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本书的主要观点
一 本书对阿查亚的变迁观点的质疑和问题的提出
尽管笔者对阿查亚所进行的学术研究和探索充满敬意，然而，笔者对阿查亚的变迁观点持谨慎的怀疑的态度。如果说变迁的原因是上述两种外在的现象的话，那变迁的直接动力是什么？外在的原因在什么因素的作用下作用于安全共同体的变迁？是否可以假定，共同体的扩大因素和外部的规范影响变量不存在的情况下安全共同体就会保持原样不发生变迁？此外，如果从方法论的整体主义视角认为外部的共同体扩大和外部规范的变迁带来共同体规范即观念结构的变迁的话，这种变迁在方法论的个体意义上如何理解，即如何从个体行为和诱因的“行为主义”视角分析共同体规范演化的原因和动力，个体在演化中扮演何种角色，为什么个体扮演的这种角色和在这种角色下采取的各种对外行为会在上述外在因素的影响下推动共同体的不断演化？这些笔者并未在阿查亚及其研究者的著作中找到答案，同时这些问题也是本研究计划集中力量在未来的章节中解决的问题。
同时，本书注意到，有学者认为，阿查亚的建构主义观点中如何处理规范与理性的关系存在莫衷一是的困境。如陈寒溪教授所言，阿米塔•阿查亚教授的视角独特，论述十分全面，似乎无懈可击。但问题在于，他并不完全站在建构主义的立场，一方面，他遵循理性主义的逻辑，认为小国主导的多边制度低效，主张建立大国协调；另一方面，他又遵循建构主义的逻辑，认为小国主导的多边制度重要，正在改变大国的地区认同和地区国际关系的性质。究竟是认同的变化重要还是理性计算重要？[26]令笔者困惑的是理性范式国际政治理论与理性选择之间是何种关系的问题，东南亚安全共同体形成和演化的过程中建构主义理论的应用是否意味着理性的，策略性互动的行为选择在安全共同体规范的形成和演变过程中不发挥作用？如果发挥作用的话，发挥何种作用？同样在阿查亚的理论体系中无法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
以温特、阿德勒、阿查亚等人为代表的建构主义者均主张，以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范式的国际政治理论主要关注的是物质性的权力分布和与物质有密切关系的国际机制的作用。而建构主义则允许人们把研究的视角延伸到观念意义的规范等社会学的内容上来。与国际机制所不同的是，社会规范不仅仅能够规定国家行为体的行为，更重要的是这些规范建构了国家行为体的身份，让国家行为体因为获得一种“我们”的身份认同而从潜意识上放弃使用武力解决彼此之间争端的动机，从根本意义上超越惩罚自由主义所倡导的惩罚机制而实现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安全共同体。
为回答上述提出的问题，需要回顾理性主义范式理论脉络的发展背景。在当前，将“理性主义”与物质本体论相互联系几乎成了所有建构主义学派共同承认的“定论”。同时，几乎所有的建构主义学者都同意，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论范式的理论来源是微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是一种强调物质交换的学科，物质本体论是微观经济学的本体。
本书对上述观点提出三点不同意见：
首先，理性主义范式理论坚持的“微观经济学类比”命题并不能成立。对于建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共同批判和发展的对象——新现实主义理论的回顾使得笔者发现，新现实主义并没有真正意义上模仿微观经济学。在本书看来，新现实主义并没有对微观经济学进行成功意义上的模仿，本书甚至认为二者没有任何联系。除此之外，新现实主义的内在逻辑的混乱性也使之不能为任何崇尚实证的科学理论所接受。
其次，世界本体是物质还是意识这样的问题在科学哲学界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处于“科学划界”之外的“形而上学”命题，是没有意义的，不是一个科学理论应该具有的内容。拒斥“形而上学”在早期的实证主义者的理论中就占有重要的地位。实证主义的鼻祖孔德就强调知识来源于经验，将探讨世界统一于物质还是意识这样的问题归于人类知识的第二阶段“形而上学，抽象和思辨”阶段，即“实证科学阶段”之前的非科学思想。这种研究取向在包括维根斯坦、石里克、卡尔纳普等人在内早期和晚期的逻辑经验主义者的理论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和强烈。因为在他们看来世界的本体是物质还是精神这样的命题无法获得经验证实和证伪，因此是无意义的，不属于一种实证科学。这样的“定论”至今也未得到“平反”。因此在笔者看来，建构主义者所坚持的“物质”、“观念”本体论的做法并不值得坚持。
再次，以微观经济学整体而言，其核心是“理性选择”，抑或是“效用选择”而非物质选择。对于主观效用的强调使得微观经济学，特别是标榜“科学”的正统新古典经济学并非单纯属于物质或者观念本体。一方面，尽管一些经济学学派的确强调了物质的交换，而崇尚“逻辑实证”的经济学并不热衷于分析本体，或者说这种经济学属于一种“经验”的本体而非经济学强调的“形而上学”的本体。另一方面，“科学化”经济学的内核是讨论稀缺条件下对资源分配的选择，是对于资源分配的一种基于“效用最大化”的算计。无论是把经济学视为物质还是观念本体都不能概括经济学的核心性内容。因为，为了实现效用，使用物质产品交换观念物品，或者用观念物品交换物质物品都是非常平常的。
