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

总结近一个世纪的研究历程，可以看到，对于说唱文学的研究，往往一开始就陷入了一个“正名”的怪圈中，说不清也出不来，而且是越绕越深。其实，如果冷静下来，跳出“圈”外，以一种局外人的身份来看，在“外来说”的观点下，说唱文学的谱系显得清爽、简单，一目了然，而“本土说”则是枝枝杈杈，给人一种“树大根深”、“东拉西扯”的感觉。因此，虽然自30年代以来，“本土说”就一直有人在坚持，但成果却不太令人满意，故其在说唱文学研究中也就一直不占主流。但客观地说，后者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特征恰恰体现了说唱文学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

再者，从中华文化的特性上来看，“本土说”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由于我们中华文化特有的包容性和吸纳精神，任何的外来文化到了这里，其最初的表现可能是独具异域特色的，但最终会“汉化”成中国自己的东西。而中国“本土”的文化种类，在吸纳外来文化时，可能会因此更加完善或者完美，但绝不会改变“本色”。中华文化的保守性与它的开放性相反相成，具体而微到变文、俗讲与传统说唱文学的关系，就是后者在形式上可以接纳、学习、融合前者，内容上可以充实、完善，但本质不会变，还是保留着自己的特色。因此，从这个角度上宏观地来看“本土说”，其科学性就在于立足本民族的文化特色，这是符合“国情”的一种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说唱文学体现的是与一般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说唱文化”，对它的研究，其价值不仅仅体现在文学研究领域，更应该体现在文化研究领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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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适：《白话文学史》“自序”，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后面所引胡适《白话文学史》版本同此，恕不一一标注。

[2] 胡适：《白话文学史》，第111页。

[3] 胡适：《白话文学史》，第127页。

[4] 胡适：《白话文学史》，第120页。

[5] 胡适：《白话文学史》，第107页。

[6] 胡适：《白话文学史》，第121页。

[7]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7页。后面所引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版本同此，恕不一一标注。

[8]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第8页。

[9] 叶德均：《戏曲小说丛考·宋元明讲唱文学》，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25页。后面所引叶德均《戏曲小说丛考》，版本同此，恕不一一标注。

[10]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第7页。

[11] 叶德均：《戏曲小说丛考》，第625页。

[12] 叶德均：《戏曲小说丛考》，第625页。

[13] 王庆菽：《试谈“变文”的产生和影响》，《新建设》1957年3月号。

[14] 冯宇：《漫谈“变文”的名称、形式、渊源及影响》，《哈尔滨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1960年第1期。

[15] 程毅中：《关于变文的几点探索》，载《文学遗产增刊》第10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

[16] 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页。本书后面所引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版本同此，恕不一一标注。

[17] 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册，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版，第204—205页。后面所引《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版本同此，恕不一一标注。

[18] 转引自王先谦《荀子集解》卷第十八，《成相篇》第二十五，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55页。

[19] 《杜国庠文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77页。

[20] 郑炯坚：《荀子美学与文学》，香港科华图书出版公司2001年版。

[21] 参见张松如主编《中国诗歌史论》第三章，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22] 钟敬文主编：《民间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293页。

[23] 据牛龙菲《中国散韵相间、兼说兼唱之文体的来源——且谈“变文”之“变”》一文考证，《荀赋》之末“小歌”在《荀赋》中又称之为“反辞”，正是反复咏唱之“乱辞”。这种放在篇末的“乱辞”，是骚赋的常例。与《楚辞·九章·抽思》之《少歌》正相同，《荀赋》之中的乐歌，当为“南风”之属。《敦煌学辑刊》1983年创刊号，第23—49页。

[24] 牛龙菲：《中国散韵相间、兼说兼唱之文体的来源——且谈“变文”之“变”》。

[25] 牛龙菲：《中国散韵相间、兼说兼唱之文体的来源——且谈“变文”之“变”》。

[26] 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册，第2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