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国防村与老挝坝枯村是中国老挝边境地区相邻的两个哈尼/阿卡人[1]村寨。国防村全称国防村民小组，隶属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勐捧镇曼回庄村委会。国防村西距中老边界第42号界碑（1992年立）2公里，是一个哈尼/阿卡人村寨，截至2010年1月，有147户628人。在中老边界第42号界碑的西侧4公里处则是老挝坝枯村，隶属于老挝琅南塔省勐新县，是一个阿卡人村寨，有90户460人。两个哈尼/阿卡人村寨，拥有相同的族源和相近的迁徙历史，也拥有基本相同的文化。长期以来，相邻而居的两个村寨社会交往密切。

描述这两个村寨的风土人情，介绍这两个村寨橡胶经济的发展过程以及记录许多正在消失的仪式活动等都有意义。事实上，这方面的内容都会在后面的文字中得到一定的展现。但是，如果是仅限于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那就可以一个村一个寨地单独进行。之所以将这两个相邻的哈尼/阿卡人村寨同时纳入考察的视野，就是由于两村之间有一条国境线。国境线的存在使相距仅几公里的属于同一个民族的两个村寨分属不同的国家，同时观察这两个村寨就不仅可以使我们同时考察哈尼/阿卡人的传统文化以及现代社会变迁过程，而且还可以使我们在对每一个问题进行观察与思考的时候都能意识到国家的存在。这一视野能够使我们较为直观地而不是抽象地发现国家在现代世界中对于民族发展的重要性。更为关键的是，这一视野能够使我们对于跨境而居民族的基于传统文化的民族认同问题以及分属不同国家的处于不同的国家化进程中的，即相应地处于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新的建设变化中的民族的国家认同问题，以及这两个问题之间的关系进行较为深入的思考。基于此认识，我们首先对分属两个国家的两个村寨的历史沿革、村寨组织、基础设施以及教育与医疗卫生等基本情况进行概述，描述橡胶经济发展以来，这两个村寨在土地制度、生活方式以及经营模式等的经济变迁过程，呈现两村村民合作开发橡胶种植所带来的树的流动、技术的流动、产品的流动以及人员的流动等各种跨境流动现象，并考察由橡胶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衣食住行、婚姻家庭以及岁时节日等所造成的影响，最后聚焦于橡胶经济发展条件下跨境而居的哈尼/阿卡人的身份认同等问题。

近十余年来，随着橡胶种植在这一地区的推广，经济交往关系迅速上升为两个哈呢/阿卡人村寨之间的最为重要的社会关系。经济发展在改变两个村的社会结构以及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两村村民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观念，并反过来又对他们的社会交往产生重要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即遭到了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全面封锁。为了突破封锁，解决国防战略物资短缺等问题，新中国开始大力发展自己的工业，而橡胶则是必需的工业原料之一。于是找到合适的地方种植天然橡胶成为紧迫的任务。地处亚热带地区的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具备低纬度、低海拔、强光照、强热量等橡胶种植的条件，在国家的大力开发下，迅速成为中国橡胶种植业的重要基地之一。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各地的地方政府也纷纷出台各种政策，努力发展地方经济，并且将发展地方经济作为工作的重心。20世纪80年代初，西双版纳当地政府开展了林业“三定”工作，并实施由农民自己管理的“两山一地”政策。1985年，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勐腊县政府将橡胶种植作为村民“增百致富”的具体措施强力推行。这一年，政府专门派技术员到国防村等民族村寨指导农民种植橡胶，同时向村民提供低价的橡胶苗，并在后期对胶农进行橡胶种植技术、管理知识以及割胶技术等内容的培训。这些举措引导少数民族村寨进入了橡胶种植业，橡胶从国营农场走进了国防村等少数民族村寨。

到了20世纪90年代，国际橡胶市场上的生胶价格不断上涨，村农们逐渐认识到了种植橡胶的巨大收益，橡胶种植的积极性被激发出来，种植面积开始逐步扩大。到1993年国防村的第一批胶林开始割胶，期望变为了现实。发展橡胶也契合了村民发展经济的内在需要，橡胶经济成为少数民族村寨的支柱产业。这既是国家意志的具体表达，又是市场激励的生动体现。

进入21世纪，橡胶经济的发展更加迅猛。从橡胶价格上看，20世纪90年代初到2010年，国际橡胶市场的生胶价格上涨了近10倍，这也使得橡胶种植的冲动变得不可遏制。西双版纳地区的橡胶种植面积已经超过300多万亩，曾经茂密的热带雨林被绿油油的橡胶林代替，林权改革的进一步完善使林地权属更加明晰，诸如国防村这样的山村已经没有更多的土地种植橡胶。于是，受到巨大经济利益刺激而产生强烈的种植橡胶的冲动的胶农们开始走出国门，进入老挝边境地区，与老挝的坝枯村等地的村民合作种植橡胶。2003年，中国国防村村民开始跨境与老挝的坝枯村阿卡人村民合作种植橡胶，截止到2010年1月，已经有100多户国防村村民通过各种形式与坝枯村村民合作种植橡胶。