这样，可以认为理性与物质并无直接关系。理性本身根据权威的经典定义仅仅意味着一种摒弃感性的认知与计算，理性选择方法同样可以被运用于经济学之外的人文社会学科以用于分析行为体行为方案选择的一方面重要原因。同时，通过对建构主义本体论方法的回顾笔者发现，建构主义者将新现实主义理论视为“物质本体”实际上是一种误解而非真实。因此，理性和观念可以在“效用最大化”框架下得到统一。这一点对于融通理性与建构主义范式理论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二 本书的主要观点
本书的主要观点为，作为主流国际政治理论“枝干”的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理性主义范式国际政治理论并没有准确理解理性的内涵。在笔者看来，上述规范变迁问题与理性并不矛盾。追求单位成本下“效用最大化”的理性选择，是东盟规范建立与变迁的主要动力。
本书认为，长期标榜模拟微观经济学而建构自身的理论体系的新现实主义理论所模拟的并非微观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和方法，存在明显“买椟还珠”的缺陷。这种误解造成了一种理论发展的初始状态，这种初始状态的细微差别带来了随后理论对正确的“工具理性”逻辑的严重偏离。建构主义者的理论实际上都暗含这样一个假定，新现实主义无条件代表微观经济学。对于这种观点的质疑成为本书的研究起点。本书试图在阐述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和随后经济学的发展以及对其他人文科学的影响过程而在一个更大的跨学科综合的背景下重新诠释和整理经济学与国际政治主流理论之间的关系。概言之，本书的主要观点包括以下几个内容：
第一，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没有正确理解理性的概念和内涵。尽管新现实主义宣称模仿微观经济学将国家假定为“最大化”的行为体，然而在其理论和其新自由主义批评者的理论框架中都没有明确“最大化”是指“什么的最大化”？更有甚者，这个“最大化”行为体的假设并未贯穿新现实主义理论的始终。这点无疑在经济学看来是不合情理的。
第二，本书认为，新现实主义理论并非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和方法在国际政治理论的应用。实际上，正确进行微观经济学类比能够解决许多困扰当前国际政治研究界的一些理论性问题。笔者试图借鉴微观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供给、需求、稀缺性、资源、竞争－均衡、边际效用递减等概念对新现实主义对微观经济学核心逻辑的偏离进行新的理论梳理。
第三，本书提出，建构主义对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理性范式理论的缺陷的弥补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人为割裂。实际上，本书认为，在逻辑经验主义的影响下对“简约实证”理论的追求是二者被人为割裂的原因，这种割裂导致的是理论形式的精密和对事实的远离，这种远离带来的是理论解释乏力的客观不利后果。面对这种后果，经济学和社会学开始进行反思，并在制度和理性层面重新开始融通的进程。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的融通以及作为交叉学科的“经济社会学”的出现为国际政治理论研究中的理性主义范式理论和建构主义范式理论的沟通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并以此搭建了融通的桥梁。
第四，本质而言，建构行为体身份和利益的，作为“主体间性”而存在的安全共同体规范根据以道格拉斯•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的划分，实际上是一种“非正式”制度，从经济学的意义来看，这种制度的功能是为了减少行为体计算和获得信息的成本。因而其可以被隐喻为一种能够带来效用的“商品”。这种商品同样遵循“效用选择”和“效用递减”规律。一方面，这种“非正式制度”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理性选择的产物，另一方面，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选择也将推动这种制度效用递减并不断根据具体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断演化。这种分析框架源自新制度经济学，后来被政治学界所接受成为新制度政治学中著名的“历史制度主义流派”的核心内容。这种理论由于能够容纳经济学中“稀缺性”、“竞争均衡”、“效用递减”、“供给”、“需求”等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同时也能包含身份认同、规范、相互建构等社会学的核心内容，具有较强的综合性，能够促成规范，观念等因素与理性选择内容在制度和制度变迁平台上的交流和融通。这种融通对解释东南亚安全共同体规范的建立和变迁问题无疑是有效的。
第五，作为一种人文社会科学，国际政治同样高度关注行为体对行为方案的选择行为。这往往就不可避免地涉及理性选择问题。理性选择在追求科学实证的正统经济学理论框架中被绝对化和偏离客观事实地进行抽象，被假定为一种“完备的理性”，实际上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体现在对客观世界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和对效用最大化追求过程中计算能力的有限性两个方面。理性的有限性是制度产生和变迁的基础，同时也是制度变迁的动力。国际政治理论界没有争议的事实是，国际政治行为体同样仅仅是理性有限，即仅具有有限的计算能力和信息获取能力。这样对于它们而言，为了实现单位成本下的效用最大化目标，制度是重要的，如果考虑制度的产生和变迁的原因也可以认为，历史是重要的。
