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对非洲合作政策的传承、内涵与效果[1]
中国和非洲国家均系中非经贸合作的主体,不过比较而言,中国的意愿、主张和行为对中非经贸合作发展的影响更为直接、作用也更大;事实上,过去60多年中非经贸合作的曲折历程也折射出了“中国对非合作政策”[2]取向的变化。因此,通过梳理中国对非合作政策的演化轨迹,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视中非经贸合作的发展脉络。如果从1949年《共同纲领》将“平等互利”确立为中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指导原则算起,中国对非合作政策大致可划分为两个时期、五个阶段。[3]总体而言,中国对非合作政策的原则、理念保持着相当大的连续性;但就政策目标、政策力度和实施效应而言,在不同的时期或阶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或呈现出一些特征。需要指出的是,“时期”与“阶段”的划分标准既存在关联性,又有所区隔或侧重:“时期”的划分主要是以合作原则和政策目标等要素为参照系;“阶段”的划分则主要侧重于政策力度和实施效应等要素的考虑。据此,以1983年对非合作“四项原则”出台作为界标,中国对非合作政策可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4]此前,中国开展对非经贸合作并非出于经济方面的需要,而是基于政治和外交上的考虑;此后,中国对非合作政策的着力点逐步向经济层面的互利合作倾斜,这种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更趋明显。进入21世纪,经贸合作不仅成为中非关系的基础和驱动力,并且日趋紧密地融入中国的发展战略之中;尤为重要的是,中非经贸合作已不再充当中国对非政策的工具,而构成了中非关系或中非合作的主要内容,进而成为中国对非政策所追寻的目标。“阶段”划分的标准虽然不同于“时期”,但两者之间是有关联性的;这也是两者在时间跨度上存在交叉或重合的原因。中国对非合作政策则大致经历了摸索、孕育(1949—1963年);确立、实践(1964—1982年);调整、过渡(1983—1995年);充实、提速(1995—2000年)、规划、发展(2000年至今)五个阶段;从中既可看到中国对非合作政策的连续性,亦可看到其鲜明的阶段性特征。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中国对非政策乃至外交战略和国家发展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对非合作政策的演化受到了国际环境、中国与非洲各自形势及中非关系发展变化等诸多变量因素的影响。因此,梳理、评估中国对非合作政策的发展脉络,有必要将之置于中国的非洲政策,乃至外交战略和发展战略的大格局下来考量,并且不应脱离当时特定的国际时空环境。本章叙事围绕“阶段”展开,侧重于从中国对非合作政策的沿革视角,来梳理中非经贸合作的发展脉络和传承关系;探讨各个阶段中国对非合作政策的动机;分析不同阶段中国对非合作政策与中国外交战略和国家发展战略之间的关联性;揭示各个阶段中国对非合作政策的内涵与特征;评估不同阶段的中国对非合作的政策目标及其实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