人阶级内部，按照觉悟程度亦可划分为不同的层次。因此，要向全体民众“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用一种声音说话，千篇一律，同样是行不通的。对此，列宁强调从不同群众的群体特征出发，因人而异、因材施教的“灌输”。如列宁针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外围组织人员的教育，强调必须善于接近这一阶级的最不开化、最不成熟，而无产阶级的科学和生活的科学也很少接触的代表们，以便能够跟他们谈得来，能够接近他们，能够坚持不懈地耐心地提高他们，使他们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的觉悟。[44]对于农民的教育，列宁从农村经济文化落后的现实出发，指出农村在还没有具备实行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之前，决不能马上把纯粹的和狭义的共产主义思想带到农村去，决不能过早地提出向农村推行共产主义的目标。认为这样做“对于共产主义可以说是有害的，也可以说是危险的”。[45]对知识分子的教育，列宁强调必须耐心地启发科学家、工程师、农艺师等有科学素养的人，通过他们的科学实践来承认和接受共产主义。正如列宁强调指出的，“要记住，工程师承认共产主义所经历的途径将不同于过去地下宣传员和著作家，他们将通过自己那门科学所达到的成果来承认共产主义，农艺师将循着自己的途径来承认共产主义，林学家也将遵循自己的途径来承认共产主义，如此等等”。[46]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列宁强调从不同群众的思想状况及特点出发，强调区分层次、区分对象、因人而异的“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
三是强调理论宣传队伍的建设。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灌输”到广大人民群众之中，首先要明确“灌输”的主体。对此，列宁认为党的理论工作者、宣传教育工作者以及全体共产党员担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如列宁在《论粮食税》中明确指出：“共产党和领导文化教育工作的苏维埃机关以及工会中的全体共产党员，都应当更加重视同工会中的小资产阶级的影响、思潮和倾向进行思想斗争。”[47]而要使这部分群体担负起宣传教育群众的历史使命，列宁强调这部分群体必须具备良好的业务素质和高尚的道德品质。一方面就业务素质而言，列宁强调其不仅要精通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做无产阶级的“理论家”，而且还要具备做宣传、鼓动、组织群众工作的能力和素质。也就是“善于利用一切琐碎的小事来向大家说明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和自己的民主主义要求，向大家解释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世界历史意义”。[48]也就是使这部分群体“既以理论家的身分，又以宣传员的身分，既以鼓动员的身分，又以组织者的身分，‘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49]也就是要求“灌输”主体到群众中去，与群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另一方面就道德品质而言，列宁强调要努力提高“灌输”主体的道德品质，自觉地树立起共产主义的道德修养，并努力践行理论，通过主体的示范引导教育群众。[50]
四是借助媒介进行“灌输”。这是就具体方式而言，即回答怎样“灌输”的问题，强调多渠道的推进。一是强调通过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推进。如列宁针对私人出版社的增加、低级趣味书刊、反马克思主义书籍的泛滥，坚决采取取缔政策，并成立党的专门出版社，大量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著作。二是创办党的理论刊物推进。如列宁强调党的理论刊物首先应该是一个战斗的机关刊物，对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不管它来自何人，都应坚决地加以揭露和追击。从1921年起，俄共（布）创办了许多理论刊物，如《无产阶级革命》、《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共产主义者手册》、《社会主义学说通讯》、《共产主义者之路》、《马克思主义者科学协会会刊》等。这些为揭露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阵地。三是通过发行报纸推进。如列宁强调必须充分发挥报纸，特别是指导性的报纸的作用。并要求指导性的报纸“少来一些政治空谈。少发一些书生的议论。多深入生活。多注意工农群众怎样在日常工作中实际地创造新事物”，用“现实生活各个方面存在的生动具体的事例和典型来教育群众”。[51]四是通过编写工农读物推进。如列宁要求工农读物“叙述要非常通俗，是给文化程度极低的农民看的。……该读物提供的材料应当做到可供当众宣讲，也可供家庭阅读，可以单篇翻印，也可以稍加补充译成其他语言”[52]。并强调必须搞好工农读物的发行工作，将这样的工农读物发行到苏维埃联邦最边远的角落。
除此之外，列宁还强调通过教育、电影、示范、宣讲等多种途径和方法向群众宣传、“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提倡，而且努力付诸实践。这些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理论掌握群众的理论，同样也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和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理论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