第六，本书认为自己所提出的旨在分析东南亚安全共同体变迁规律的理论是一种科学的理论。美国国际政治理论界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价值评判标准就是“科学实证”。在笔者看来，主流国际政治理论所采用的基于牛顿力学的严格的确定性的实证标准和证伪标准的做法实际上已经过时，属于一种源自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方法。实际上，逻辑经验主义自从20世纪50年代走向衰退后，科学哲学在对其批判和继承的基础上基于“理性有限”的假设而不断向前发展。这种发展不仅仅体现在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对逻辑经验主义的批判和发展，还体现在科学实在论和反实在论之间长期的辩论，更体现在诠释方法实现对科学和人文的融通以及在实践语境基础上更加严谨地表达直接经验观察地发展了“逻辑实证”的精神。在语境主义视角下，一种理论对客观世界存在的理论实体实际上仅仅是一种隐喻，这种隐喻通过被运用于不同的语境而指向不同的实在，解决不同的问题。科学哲学在逻辑经验主义后出现的语义学转化－语用学转化为国际政治理论的科学性评判标准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理论启示。其中，最前沿的实践语境主义实在论的方法与本书提出的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模型形成了良好的理论契合。
总之，本书的主要观点是，理性实际上是一种基于人的计算能力的有限的认识和效用选择，这样人文和社科实际上在人类的实践和诠释学的普遍性平台上能够相互沟通和融合。这种沟通和融合能够为采用理性主义工具分析规范的形成与变迁问题提供有益的理论帮助。
三 本书的理论假设和本书各章内容
首先，行为体应被假设为追求单位成本基础上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体。这是因为生物演化带来的一种本能。由于漫长的进化选择和对资源的竞争，生物都具有追求效用最大化即最短路线达到既定目的的选择特征。这是本书提出理论的核心。
其次，个体存在多种需求，各种需求呈现层次递进的关系。在单位成本条件下，效用最大化意味着在众多的商品之中进行取舍和选择，以在商品效用递减规律的基础上寻找一种“效用最大化”的选择关系。这种选择关系与交换关系相结合最终理论上通过不断的边际调整而趋向一种最优均衡状态。
最后，个体的选择基于有限的认知和计算能力，为了节约认知与计算成本，需要各种习惯性制度作为认知和计算效用的框架。制度应该被隐喻为一种能够带来效用的商品，同样遵循效用递减规律，这样就产生了制度的供给与需求和制度均衡与非均衡的问题。换而言之，制度同样是工具性理性选择即“效用最大化”追求的产物。制度在本书中被定义为一种节约计算和交易成本的工具性框架而被建构的产物，可以通过语境的重构被隐喻为不同类型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因此制度的定义应该超越阿查亚所指出的新自由主义的正式国际机制的内涵和外延，包含建构主义所强调的各种社会规范。各种制度都是历史选择的产物，也将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迁甚至遭到抛弃。
总之，上述三大块内容在本书中呈现有机结合的状态，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即，包括国家在内的行为个体主观上都追求效用最大化，但是信息和计算能力的不完全，一方面，决定了演化经济学所强调的“多重均衡”的结果；另一方面，信息的不完全性导致的不确定既是“无政府状态”下的安全困境产生的原因，也是各种类型的制度产生的原因，同样也是历史影响制度变迁的原因。因此，东盟规范的变迁规律应该被解释为不同的历史供求关系下东盟国家对效用的最大追求。效用概念并非指向一种客观存在的东西，它的内涵与外延实际上是不同时空语境下的被建构产物。可以说，理性选择决定了效用已在认知和“主体间性”的语境下达成共识的情况下个体如何选择，而历史选择的终极目的是谋求生存和繁荣的各种制度则建构了一定时空的效用的概念，即这些制度在相对意义上建构了需要的内容和满足的程度。用通俗的话来说，身份，并非决定行为选择的唯一动因，而是一种相对的动因。在身份掩盖下的是对效用最大化的追求，换而言之，身份是工具而不是目的，“智子疑邻”、“易子而食”实际上是一枚钱币的两面，决定具体行为选择的原因是具体语境下的需求和满足的程度。在理论建构结束后，本书将用东盟规范变迁的案例对本书提出的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性分析，以论证谋求方法论个体意义上效用最大化的追求是推动东南亚安全共同体规范形成与演进的主要动力的命题。
本书的结构安排是，第一章主要阐述安全共同体和东南亚安全共同体研究的概况，东南亚安全共同体的特殊性，研究价值，阿查亚对于变迁的核心观点以及本书所提出的质疑与自己的主要观点。
