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2007年，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1]的重大战略任务。2008年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讲话中再次强调：“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不断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2]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以及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讲话，在学界产生重大影响，为响应党的号召，国内学界掀起了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的热潮。从学界取得的研究成果来看，普遍认为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即是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宣传普及活动。从这一视角来理解，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都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过比较深刻的论述。如马克思所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3]列宁的“灌输”理论等。
然而，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不仅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述中，而且展现在丰富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就中国而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体现在“当代中国”这个特定历史时期，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和优良传统，它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整个奋斗历程之中。因此，加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应割断历史，应在回顾历史进程中总结经验，这对于在“当代中国”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正因如此，本书打算立足中国共产党奋斗的某一历史阶段——抗战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展开探讨。
之所以选择抗战时期，是因为这一阶段是中国共产党整个奋斗历程的重要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毛泽东思想不断走向成熟的时期，是推进中国抗日战争不断前进和胜利的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奠定基础的关键时期。毫无疑问，这些成就的取得无不依赖于大众实践，而大众实践是在党的正确理论指导下实现的，据此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是获得了很大成功的。因此，深入探讨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并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概括特点，对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当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应当讲，深化这一研究，不仅对推进和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深化和拓展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党史研究，加强红色文化建设，同样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第一，就推进和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而言。目前，学界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就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含义、原则、路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中国化、时代化等基本问题展开了探讨，这些成果初步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体系。由此，以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为对象展开的探讨和研究，从中揭示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实质、原则、路径的理解，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体系的一种丰富和发展。另外，本书的研究重点是立足于历史进程的考察，总结历史经验，这对于在当代中国历史条件下，推进和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该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第二，就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而言。推动和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其目的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人民大众，统一思想，使人民大众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实践。这与推进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无论是在内容和目的上，还是在路径选择上，都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如在内容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其内容指向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在目的上都是为了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具体实践之中。两者的内在一致性，也使得以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为对象展开的深入研究，对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意义。两者的一致性，还充分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程，同时也是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的过程。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不仅是在大众之中，同时也是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由于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领导者、发起者、组织者，只有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使其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才能更好地推进和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因此，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是保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的政治保障。而大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提升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也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也就是说，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是相辅相成的。因此，加强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对于今天推进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应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三，就深化和拓展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党史研究而言。目前，关于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党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视角展开系统研究的成果较少，仅有的成果也局限于哲学、教育、文化等领域，或针对具体历史人物，如关于毛泽东、艾思奇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贡献的探讨，但是这些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各个历史阶段和历史代表人物的研究力度不够，使得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仍呈现割裂状态，无法清晰完整地展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中国开展的整个历史画卷。限于个人能力，本书只是对抗战时期这一特定历史阶段进行研究。由于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任务和课题，相信从党史角度涉足该研究领域的人会越来越多，从而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及基本经验的研究，以便更好地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第四，就加强红色文化建设而言。当前众多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使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所理解、认同和掌握，而要做到这一点，离不开一定的方式、方法和载体。其中，红色文化在推进和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红色文化所承载的革命精神、思想文化理念、中国共产党及中国革命发展历程对广大人民群众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而抗战时期所凝聚的红色文明是中国整个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加强抗战时期的研究，从中揭示出中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红色文明、红色文化、红色精神，对于今天依托红色文化这一载体，传承和弘扬党的光荣传统，从而更好地推动和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该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另外，深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都具有极强的价值和意义。问题是如何对其展开深入研究呢？要对抗战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展开研究，首先就要明确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
根据当前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的阐释，可以说，所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指通过学习、教育和宣传等普及活动，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少数人理解掌握到被广大的群众所理解掌握的过程。简言之，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并内化为其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这一内涵，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国内论者普遍赞同的观点。但是按照大众化的内容划分，学者们又有不同的意见，如在关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的探讨上，邵军在《从客体角度解读“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一文中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大众化。[4]而刘建军在《关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则认为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还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创新成果在当代中国新的历史条件下宣传和普及的问题。[5]
