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儒学传统能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丰富的文化素材

从总体上讲，儒学已经告别了帝制时代“王官学”的身份，褪去了备受推崇的光华，成为信息时代的“百家言”。面对现代社会的要求，儒学不能将着力点全部放在理论转型、话语转换和解释方法上，而应该重新组建自身与社会大生产之间的契合关系。儒家必须完成实践方式的转换，真心实意地走出帝制时代的阴影，走进现代民众的生活：不仅要对经义、礼制和信念进行一番损益，更要对现时代的社会需求作出准确的判断，服务于广大平民，促进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

回顾历史，一味地“除魅”是不可取的，盲目地“复古更化”更是行不通的。只有对儒学传统进行全面审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从中发掘整理出那些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积极健康的内容，自觉投身于文化改革发展的具体实践，才能迎来儒学的新生。悠久的古代文明值得骄傲，今天的学者应该站在前人的基础上勇于创新，抛却“托古改制”的幻想，驱散“全盘西化”的迷雾，直面当前以及未来的真实需求，做好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做好的事情。这才是正道。

古人曾经以“不愿做道统中乡愿矣”自勉，强调学问与生命的相对独立。当我们深入研读那些佶屈聱牙的著作时，首先想到的应当是如何解决“具体的历史的人”的现实问题，而不是沉浸在浩瀚的故纸堆中，试图寻求只鳞片爪，以供帮闲或是消遣。回顾高瑞泉教授对“文化传统”一词的理解，“文化传统乃是屡经历史变动而仍然保持某种同一性的文化因素，是在现实中活动着的历史，是在革故鼎新、消化吐纳的流程中呈现为代代积累、前后相因的文化脉络”，[8]我们似乎应该慎重对待儒学传统，对其进行一番较为全面的批判性继承，从而获取推动现实进步的有效力量。儒家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究竟是什么?这恐怕不是几篇文章所能说清楚的，更重要的是要用实践来检验。

在告别帝制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身份以后，儒学的处境非常艰难。走出困境的康庄大道就是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改造。这是历史的大趋势，时代的大背景，人民的大心愿，更是有识之士的大手笔。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化进程中，儒学应该成为文化综合创新的重要材料。从实质上讲，儒学的现代转换就是如何更好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不断克服自身的局限性，将“仁”的文化传统归入“具体的历史的人”的社会实践，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化的双向互动。具体地说，应该是更好地维护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发挥好儒学作为支援意识形态的积极作用。

[1]《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9页。

[2]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15页。

[3]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6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9页。

[4]方克立：《方克立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9页。

[5]张君劢：《义理学十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6]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3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6页。

[8]高瑞泉：《中国现代精神传统——中国的现代性观念谱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