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凤来仪
我不习惯也不喜欢无缘无故地就给人写序，所以我下决心同意写这篇序文，其中既有缘，其中也有故。
1997年秋，中文系领导责成我听一节准备调入我校的薛世昌的写作课，然后对他的教学能力与中文基本功作出评价，以助他们决定是不是要这个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后来的同事薛世昌。当时，他秦安味极浓的普通话，他对写作理论虽然陌生但并不隔膜的理解，他思维的敏捷和表述语言的现场组织能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知道我在研究杜甫的陇右诗，就说：“聂老师，对杜甫的陇右诗，我也很感兴趣。收集这方面的材料，已有好多年了。”
显然，我和薛世昌是有缘的。
缘是一种事物，是一种只要产生了就会生长并终有果实的东西。
那一年在麦积山阅卷，我们住在同一个房间。这一次，关于杜甫的陇右诗，我们自然说得就更多了，比如我们就说到了杜甫到底有没有来过麦积山、他的《山寺》写的到底是不是麦积山。薛世昌有两个名字——他还有一笔名是雪潇，所以薛世昌的想法与行为往往也与我们这些只当教师的只有一个名字的人有些不同。比如在清水温泉，他就别开生面地把同事们带到了对面山上的李虎墓：“你们不要只顾着打牌了！到了清水温泉，就应该去看一下李虎墓。不到李虎墓，你就见不到中国风水的活标本！”比如到大地湾，一般人都在那个大厅里装模作样地看文化遗址，他却领着三五朋友在背后偌大的山坡上捡拾陶片：“如果你运气好，你就能捡到一块彩陶；如果你运气特别好，你就能捡到一块有花纹的彩陶！”而当时在麦积山，他也能够“另辟蹊径”。他说：“我知道一条小路，可以到达麦积山的山顶。天下好多人都到过麦积山，但是天下很少有人到过麦积山的山顶。上面还有一个佛塔。在那儿极目远眺，美不胜收！”他一个劲儿地鼓动我：“我一定要把你领着去一下！”
于是我们几个就悄悄儿地披荆斩棘地去“登顶”了。虽然我由于年龄大心脏不好的原因，只登至半山就不敢再登了（我的喘息终于也把薛世昌吓醒了。他一再说：太冒险了！太冒险了！），但毕竟我也因此到达了麦积山一个人迹罕至的侧崖，我的人生也多了一样接近于历险的体验。
天水杜甫研究会成立，薛世昌积极参加，热情襄助。他甚至还对我开玩笑说：“我是一定要参加的，谁让我会写杜甫这两个字而且会背几首杜甫的诗呢？”在给电视专题片《杜甫在陇右》撰写解说词的时候，对什么报酬也没有的而且被别人改来改去的屈辱劳动，看在杜甫的面子上，薛世昌也是一忍再忍：“没有话语权的话语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聂老师，我们不能拍自己的片，我们就要写自己的书！”
在共同的教学工作中，我们的交往在继续，我们的缘也在生长。在共同的教学与工作中，他和另一个同事孟永林的交往也在继续，他们的缘也在生长，而且重要的是，他们关于杜甫陇右诗的研究，也在悄悄地进行之中。
大概是前年，我问起他研究的进展情况，他说：“聂老师，不急。杜甫来我们天水的时候是48岁，我准备在我自己48岁的时候，就把关于杜甫陇右诗研究的书出版出来。”薛世昌的属相是蛇，他的48岁，是2013年！现在一般人都是赶着评职称的时候或者赶着项目结题的时候出书的，但是他的这本书却是为着他与杜甫的48岁，他真是一个能为自己的心灵活着的人！
也许是天佑其诚，不迟不早，2011年，我们学校陇右文化研究中心以卓有成绩的研究，获得了一笔中央财政的资助，于是他们即面向全校征集相关研究成果。机会真是提供给那些有准备者的，于是薛世昌马上就提交了自己的著作。立项之后，为了让自己的心血之作在文献征引方面更为翔实，也为了让自己的论述在史实考据方面更为准确，他还提议自己的朋友孟永林和他共同合作：“目的只有一个：把这本书做得更好！要让它既对得起杜甫，也对得起国家资助。”