从学者们的探讨来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可以分为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谓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大众化，而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指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还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大众化，即包含毛泽东思想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广义而言，之所以这样界定，是因为，如果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考察，可以看出，尽管它们各自回答的基本问题不同、侧重点不一样，但是这些理论之间的整体性联系是不容割裂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具体运用和发展的产物，同时这些理论成果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其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是一致的，有着科学性、实践性、人民性、开放性等共同的理论特征。这些理论是一脉相承的，都体现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理论精髓。这些理论的内在联系决定了从整体出发考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容的必要性，否则，将其割裂开来，或强调某一部分，就很难讲清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渊源及其产生的来龙去脉。从这一点来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是包括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而本书所探讨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指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深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仅仅明确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是不够的，还要准确把握当前国内外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的研究状况。
从发表的论文看，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重要转折点。在此之前，涉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论文很少，有2002年洛丁在《出版参考》发表的《〈画说毛泽东思想〉〈画说邓小平理论〉〈画说江泽民“三个代表”〉受到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通俗化的新尝试》，2006年熊申英、罗南石在《东华理工学院学报》发表的《从隐性教育的视角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途径》，2007年9月张博颖在《前沿论坛》发表的《在普及中引领思潮——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考》等文章。没有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专著。从涉及“大众化”的文章著作来看，也仅限于文艺、文化、史学、哲学、教育等领域。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却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体现在丰富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大众化的通俗著作之先；又如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这两篇经典的哲学著作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典范；再如邓小平有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的论述等，都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光辉。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成为一个热点。尽管时间短，但成果比较丰富。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专著或论文集陆续出版，如王国炎、刘芝平编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在报纸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论多达数千篇。召开的影响较大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如2008年10月由天津师范大学主办的“第三届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导论坛”，就有涉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相关议题。召开的专题会议，从中央到地方、院校都有所涉及。如2007年11月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委讲师团和山东省卫视联合组织的“电视媒体与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研讨会，2008年10月由中宣部在南京组织召开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座谈会，等等。由此可见，2007年以来社会各界围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掀起了研究热潮。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一是党的十七大提出了这一重大任务和课题；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深入，为大众化研究奠定了基础；三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迫切需要用先进理论武装群众。
从研究人员所涉及的范围来看，既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专家学者，又有党的各级干部、宣传工作者，还有其他领域的专家学者人员。研究的内容亦比较广泛而且不断深入，主要涉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大众化与中国化的关系、内容与形式、大众化与化大众、原则、路径等问题，具体而言：
其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从发表的文章来看，国内论者首先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含义从不同层面进行了深入探讨。一是众多学者普遍认同的观点，即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到被广大群众理解掌握的过程。如，陆仁权、杨宝庆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三论》一文认为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创立具有中国特色新理论的过程；大众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由抽象到具体、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转变为通俗易懂并被广大人民群众理解掌握的过程。[6]这一观点强调理论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二是有论者坚持的观点，邵军的《从客体角度解读“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认为大众化强调的并不是让人民群众掌握这样一个主体性问题，而是用理论掌握大众，用理论统一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思想这样一个客体性问题。[7]这一论点强调的是用理论掌握群众，而非群众掌握理论。三是有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包括三个层面，如左伟清、刘尚明的《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认为第一个层面是指用马克思主义“化”大众，即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大众的实践；第二个层面是指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即用大众的实践经验以及被升华的新理论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第三个层面是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即要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而非为“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8]
关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是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这是众多学者普遍认同的观点，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大众化。如，郭建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及必要性解读》一文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要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大众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第二种观点是指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大众化。刘建军的《关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若干问题》认为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还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创新成果在当代中国的大众化，是在当代中国新的历史条件下宣传和普及的问题。[10]第三种观点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徐国民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学理探析》认为：第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化大众”，是指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来“化大众”。在“大众”中普及推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第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是指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通俗化；第三，“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指不断地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大众化”，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11]