可以说，中国国防村村民跨越国境线到老挝坝枯村合作种植橡胶是市场经济刺激的结果，但是这种合作的成功也与更大的国际环境以及老挝的国家发展政策有关。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老挝政府开始推行绿色禁毒的“替代种植”行动。老挝坝枯村所在的老挝北部地区过去是毒品原料罂粟的种植区，也是毒品危害的重灾区。在这一地区推行“替代种植”是老挝政府和当地民众的愿望所在。中老两国政府的积极合作使中国的杂交水稻、甘蔗、橡胶等植物成为老挝实施“替代种植”的重要作物。中国国防村村民与老挝坝枯村村民合作种植橡胶可以说也是“替代种植”的具体行动，自然也得到了中老两国政府的支持。

除了国家力量的主导和市场经济的刺激外，以相同的文化为基点的民族认同也推动了跨境合作种植橡胶活动的开展。国防村与坝枯村的村民同属哈尼/阿卡人，包括语言在内的所有传统文化都是相同的。这些共同之处使得两个村寨间的国境线并没有妨碍他们之间的频繁往来，如跨国婚姻、生产合作、节日往来等都是人们的重要交往方式。而老挝坝枯村的土地上首先出现的橡胶也是由7户从中国返回的难民种植的。由于老挝国内的战乱，这几户阿卡村民于1979年逃到中国国防村，1997年返回老挝国内。在中国国防村生活的近20年间，7户难民同国防村其他村民一样分到土地种植了橡胶，并从橡胶种植中不仅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收益，而且也掌握了橡胶种植的基本技能。回到老挝后，这7户原先的难民率先种植了橡胶。

中国国防村和老挝坝枯村这两个属于不同国家的村寨间的经济交往关系，则因为开展跨境合作种植橡胶的活动而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人们将更多的精力与时间都投入到跨境合作种植橡胶的活动中，橡胶的种植面积急剧扩大，坝枯村的橡胶面积从1998年的450亩增加到2009年的30500亩，而这些橡胶绝大部分是在2003年之后的跨境合作种植行动中种植的。中国国防村在跨境合作种植活动中，有100多户与老挝坝枯村80多户村民建立合作关系，并按规定比例从中分到共计7500亩橡胶林，老挝坝枯村村民则分到12000亩橡胶林，这也就意味着按照合同中国国防村在老挝坝枯村的土地上拥有7500亩橡胶林的产权。合作种植橡胶使更加频繁、更加复杂的经济交往活动成为两村村民间最为重要的一种交往形式。

成为主导产业的橡胶种植业改变了当地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同时也对当地社会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橡胶种植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打破了传统的生计模式，改变了原有的产业结构，使新的土地使用制度得以生产。橡胶种植活动使得树的流动、技术的流动、产品的流动以及人员的流动等各种跨境流动得以实现。与此同时，建立在传统农业基础上的社会组织结构、社会关系、生活方式、节日文化、婚姻文化以及价值观念等都发生了变化。随着建立在跨境合作种植橡胶活动上的经济交往程度的加深，中国国防村和老挝坝枯村村民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等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拉比诺在他的民族志著作《摩洛哥田野作用反思》一书的引言中说过，他的书“浓缩了对众多人物、地点和感情的研究，它可以用现在一半的篇幅来写，也可以用两倍或者十倍的篇幅来写”[2]。确实，在田野调查中收集的材料往往都很庞杂，选择什么材料来用是十分考人的，这主要与作者想表达的主题有关。主题的确定往往又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就是在写作过程中，对材料的理解也都可能不断发生变化。这样，写作的过程也还是确定主题的过程。本书前两稿的篇幅曾是现在的两倍。最后压缩掉了大量的有关传统仪式活动的内容，这可真有点“浪费的人类学”的味道了。好在我们对于这一地区的哈尼/阿卡人的研究还会继续，也许将来会以其他的方式去把删掉的东西捡回来，努力做到不浪费。删掉一半的内容是为了突出我们现在想突出的重点。比方说，剪裁之后的这些东西可能会让我们更多地反思国家的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否总是会失败的问题。诚如斯科特所指出的，不了解地方习惯和实践知识乃至滥用国家权力来重新塑造整个社会必然会导致失败。[3]但国家推动社会发展的项目也有许多是成功的。并且，对某些发展项目是否算得上成功的看法难以完全一致（当然也没有必要完全一致），其原因在于就连对什么是“成功”都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的时候才起飞。”这是西方学人爱说的话。这话黑格尔说过，很多人说过，拉比诺也说了一次。但中国老师教育学生时更喜欢说的是“笨鸟先飞”。现在看来，“先飞”绝对算不上，“笨鸟”倒是算得上的。没说大家，我们说的就是写作本书的我们。为什么？看了就知道。

[1]在中国，阿卡人是哈尼族的一个支系（雅尼支），主要分布于西双版纳州、普洱市澜沧县、孟连县等地。在老挝、缅甸、泰国等国家，阿卡人也被称为阿卡族。国际学术界通常把中国的哈尼族和这些国家中的阿卡人合称为“哈尼/阿卡人”。

[2]［美］保罗·拉比诺：《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高丙中、康敏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5页。

[3]［美］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王晓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