他们两个又紧锣密鼓地努力工作了一年。书稿杀青之后，薛世昌给我发来了这样一则短信：“聂老师：当年我调入天水师范学院的时候，是您和富世平两个代表学校听了我的课。我相信你们两个一定对我是多加美言的，因为我最后很顺利地调了进来。我知道我当时的教学水平，其实是十分一般的。当时我就许下了一个心愿：以后我一定要请聂老师给我的书写个序。现在，这个时刻到了，所以，聂老师您一定要给我畅所欲言地写上几句。”
我们的缘，1997年开花，十多年来生长，现在终成一果。
虽然我年老体衰时疾时病，但这一次，我觉得自己实在没有理由推托。我同意了。我同时十分感动：我没有想到当年的那么一件稀松小事，却被他一直记挂在心上。我以前只知道薛世昌虽然在同事朋友间爱开玩笑，但在他不放心的人跟前却是木讷无语；虽然喜欢和同事们登山打牌喝酒吃饭图热闹，却是眼睛里进不得沙子；虽然自称要“重新做人”，却依然“嫉俗如仇”……我现在才知道他同时还是一个滴水之恩真要涌泉相报的人。现在，像他这样有情有义、爱憎分明的人，像他这样过了河却并不拆桥的人，还真是越来越少了。再说，孟永林也是我十分嘉许并看好的一位专心于学问厚积薄发的好青年、好同事！
在这样的心情下，我开始阅读他们的《秦州上空的凤凰——杜甫陇右诗叙论》书稿。
公元759年立秋后，杜甫辞官华州，西向秦陇，寓居秦州三个月，又南奔同谷，不久又涉蜀道而下四川，其间创作诗歌近120首。薛世昌和孟永林两位即以此杜甫在甘肃土地上近半年时间的生活与创作为叙述时空，基本清晰地再现了杜甫当年的陇右行旅，也一路梳理了杜甫陇右诗研究中向来的学术歧见——他们一边以情景再现等文学性手段具体描述杜甫当年的陇右行踪与生活情景，一边就描述时所涉及的学术问题展开了大量专题性的讨论。全书资料翔实、论述严谨——于是有骨；以高洁的“凤凰”而为杜甫的形象喻体——于是有神；叙述时敢于想象，讨论时勇陈己见——于是有力；立足于实证的考索而立意古远，高扬出杜甫作为一个“文之侠者”可贵的人文精神，即不畏权贵而敢于诤谏，不畏贫寒而敢于辞官，不畏山恶水穷与万里饥驱而敢于“独立苍茫自咏诗”的内在神勇——于是有魂！骨肉停匀而形神兼备，于是就成了我对本书最大的阅读感受。
薛世昌和孟永林，他们一个学中文、一个学历史，一个是“60后”一个是“70后”，但他们却有着许多的相似相投之处（比如他们都喜欢钻研天水的历史文化并且有一种身居这个历史文化名城的自豪感，比如他们也都喜欢中国的新旧诗歌），也许正是由于这些相近的爱好，才促成了他们在本书中这次成功的合作。但他们也是各具性情各有所长（比如薛世昌的思绪飞扬与文笔精到，比如孟永林的文献功底与扎实考据），也许正是由于这些不同的功力，才促成了他们在本书中这次完美的互补。阅读着他们对当年杜甫的陇右之行翔实而生动的描绘，领悟着他们对杜甫陇右诗全面而深入的论述，作为一个对杜甫的陇右诗研究多年且对杜甫的陇右生活略知一二的人，我确实感到了激动与高兴。我既为天水的杜甫研究之后继有人而激动，我也为诗圣杜甫千载之后又得知音而高兴！希望薛世昌和孟永林两位在今后的工作与生活中，把对杜甫的诗歌研究和对杜甫的精神继承结合起来，心怀天下而情系苍生，脚踏大地而思接云表，取得更大的成就！
我很欣赏他们的书名——《秦州上空的凤凰——杜甫陇右诗叙论》，也赞赏他们在本书中大力打造“凤凰”这一祥瑞神鸟与杜甫人生命运之间多重隐喻关系的诗意努力，于是就将本序正标题定为“有凤来仪”。有凤来仪，就是祈愿一种吉祥与高贵，来到我们上空。
聂大受
2012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