其二，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中国化之间的关系。从发表的文章来看，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比较深入，概括起来比较一致的观点即认为两者既有区别又有紧密联系。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的区别，众多学者普遍认为二者侧重点不同。如，罗泽荣、龙佳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探析》一文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解决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建设问题，侧重于理论建设和创新，其形态特征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民族特征、时代特色和实践特点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解决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宣传普及问题，侧重于理论为广大人民群众理解掌握，其形态特征着眼于接近人民大众的表现方式和语言。[12]
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中国化的联系，国内论者普遍认为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但也有人持不同看法，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大众化是中国化的题中之义。雍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关系论析》一文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包括四层含义：一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二是使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三是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民族化；四是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13]这一观点将大众化作为中国化的一层含义来理解，强调了大众化是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内在要求。第二种观点是关于前提和基础的讨论，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众多论者普遍认同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和结果。如，王国雨的《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辩证关系》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前提和基础，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和结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不可能真正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4]此种观点从语言的表述上来看，它强调先实现中国化，后大众化的思想，反映两者是一种前后相继的关系。二是有论者认为大众化是中国化的前提和基础；中国化则是大众化的目标和归宿。雍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关系论析》一文认为：中国化必须在大众化的基础上进行，大众化在中国化的指导下才能健康发展。中国化以大众化为前提和基础，大众化以中国化为目的和依归。没有大众化，中国化难以实现；没有中国化，大众化便难以健康发展。中国化指导大众化，大众化促进中国化。[15]这一观点强调了大众化对中国化的促进作用和意义。第三种是关于两者是否同步的探讨，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论者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探讨中，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等同起来理解。如，王国雨的《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辩证关系》认为马克思主义真正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包括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具体化、民族化在内的大众化过程。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相伴而行，缺一不可的。[16]另一种看法认为成功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等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如，杨鲜兰的《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认为成功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等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国的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成功地实现人民群众实践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并不等于人民群众自然而然地马克思主义化了。[17]
其三，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和形式。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论者普遍认为大众化的内容决定大众化的形式，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和方法，反过来又会影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和效果。内容和形式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两者可以相互转化。
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即化什么样的理论，论者有不同的意见：一种观点强调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如，邵军的《从客体角度解读“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第二种观点，刘建军的《关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若干问题》认为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第三种观点，何怀远的《关于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几个问题》认为除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之外，还应包括党和政府的政策、法规和指导性的文件。[18]除此之外，许多学者还就内容的特征进行了探讨，一种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特征，杨鲜兰的《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从普适性、实践性、革命性概括其特征。[19]左伟清、刘尚明的《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从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革命性、世界性与民族性的角度概括。[20]朱哲，曾庆勇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马克思主义化大众》认为其具有的世界性和时代性、国际性和人类性、预见性和指引性等特征。[21]另一种是关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特征，论者普遍从理论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来概括。陈连根的《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的理论品质优势》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有科学性、最大程度的利益代表性、现实性与信仰性等品质特征。[22]除此之外，从涉及的文章看，论者普遍认为理论具有抽象性、概括性和高于局部、高于个体、高于实践、高于经验的特点。如，何怀远的《关于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几个问题》认为马克思主义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和经验，但由于任何实践、经验都是局部的、个体的，一旦上升到理论形态和制度形态，就必然高于局部、高于个体、高于实践、高于经验，而成为规律性认识和科学性规范。[23]
关于大众化的形式，论者就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形式进行了探讨。主要观点有：一种是论者普遍认同的观点，即通俗化。杨鲜兰的《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认为抽象、丰富、深奥的理论要走进大众，应该有其多样的形式和通俗的语言，在语言上要有一般人、普通人都容易理解、领悟的言辞，把语言变成“口语化”、“通俗化”、“大众化”，而且用大众都能听得懂的“日常语言”、“生活典故”来讲明精深的道理。[24]第二种观点是具体化。朱哲、曾庆勇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马克思主义化大众》主张将抽象的理论联系实际生活，联系大众身边的人和事，关注现实问题、关注民生。[25]第三种观点强调民族化。李兴华的《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途径》认为民族化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前提基础。[26]第四种观点强调采用大众文化的形式。黄长义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场域与路径选择》主张充分利用大众文化的表现形式、传播方式和运营机制，建立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的长效良性互动机制，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深深植根于大众文化的沃土。[27]除此之外，论者在注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形式多样化的同时，还提出应注意坚持理论的科学性，避免庸俗化，防止大众文化的负面影响及对外来文化作简单的两极思维等错误倾向。
其四，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化大众的问题。国内专家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论述的专著和论文较少，从发表的文章来看，最具代表性的是朱哲、曾庆勇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马克思主义化大众》一文。
关于两者之间的关系，朱哲、曾庆勇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马克思主义化大众是辩证的关系，是过程和目的、手段和结果的统一。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个过程，一个途径或手段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化大众则是结果，是最终目的所在。两者是一种辩证互动的结构，也是一种辩证互动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正是在这种“大众化”与“化大众”互动中展开其历史进程，并对中国社会产生日渐深刻的影响。这种“大众化”与“化大众”的辩证互动，其根本依据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现实与人民大众三者之间的内在的辩证关联。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社会及人民大众的需要的内在契合，使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成为可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内在接应力量、实践基础和社会平台。[28]