第二章本书重点分析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两种范式的关系。对二者关系的阐释和梳理对于接下来要进行的整合与融通的工作无疑是非常必要的。这种分析包括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是什么”，即二者在国际政治理论发展脉络中实际的关系是什么，二者之间存在何种继承和竞争的关系？由于笔者对二者在共同研究人类实践的情况下走向分离的现象深表不解而试图怀疑国际政治理论脉络中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否合理，本书试图在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的学科背景——经济学和社会学中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即二者关系“应该是什么”的问题。为了探讨这个问题，笔者选择回顾和梳理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分离过程和原因，并以此找到两种范式理论相互论争的深层次的根源——主流国际政治理论由于种种原因对“理性”概念没有进行正确的界定和演绎。同时在笔者看来由于新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都存在的理论失误导致了理性和规范在两种范式中都遭到了不正确的理解而影响其后的理论发展脉络。这种作为初始状态的理论失误具体包括新现实主义对微观经济学核心内容的误解和建构主义对新现实主义的误解。
第三章在梳理理性概念的内容和发展过程的前提下，笔者发现，后行为主义时期的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都存在在理性选择基础上向制度主义复归的理论合流趋势。因此，笔者试图借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出现的新发展和新的思维方式，在政治学的新发展趋势——历史制度主义框架内融通两种范式理论并在融通的基础上建构理论模型以为分析东南亚安全共同体的变迁规律做好准备。
第四章主要是基于前三章所作出的理论创新分析东南亚地区认同产生的原因。在本书看来，政治史、文化发展史、地理与经济等方面的原因促成了作为东南亚安全共同体的基础而存在的东南亚身份认同的产生。同时，本章还分析了前东盟时期东南亚合作、东盟的产生和东盟规范的内容、发挥的作用等问题。
第五章是核心的一章，在本章中本书开始通过回顾史实和理论演绎等方式分析东南亚安全共同体形成、演化变迁的原因。在本书看来，由于理性选择与规范实际上在“效用最大化”的追求一点上走向融通，东盟规范同样是一定的时间和地点上各个国家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产物，身份和规范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或者说仅仅只能是阶段性的目的。身份同样可能由于规范的“效用递减规律”的存在和一些外部突发事件的冲击的共同影响下逐步走向变迁。这种变迁同样由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规律而存在渐进而非突变的变迁路径，《东盟宪章》对既有规范的变迁和继承就是这方面的重要范例。
由于国际政治的整体性和世界格局的相互依赖性，对于东南亚小国的行为的因果分析很难在一种割裂外部大国博弈环境的情况下顺利进行，在第六章中本书试图在世界意义和语境上分析东南亚安全共同体生成和演化的各种原因。
为了探讨本书提出的具有“颠覆性”意义的理论是否能够获得学界接受这一涉及笔者学术荣誉的问题，在本书的最后探讨，笔者提出理论的科学性问题。由于本书各章节体系的自洽性和本书对结构平衡的追求，笔者将最后一章单列为外一章，着重在回顾科学哲学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分析本书所提出的理论模型的科学性。
[1]秦亚青：《权力政治与结构选择》，《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2]KarlW.Deutsch and Sidney A.Burrell，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the light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7，pp.5-6.
[3]Ibid.，pp.5-6，36.
[4]Emanuel Adler and Miehael Barnett，“A Frame work for the Study of Security Communities”in 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ed.）：Security Communit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7.
[5]Amitav Acharya，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ASEAN and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Order，London ＆ New York：Routlege，2001，p.129.
[6]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A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Security Communities”，in 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eds.，Security Communitie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p.30-35.
