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唐代的俗讲活动
和尚布道，目的无非有二，其一是传播教义，广揽信众；其二就是悦俗敛财，广收布施。佛教发展至唐代，寺庙之中的讲经方式有了更多的花样。和尚们除了在自己圈子内部的“僧讲”之外，还有面对世俗大众的“俗讲”。二者的性质和内容是判然有别的。恰如日本沙门圆珍所撰《佛说观普贤菩萨行法经记》（《大正藏》卷五六）所记：
言讲者，唐土两讲：一、俗讲。即年三月就缘修之，只会男女，劝之输物，充造寺资，故言俗讲（僧不集也云云）。二、僧讲。安居月传法讲是（不集俗人类，若集之，僧被官责）上来两寺皆申所司[京经奏，外中州也。一日（月）为期]。蒙判行之，若不然者，寺被官责（云云）。
如上所述，所谓的“僧讲”，就是针对出家人讲的经文大义，是佛家正常的宣讲活动，类似我们今天的“必修课”。而“俗讲”，则是面对广大的世俗民众，目的是宣扬佛法之法力，使之笃信不疑，能够心甘情愿地“输物”，以充造寺之资。二者之本质区别，胡三省一言以蔽之：“释氏讲说，类谈空有，而俗讲者又不能演空有之义，徒以悦俗邀布施而已。”[7]僧讲与六朝的唱导一脉相传，而俗讲则是佛教在发展过程中，为了不断扩大影响和势力所采取的“手段”，“是‘三教论衡’中释家一支的派生物，表面虽仍是讲经，实际已摆脱了教义的束缚，讲述非宗教的内容（‘不演空有之义’），对僧讲来说，是有正变之不同”[8]。
俗讲起于何时不得而知，但据现存资料，“俗讲”二字最早出现在唐代贞观初年。《续高僧传·唐衡岳沙门释善伏传》：“贞观三年，窦刺史闻其聪敏，追充州学，因尔日听俗讲，夕思佛义。”俗讲在中唐开始兴盛起来，其时，政府鼓励佛道争胜，俗讲活动在僧道两家都有展开。尤其是文宗时期，政府规定了俗讲时间，一般是在正月、五月、九月等长斋月举行，开讲前要向政府相关部门请示，也可以邀请政府官员乃至皇帝参加，还可以僧道对讲。日本僧人圆仁在其《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了会昌元年（841年）长安寺院俗讲的盛况：
开成六年正月九日五更时拜南郡了，早朝归城，幸在丹凤楼，改年号，改开成六年为会昌元年。及敕于左右街七寺开俗讲。左街四处：此赀圣寺，令云花寺赐紫大德海岸法师讲《花严经》，保寿寺令左街僧录三教讲论赐紫引驾大德体虚法师讲《法花经》，菩提寺令招福寺内供奉三教讲论大德齐高法师讲《涅槃经》，景公寺令光影法师讲。右街三处：会昌寺令内奉三教讲论赐紫引驾起居大德文溆法师讲《法花经》，城中俗讲，此法师为第一；惠日寺崇福寺讲法师未得其名。又敕开讲道教，左街令敕新从剑南道召太清宫内供奉矩令费于玄真观讲《南花》等经；右街一处，未得其名；并皆奉敕讲。从太和九年以来废讲，今上新开，正月十五日起首至二月十五日罢。九月一日敕两街诸寺开俗讲。[9]
此外，还记有“会昌二年正月一日……诸寺开俗讲”，“五月奉敕开俗讲，两街各五座”等等。可见，在唐文宗、武宗时期（841—846年）俗讲活动是很频繁的。
中唐俗讲的盛况在韩愈的《华山女》诗中也有描述：“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庭。广张罪福资诱助，听众狎恰排浮萍。”民间对于俗讲的热情也是很高的。俗讲现场听众情绪之高涨，气氛之热烈，可于《释宝岩传》（《续高僧传》卷下）中略窥一斑：
每使京邑诸集，塔寺肇兴，费用所资，莫非泉贝。虽玉石适集，藏府难开。及岩之登座也，案邑顾望。未及吐言，掷物云奔，须臾坐没。方乃命人徙物，设叙福门。先张善道可欣，中述幽途可厌，后以无常终夺，终归长逝。提耳扺掌，速悟时心。莫不解发撒衣，书名纪数。克济成造，咸其功焉。
从“未及吐言，掷物云奔”，到讲毕后的“莫不解发撒衣，书名纪数”，就可想象信众之狂热，他们对俗讲和俗讲僧的崇拜到了何种程度！另姚合诗有“仍闻开讲日，湖上少鱼船”（《赠常州院僧》），“远近持斋来谛听，酒坊鱼市尽无人”（《听僧云端讲经》）等描写，由此可见，唐代俗讲之“深入人心”不言而喻了。
唐代俗讲僧最著名的要算是文溆僧了。[10]段成式之《酉阳杂俎》续集卷五述及长安平康坊菩提寺有云：“佛殿内槽东壁维摩变，舍利弗角而转膝。元和末俗讲僧文淑装之，笔迹尽矣。”这是现存资料中可见的第一次提到这位俗讲高僧的资料。另外，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记菩提寺壁画有云：“殿西东西北壁并吴画。其东壁有菩萨转目视人。法师文溆亡何令工人布色损矣。”关于文溆僧，赵璘《因话录》卷四角部记载最为详细：
有文淑僧者，公为聚众谈说，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其
庶易诱，释徒苟知真理及文义稍精，亦甚嗤鄙之。近日庸僧以名系功德使，不惧台省府县，以士流好窥其所为，视衣冠过于仇雠。而淑僧最甚，前后杖背，流在边地数矣。
