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石云霞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不断取得伟大成功的历史，同时也是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并取得伟大成功的发展史。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一项伟大的战略工程，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特点、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自有国际共产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运动以来，在民族国家范围内，无产阶级政党围绕着革命、建设和改革，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中进行了持之以恒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得到极大提高，精神面貌发生深刻变化，焕发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无产阶级政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深刻性、广泛性、不间断性和有效性，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教育、武装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是在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指导下的理论教育活动，是一种社会实践，属基础理论的应用层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教育、武装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的问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普及和运用问题。
胡锦涛指出：“加强思想理论建设，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是我们党永葆先进性的根本保证。党的理论创新每推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1]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得以实现的必要途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曾明确地表达过这样的思想：他们的学说不是理论家躲在幽静的书斋里进行纯粹逻辑思辨的结果，而是来自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最终是为了指导革命实践，使现实世界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推进人类向共产主义美好境界发展。要实现这一目的，即理论要指导革命实践，首先必须掌握群众，而要掌握群众，离不开对群众的理论教育。正因为如此，列宁指出：“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这就是我们的旗帜，这就是全部哲学的意义。”[3]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核心，都非常注重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唯物辩证法“多年来已成为我们最好的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4]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列宁还曾将党对无产阶级群众始终不渝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视为党存在的理由[5]，将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水平看成是决定党的事业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6]。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因其内容的特殊性，在其整个思想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本书正是以邓小平理论教育思想作为研究对象而成就的一部高质量的学术专著。
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到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既与时俱进又一脉相承。他们对理论教育思想的深刻论述，虽然因时代的不同而在立足点、侧重点以及分析角度等方面有所不同，从而有着各自显著的特点，但是他们对理论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主要内容和基本思想、目的和意义、地位和作用、主体和客体、原则和方法、根本途径和发展等方面的认识却是根本一致的，并且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进行了许多新的理论创造，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形成了完备、严整而又开放的科学理论体系，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宝库增添了新的时代内容，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邓小平继承前人的探索成果，反思理论教育的经验与教训，结合改革开放时期思想理论工作的新形势、新特点，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教育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确保理论教育内容的科学性。邓小平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出发，阐明了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必须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弄清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正做到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十年动乱”结束后，邓小平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领导全党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其中，最突出的是他对毛泽东思想的阐发。邓小平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7]。他不仅提出要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而且坚持运用科学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为新时期的理论教育提供了新的科学内容和正确的指导思想。
第二，正确认识思想理论教育同经济建设的辩证关系，摆正思想理论教育的地位。邓小平站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和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高度，深刻阐明理论教育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在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宣言书中明确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我们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因此，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8]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但“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9]。“现在我们是在建设，最需要学专业知识和管理知识，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什么实际意义？”针对这个疑问，他十分明确地回答说：“这是一种误解。”“我们现在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代和任务不同了，要学习的新知识确实很多，这就更要求我们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10]
在邓小平的理论教育思想中，理论教育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方向作用。只有坚持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一个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们运用它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来积极探索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基本问题的本领，既把我们的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推向前进，也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11]其二，动力作用。重视精神动力的作用，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也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他总结革命的经验，说：“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他联系建设的实际，又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经济建设，“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12]。
第三，提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思想理论工作不能离开现实政治。邓小平提出学风问题是思想路线问题，并且把它概括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他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13]。他还说：“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工作是不能离开现实政治的。我这里说的政治，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不能设想，离开政治的大局，不研究政治的大局，不估计革命斗争的实际发展，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理论家。”[14]邓小平身体力行，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坚决反对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的思想倾向，坚决批判“两个凡是”，认为不顾客观条件的变化，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就不能前进，就会停止生机，甚至亡党亡国。他旗帜鲜明地支持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推进了全党的思想解放，实质上也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次广泛而又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当后来发生以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为目标的右倾错误时，他又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指出，如果离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那就会丧失根本、迷失方向。“左”和右都可以葬送社会主义，要坚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在反“左”的同时防右，在反右的同时反“左”，但是总的来看，“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15]。
第四，坚持“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理论教育工作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改进创新的思想。新的历史时期伊始，邓小平就及时给理论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他说：“我们政治工作的根本的任务、根本的内容没有变，我们的优良传统也还是那一些。但是，时间不同了，条件不同了，对象不同了，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同。”[16]这里的“四个不同”，并不是要完全抛弃过去的做法，而是要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就批评和自我批评而言，“解决思想战线混乱问题的主要方法，仍然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但是，“过去那种简单片面、粗暴过火的所谓批判，以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处理方法，决不能重复”[17]。对思想上的不正确倾向，仍然要坚持批评，但“不能搞运动，方法以教育、引导为主”[18]。这里所说的“仍然”、“不能”，就分别讲的是继承与创新。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针对理论教育中存在的形式主义，明确提出“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指示精神，这是他对新时期理论教育改革提出的总要求、新概括。
此外，邓小平还联系农村改革论及了农民思想理论教育问题，就“四有”新人的培养论及了青年理论教育问题，等等。
总之，邓小平理论教育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同邓小平理论的其他组成部分一起，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重要成果。邓小平理论教育思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理论教育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就。在苏东剧变并导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国际局势纷繁复杂的情况下，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岿然不动，这既得益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也与党在思想理论教育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分不开。本书对上述思想观点，都做了深入的探讨，论据翔实，论述深刻，说理透彻，新意迭出，可以称得上是这个研究领域的一部精品力作。
作者是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理论教育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2011年毕业，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是《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研究》。这部专著，是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经过进一步修改、加工、完善和提高而成的。该专著的出版，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时代感，对于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提高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科学化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2012年11月10日于武昌珞珈山
（作者为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596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3] 《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8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3页。
[5] 《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5页。
[6]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2页。
[7]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页。
[8]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2—153页。
[9]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3页。
[10]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147页。
[1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7页。
[12]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13]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页。
[14]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页。
[15]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
[16]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9页。
[17]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47页。
[18]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