[7]Amitav Acharya，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ASEAN and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Order，London ＆ New York：Routlege，2001，p.2.
[8]\［美\］阿米塔•阿查亚：《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王正毅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4年版，封底。
[9]Amitav Acharya，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ASEAN and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Order，London ＆ New York：Routlege，2001，p.15.
[10]Ibid.，p.4.
[11]Amitav Archaya，Quest for identity：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Southeast Asia，Singapo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36-37.
[12]Amitav Acharya，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ASEAN and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Order，London ＆ New York：Routlege，2001，pp.4-5.
[13]Amitav Acharya，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ASEAN and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Order，London ＆ New York：Routlege，2001，p.8.
[14]Amitav Acharya，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ASEAN and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Order，London ＆ New York：Routlege，2001，p.7.
[15]Emanuel Adler，Micheal Barnett，Security Communit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3.
[16]\［美\］卡尔•多伊奇：《国际关系分析》，周启朋、郑启荣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344－345页。
[17]Amitav Acharya，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ASEAN and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Order，London ＆ New York：Routlege，2001，pp.3-4.
[18]Ibid.，p.21.
[19]Amitav Acharya，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ASEAN and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Order，London ＆ New York：Routlege，2001，p.5.
[20]Amitav Acharya，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ASEAN and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Order，London ＆ New York：Routlege，2001，p.6.
[21]Adler and Barnett，Security Communit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58.
[22]Amitav Acharya，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ASEAN and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Order，London ＆ New York：Routlege，2001，p.4.
[23]Ibid.，p.37.
[24]Ibid.，p.123.
[25]Amitav Acharya，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ASEAN and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Order，London ＆ New York：Routlege，2001，p.37.
[26]陈寒溪、孙学峰：《东亚安全合作的现实与前景——观点的分歧及其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3期。