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加强中国共产党建设的主动考量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和人民大众的继续，这既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需要，也是加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迫切需要。这是因为“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76]。
一 克服党内各种错误倾向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两种态度。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即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努力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道路。另一种态度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态度。这种态度不是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革命实际，并运用这一理论去指导革命斗争，而是主观地或教条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他们不是从客观实际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不是真正地应用马克思主义而是背离马克思主义。主观主义将主观经验作为永恒不变的信条，教条主义则抱住马克思主义的旧公式，为马克思主义的字句所束缚，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词句到处乱套、乱用。其结果，在党内不是表现为右倾错误，便是表现为“左”倾教条主义错误。
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克服了右倾错误，而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错误又不断产生，相继出现三次“左”倾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最为严重。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开始逐步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并逐步重新确立正确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以及各种方针政策。然而正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国共合作开展抗日战争，挽救民族危亡的洪流中时，在党内又出现了右的错误倾向，给党和革命力量造成一定损失。突出的是王明在此期间公开散布他的右倾错误主张，非议中共中央关于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党的实际工作造成了危害，致使党未能在1937年冬至1938年春在华中敌后更大范围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创建抗日根据地。
这些错误，究其根源，如刘少奇在《答宋亮同志》的信中所指出的，党在所从事的伟大斗争中，其自身“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因此，中国共产党过去的历次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是在指导上的幼稚与错误而引起全部或重要部分的失败”。[77]那么，造成党的理论水平不高的原因是什么？他指出，其主观原因是建党以后，在党内存在着一种“反对专门理论研究的风气，结果，阻止了党内理论水平的提高”。[78]客观原因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间相对较短，建党后，就“立即从事、而且以全部力量去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无暇来长期从事理论研究与斗争经验的总结”。[79]那么，如何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克服党内各种错误倾向呢？刘少奇认为，“共产党员必须使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的学习，同思想意识的修养和锻炼，这两者密切地联系起来，绝不应该使两者分割开来”，[80]对此，毛泽东也强调一切有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都要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81]
二 统一党内思想，加强党的团结的需要
思想统一、行动一致，这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前提。对此，毛泽东强调：“巩固党的统一团结，这是中央和各级领导者的重要的责任。”[82]任弼时1942年7月14日在中央党校作关于增强党性的报告时对增强党团结统一的重要性同样作了详细的阐述，指出“我们党的任务是这样的重大，只有使我们党内部思想一致、行动一致，使党团结统一，才能更加发挥我们的力量，才能更加有力量来坚持斗争，才能度过最困难的时期，走向胜利”[83]。
从遵义会议到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尽管党对王明在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战初期的错误进行了批判和纠正，但是，由于没有在全党范围内对党的历史经验教训进行总结，没有在思想方面对党内历次错误进行彻底的清算，党内仍存在着一些分歧，在一定程度上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一些损失。这种分歧突出的体现在：
首先，宗派主义的残余依然存在。遵义会议后，宗派主义在党内已不占统治地位，但是其残余依然存在，在党内主要表现为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不团结等，对党外主要表现为一部分党员干部对党外人士的不尊重及关门主义倾向。如1937年刘少奇在《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一文中指出，在党内，在各种群众工作中还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高傲的宗派主义与冒险主义的历史传统，“这种传统至今还没有在全党同志中彻底揭发，并给以应有的致命的打击与肃清”。[84]
其次，党内还存在着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严重缺点。对此，1943年任弼时在《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一文论述“反对官僚主义倾向，建立正确的领导”一节中对这些错误倾向给以严厉的批评，指出在领导作风问题上，党也好，政府也好，军队也好，群众团体也好，存在着一个相当普遍的严重缺点，这就是党所决定的正确政策，有些地方不能贯彻下去，不能保证这个政策百分之百的实现。并指出“这种情形，固然由于过去党内思想上的不完全一致……多少有些关系”。[85]
再次，从党员队伍的现状来看，党员人数由1937年以前的几万人，发展到抗战后期的100多万，其中大多数是农民或小资产阶级出身。对于这样一个庞大组织及成员的思想状况，毛泽东在《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一文中作了高度概括，指出他们有很可爱的革命积极性，并且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训练，但是，“他们是带了他们原来的不符合或不大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入党的。因此，要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高度统一的先进政党，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矛盾，也是一个绝大的困难”。[86]
面对以上情形，抗战时期尤其是中后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把党建设成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而强有力地领导全国人民为实现“抗战建国”的目标而不断奋斗，强调要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明确指出“如果不进行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党就不能顺利地前进。[87]也就是只有解决了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其中有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甚至地主阶级的思想，而主要是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即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我们的党就能够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空前统一地（不是完全统一地）大踏步地但又是稳步地前进了”。[88]实际指明建设一个空前团结统一的党是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
三 巩固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需要
巩固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这是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重要前提。这是因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89]然而，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先进政党，这样的任务同样是不能完成的。由此可见，密切党与群众之间关系的重要性。
而抗战时期，要巩固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使群众真心实意地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就需要将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普及到人民大众中去，使人民大众在国共两党政纲的比较鉴别中、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从而“使群众真正认识与接收党所提出的主张，并为这个主张而进行斗争”。[90]这就需要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尤其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普及。
然而，广大人民群众不仅是通过党的政纲来判断一个党，往往还通过广大党员干部的行动判断党。正如陈云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中指出的，“群众常常根据我们党员的行动来测量我们的党，所以党员无论在何时何地的一举一动，都必须给非党群众一种好的影响，使他们更加信仰我党，更加敬重我党”。[91]由此，要巩固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使群众拥护党、信仰党、敬重党，就必须使广大党员干部始终保持先进性。而要使其保持先进性，就需要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也就是在广大党员干部中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通过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树立起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自觉克服各种错误思想倾向，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真正与人民大众打成一片。
另外，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还在于通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和政治觉悟。而人民大众思想政治以及文化素质的提高，有利于人民大众加深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有利于在人民大众之中形成共同的思想基础和理想信念，从而使广大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而在抗战时期之所以有此必要，还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由于“旧社会给予大众的低下的文化水平，今天可能还不为大众所完全了解”，[92]因此，要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大众所接受、所把握，必须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用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使其为大众所了解，所有这些都需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