将“化大众”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结果和目的，根据“化”的结果和程度不同，国内学者又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化大众”，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大众的实践活动。如，左伟清、刘尚明的《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首先是用马克思主义来“化”大众，也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大众的实践；[29]第二种观点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被群众所认同、接受，并成为群众的信仰。如，胡杰华、潘西华的《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启示》认为要保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除了马克思主义自身要不断地理论创新，以开放的体系不断地吸纳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之外，当务之急是将马克思主义有机融入大众日常生活领域，使其在社会心理层面具备“国民性”，让人民大众自觉接受、认同、为群众自觉信奉与服从。[30]以上是论者普遍认同的观点。第三种观点，何怀远的《关于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几个问题》认为是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提升为人民大众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人民大众的共识，党的理想转化为人民大众的自觉追求，党的智慧转化为人民大众的实践能力。[31]第四种观点，朱哲、曾庆勇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马克思主义化大众》认为所谓“化大众”就是用“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去影响感化人民大众，提升人民大众的马克思主义觉悟和素养，激发人民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热情，并最终化为人民大众积极投身于马克思主义伟大事业的强大动力。“化大众”突出的是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育人和引领大众的功能，以及使人民大众真正领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精髓之结果。[32]
其五，关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原则、路径。从发表的文章来看，国内论者主要围绕怎样使马克思主义包括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到被广大群众理解掌握这一问题，对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原则、路径展开讨论。涉及这方面研究的文章之多、内容之丰富可谓空前。
关于该问题的探讨，有论者从三个方面来论述，如，赵勇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实现路径》认为要贯彻立足当下的理想性、基于利益实现的认同性、尊重差异的层次性的原则。[33]有论者从四个方面来论述，如，杨鲜兰的《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认为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坚持：一、中国化与大众化相结合的原则；二、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的原则；三、主导与主体相结合的原则；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34]有论者从五个方面来论述，如，周和风的《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认为：一是理论的科学性；二是理论的实践性；三是理论的民族性；四是理论的时代性；五是理论的人本性。[35]需要指出的是，从论者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关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坚持的基本原则各有侧重，没有达成一致共识，但在这方面的探讨对保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沿着正确的方向推进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于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是国内专家学者们关注的一个重点，研究论述比较具体深入。主要观点有：一是论者们普遍认同的，在前文已涉及，认为理论走向群众，为群众所掌握，首先必须实现理论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的转化，这就需要借助通俗化、具体化、现实化、民族化等多种形式。二是主张通过理论宣传教育方式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及化。涉及这方面的文章较多，论述亦较具体深入。如，邵军的《从客体角度解读“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张推进多层次、多样化的宣传普及形式体系的构建工作：一、培养造就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是中青年理论家，为实现基层宣传普及的多样化提供指导和咨询；二、抓好党员干部和青年学生的理论培训工作；三、面向基层群众，改进宣传教育方式，增强宣传教育的效果；四、在具体方式上，应当力求群众喜闻乐见，做到人际传播与大众传媒相结合，传统手段与现代手段相结合，注意民族、地区差异给大众化情感、价值认知基础带来的影响。[36]三是主张尊重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刘建军的《关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若干问题》认为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尊重他们的独立思考和思想选择。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针，深入了解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情况、思想状况、情感需求、爱好情操，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本质，创造性地吸取到群众之中。[37]四是主张改进方式方法。王晓云、时永松的《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条件》主张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除了灌输之外，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通过春雨润物细无声的方法渗透到大众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中去。[38]五是主张实践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途径。李兴华的《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途径》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是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路径，实践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的力量之源。离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就是无本之木、无水之源。[39]六是关于化的承担者及队伍建设问题。杨鲜兰的《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认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党的各级干部都应成为主导，都应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理论创新、理论教育、宣传贯彻等具体活动。主张建设一支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普及工作队伍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前提。[40]秋石的《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认为全体党员、领导干部和理论工作者都应自觉担当起这一历史重任，着力提高理论素养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努力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忠诚实践者。[41]
总的说来，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是具体深入的，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使这一研究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这为继续推动、深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然而，这些研究亦存在一些不足。
如在一些重要问题的研究方面尚需深入。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和中国传统文化、大众文化相结合，但是具体结合点是什么，具体过程怎样，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在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化的承担者究竟涉及哪些群体，化的对象有哪些特征，广大的知识分子处于怎样的地位和作用，对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模糊，不够明确。关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无衡量的标准，究竟有无可行的评价体系，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有待深入。
在历史纵向研究方面的力度有待加强。当前，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多侧重于内涵、各重大关系、原则、途径等横向研究。而纵向研究，大多停留在当代中国这个特定时期，对其他不同历史时期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研究远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研究系列。尽管有学者对毛泽东如何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但是涉及这方面的文章较少。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各个历史阶段和历史代表人物的研究力度不够，使得从历史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呈现停滞状态，无法清晰完整地描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中国开展的整个历史轨迹，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待加强。
在研究范围和视野方面有待扩展。除了在历史纵向研究方面扩展研究的范围和视角以外，还应从横向比较研究来扩展视野。如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众多论者主张通过理论宣传教育方式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及化，那么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思想政治宣传工作、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有无异同？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党在新时期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无联系？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文艺大众化有无相通之处？在当代中国特定环境下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其他历史时期的大众化，有哪些异同、借鉴和比较，学者们在这些领域的研究涉足较少，需要不断拓展研究的范围和视野。
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本书进一步增强了深化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研究的决心和信心。而要展开深入研究，还要明确研究的具体思路。
本书是在明确“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含义的基础上，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相关资料进行大量收集，然后依据本书的要求进行梳理和分析，期望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并对其当代启示作一揭示和探讨。根据这一指导思想：
文章第一部分主要阐述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背景。其背景大致包括两个层面：即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强调和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一方面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理论掌握群众的思想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在于实践需要：一是推进全国抗战和中国革命事业胜利发展的需要，二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及实现其历史使命的需要，三是回击反共宣传实现文化抗战的需要。这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依据。