文溆和尚被打压下去，但他在俗讲唱经时所用之曲调，却被教坊采用，成为名扬后世的曲牌“文溆子”。《太平广记》卷二百四文宗条引《卢氏杂说》云：
文宗善吹小管。时法师文溆为入内大德，一日既得罪流之。弟子入内收拾院中籍入家具辈，犹作法师讲声。上采其声为《文溆子》。
段安节《乐府杂录》“文溆子”条：“长庆中俗讲僧文溆善吟经，其声宛畅，感动里人。乐工黄米饭依其念四声观世音菩萨，乃撰此曲。”《通鉴·唐纪·敬宗纪》亦及文溆事，其辞云：“宝历二年六月己卯，上幸兴福寺观沙门文溆俗讲。”《乐府杂录》、《卢氏杂说》之“文溆”与《因话录》、《酉阳杂俎》之“文淑”当是一人。
综上，俗讲法师文溆，其活动时间不可谓不长：从宪宗朝元和末年（820年）开始，历经穆宗（长庆）、敬宗（宝历）、文宗（大和、开成）、武宗（会昌）历时五朝20余年；其活动区域不可谓不广：先驻锡菩提寺，宝历时移锡兴福寺，文宗时为入内大德，后虽因罪流徙，但武宗时（开成、会昌之际），又复回长安，成为“内供奉三教讲论赐紫引驾起居大德”，并于会昌寺开讲，并且依然是“城中第一人”。
唐代俗讲是六朝以来讲经、唱导制度的延续和发展，其仪式和程序也与六朝时的讲经相类似，只不过俗讲会因时因地稍作添减。俗讲仪式具体过程在法京国家图书馆藏3849号卷纸背上有文字记载：
夫为俗讲：先作梵了，次念菩萨两声，说押座了，素旧《温室经》法师唱释经题了，念佛一声了，便说开经了，便说庄严了，念佛一声，便一一说其经题字了，便说经本文了；便说十波罗蜜等了，便念念佛赞了，便发愿了，便又念佛一会了，便回向发愿取散云云。已后便开《维摩经》。讲《维摩》：先作梵，次念观世音菩萨三两声，便说押座了；便素唱经文了；唱日法师自说经题了；便说开赞了；便庄严了；便念佛一两声了；法师科三分经文了；念佛一两声，便一一说其经题名字了；便入经说缘喻了；便说念佛赞了；便施主各发愿了；便回向发愿取散。
俗讲的成员有都讲（主唱经文、经题）、法师（主讲解经文）、梵呗（主吟唱偈赞）、维那（主杂物）等。有时都讲也吟唱偈赞，故梵呗可不用。一般在凌晨开始，打钟为号。过程是：先由梵呗“作梵”或说押座，押座的底本就是“押座文”。“押座文其正确解释如何，不得而知，今按押座之押或与压字义同，所以镇压听众，使能静聆也。又押字本有隐括之意，所有押座文，大都隐括全经，引起下文。……此当即后世入话、引子、楔子之类耳。”[11]现存押座文有《八相押座文》、《三身押座文》、《维摩经押座文》、《二十四孝押座文》等，文体均为七言韵文。试举《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12]为例：
世门（间）福惠，莫越如来，相好端严，神通自在。佛身尊贵因何得？根本曾行孝顺来。须知孝道善无疆，三教之中广赞扬。若向二亲能孝顺，便招千佛护行藏。目连已救青提母，我佛肩舁净梵（饭）王。万代史书歌舜主，千年人口赞王祥。慈乌返哺犹怀感，鸿雁才飞便著行。郭巨愿埋亲子息，老莱欢著彩衣裳。最难诳惑谩衷恳，不易轻欺对上苍。……
佛道孝为成佛本，事须行孝向耶（爷）娘。见生称意免轮回，孝养能消一切灾。能向老亲行孝足，便同终日把经开。善言要使亲情喜，甘旨何须父母催。要似世尊端正相，不过孝顺也唱将来。
接着以“经题名字唱将来”引起下文。“开题”，由都讲主唱经题，法师讲解经题目；法师开始的时候往往要来一大段“开赞”，即“先表圣贤，后表帝德”，接着再颂府主和座下听众。正式开讲时，要由都讲先颂经一段，后由法师一一讲解，一段完了，例以“××唱将来”催经，于是都讲再颂经一段；如此循环往复。最后以一段解座文结束。文体形式是有说有唱，韵散相间。
唐代俗讲除了在寺院、宫廷、私人宴会等“规定”的场地表演外，在街衢闹市之中还有了专门表演俗讲的“变场”，而且演唱时会吸收一些民间的曲调，后来竟至“淫音婉娈，娇弄颇繁”的地步，且流行市井，成为时尚音乐，以致“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唐代的俗讲不但在音调上讲究时尚，而且在内容上往往也“假托经论”且多言“淫秽鄙亵之事”，这当然受到“愚夫冶妇”、“不逞之徒”们的欢迎，“听者填咽寺舍”、“转相鼓扇扶树”（唐赵璘《因话录》卷四“文淑僧”条）是常有的事情。但也正因此在僧俗两界声名扫地，为传统人士所不齿。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五《怪术》篇载：
虞部郎中陆绍，元和中尝看表兄于定水寺，因为院僧具蜜饵时果。……院僧顾弟子煮新茗，巡将匝，而不及李秀才。陆不平，曰：“茶未及李秀才何也？”僧笑曰：“如此秀才，亦要知茶味！且以余茶饮之。”邻院僧曰：“李秀才乃术士，座主不可轻言。”其僧人言：“不逞之子弟，何所惮！”秀才忽怒曰：“我与上人素未相识，焉知予不逞之徒也？”僧复大言：“望酒旗、玩变场者，岂有佳者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