第二部分主要考察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该部分主要从三个历史阶段展开，即从抗战前期党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初始阶段、抗战中期党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展开阶段及抗战后期党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升华阶段，三个阶段梳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探讨每个阶段探索的历史背景、主要标志、主要内容、主要途径及影响和特点，从而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轨迹有一初步的概括和描述。
第三部分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内容加以概括和梳理，主要从中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质、内涵、原则、途径、检验标准等方面展开论述。
第四部分在对历程及内容加以阐述的基础上，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经验和历史特点进行归纳和概括。主要提炼出五个方面的经验和特点，即：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文化大众化的探索、反对教条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紧密结合推进的，并且这种推进在今天来看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第五部分揭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当代启示。在新世纪新阶段，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事业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大力传承革命时期特别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经验，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事业薪火相传而不断发展。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来看，这就要求在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第一，必须选准切入点。即推动和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首先要从当代群众熟悉的日常生活入手，进而做到贴近当代生活、贴近当代实际和贴近人民群众；第二，必须把握结合点。即推动和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中国化、时代化相结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与“普及”相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大众文化发展紧密结合；第三，必须找准落脚点。即推动和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要立足于人的全面发展，具体而言即是立足于创造人全面发展的物质条件和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综合素质。第四，必须建设好载体。即推动和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既要加强大众传媒建设，又要依托红色文化建设的平台，还要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为深入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保证研究的客观性、科学性，本书主要采用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方法：
一是采用了文献研究法。即是在明确“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概念含义的基础上，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相关文献资料进行大量收集，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等的相关论述，以及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的相关文件、历史史料等文献资料，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分析，揭示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历程及内容。
二是坚持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开展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伴而行的。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同样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因此，本书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具体内容出发，将其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加以描述，并在此基础上梳理内容、提炼特点、指出启示，在这一基本思路下，本书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坚持做到客观地反映历史，公正地对待历史，尽力描述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真实生动的历史轨迹。
三是坚持纵观与横观相结合。在纵观层面，把自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这八余年的历史，依据中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主要成果，依据中国抗日战争经历的不同发展阶段，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抗战前期、中期和后期，理清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阶段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内容，进而描绘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演进及发展脉络；在横观层面，在每个发展阶段，以中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内容为根本切入点，对各个探索阶段的具体背景，探索的主要途径及标志，取得的主要成就，以及整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的主要内容和历史特点作一横向的概括和描述。
[1]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第2版。
[2] 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8年12月9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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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邵军：《从客体角度解读“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2期。
[5] 刘建军：《关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若干问题》，《思想理论教育》2008年第7期。
[6] 陆仁权、杨宝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三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08年第6期。
[7] 邵军：《从客体角度解读“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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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刘建军：《关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若干问题》，《思想理论教育》2008年第7期。
[11] 徐国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学理探析》，《中共南昌市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1期。
[12] 罗泽荣、龙佳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探析》，《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13] 雍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关系论析》，《河北学刊》2008年第3期。
[14] 王国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辩证关系》，《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15] 雍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关系论析》，《河北学刊》2008年第3期。
[16] 王国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辩证关系》，《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17] 杨鲜兰：《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湖北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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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何怀远：《关于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几个问题》，《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32] 朱哲、曾庆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马克思主义化大众》，《湖北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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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杨鲜兰：《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湖北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35] 周和风：《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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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刘建军：《关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若干问题》，《思想理论教育》200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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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李兴华：《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途径》，《光明日报》2009年3月30日第9版。
[40] 杨鲜兰：《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湖北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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